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11月27日，语文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底层青年的出路与乡土文学的新视野——纪念孙世祥逝世十周年暨《神史》研讨会”。《神史》是语文出版社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作者孙世祥，1969年生，云南昭通人。孙世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通过努力，先后成为中学教师、省政府公务员，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最杰出的是三卷本长篇自传体小说《神史》。就在《神史》完成不久，孙世祥因病于2001年11月与世长辞。这部书的出版在学者和读者圈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有读者评价这部书为近十年来描摹中国乡村最真实、最震撼人心的作品。本刊以特稿的形式撷取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同时刊发三篇评论文章，以期读者能够从不同的侧面了解这部作品，并借此一窥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动向。
　　时间：2011年11月27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主持人：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
　　与会嘉宾：孙世祥的胞弟孙世美，孙世祥的生前好友、《神史》中孙天主挚友的原型陈正彪，钱理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文化学者余世存、摩罗，作家李林栋、柳萌，《中国文艺家》主编许松林，《神史》出版推动者杨汝清，立人乡村图书馆总干事李英强，导演王兵，《光明日报》记者王燕琦，文化学者十年砍柴，《神史》责任编辑高全军等。
　　王旭明：《神史》能在本社出版是一个巧合，因为语文出版社从来不出文学作品，这是我们社第一次出版小说。说实话，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近二十年来我离文学却越来越远。在我心里面仅有的一点念想就是，文学应该与所有的功名利禄绝缘。当我们社文化图书部的十年砍柴和高全军给我推荐这本书时，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我首先感兴趣的是，书的作者已经去世十年了。既然人都走了，那显然与功名利禄无关了。于是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书中对生活的那样一种真实的描写，一下子打动了我。算是一次“试水”吧，我们出版了这部小说。下面我们主要来听听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
　　孙世美：我介绍一下我跟我大哥交流过的一些情况、他对文学创作的观点。他说《神史》既可以作为小说来读，也可以作为散文、人物传记来读，或者当成诗歌来读也行。他没有将小说严格地定为什么样，即便在写《神史》的时候，他也在试图改变。他曾经想用《资治通鉴》的方式来改写小说，但是后来这个工作没有做。现在有观点认为《神史》不像小说。这个评价，我认为是非常对的。
　　《神史》肯定是小说，但是如果用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小说的模式，来理解《神史》的话，你会发现《神史》又不像小说。关于小说的创作，我大哥跟我说过一个观点。他说小说必须要真实。他打了一个比方，来说真实跟虚构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用虚构的线把这个衣服缝起来，这样的作品既自己心里有底，也能够感动自己和感动别人。所以在写《神史》这部小说的时候，他完全以真实作为其生命力所在。只有做到一种真实，这本小说才有力量。这是他在日记中写的。他写完第一稿，第二稿写到八十三回，就没有写了。他觉得那些虚构的章节毫无意义，于是把那几章删掉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真实性的问题。
　　第二，关于《神史》的创作过程。一稿和二稿的创作，大概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有以下的作品作为铺垫：一个是高中的时候就写的，大概5万多字。有小说《散伙了》，有《红楼梦评》。后来他又创作了《天高但抚膺》。后来，他去发拉村作调查，写了《巧家有个发拉村》，交给当时他工作的《昆明日报》，报社没发。这些文本，在《神史》里面有集中的反映。
　　对发拉村的描写，即《神史》的真实性，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作者自身的经历，还有就是他在巧家发拉村的调查。在写作期间，每当他写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去农村爬山，天下的农村都是一样的，这是他真实的感受。
　　钱理群：我准备了一个书面的发言稿，题目是“我们今天更需要这样沉重的书”。五六年前，我应该是《神史》最初的读者之一，那时我曾经写过《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一文。这样的沉重感。这些年一直在追逐着我，我也时时想起这本《神史》。
　　首先让我感到的是时代的沉重，特别是农民兄弟命运的沉重。我曾经说过，这本书写的是发拉村——中国西部地区农村日渐荒凉、日趋衰败的历史过程。不仅是土地荒芜、生活贫困，更是精神的贫困。问题是，这些年，这样的荒凉、衰败日趋严重。
　　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留下的最后梦想：“我有一个宏大的愿望，我要使这些贫穷的地方都改变面貌，都过上新生活。”这样一个理想，到现在，不是更加接近，而是更加遥远了。这不得不使人感到沉重。当下中国农村的状况，在座的比我更清楚，我就不说了。我只提一个我关心的问题。小说写到了中国第一代打工者，作者说自己就属于第一代打工者。我现在关心第二代打工者——某种程度上是孙世祥他们的后代：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困境，特别是有着怎样的精神困境，这是应该得到关注、得到反映的，包括文学上的关注和反映。
　　第二个沉重感，是对文学的沉重感。鲁迅提倡“撄人性”的文学。文学可以有各种功能，比如说增加人的智慧，让人赏心悦目，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撄人性”的文学，能够搅动人类的灵魂的文学。
　　《神史》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它是一个“撄人性”的文学，是直面血淋淋的人生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现在越来越少。我深知这本书出版前后，相当地寂寞，寂寞本身反映了我们文学的问题。这本书为什么不能进入评奖的视野呢?这反映了文学的一种状况。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歌功颂德、风花雪月的文学。我们必须有一个极其清醒的状态。一个国家有危机是正常的，但问题是在危机情况下是清醒还是不清醒。所以今天重读《神史》，会觉得它是一个弥漫于全世界盛世颂歌中的一个提醒：不要忘了中国苦难深重的土地，不要忘了中国苦难深重的农民。我在五年前对这部小说的作者说了这样一番话，今天要说的还是这番话：
　　“这样一本与我们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作者，也特别感谢作者的父母亲，因为他们养育了这样的好儿子，而且为儿子的事业奉献了他们的一切。在我的心目中，《神史》作者孙世祥和他的父母，已经和巧家发拉山村的大山融为一体，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
　　余世存：刚才钱老师说到最后，有些哽咽。其实我对《神史》也有过两次哽咽的情况，一次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还有一次是去巧家。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子弟，但是巧家的那种荒凉仍然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我当时非常震惊。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地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向大家传递出来，当然这么多年，我们做的其实是不够的。
　　钱老师刚才提到了农村的状况，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拿出作品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指标。我们这么多的农民子弟，我们 能不能为当下、为后世留下东西来，这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很多经济学家都讲，30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就是农民要进城了。到现在为止，大概有几亿农民已经进城了，但是还是有一半以上的国民是农民。而且据社科院的统计，中国大概有850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如果用联合国的标准——人均每天一美元来算的话，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两亿。两亿人口加上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生存状况，有人给我讲过，其实那个状况就是“还活着”。
　　但是如果我们的汉语世界，对一半以上的国民的描述仅仅是“还活着”的话，是不够的。这反映出中国30年来知识演进和积累的一个怪现象。我们视野中的汉语现状，是忽略了一半以上国民的，对他们只给了三个字——还活着。这30年来，关于中国人心，或者是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能够代言他们的作品。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神史》做到了。有不少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可能更好看一点，但其实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很“油”了，他们可以把一个很重大的题材，写得让我们接受，让我们觉得是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它可能还是属于城里人的，或者是属于一种过于时髦的东西。可能像《神史》这样厚重的、更有原生态的作品，才配得上这么大一个国家和一半以上的国民。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他担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品能否配上他所接受的苦难。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够的。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对这次革命进行论证，到1919年，鲁迅、胡适、刘半农这些知识分子和作家开始号召平民的文学，希望小说创作能够表达人力车夫、农民等人的内心世界。过了一百多年，倡导虽然有，但作品还是凤毛麟角。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从文学史的演化来看，其实他还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他对人民或对平民世界是非常同情的平等眼光，但是他确实不在其中。就像今天在座的，我想大部分人也多少会脱离正在经受苦难和正在经验着的一种民众世界。那么我们怎么找回我们的平民性?这个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很多学者，很多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已经把自己跟平民剥离开来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我们应该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基础中来，回到这个土壤上来。所以我认为《神史》是一个富矿。当时王兵导演问我有什么好的题材，我就向他推荐了《神史》。他也征询了钱老师的意见，想把《神史》拍成一部电影。我也是很感动，让更多的中国人，让中国的本土知识能够从这上面长出来，这才是立得住的。
　　杨汝清：《神史》这本书好像跟我有一种不解之缘，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对它的感情有点剪不断，理还乱。我看见它的第一感觉，是像一个地摊文学。但随着阅读，我多年来已经很少感觉到的文学体验出现了，从晚上十二点，一口气看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半，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我多次潸然泪下，这本书在我的深刻印象里，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加让我感动。
　　这本书可以在我们心目中留下永恒的痕迹。这个痕迹会伴随我们一生，而且会让我们时时刻刻回想我们的农村。《神史》把一个真实的血淋淋的乡村呈现在我们面前，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读到这样的文字，虽不一定为作品感动，但一定为乡村的苦难感动，我们有义务为这个乡村和民族做点事情。
　　我看过了孙世祥几乎所有作品。他现在依然还有几百万字没有出版，在他短短的32年的生命里面，他是用生命的燃烧在写作的，他的写作就是他内心真实感受的喷发。他的很多作品非常粗糙，他本身并没有觉得这些作品将来会出版，他只是在写作，为了自己生命的一种写作。我不认为这个作品没有文学性，我认为它的文学性被真实性掩盖了，读者首先被真实性震撼。
　　钱理群：这本书遇到很大的阻力，很多人都拒绝，这里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文学观念出了问题。文学观念有一套东西，而这本书的很多地方都跟固有的文学观念不太吻合。作者把它看成《资治通鉴》。在中国传统中，文史哲是不分的。《史记》是史学经典，同时也是文学经典。科学观念传来以后，才有那么多学科分科。实际上回过来看，这一点至少是可以质疑的。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困难，它完全可以转化成一种精神的资源。而要表达中国的苦难，用纯粹的文学无法做到，用纯粹的史学也无法做到，我期待未来是一个文史哲的结合。将来真正要反映中国的作品，可能应该是文史哲更高程度的融合。《神史》这本书至少是往这个方面努力了，至少作者有一定的自觉性，他写文学就是写史，这个是很难得的文学自觉。
　　当然，我最初接受《神史》也是有点阻力的，因为它的叙述非常琐碎。但是这本书不像别的书，别的书是放下就放下了，这本书放下之后，又觉得不能放，让你拿起来。我是搞文学研究的，我很少经历这样一种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也许它的力量、它的魅力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本书的挑战，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挑战，也包括对我们固有的一些观念的挑战。
　　李林栋：我在云南上山下乡过五年半，我也接触过很多贫穷的人，我能证实作者写的是真实的。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不了解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本书写的是真实的，首先这点就很难，而且他更直白，更真实，更切近，更血淋淋，更震撼人心。
　　余世存：我想大家都知道文学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谈到跟书的隔膜状态，我想我们可以反观自身，看一下自身的文学趣味，看一下我们的文学欣赏停留在什么时候。《神史》这本书，它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现代人的某种生存危机，甚至一种趣味危机。曾经有年轻人跟我讲：好莱坞式的影片结构已经带坏了现代人的趣味，所以我们现在看不了闷片，看不了文艺片了，即使看，也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才能接受，我们更爱看好莱坞大片，我们的趣味已经被它定型化了。其实这个是不好的。我觉得《神史》让我们重新返回到某种源头，像钱老师说的文史哲的源头。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能够接受这部具有震撼力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的文学趣味可能被细分了，被小众化了。有人喜欢青春的作品，有人喜欢童话式的，而像《神史》这种包含有巨大能量的(我们可以断言它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作品)，不全是文学，因此跟我们的阅读期待产生了反差。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城里人的这种生活暂时忘掉，进入这个世界，重新反观我们自身的人性，以挽救现代危机。不能因为这个危机离中国人的社会转型还比较早，离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社会繁荣还有点距离，我们就不去关心它。
　　陈正彪：我跟孙世祥是朋友，是同学，也是一个村的。我们村里90％的人都是南京移民的后代，我们对文化特别重视。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写有字的纸片不能乱丢，必须放到干净的地方烧毁。谁把代表文化的纸片乱扔，就说明这个孩子没有出息。
　　孙世祥是一个特殊的写作者，他在巧家二中教书的时候只有一间宿舍，厨房、宿舍、办公室都在里面。我去看他，他拿了一团腊肉，随便洗了就放在锅 里煮，然后捡了一些土豆烧，两个人边喝边谈诗。他跟我谈起来就手舞足蹈。屋里墙上贴的到处是诗歌。他是一个文学的浪漫主义者，非常忠诚的写作者。
　　在孙世祥有生之年，除了很少的几首诗歌发表以外，大量的作品是没有发表的，他的小说、散文，都是放在箱子里面的。他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成就一个文学的人生。有人说他有功利的目的，我不认同。我觉得他是一个浪漫的，甚至是悲情的浪漫主义者。
　　孙郁：我觉得作者的语言没有受士大夫语言的污染，很纯正，是一种内心流淌出来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受到现代教育的暗示，但是没有受到大面积的污染。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观点来涵盖它，而要认真分析。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其他让人感动的东西，有时间的话我想写一个读后感，可以深入地来细读一下文本。
　　今天下午遗憾的地方，是没有在文本上好好谈，都是围绕着外围的东西来谈。其实这个文本里面有一些话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我想起了贾平凹的一本书，也是写的农村，写农村的贫穷、人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里面，农村社会温情美妙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贾平凹毕竟是读书人，他幻想了一个世界，一个残疾人。他能够和花鸟草虫为伍，他写的小说，太娴熟了。《神史》这本书太不像小说，它是原生态的东西。相比之下贾平凹写的则太文学、太像小说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些不太像文学的东西，恐怕这种叙述里面会有我们生活中更原本的东西。如果和当下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对照的话，它会以自己的特色突出出来，它有它特别的审美价值在里面。当然，这本书可能也有问题，由于作者年轻，由于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会深入讨论。
　　王旭明：刚才孙院长有一个观点，我非常非常赞同，就是文本的解读问题。虽然今天我们没有深入地贴近文本本身，但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解读它。我是做教育的，如果以教育的眼光来读这本书，可以发现，书里面有很多内容是跟教育有关的。比如，主人公在学校里是刺儿头，他反对用公元纪年，不学英语，有些老师就不能接受他这样的学生。这些教育界的现象，不仅在农村中学，在全国所有学校里面都普遍存在着。作品中描写的那种老师、那样的教育氛围，我觉得不偏远、不古老。这给我们教学界很多启发，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话题。当然不同的人对文本有不同的感受，相信不同的读者都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在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我说过一段话，下面也让我用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研讨会：
　　“当下，把命搭进去干一件事的人不多了，本书作者是。我为其深重的苦难精神而扼腕，为其不折的奋争意志而凛然，为其鞭辟入里的批判式思辨而震惊。”真是“何世无圣贤，遗落在草泽”。借本书出版使我们生活的世界真实一些，美好一些，痛苦一些，也因之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