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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3日下午，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军舰9艘、巡防艇21艘、官兵1271人，在少将司令林遵的率领下，在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举行起义。这一“南京江面上的壮举”，对人民海军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要争取建立“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同年3月24日，毛泽东、朱德在给原国民党海军“重庆”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再次指出，中国人民“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二舰队起义当日，以起义的海防第二舰队为基础，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人民海军正式诞生。
国民党海军内部的瓦解
是起义成功的内因
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既是国民党海军派系之争的必然产物，同时，海军司令桂永清与舰队司令林遵之间长期以来个人的积怨，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封建地域观念以及毕业海校的不同，旧中国海军历史上形成了福建系、粤系和青岛系，加上蒋介石新建立的嫡系——电雷系（蒋介石在海军的嫡系——电雷学校，负责人欧阳格，喜欢捣鼓鱼雷、水雷这类带响儿的玩艺儿，因而称为电雷系），共四大派系。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许多人在派系斗争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福建系出身的陈绍宽先后担任海军部长和海军总司令，福建系一度比较得势。1948年8月，蒋介石的嫡系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后，在海军中拉拢重用青岛系、电雷系人员，排挤打压福建系。因此福建系军官都怨声载道，许多人纷纷离开海军，留在海军的也感到前途黯淡，心存不满。所以，第二舰队起义时，主张坚决起义者多属福建系人员，主张逃跑者多属青岛系人员，如“吉安”舰曾要逃跑，因该舰福建系轮机长林则棠推说辅机发生故障，因此该舰才留了下来。
陆军出身的桂永清到海军任职后，妒贤嫉能，对林遵长期未予重任。海防第二舰队成立后，他一方面任命林遵为舰队司令担当守卫南京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想尽方法限制、架空林遵的权力。“重庆”舰起义后，桂永清在第二舰队安插了许多亲信，用以监视林遵的举动。而林遵则看透了桂永清利用海军内部的派系矛盾来统治海军的企图，并认为桂永清结党营私，骄横无能，由他来领导海军，海军前途渺茫。林遵对桂永清以及国民党的不满，促使他决心起义。在解决第二舰队司令部缺员的问题时，林遵设法调入一些过去与其在一起工作过，或与桂永清矛盾比较大、自愿到舰队司令部工作的海军军官，如欧阳晋、戴熙愉和王熙华等。这些人作为林遵的得力助手，在起义过程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军得知国民党海军内部的矛盾后，利用多方面渠道对海防第二舰队的广大官兵进行策反，同时又牢牢抓住主攻方向，对舰队司令林遵这个核心人物进行了重点突击。
早在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明确要求“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党中央基于对国民党海军的研究认识到，通过中共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积极宣传和策动，争取其中一部分人投向人民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中共地下组织先后通过“五条线索”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的司令、舰长及有关人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策反工作。第一条是：中共中央驻沪情报机构通过郭寿生与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联系，动员其率舰队起义。第二条是：第三野战军派出孙克骥、杨进两人两次潜入镇江、南京、上海，准备直接协助林遵指挥第二舰队起义。第三条是：人民解放军三野前委派吴平和曹一飞通过阙巍观找到阙晓钟，协助第二舰队起义。第四条是：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少将署长的曾国晟托人邀请“永绥”舰舰长邵仑到家中，商谈起义问题。第五条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地下工作人员何友格在上海虹口公园约见欧阳晋，做策动第二舰队起义的工作。
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共中央牢牢抓住了林遵这个核心人物。林遵是晚清名将林则徐的侄孙，自幼深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熏陶。林遵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已感到不满和愤慨。抗日战争期间，林遵曾与皖南新四军有过接触，受过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抗战胜利后，对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林遵思想上更是反对。针对上述情况，根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示，1948年9月，驻沪情报机构负责人吴克坚，派出地下工作人员林亨元去找国民党《中国海军月刊》社社长郭寿生，要郭寿生与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联系，动员林遵率舰队起义。郭寿生的来访，使林遵“在长夜中看到了曙光，黑暗中得到了光明”。由于林遵已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再加上是他信任的好友亲自来动员，而且又是他希望找到的中共中央的上层关系，所以当郭寿生与他谈及起义的问题时，他当即表示同意。此后，中共又通过多种渠道联络林遵，最终协助其领导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
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强大军威
是起义成功的坚强后盾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强大攻势和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得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的官兵斗志全无，部分原来没有起义思想的官兵迫于形势选择起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仅用4个月零19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多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继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全线向南推进，势如破竹，百万大军迫近长江北岸。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统治区内人民的反美、反蒋的爱国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南京政府面临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垮台。4月9日，“美盛”舰舰长易元方在书店看到的情形已是“到处摆满了‘红色报刊’，任人翻阅，也没有人来干涉”。第二舰队广大官兵认识到任何军事力量都无法阻挡解放军的渡江南下，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崩溃和新中国的诞生是大势所趋，因此都纷纷考虑个人出路。
4月23日上午，在“永嘉”舰上召开舰长会议时，“永定”舰舰长刘德凯由于在下驶过程中受到解放军炮火的打击，在发言中称“我舰从安庆下驶，途中挨了好几炮……怎不叫人寒心！”说到最后，刘德凯竟然声泪俱下放声嚎哭，可见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对其心理所造成的巨大震慑。解放军炮火的连续打击，使得大部分官兵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并将现在的处境归咎于国民党，刘德凯等部分不赞同起义的官兵也萌生了将军舰开到上海交给国民党后，脱离海军的想法。此外，4月21日下午的“紫石英事件”，也使第二舰队部分舰长对敢于攻击英国海军的解放军产生了敬畏心理。人民解放军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在心理上对第二舰队的官兵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打击和压力下，一部分不愿意起义或动摇不定的人，被迫接受起义。
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成功起义
是第二舰队起义的推动力量
解放战争中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投诚起义，尤其是国民党海军旗舰“重庆”舰的起义和长江防线的重镇江阴要塞的起义，在无形中催化了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
1949年2月26日，国民党海军司令旗舰“重庆”号巡洋舰在吴淞口起义。“重庆”舰的起义不仅给国民党当局及其海军以严重的打击，同时也震撼着每一个海军官兵。“太原”舰舰长陈务笃等部分官兵庆幸“重庆”舰摆脱了黑暗，获得了新生，他们开始向往“重庆”舰的前程。“重庆”舰起义后，当被桂永清问及若碰上“重庆”号怎么办时，“吉安”舰舰长宋继宏就曾指出，与“重庆”舰相比“吉安”舰的火炮和速度均不占优势，他老实的表示“要是溜不掉呀，那只有一法——扯白旗投降。”“重庆”舰的成功起义，极大地触动了海防第二舰队的广大官兵，促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进行思考，大部分官兵决定弃暗投明，投入人民解放军的阵营，并开始思索如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举行起义。
4月21日江阴要塞的起义，也是促成海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扼守长江要道的江阴要塞起义后，加上解放军在三江营和仪征一带的部署，成为舰队撤出长江的“三关”。长江江面为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所覆盖，可供舰艇航行的航道比较狭窄，舰艇容易被炮火击中，下驶过程中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江阴要塞的炮火成为军舰下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部分军舰迫于当时的形势参加起义。
另外，江阴要塞起义之前，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对林遵怀有戒心，他不让林遵有直接调动舰艇的权力，林遵的一切行动都要有桂永清本人及其把持的海军总司令部的授权。江阴要塞起义后，桂永清仓皇下令所有舰艇撤出长江，从芜湖至安庆的舰艇迅速至南京集合，交由林遵全权指挥，命令其率舰队撤出长江，为林遵领导海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创造了指挥条件，得以扩大了起义的规模。
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对
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的贡献
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对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成功解放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并最终取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49年2月，林遵以海防第二舰队防线太长，指挥、补给和修理都有困难为由，将舰队所有舰艇由各渡口撤防，集中驻泊到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较大的港口，并且停止巡江，使长江下游防线留出许多空隙，为解放军渡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4月19日，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曾指示林遵，要求第二舰队在解放军渡江时在江中横冲直撞加以阻拦。渡江战役中，海防第二舰队拒绝执行海军总司令部关于用炮火阻止解放军渡江的命令，也没有对渡江船只进行冲撞，反而在解放军渡江段缓慢行驶，以免与解放军的船筏发生碰撞，保证了渡江部队的安全。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令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南京至江阴段，瞬间全线瓦解，彻底扫清了南京江面上的威胁。
1949年3月，阙晓钟通过吴平和曹一飞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提供了第二舰队各舰艇布防的材料和江阴的情况，为渡江战役的准备提供了一手的参考资料。4月17日至19日，林遵派阙晓钟、欧阳晋、邵仑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向解放军提供情报，告知长江下游空隙地带均可渡江，江面保证安全，而以安庆上下游渡江最为适宜，这些情报为解放军在渡江地点的选取上起到了关键作用。4月23日起义成功后，“惠安”舰舰长吴建安主动向解放军代表提供了LCH和LCI登陆舰艇以及340多艘渡轮和帆船集中在三汊河的情况，并在江图上标明了泊位，使解放军的运兵速度得到提升，在一昼夜内渡过8万多人，有效地协助了解放军渡江。周总理在接见林遵时指出“你的起义协助解放军解放了南京”。文
国民党海军内部的瓦解
是起义成功的内因
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既是国民党海军派系之争的必然产物，同时，海军司令桂永清与舰队司令林遵之间长期以来个人的积怨，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封建地域观念以及毕业海校的不同，旧中国海军历史上形成了福建系、粤系和青岛系，加上蒋介石新建立的嫡系——电雷系（蒋介石在海军的嫡系——电雷学校，负责人欧阳格，喜欢捣鼓鱼雷、水雷这类带响儿的玩艺儿，因而称为电雷系），共四大派系。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许多人在派系斗争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福建系出身的陈绍宽先后担任海军部长和海军总司令，福建系一度比较得势。1948年8月，蒋介石的嫡系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后，在海军中拉拢重用青岛系、电雷系人员，排挤打压福建系。因此福建系军官都怨声载道，许多人纷纷离开海军，留在海军的也感到前途黯淡，心存不满。所以，第二舰队起义时，主张坚决起义者多属福建系人员，主张逃跑者多属青岛系人员，如“吉安”舰曾要逃跑，因该舰福建系轮机长林则棠推说辅机发生故障，因此该舰才留了下来。
陆军出身的桂永清到海军任职后，妒贤嫉能，对林遵长期未予重任。海防第二舰队成立后，他一方面任命林遵为舰队司令担当守卫南京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想尽方法限制、架空林遵的权力。“重庆”舰起义后，桂永清在第二舰队安插了许多亲信，用以监视林遵的举动。而林遵则看透了桂永清利用海军内部的派系矛盾来统治海军的企图，并认为桂永清结党营私，骄横无能，由他来领导海军，海军前途渺茫。林遵对桂永清以及国民党的不满，促使他决心起义。在解决第二舰队司令部缺员的问题时，林遵设法调入一些过去与其在一起工作过，或与桂永清矛盾比较大、自愿到舰队司令部工作的海军军官，如欧阳晋、戴熙愉和王熙华等。这些人作为林遵的得力助手，在起义过程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军得知国民党海军内部的矛盾后，利用多方面渠道对海防第二舰队的广大官兵进行策反，同时又牢牢抓住主攻方向，对舰队司令林遵这个核心人物进行了重点突击。
早在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明确要求“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党中央基于对国民党海军的研究认识到，通过中共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积极宣传和策动，争取其中一部分人投向人民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中共地下组织先后通过“五条线索”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的司令、舰长及有关人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策反工作。第一条是：中共中央驻沪情报机构通过郭寿生与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联系，动员其率舰队起义。第二条是：第三野战军派出孙克骥、杨进两人两次潜入镇江、南京、上海，准备直接协助林遵指挥第二舰队起义。第三条是：人民解放军三野前委派吴平和曹一飞通过阙巍观找到阙晓钟，协助第二舰队起义。第四条是：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少将署长的曾国晟托人邀请“永绥”舰舰长邵仑到家中，商谈起义问题。第五条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地下工作人员何友格在上海虹口公园约见欧阳晋，做策动第二舰队起义的工作。
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共中央牢牢抓住了林遵这个核心人物。林遵是晚清名将林则徐的侄孙，自幼深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熏陶。林遵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已感到不满和愤慨。抗日战争期间，林遵曾与皖南新四军有过接触，受过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抗战胜利后，对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林遵思想上更是反对。针对上述情况，根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示，1948年9月，驻沪情报机构负责人吴克坚，派出地下工作人员林亨元去找国民党《中国海军月刊》社社长郭寿生，要郭寿生与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联系，动员林遵率舰队起义。郭寿生的来访，使林遵“在长夜中看到了曙光，黑暗中得到了光明”。由于林遵已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再加上是他信任的好友亲自来动员，而且又是他希望找到的中共中央的上层关系，所以当郭寿生与他谈及起义的问题时，他当即表示同意。此后，中共又通过多种渠道联络林遵，最终协助其领导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
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强大军威
是起义成功的坚强后盾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强大攻势和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得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的官兵斗志全无，部分原来没有起义思想的官兵迫于形势选择起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仅用4个月零19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多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继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全线向南推进，势如破竹，百万大军迫近长江北岸。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统治区内人民的反美、反蒋的爱国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南京政府面临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垮台。4月9日，“美盛”舰舰长易元方在书店看到的情形已是“到处摆满了‘红色报刊’，任人翻阅，也没有人来干涉”。第二舰队广大官兵认识到任何军事力量都无法阻挡解放军的渡江南下，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崩溃和新中国的诞生是大势所趋，因此都纷纷考虑个人出路。
4月23日上午，在“永嘉”舰上召开舰长会议时，“永定”舰舰长刘德凯由于在下驶过程中受到解放军炮火的打击，在发言中称“我舰从安庆下驶，途中挨了好几炮……怎不叫人寒心！”说到最后，刘德凯竟然声泪俱下放声嚎哭，可见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对其心理所造成的巨大震慑。解放军炮火的连续打击，使得大部分官兵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并将现在的处境归咎于国民党，刘德凯等部分不赞同起义的官兵也萌生了将军舰开到上海交给国民党后，脱离海军的想法。此外，4月21日下午的“紫石英事件”，也使第二舰队部分舰长对敢于攻击英国海军的解放军产生了敬畏心理。人民解放军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在心理上对第二舰队的官兵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打击和压力下，一部分不愿意起义或动摇不定的人，被迫接受起义。
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成功起义
是第二舰队起义的推动力量
解放战争中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投诚起义，尤其是国民党海军旗舰“重庆”舰的起义和长江防线的重镇江阴要塞的起义，在无形中催化了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
1949年2月26日，国民党海军司令旗舰“重庆”号巡洋舰在吴淞口起义。“重庆”舰的起义不仅给国民党当局及其海军以严重的打击，同时也震撼着每一个海军官兵。“太原”舰舰长陈务笃等部分官兵庆幸“重庆”舰摆脱了黑暗，获得了新生，他们开始向往“重庆”舰的前程。“重庆”舰起义后，当被桂永清问及若碰上“重庆”号怎么办时，“吉安”舰舰长宋继宏就曾指出，与“重庆”舰相比“吉安”舰的火炮和速度均不占优势，他老实的表示“要是溜不掉呀，那只有一法——扯白旗投降。”“重庆”舰的成功起义，极大地触动了海防第二舰队的广大官兵，促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进行思考，大部分官兵决定弃暗投明，投入人民解放军的阵营，并开始思索如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举行起义。
4月21日江阴要塞的起义，也是促成海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扼守长江要道的江阴要塞起义后，加上解放军在三江营和仪征一带的部署，成为舰队撤出长江的“三关”。长江江面为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所覆盖，可供舰艇航行的航道比较狭窄，舰艇容易被炮火击中，下驶过程中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江阴要塞的炮火成为军舰下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部分军舰迫于当时的形势参加起义。
另外，江阴要塞起义之前，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对林遵怀有戒心，他不让林遵有直接调动舰艇的权力，林遵的一切行动都要有桂永清本人及其把持的海军总司令部的授权。江阴要塞起义后，桂永清仓皇下令所有舰艇撤出长江，从芜湖至安庆的舰艇迅速至南京集合，交由林遵全权指挥，命令其率舰队撤出长江，为林遵领导海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创造了指挥条件，得以扩大了起义的规模。
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对
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的贡献
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对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成功解放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并最终取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49年2月，林遵以海防第二舰队防线太长，指挥、补给和修理都有困难为由，将舰队所有舰艇由各渡口撤防，集中驻泊到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较大的港口，并且停止巡江，使长江下游防线留出许多空隙，为解放军渡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4月19日，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曾指示林遵，要求第二舰队在解放军渡江时在江中横冲直撞加以阻拦。渡江战役中，海防第二舰队拒绝执行海军总司令部关于用炮火阻止解放军渡江的命令，也没有对渡江船只进行冲撞，反而在解放军渡江段缓慢行驶，以免与解放军的船筏发生碰撞，保证了渡江部队的安全。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令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南京至江阴段，瞬间全线瓦解，彻底扫清了南京江面上的威胁。
1949年3月，阙晓钟通过吴平和曹一飞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提供了第二舰队各舰艇布防的材料和江阴的情况，为渡江战役的准备提供了一手的参考资料。4月17日至19日，林遵派阙晓钟、欧阳晋、邵仑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向解放军提供情报，告知长江下游空隙地带均可渡江，江面保证安全，而以安庆上下游渡江最为适宜，这些情报为解放军在渡江地点的选取上起到了关键作用。4月23日起义成功后，“惠安”舰舰长吴建安主动向解放军代表提供了LCH和LCI登陆舰艇以及340多艘渡轮和帆船集中在三汊河的情况，并在江图上标明了泊位，使解放军的运兵速度得到提升，在一昼夜内渡过8万多人，有效地协助了解放军渡江。周总理在接见林遵时指出“你的起义协助解放军解放了南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