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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则西的去世，借由社交平台的传播，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酵。这一事件的价值并不停滞于愤怒那么简单，公众由此开始重新讨论和思考医疗监管以及医疗广告营销。
对任何国家的任何人来说，医疗、教育等行业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们关乎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即使一个看起来微小的事件，背后也有着深度探讨的价值。当这些行业逐渐引入市场化力量，一方面行业的效率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又与这些行业的公益性质产生冲突。对于所有国家，这都是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人们如何看待魏则西事件，企鹅智库刚刚发布的《年龄、收入、地域之别—中国网民就医信心报告》提供了相关数据。当被问及谁是事件的主要责任方时，43.6%的受访者选择了监管机构，认为网络医疗广告有责任的占31.7%。报告还提到，由于初期可公开信息不足，认为医疗机构需要担责的受访者比例为18.4%。
当被问及对网络医疗广告的态度时，不同收入群体的容忍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在月收入1500元及以下的群体中，39.9%的人认同“可以有，但百度应做全面审核”，超过了选择“不该有，应取消医疗搜索广告”的30.3%。但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认为应该严格管控医疗搜索广告的受访者比例逐渐上升。当月收入水平提高到3万元及以上时，可以接受医疗广告的受访者比例下降到了20%。
从城乡地域划分同样能够发现，相对弱势的群体对网络医疗广告往往有更强的包容度。40.7%的县城村镇受访者在本地无法治疗的情况下会考虑网络医疗广告，而任何情况下都不考虑网络医疗广告的受访者比例减少到35.4%。与此同时，在极端情况下会考虑网络医疗广告的大城市受访者仅占29.8%，另有41.9%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网络医疗广告的强烈排斥。
A魏则西事件，大众眼中的主要责任方
B不同收入人群对大医院将部分科室外包的接受度
C网络PK电视台，哪里医疗广告更泛滥
D不同地域人群对医院的选择和抗拒就医程度
E身边是否有因虚假医疗广告而受骗的案例
F何种情况下，人们会考虑网络医疗广告
G不同收入人群对进口药品及出国就医的态度
H年轻人和成年人，对医疗环境变化趋势的评价
但实际上，低收入及县城村镇等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受虚假医疗广告侵害，他们在获取更多医疗和比价信息的过程中，会更多依赖于互联网。相较之下，高收入人群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甚至有条件实现出国就医。从这种层面看，虚假医疗广告损害的是整个医疗链条的健康性，和尖端医疗医护技术的临床进步。
当然，虚假医疗广告不只出现在互联网平台，某些覆盖范围有限或收视率不佳的电视台也会成为播出平台。如果将年龄作为自变量纳入考虑，可以发现随着年龄增长，电视医疗广告的渗透率逐渐提升。在5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电视医疗广告的覆盖率达到了39.1%。
由于老年群体的医疗需求更多且防范意识较弱，更容易受到欺骗，电视成为打开这部分群体市场的切入口。所以我们在关注网络诈欺的同时，同样需要关注电视媒体。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则是，仅有17.1%的受访者身边没有因虚假医疗广告而受骗的案例。分别有高达47%以及30.7%的受访者身边有过因为网络或电视广告而受骗的案例，因为户外张贴广告而受骗的受访者比例也达到了26.5%。
可以发现，大城市居民受网络欺诈的频率更高，而村镇居民则更容易被电视和户外医疗广告所欺诈，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医疗环境的信心。
当被问及是否接受大医院将部分科室外包时，收入水平的差异同样造成了容忍度的差别。月收入1500元及以下的群体中，接受这一做法的比例达到20.9%，高于14.7%的总体接受度。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接受度逐渐下滑，在3万元及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13.1%的受访者认同这一做法。
更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对就医行为本身的态度。在调查中，高达55.6%的受访者会优先选择口碑较好的大医院，而优先选择身边医院的仅占一成。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等，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当人们都愿意扎堆去往口碑更好的医院时，自然会造成大量资源的闲置和稀缺优质资源的持续紧张。
调查还发现，高达34.3%的受访者对就医抱持“能不去就不去”的消极态度。其中，有这种心态的县城村镇受访者达36.8%，高于大城市受访者的33.3%，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原因可能抑制了这部分人群的就医积极性。
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他们在患病的时候拥有更多选择。在这一受访群体中，超过26.7%的人会优先考虑进口药品，40.4%的受访者更相信国外的治疗方案，在大病的情况下考虑出国治疗的受访者比例也达到30.3%。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选择尽量在医保范围内治疗的受访者只有不到两成。
总的来说，低收入群体更多地倚赖医保来制定治疗方案，选择这一选项的受访者高达46.5%，是高收入群体的2.5倍。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数据是，即使收入不高，在患有大病的时候有出国治疗意愿的受访者比例达到23.9%。因此，如何能让患者对国内医疗建立更强的信心，成为眼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众多较为悲观的数据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一些积极的迹象。例如在调查对医疗环境未来的发展信心时，2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保持乐观看法的为31.4%，19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则彰显出了更强的信心，高达37.9%的受访者认为未来的医疗环境会变更好，高于选择“难变更好”的35.3%。
年轻人的态度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毕竟他们才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医疗环境的相对乐观，对于医院、互联网平台和监管机构而言，都是一个必须把握的机会。
这也是魏则西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如果魏则西的去世仅仅让我们充满了愤怒，悲剧的价值并没有被完全凸显。
愤怒之后，当民众重新思考并呼吁改变，民营医院加速完成转型开始关注医疗的公益性质，相关互联网平台将履行社会责任摆在更高的位置，监管部门完善政策并堵住漏洞—社会系统中的每一个成员由此多一些积极的改善，这才是这场悲剧带给社会的最大贡 献。
对任何国家的任何人来说，医疗、教育等行业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们关乎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即使一个看起来微小的事件，背后也有着深度探讨的价值。当这些行业逐渐引入市场化力量，一方面行业的效率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又与这些行业的公益性质产生冲突。对于所有国家，这都是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人们如何看待魏则西事件，企鹅智库刚刚发布的《年龄、收入、地域之别—中国网民就医信心报告》提供了相关数据。当被问及谁是事件的主要责任方时，43.6%的受访者选择了监管机构，认为网络医疗广告有责任的占31.7%。报告还提到，由于初期可公开信息不足，认为医疗机构需要担责的受访者比例为18.4%。
当被问及对网络医疗广告的态度时，不同收入群体的容忍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在月收入1500元及以下的群体中，39.9%的人认同“可以有，但百度应做全面审核”，超过了选择“不该有，应取消医疗搜索广告”的30.3%。但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认为应该严格管控医疗搜索广告的受访者比例逐渐上升。当月收入水平提高到3万元及以上时，可以接受医疗广告的受访者比例下降到了20%。
从城乡地域划分同样能够发现，相对弱势的群体对网络医疗广告往往有更强的包容度。40.7%的县城村镇受访者在本地无法治疗的情况下会考虑网络医疗广告，而任何情况下都不考虑网络医疗广告的受访者比例减少到35.4%。与此同时，在极端情况下会考虑网络医疗广告的大城市受访者仅占29.8%，另有41.9%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网络医疗广告的强烈排斥。
但实际上，低收入及县城村镇等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受虚假医疗广告侵害，他们在获取更多医疗和比价信息的过程中，会更多依赖于互联网。相较之下，高收入人群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甚至有条件实现出国就医。从这种层面看，虚假医疗广告损害的是整个医疗链条的健康性，和尖端医疗医护技术的临床进步。
当然，虚假医疗广告不只出现在互联网平台，某些覆盖范围有限或收视率不佳的电视台也会成为播出平台。如果将年龄作为自变量纳入考虑，可以发现随着年龄增长，电视医疗广告的渗透率逐渐提升。在5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电视医疗广告的覆盖率达到了39.1%。
由于老年群体的医疗需求更多且防范意识较弱，更容易受到欺骗，电视成为打开这部分群体市场的切入口。所以我们在关注网络诈欺的同时，同样需要关注电视媒体。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则是，仅有17.1%的受访者身边没有因虚假医疗广告而受骗的案例。分别有高达47%以及30.7%的受访者身边有过因为网络或电视广告而受骗的案例，因为户外张贴广告而受骗的受访者比例也达到了26.5%。
可以发现，大城市居民受网络欺诈的频率更高，而村镇居民则更容易被电视和户外医疗广告所欺诈，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医疗环境的信心。
当被问及是否接受大医院将部分科室外包时，收入水平的差异同样造成了容忍度的差别。月收入1500元及以下的群体中，接受这一做法的比例达到20.9%，高于14.7%的总体接受度。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接受度逐渐下滑，在3万元及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13.1%的受访者认同这一做法。
更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对就医行为本身的态度。在调查中，高达55.6%的受访者会优先选择口碑较好的大医院，而优先选择身边医院的仅占一成。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等，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当人们都愿意扎堆去往口碑更好的医院时，自然会造成大量资源的闲置和稀缺优质资源的持续紧张。
调查还发现，高达34.3%的受访者对就医抱持“能不去就不去”的消极态度。其中，有这种心态的县城村镇受访者达36.8%，高于大城市受访者的33.3%，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原因可能抑制了这部分人群的就医积极性。
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他们在患病的时候拥有更多选择。在这一受访群体中，超过26.7%的人会优先考虑进口药品，40.4%的受访者更相信国外的治疗方案，在大病的情况下考虑出国治疗的受访者比例也达到30.3%。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选择尽量在医保范围内治疗的受访者只有不到两成。
总的来说，低收入群体更多地倚赖医保来制定治疗方案，选择这一选项的受访者高达46.5%，是高收入群体的2.5倍。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数据是，即使收入不高，在患有大病的时候有出国治疗意愿的受访者比例达到23.9%。因此，如何能让患者对国内医疗建立更强的信心，成为眼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众多较为悲观的数据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一些积极的迹象。例如在调查对医疗环境未来的发展信心时，2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保持乐观看法的为31.4%，19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则彰显出了更强的信心，高达37.9%的受访者认为未来的医疗环境会变更好，高于选择“难变更好”的35.3%。
年轻人的态度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毕竟他们才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医疗环境的相对乐观，对于医院、互联网平台和监管机构而言，都是一个必须把握的机会。
这也是魏则西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如果魏则西的去世仅仅让我们充满了愤怒，悲剧的价值并没有被完全凸显。
愤怒之后，当民众重新思考并呼吁改变，民营医院加速完成转型开始关注医疗的公益性质，相关互联网平台将履行社会责任摆在更高的位置，监管部门完善政策并堵住漏洞—社会系统中的每一个成员由此多一些积极的改善，这才是这场悲剧带给社会的最大贡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