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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往开来、开拓创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在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开创了新局面，而且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新境界。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责任担当、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提出了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容丰富、全面，思想深刻、深遂，论述精辟、独到，而且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过去好的东西没有丢，一脉相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理论上的新话，体现了与时俱进。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四个自信”的政治定力、历史的责任担当、人民至高无上的情怀和求真务实的作风高度统一、有机结合。
习近平党建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基本原理，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党建思想的优秀成果。他反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他反复强调，要善于从党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他反复强调，要把思想建党摆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和安身立命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他反复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指出，党员干部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忠诚、干净、担当。他反复强调，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突破口、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指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根本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反复强调，反腐败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益、零容忍。指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他反复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全体党员。他反复强调，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指出，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性，而且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党的建设新的实际，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他把党的建设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强调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赋予党的建设目标新的时代内涵；他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强调干部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丰富了党的干部路线的内容；他提出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于党的建设，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拓展了党的制度建设的视野；他提出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要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规矩，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内涵。所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创新
一是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重要论断，科学阐明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国家治理体系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一重要论断，是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同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指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这个论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和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领导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形成的，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历史使命、政治主张、纲领路线在现阶段的集中体现，是党存在的全部理由和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党要实现领导，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毫无意义。我们党历来强调把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统一起来，按照伟大事业的要求去加强党的建设，但从本质特征的角度去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次。这个重要论断，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内在统一是一种巨大的、独特的政治优势，中国道路的成功最终都可以从这种优势中找到答案。与此同时，这种内在统一对党的自身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党面临的各种挑战、风险和考验都由此而来。这个重要论断告诉我们：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 二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深刻阐明了治党与治国的本质联系。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管好党、治好党”这一时代课题，形成了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他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同志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科学阐明了治党和治国是内在统一的，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是有机融合的。这个思想非常深刻。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性、一致性，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二者缺一不可，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都不可能搞好。二是党依法执政，既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依据党章和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三是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政治引领，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法治保障。治党和治国的这种本质联系，符合中国实际，也打破了西方政治话语对中国政治的误读。一些人受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总认为党是党、国是国，治党与治国应该泾渭分明、截然分开。这种看法在西方国家也许有一定道理，如果以此来评判中国的政治制度，就难免出错。比如，在宪法上写明共产党的领导，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中写明党组织的地位作用，有人就看得不顺眼。在依法治国的文件中写依规治党，有人就觉得不理解。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由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国情所决定的。党长期执政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就要陷入一盘散沙，国家治理必然出现混乱。在中国，离开了对党的治理，很难想象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离开了治国，也无法说清楚治党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揭示了治党和治国的本质联系，抓住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贡献。
三是提出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这是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鲜经验提出的重要思想，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革命战争年代，正因为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党才能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先进性。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党才能有效应对“四个多样化”的挑战，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制度建党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做法，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使全党对制度建党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以往我们常常是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分开讲的，二者是什么关系，并不是很清楚。习近平同志用“紧密结合、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十二个字把关系讲明白了。紧密结合，就是在实践中把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统一关系，寻找两者的内在联系，找到结合点；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就是在管党治党过程中加强统筹、实现两者的密切配合，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使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
四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指明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制度建设的力度明显加大，但是，制度建设究竟应当怎么搞，重点和关键在哪里？并不是很清楚。习近平同志指出，腐败问题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指明了制度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是制约权力。国内外的无数事例告诉我们，权力具有自我扩张、自我膨胀的特性，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出轨和越轨。许多腐败问题的发生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直接相关。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才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是唯一的长期执政的党，权力是对党最大的考验。对权力的制约，一靠教育、二靠惩戒，从根本上说要靠制度。习近平同志讲的制度，是一个“大制度”的概念，不仅指党章和党内法规，而且指宪法和法律法规。应当说，经过多年努力，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制度，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体系。但是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一些制度不完善、不成熟，制度之间不配套、不衔接，制度的执行力还不强。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下面的主要任务是走好后半程，建立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五是提出党建主体责任思想，激发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管党治党的内生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党建工作责任制受到很多因素制约，并没有完全落地。一些领导干部对党建工作不重视，认为党建工作同经济工作相比是虚的，不容易出成绩；一些党委委员认为党建工作的责任在书记、在组织部门，与自己关系不大；还有许多同志不知道怎么开展党务工作、怎么考核党建工作的成效，等等。这种情况，致使许多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从前一段中央巡视公布的反馈情况看，几乎所有单位都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他发出“三问”：“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这“三问”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习近平同志关于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思想，关于党建责任要落实到人、特别是落实到书记和班子成员的思想，关于党建工作要和中心工作要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的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党建工作责任制进行深入阐发，激发了各级党委（党组）抓党建的内生动力，推动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管党治党的创造性实践。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容丰富、全面，思想深刻、深遂，论述精辟、独到，而且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过去好的东西没有丢，一脉相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理论上的新话，体现了与时俱进。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四个自信”的政治定力、历史的责任担当、人民至高无上的情怀和求真务实的作风高度统一、有机结合。
习近平党建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基本原理，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党建思想的优秀成果。他反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他反复强调，要善于从党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他反复强调，要把思想建党摆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和安身立命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他反复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指出，党员干部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忠诚、干净、担当。他反复强调，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突破口、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指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根本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反复强调，反腐败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益、零容忍。指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他反复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全体党员。他反复强调，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指出，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性，而且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党的建设新的实际，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他把党的建设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强调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赋予党的建设目标新的时代内涵；他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强调干部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丰富了党的干部路线的内容；他提出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于党的建设，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拓展了党的制度建设的视野；他提出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要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规矩，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内涵。所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创新
一是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重要论断，科学阐明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国家治理体系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一重要论断，是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同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指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这个论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和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领导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形成的，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历史使命、政治主张、纲领路线在现阶段的集中体现，是党存在的全部理由和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党要实现领导，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毫无意义。我们党历来强调把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统一起来，按照伟大事业的要求去加强党的建设，但从本质特征的角度去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次。这个重要论断，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内在统一是一种巨大的、独特的政治优势，中国道路的成功最终都可以从这种优势中找到答案。与此同时，这种内在统一对党的自身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党面临的各种挑战、风险和考验都由此而来。这个重要论断告诉我们：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 二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深刻阐明了治党与治国的本质联系。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管好党、治好党”这一时代课题，形成了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他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同志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科学阐明了治党和治国是内在统一的，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是有机融合的。这个思想非常深刻。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性、一致性，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二者缺一不可，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都不可能搞好。二是党依法执政，既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依据党章和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三是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政治引领，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法治保障。治党和治国的这种本质联系，符合中国实际，也打破了西方政治话语对中国政治的误读。一些人受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总认为党是党、国是国，治党与治国应该泾渭分明、截然分开。这种看法在西方国家也许有一定道理，如果以此来评判中国的政治制度，就难免出错。比如，在宪法上写明共产党的领导，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中写明党组织的地位作用，有人就看得不顺眼。在依法治国的文件中写依规治党，有人就觉得不理解。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由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国情所决定的。党长期执政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就要陷入一盘散沙，国家治理必然出现混乱。在中国，离开了对党的治理，很难想象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离开了治国，也无法说清楚治党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揭示了治党和治国的本质联系，抓住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贡献。
三是提出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这是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鲜经验提出的重要思想，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革命战争年代，正因为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党才能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先进性。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党才能有效应对“四个多样化”的挑战，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制度建党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做法，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使全党对制度建党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以往我们常常是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分开讲的，二者是什么关系，并不是很清楚。习近平同志用“紧密结合、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十二个字把关系讲明白了。紧密结合，就是在实践中把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统一关系，寻找两者的内在联系，找到结合点；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就是在管党治党过程中加强统筹、实现两者的密切配合，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使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
四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指明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制度建设的力度明显加大，但是，制度建设究竟应当怎么搞，重点和关键在哪里？并不是很清楚。习近平同志指出，腐败问题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指明了制度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是制约权力。国内外的无数事例告诉我们，权力具有自我扩张、自我膨胀的特性，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出轨和越轨。许多腐败问题的发生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直接相关。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才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是唯一的长期执政的党，权力是对党最大的考验。对权力的制约，一靠教育、二靠惩戒，从根本上说要靠制度。习近平同志讲的制度，是一个“大制度”的概念，不仅指党章和党内法规，而且指宪法和法律法规。应当说，经过多年努力，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制度，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体系。但是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一些制度不完善、不成熟，制度之间不配套、不衔接，制度的执行力还不强。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下面的主要任务是走好后半程，建立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五是提出党建主体责任思想，激发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管党治党的内生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党建工作责任制受到很多因素制约，并没有完全落地。一些领导干部对党建工作不重视，认为党建工作同经济工作相比是虚的，不容易出成绩；一些党委委员认为党建工作的责任在书记、在组织部门，与自己关系不大；还有许多同志不知道怎么开展党务工作、怎么考核党建工作的成效，等等。这种情况，致使许多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从前一段中央巡视公布的反馈情况看，几乎所有单位都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他发出“三问”：“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这“三问”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习近平同志关于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思想，关于党建责任要落实到人、特别是落实到书记和班子成员的思想，关于党建工作要和中心工作要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的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党建工作责任制进行深入阐发，激发了各级党委（党组）抓党建的内生动力，推动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管党治党的创造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