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只是表象，而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我们尚未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没有建立与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匹配的政府采购制度。
　　
　　


　　2006年12月，北京现代沃尔公司状告财政部政府采购案件一审宣判，财政部败诉。这是《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1月实施后，第一起政府采购引发的行政诉讼案。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委托财政部对国家医疗救治体系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但是，中标者却是投标价格最高的公司。原告属于投标人，原告认为这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要求财政部给予书面的答复。但是，财政部迟迟不予答复，原告便将财政部告上法庭，要求其限期给予答复。财政部认为，自己已经将原告的请求转达给了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并且与原告进行了电话交流，所以，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向财政部投诉招标投标中存在的不合法问题，属于财政部的监管范畴，而财政部对投诉未予以回复，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
　　这个案件存在着明暗两条线。表面上原告只是要求财政部给一个说法，背后却是要求财政部解释，为什么没有按照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择优录取。这一案件看似简单，其实正击中了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软肋。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并且在各级政府建立了招标投标中心。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在政府采购中，定向采购、虚拟招标的情况比比皆是。从金融领域发生的许多大案要案可以看出，在网络操作系统、电子设备购买，以及其他办公设备的采购过程中，只要主管负责人一句话，一切都可以搞定。我国不是没有政府采购法，也不是没有投标招标法，而是这些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政府为公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在采购办公用品的时候，货比三家，择优选择，这本来是基本的常识和行政逻辑，但如今各级政府采购已经成为腐败的温床。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政府机构在采购上失去了社会监督，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地下规则。市场主体如果参与竞标，就必须与政府搞好关系，听从政府的安排。即使明显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必须打碎牙齿吞咽下去，决不能四处张扬，更不能提起诉讼，挑战地下规则。
　　解决政府采购中的问题，既要依靠法律，但又不能完全依赖法律。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政府不是对民众负责，那么，现有的法律制度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政府必须对民众负责，那么，一旦社会上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政府发言人会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且给当事人以明确的书面答复。现在一些政府发言人动辄批评新闻媒体，指责事件的当事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向公众解释政策是政府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没有意识到虚心接受公众的批评是自己份内之事，没有把公众的鞭策看作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他们面对公众的质询，要么推诿拖延，要么不理不睬。这样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当然会招致不满。
　　所以，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只是表象，而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我们尚未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没有建立与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匹配的政府采购制度。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采购制度和政府组建招标投标中心的做法，除了增加腐败之外，很难产生正面效果。科学的做法是，通过透明预算，将政府的采购项目交给真正的市场中介组织，由他们按照市场运作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标投标。如果招标投标项目存在问题，那么，委托招标投标的政府部门应当给予书面解释，并且公布有关招标投标的具体细节，防止少数政府官员暗箱操作，谋取个人私利。
　　从近十年的诉讼的结果来看，凡是与政府部委叫板的企业，绝大多数都逐渐消失。这种“赢了官司赔了钱”的现象，更值得思考。从状告中国证监会不批准上市，到状告商务部违法行政，再到状告财政部不履行监管职责，提起行政诉讼的中国企业能否走出“出口气死掉”的怪圈，还需要用制度来加以保护。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