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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波澜壮阔的烽火岁月，无数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在烈火硝烟中，在白色恐怖里，他们用信仰、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璀璨瑰丽的生命华章。恪守信仰、不忘初心的“宣誓书”，坚韧决绝、宁折不屈的“绝命书”，舍生忘死、同敌人一决生死的“请战书”，赤胆忠诚、以身许党报国的“托孤书”，柔情万千、血色浪漫的“行军书”，温情脉脉、激扬励志的“两地书”，悲壮豪迈、荡气回肠的“无字书”……一段段传奇经典故事，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场景，承载着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忠诚信仰，凝聚着共产党人九死不悔的奉献牺牲，凸显着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奋斗情怀，诠释着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使命担当。
“牺牲个人，言首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从党其，永不叛党。”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一份入党誓词，也是中国共产党现存最为独特的入党誓词。虽然这份誓词饱经沧桑陈旧模糊，但目睹者无不深深震撼于书写者贺页朵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年，贺页朵已经41岁。他原本是永新县北田村的一位普通农民，前半生过得十分艰难。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能以帮人榨油和打短工为生。因此，当井冈山地区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满怀热情地投身革命，后来还担任了乡农民协会副主席。为了帮助红军搜集和传递情报，贺页朵把自己家的榨油坊当作红军的秘密联络点，建立起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运送伤病员、转运食盐等物资。他还多次参加过红军攻打永新和吉安的戰斗。
贺页朵的入党誓词
由于贺页朵表现出色，1931年1月，永新县的中共党组织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并在他的榨油坊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1月25日晚，在昏暗的桐油灯光下，贺页朵激动地拿出一块早已准备好的红布，认认真真地在上面写下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然后在红布的正中央写下了上面那段入党誓词。由于贺页朵识字不多，仅有24个字的入党誓词他便写错了6个，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宣誓时的神圣感，这份“宣誓书”依然熠熠生辉。
最能体现贺页朵革命信念的，是他在红布两边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入党的时间、地点：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1931年1月25日。要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制造白色恐怖的年代，把名字和入党地点写在入党誓词上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敌人发现，不但会失去自己的生命，还会累及家人和亲友。然而，贺页朵还是义无反顾地这么做了，可见他对革命的信念是多么的坚定！
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时，由于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依然没有打退敌人的进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然而，在长征之前的一次战斗中，贺页朵负了重伤，因此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于是，他便留在了永新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贺页朵不幸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形下，贺页朵依然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牢记在入党仪式上的誓言。为此，他不惜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保存自己的入党誓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将入党誓词用油纸层层包裹，然后把它放在自家榨油坊的屋檐下。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把入党誓词取下来默默诵读，并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直到新中国成立。
1951年，中央派以谭余保为首的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在到达永新的时候，年逾60的贺页朵用颤抖的双手，将这份入党誓词郑重地交到谭余保手中。后来，这份入党誓词被中宣部转存至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份党在井冈山时期留下的唯一的入党誓词，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硝烟却初心不改的历史见证，更成为当前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珍贵素材。
“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这是革命先辈傅烈在临刑前写给妻子陈才用“绝命书”中的诗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傅烈
傅烈，1899年生，江西临川人。1920年5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勤工俭学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蔡和森等一大批共产主义者。1924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同聂荣臻、蔡畅等被选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奉命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随后参加北伐。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根据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被杀害、工作陷于停顿的现状，派傅烈等5人去四川重建省委。到达重庆后，傅烈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傅烈任书记。临时省委立即着手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积极开展宣传与鼓动工作，并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1928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傅烈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他亲自起草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经省委同意后下发各地。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万原、宣汉、达县、浦江、南溪、绵竹等地先后爆发武装暴动，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也得以创建。四川革命形势为之一新。
傅烈的能力和作风，赢得了四川广大党员干部的尊重和敬佩。多年以后，不少当年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仍对他记忆犹新。傅烈牺牲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张秀熟说：“傅烈是一个有学问、有才能的领导干部。他对党忠诚，执行党的指示坚决，创建了第一届四川省委。”时任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任白戈说：“傅烈处理问题英明果断，扶持正气，打击邪气，对待同志亲热关心，但是讲究原则。”时任中共邻水县委书记危石顽说：“傅烈很忠诚，是党的优秀知识分子。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但又不机械、盲动。”同傅烈一道创建四川省委、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刘披云回忆：“傅烈同志很有地方党领袖风度，善于团结干部，大家对他非常尊崇佩服。” 正当四川革命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危机却也悄悄降临。1928年3月9日，中共重庆市委成立，傅烈同省委组织部部长周贡植一道主持会议。当会议即将开始时，会场突然被特务、警察包围，傅烈、周贡植等一同被捕。3月10日，他们被移送卫戍部，当晚由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审讯。
狡猾的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用尽各种酷刑。“傅烈受刑最多、最重、最久。”敌人给他灌煤油，用铁丝穿进拇指吊起来毒打。“拇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断了几次。”傅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当敌人逼他口供时，他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傅烈的壮举甚至给敌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亲历审讯敌军的一些参谋、秘书说：‘一个江西口音的最顽强’”。
此时此刻，傅烈也思念着亲人。临刑前，他写了两封家信。一封写给始终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的父亲。他写道：“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另一封信给始终同自己患难与共的爱人陈才用：“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在信的末尾，他写下了一首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壮志豪情。1928年4月3日，傅烈在朝天门外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川渝大地敬英雄，烈士壮举励后人。1978年11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慰问团专程到南昌慰问傅烈家属，并在烈士遗孀陈才用的笔记本上深情寫道：“四川人民无限怀念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同志。”
“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原总指挥寻淮洲牺牲前反复念叨的几句话。这几句话，既是这位红军名将催人泪下的临终遗言，更是这位沙场英杰壮怀激烈的“请战书”。
寻淮洲，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上井冈山。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两次入闽作战，历任副班长、代理排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军团长等职。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同年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斗中伤重牺牲。
寻淮洲
寻淮洲没上过军校，却深谙军事指挥之道，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残酷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杰出军事将领。他15岁从戎，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从副班长起步，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2岁不到即被任命为军团长，可谓不折不扣的军事奇才。在反“围剿”战争中屡建奇功，寻淮洲所部多次承担独立方向重要战略任务，被誉为“战略奇兵”。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两次作战经历尤其可圈可点。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寻淮洲率领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牵制国民党军数师兵力，为红一方面军取得黄陂、东陂两役的胜利创造关键性条件，为此获得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特别嘉奖。1933年9月18日，寻淮洲所部在沙县木芹山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精锐部队“铁军团”发生遭遇战，寻淮洲不畏强敌，果断机智指挥部队全歼敌军，创造中央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运动战中全歼敌一个精锐团、击溃敌两个团的记录。中央红军五大主力军团中，寻淮洲是最年轻的军团长，执行北上抗日使命并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尚不足22周岁，其年轻有为、战功赫赫，足以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媲美齐名。粟裕大将回忆寻淮洲时指出，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机智灵活”，“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指挥员”。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称，“寻淮洲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
1934年7月，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寻淮洲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命，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兼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执行特殊而又艰巨的北上佯动任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率部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几十个县，行程3200多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同年11月，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十军团。
1934年12月，红十军团首战安徽太平谭家桥。在战斗中，寻淮洲奉命率部主攻乌泥关守敌王耀武旅。为了争夺制高点，寻淮洲先后发起三次集团冲锋，都遭受严重挫折。在发起第四次更大规模冲锋时，寻淮洲不幸腹部中弹。当时，他的部下看到他中弹后，立即自动围成一堵人墙来防御敌人射击，将他抢下火线、抬上担架。寻淮洲一苏醒过来，便忍着剧痛喊道：“冲、冲上去，把敌人打下去！”由于部队日夜转移，条件极其艰苦，寻淮洲伤口多次撕裂，血流不止。弥留之际，寻淮洲嘴里不停念叨：“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12月16日，在泾县茂林福官墩，寻淮洲因流血过多，精力衰竭，英勇牺牲，时年22岁。
一代名将，英年早逝，致使这份特殊的“请战书”未能如愿，而成为烈士“终身之憾”。可以告慰寻淮洲烈士的是，从皖南成功突围的粟裕、刘英等寻淮洲的部下，继承他的遗志，奉命将胜利突围的余部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坚持浙南游击战争，后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重新北上，纵横大江南北，坚持华中八年抗战，与凶残的日寇进行殊死搏战，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圆了寻淮洲烈士“请战书”中未竟之志。
在湖南常德的一面石墙上镌刻着这样一首诗：“一夜风云变，上海大屠杀。尔琢拔刀起，血誓效讨伐。革命不成功，此生不理发。”这短短的诗行，却是烈士王尔琢投身革命、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王尔琢，1903年生，湖南石门人。他曾就读黄埔一期，是周恩来最看中的学生。他先后参加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来又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是工农红军最年轻的参谋长。他曾慨然明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被众人赞誉为“美髯公”，又被笑称为中国的“马克思”。1928年8月25日，王尔琢在江西崇义县思顺圩追劝叛徒时不幸英勇牺牲，牺牲时仍是长髯飘飘。 1923年10月8日，王尔琢与从小青梅竹马的郑凤翠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然而，幸福恩爱的蜜月生活只持续了短短三个月，王尔琢便离家别妻赴黄埔军校学习。临别时，王尔琢对已有身孕的妻子说：“生儿是你的靠，生女是你的伴，生儿取名摘祚，生女取名桂芳。”但人们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竟成了这对蜜月夫妻的永诀。
王尔琢
1927年初，王尔琢随北伐军到达武汉。虽然军旅劳顿，但他却时刻牵挂着远在家乡的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女儿。他托人在武汉黄土坡21号租了一间房，然后给妻子去信，要她们母女到武汉团聚。不料，“四·一二”风云突变，战功显赫的北伐将领成了被通缉的“中共要犯”。王尔琢来不及在武汉等待妻儿的到来，就只身潜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郑凤翠带着幼女桂芳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武汉，满怀期待地来到他们相约的小屋，丈夫却音讯全无。在百般打听王尔琢消息无果后，她极度失望地带着女儿默默回到湖南老家。行前，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封信：“我和你的女儿小桂芳，于二月初二从家动身，在长沙住了三个月，直到二十八日，才好不容易来到武汉，来到你约我和桂芳会面的地方。不知你到哪里去了，没有见到你，小桂芳心里很难过……”
数日后，王尔琢来到相约之地，却是人去楼空。读到妻子情意绵绵又略带哀怨的信，王尔琢不禁满怀歉疚。他当即拿起笔，给父亲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谋一面，深为憾事。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上海、长沙烈士们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
这是王尔琢的最后一封家书，也是他给亲人留下的遗言。王尔琢在信中，既百般表露对妻女的怜爱，更郑重坦陈“以身许国”的心迹，实际上写了一封“托孤书”，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在家庭与国家命运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情操。
郑凤翠得知王尔琢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她擦干眼泪，挑起家庭重担，为公婆养老送终，把女儿养大成人。1988年6月，85岁的郑凤翠去世。家人清点遗物时，在一个首饰盒里发现了60粒杏仁。而当年，正是她爱了一生、盼了一生、守候了一生的男人———王尔琢牺牲60周年。
“如果瑞勤真要等我，则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脚。”在江西芦溪县卢德铭烈士陵园，仍然保存着关于他南征北战之余，写给家人信件中的一些片断。一封封“行军书”，既彰显着这位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赤子情怀，也表达出青年游子对亲人的思念和对亲情的渴望，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为之动容。
卢德铭
卢德铭，1905年生，四川自贡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成为“铁军”叶挺麾下著名青年战将。攻占武昌后，他受命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武昌警卫团，并担任团长，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劲旅。1927年7月，卢德铭率部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后，于9月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成为毛泽东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一位军事搭档。
青年卢德铭对革命始终怀抱一腔热忱和执著。1925年2月参加东征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后，年仅20岁的卢德铭，在家书中这样写道：“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了，我们组织了学生军去讨伐他，现在已把陈逆驱逐到东江去了，我们打败了敌人，我心里很高兴。”
血与火的考验，让卢德铭信仰更加坚定。1926年汀泗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牺牲，他极度悲痛地告诉家人：“这场战役歼灭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着他，他向我说，德铭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这次战斗成为北伐进军的重要一战，也成为卢德铭军事生涯的重要一战。
艰苦卓绝的斗争，让他感受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1926年10月攻下武昌城后，他在“行军书”中感慨地说：“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
对家人的思念，也让人们看到铁血英雄的似水柔情。他在一封家书中直言：“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及兄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呓语，呼喊权一（卢德铭的大侄子）、少南（卢德铭的小侄子）。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亲情的渴望，洋溢着对亲人的思念。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为了避免连累家人，卢德銘写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写道：“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家中如果没有钱用，可将杨家的十几石租卖了。”让人震撼的是，这位堂堂国民革命军的团长，居然对补贴家用无能为力。
天妒英才。1927年9月25日，在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卢德铭仅带一连兵力在萍乡芦溪山口岩一带阻击敌人，不幸遭敌子弹穿胸，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卢德铭短暂的一生就这样永远定格在22岁，定格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传诸后世的一封封“行军书”，成为毛泽东第一位军事搭档卢德铭一生辉煌与荣光的最好历史见证。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这是张朝燮写给妻子王经燕的家书的结尾之句，表达了异地眷侣的相思之情。不久，张朝燮牺牲，这封家书成了他的绝笔。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满含着烈火永生的心语，静静地躺在张朝燮、王经燕革命烈士陈列馆里，读来让人潸然泪下。
张朝燮
1919年，从小青梅竹马的张朝燮、王经燕结为夫妻。1925年秋，王经燕受党组织派遣，前往万里之遥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时，她内心犹豫不决。以革命为重的张朝燮鼓励她服从组织安排，不要留恋家庭和孩子。行前，张朝燮填词一首，装入信封，让妻子旅途拆读。
茫茫荆棘，问人间，何处可寻天国？西出阳关三万里，羡你独自去得。绰约英姿，参差绿鬃，更堪是巾帼。猛进猛进，学成归来杀贼。试看莽莽中原，芸芸寰宇，频年膏战血。野哭何止千里阔，都是破家失业。摩顶舍身，救人自救，认清吾侪责。珍重珍重，特此送你行色。
此后两年间，虽远隔万里，但鸿雁传书。互诉衷肠时，他们更多的是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对彼此的相互激励。就如何对待个人家庭和社会压迫，张朝燮写道：“……对于年老的母亲，年幼的孩子，固然要挂念。而同时对于社会上一般受压迫的民众，尤其应该放在心头设法拯救……因此，我们要抛弃父母和孩子而到社会上做事，因为只有努力为社会事业，虽则表面上是抛开了他们，实际是为了救他们，救我，救社会上一般被压迫者啊……”
就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张朝燮写道：“你要了解我们个人本身的利害是包括在被压迫民众的利害之中的。我们应以被压迫民众的利益灾害为利害，不能以个人私己的利害为利害，个人的利害与民众的利害相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的利害。”
王经燕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你因工作忙碌，竟将个人的感情抛弃，这是你的特长呵！同时也是我佩服的，但是富于感情的我，终不能受半点影响……亲爱的同志，起来吧，我们共同携手把资本主义社会上的一切障碍物所有的一切统统把它扫除，打开一条新的光明的道路，引导人们向那伟大的路上前进！”
在讨论爱情和革命问题时，王经燕说：“你要晓得，感情并不妨碍工作的。因为工作的时候工作，得安慰的时候，还是要找安慰的，我觉得只有你能安慰我。”张朝燮回应道：“我能吃苦，我能劳瘁，我能牺牲一切，我却只是不能忘掉你。”
1927年3月27日晚，张朝燮在牺牲前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家书。他写道：“你晓得你的感情太浓厚了，妨害你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感情也要社会化，不要把对于私人的感情的热烈，超过对于团体感情的热烈。”“我现在只愿站在下层与民众携手……我情愿一生一世以此工作，绝不另有希冀……同志，你快要回来了呵！你能和我携手同作下层的民众工作吗？”
言语质朴可表志。两年的时光，厚厚的信笺，见证了一对远隔万里的革命伴侣之间的两情相悦、共同成长，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和初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1927年4月15日，担任中共永修地委组织部部长的张朝燮，在家乡永修开展革命工作时，被百余反动匪徒包围。他奋不顾身突围求援，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
而此时，王经燕已完成学业，正准备回国。噩耗传到莫斯科，王经燕痛苦万分，但她迅速抹干泪水，毅然回国。后来，她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6月省委机关被破坏时不幸被捕，后惨遭杀害，时年26岁。
在戎马倥偬岁月，先后给妻子留下54封家书，用率真、温馨表达牵挂，诉说相思，而最后一封家书，第55封家书却只是两张片言不见的白纸，给后人留下悲壮豪迈、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这封“无字书”的主人，就是共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
陈毅安
陈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营长，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屡立战功，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大显身手。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8月7日凌晨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陈毅安是骁勇善战的真英雄，也是情深义重的伟男子。1923年暑假，正在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陈毅安，在拜访他的语文老师邹老先生时，遇上了师母的外甥女———18岁的李志强。其时，李志强还在湖南省稻田女子师范读书，一副学生模样，妆容清纯可人。初次见面，两人就一见钟情。当年8月中秋，由师母做媒，陈毅安与李志强订下了终身。
此后不久，陈毅安决意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在分别的日子里，书信成为陈毅安与李志强之间的爱情纽带。
深爱着陈毅安的李志强，舍不得他流血牺牲，希望他毕业后当教员，而不要上前线打仗。陈毅安总是耐心地开导她，袒露自己的情怀。他在信中写道：“我上次同你说的，爱情固然要好，但不要成为痴情。换句话说，不要牺牲一切来专讲爱情。如果人人不去流血牺牲，那中国就无药可救了。”
在紧张的战地生活中，陈毅安也不忘同恋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倾诉自己的相思。上井冈山后，他曾给李志强写过4封信，他在其中一封中这样写道：“我天天跑路，钱也没得用，衣也没得穿，但是心情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越生活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但最忧闷、最挂心、最不安心的，就是不能单独同你坐在一起，而且信都很难同你通了。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1929年，陈毅安在井冈山战斗中脚部受伤，秘密回到湖南老家养伤，并与李志强完婚。1930年6月，陈毅安应彭德怀之邀，告别母亲和新婚有孕的妻子，重返部队，担任长沙战役前敌总指挥。8月7日凌晨，在掩护军团总部撤退时，遭敌机枪扫射，腰部中弹，不幸壮烈牺牲。
1931年3月，李志强终于再次接到陈毅安的来信。信封上那熟悉的字体，让她欣喜若狂。但当她把信封拆开，瞬间五脏俱焚。信封里只有两张空白的信纸。而这是陈毅安在参加大革命时就与她的约定：如果他牺牲了，就会托人捎回一封无字家书。当年陈毅安说这番话的时候，李志强一边在捂他的嘴，一边说“别瞎说，别瞎说”。在收到“无字书”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愛人已经牺牲了，仍不停地多方打探消息，痴痴地等待他归来。
一转眼6年过去了。1937年9月，李志强带着一丝希望，给延安八路军总部去了一封挂号信，询问丈夫的情况。20天后，她收到八路军彭德怀副总指挥的亲笔回信。彭总饱含深情地写道：“毅安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绩，不幸在1930年已阵亡……”噩耗传来，李志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1951年，在毛泽东亲笔签发的首批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中，陈毅安的证书为第九号，由此他也被称作共和国第九烈士。
陈毅安给李志强一共写了54封家书，李志强悉数精心保留，终身再未改嫁。2002年，陈毅安之子陈晃明把父母的所有家书全部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李志强去世后，她的骨灰也如愿和陈毅安的遗骨安放在一起。他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倾诉彼此刻骨铭心的爱恋与相思。
贺页朵的“宣誓书”
“牺牲个人，言首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从党其，永不叛党。”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一份入党誓词，也是中国共产党现存最为独特的入党誓词。虽然这份誓词饱经沧桑陈旧模糊，但目睹者无不深深震撼于书写者贺页朵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年，贺页朵已经41岁。他原本是永新县北田村的一位普通农民，前半生过得十分艰难。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能以帮人榨油和打短工为生。因此，当井冈山地区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满怀热情地投身革命，后来还担任了乡农民协会副主席。为了帮助红军搜集和传递情报，贺页朵把自己家的榨油坊当作红军的秘密联络点，建立起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运送伤病员、转运食盐等物资。他还多次参加过红军攻打永新和吉安的戰斗。
由于贺页朵表现出色，1931年1月，永新县的中共党组织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并在他的榨油坊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1月25日晚，在昏暗的桐油灯光下，贺页朵激动地拿出一块早已准备好的红布，认认真真地在上面写下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然后在红布的正中央写下了上面那段入党誓词。由于贺页朵识字不多，仅有24个字的入党誓词他便写错了6个，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宣誓时的神圣感，这份“宣誓书”依然熠熠生辉。
最能体现贺页朵革命信念的，是他在红布两边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入党的时间、地点：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1931年1月25日。要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制造白色恐怖的年代，把名字和入党地点写在入党誓词上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敌人发现，不但会失去自己的生命，还会累及家人和亲友。然而，贺页朵还是义无反顾地这么做了，可见他对革命的信念是多么的坚定！
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时，由于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依然没有打退敌人的进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然而，在长征之前的一次战斗中，贺页朵负了重伤，因此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于是，他便留在了永新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贺页朵不幸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形下，贺页朵依然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牢记在入党仪式上的誓言。为此，他不惜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保存自己的入党誓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将入党誓词用油纸层层包裹，然后把它放在自家榨油坊的屋檐下。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把入党誓词取下来默默诵读，并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直到新中国成立。
1951年，中央派以谭余保为首的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在到达永新的时候，年逾60的贺页朵用颤抖的双手，将这份入党誓词郑重地交到谭余保手中。后来，这份入党誓词被中宣部转存至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份党在井冈山时期留下的唯一的入党誓词，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硝烟却初心不改的历史见证，更成为当前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珍贵素材。
傅烈的“绝命书”
“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这是革命先辈傅烈在临刑前写给妻子陈才用“绝命书”中的诗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傅烈，1899年生，江西临川人。1920年5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勤工俭学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蔡和森等一大批共产主义者。1924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同聂荣臻、蔡畅等被选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奉命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随后参加北伐。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根据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被杀害、工作陷于停顿的现状，派傅烈等5人去四川重建省委。到达重庆后，傅烈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傅烈任书记。临时省委立即着手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积极开展宣传与鼓动工作，并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1928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傅烈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他亲自起草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经省委同意后下发各地。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万原、宣汉、达县、浦江、南溪、绵竹等地先后爆发武装暴动，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也得以创建。四川革命形势为之一新。
傅烈的能力和作风，赢得了四川广大党员干部的尊重和敬佩。多年以后，不少当年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仍对他记忆犹新。傅烈牺牲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张秀熟说：“傅烈是一个有学问、有才能的领导干部。他对党忠诚，执行党的指示坚决，创建了第一届四川省委。”时任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任白戈说：“傅烈处理问题英明果断，扶持正气，打击邪气，对待同志亲热关心，但是讲究原则。”时任中共邻水县委书记危石顽说：“傅烈很忠诚，是党的优秀知识分子。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但又不机械、盲动。”同傅烈一道创建四川省委、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刘披云回忆：“傅烈同志很有地方党领袖风度，善于团结干部，大家对他非常尊崇佩服。” 正当四川革命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危机却也悄悄降临。1928年3月9日，中共重庆市委成立，傅烈同省委组织部部长周贡植一道主持会议。当会议即将开始时，会场突然被特务、警察包围，傅烈、周贡植等一同被捕。3月10日，他们被移送卫戍部，当晚由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审讯。
狡猾的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用尽各种酷刑。“傅烈受刑最多、最重、最久。”敌人给他灌煤油，用铁丝穿进拇指吊起来毒打。“拇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断了几次。”傅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当敌人逼他口供时，他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傅烈的壮举甚至给敌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亲历审讯敌军的一些参谋、秘书说：‘一个江西口音的最顽强’”。
此时此刻，傅烈也思念着亲人。临刑前，他写了两封家信。一封写给始终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的父亲。他写道：“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另一封信给始终同自己患难与共的爱人陈才用：“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在信的末尾，他写下了一首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壮志豪情。1928年4月3日，傅烈在朝天门外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川渝大地敬英雄，烈士壮举励后人。1978年11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慰问团专程到南昌慰问傅烈家属，并在烈士遗孀陈才用的笔记本上深情寫道：“四川人民无限怀念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同志。”
寻淮洲的“请战书”
“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原总指挥寻淮洲牺牲前反复念叨的几句话。这几句话，既是这位红军名将催人泪下的临终遗言，更是这位沙场英杰壮怀激烈的“请战书”。
寻淮洲，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上井冈山。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两次入闽作战，历任副班长、代理排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军团长等职。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同年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斗中伤重牺牲。
寻淮洲没上过军校，却深谙军事指挥之道，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残酷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杰出军事将领。他15岁从戎，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从副班长起步，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2岁不到即被任命为军团长，可谓不折不扣的军事奇才。在反“围剿”战争中屡建奇功，寻淮洲所部多次承担独立方向重要战略任务，被誉为“战略奇兵”。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两次作战经历尤其可圈可点。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寻淮洲率领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牵制国民党军数师兵力，为红一方面军取得黄陂、东陂两役的胜利创造关键性条件，为此获得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特别嘉奖。1933年9月18日，寻淮洲所部在沙县木芹山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精锐部队“铁军团”发生遭遇战，寻淮洲不畏强敌，果断机智指挥部队全歼敌军，创造中央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运动战中全歼敌一个精锐团、击溃敌两个团的记录。中央红军五大主力军团中，寻淮洲是最年轻的军团长，执行北上抗日使命并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尚不足22周岁，其年轻有为、战功赫赫，足以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媲美齐名。粟裕大将回忆寻淮洲时指出，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机智灵活”，“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指挥员”。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称，“寻淮洲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
1934年7月，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寻淮洲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命，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兼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执行特殊而又艰巨的北上佯动任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率部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几十个县，行程3200多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同年11月，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十军团。
1934年12月，红十军团首战安徽太平谭家桥。在战斗中，寻淮洲奉命率部主攻乌泥关守敌王耀武旅。为了争夺制高点，寻淮洲先后发起三次集团冲锋，都遭受严重挫折。在发起第四次更大规模冲锋时，寻淮洲不幸腹部中弹。当时，他的部下看到他中弹后，立即自动围成一堵人墙来防御敌人射击，将他抢下火线、抬上担架。寻淮洲一苏醒过来，便忍着剧痛喊道：“冲、冲上去，把敌人打下去！”由于部队日夜转移，条件极其艰苦，寻淮洲伤口多次撕裂，血流不止。弥留之际，寻淮洲嘴里不停念叨：“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12月16日，在泾县茂林福官墩，寻淮洲因流血过多，精力衰竭，英勇牺牲，时年22岁。
一代名将，英年早逝，致使这份特殊的“请战书”未能如愿，而成为烈士“终身之憾”。可以告慰寻淮洲烈士的是，从皖南成功突围的粟裕、刘英等寻淮洲的部下，继承他的遗志，奉命将胜利突围的余部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坚持浙南游击战争，后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重新北上，纵横大江南北，坚持华中八年抗战，与凶残的日寇进行殊死搏战，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圆了寻淮洲烈士“请战书”中未竟之志。
王尔琢的“托孤书”
在湖南常德的一面石墙上镌刻着这样一首诗：“一夜风云变，上海大屠杀。尔琢拔刀起，血誓效讨伐。革命不成功，此生不理发。”这短短的诗行，却是烈士王尔琢投身革命、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王尔琢，1903年生，湖南石门人。他曾就读黄埔一期，是周恩来最看中的学生。他先后参加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来又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是工农红军最年轻的参谋长。他曾慨然明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被众人赞誉为“美髯公”，又被笑称为中国的“马克思”。1928年8月25日，王尔琢在江西崇义县思顺圩追劝叛徒时不幸英勇牺牲，牺牲时仍是长髯飘飘。 1923年10月8日，王尔琢与从小青梅竹马的郑凤翠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然而，幸福恩爱的蜜月生活只持续了短短三个月，王尔琢便离家别妻赴黄埔军校学习。临别时，王尔琢对已有身孕的妻子说：“生儿是你的靠，生女是你的伴，生儿取名摘祚，生女取名桂芳。”但人们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竟成了这对蜜月夫妻的永诀。
1927年初，王尔琢随北伐军到达武汉。虽然军旅劳顿，但他却时刻牵挂着远在家乡的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女儿。他托人在武汉黄土坡21号租了一间房，然后给妻子去信，要她们母女到武汉团聚。不料，“四·一二”风云突变，战功显赫的北伐将领成了被通缉的“中共要犯”。王尔琢来不及在武汉等待妻儿的到来，就只身潜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郑凤翠带着幼女桂芳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武汉，满怀期待地来到他们相约的小屋，丈夫却音讯全无。在百般打听王尔琢消息无果后，她极度失望地带着女儿默默回到湖南老家。行前，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封信：“我和你的女儿小桂芳，于二月初二从家动身，在长沙住了三个月，直到二十八日，才好不容易来到武汉，来到你约我和桂芳会面的地方。不知你到哪里去了，没有见到你，小桂芳心里很难过……”
数日后，王尔琢来到相约之地，却是人去楼空。读到妻子情意绵绵又略带哀怨的信，王尔琢不禁满怀歉疚。他当即拿起笔，给父亲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谋一面，深为憾事。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上海、长沙烈士们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
这是王尔琢的最后一封家书，也是他给亲人留下的遗言。王尔琢在信中，既百般表露对妻女的怜爱，更郑重坦陈“以身许国”的心迹，实际上写了一封“托孤书”，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在家庭与国家命运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情操。
郑凤翠得知王尔琢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她擦干眼泪，挑起家庭重担，为公婆养老送终，把女儿养大成人。1988年6月，85岁的郑凤翠去世。家人清点遗物时，在一个首饰盒里发现了60粒杏仁。而当年，正是她爱了一生、盼了一生、守候了一生的男人———王尔琢牺牲60周年。
卢德铭的“行军书”
“如果瑞勤真要等我，则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脚。”在江西芦溪县卢德铭烈士陵园，仍然保存着关于他南征北战之余，写给家人信件中的一些片断。一封封“行军书”，既彰显着这位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赤子情怀，也表达出青年游子对亲人的思念和对亲情的渴望，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为之动容。
卢德铭，1905年生，四川自贡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成为“铁军”叶挺麾下著名青年战将。攻占武昌后，他受命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武昌警卫团，并担任团长，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劲旅。1927年7月，卢德铭率部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后，于9月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成为毛泽东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一位军事搭档。
青年卢德铭对革命始终怀抱一腔热忱和执著。1925年2月参加东征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后，年仅20岁的卢德铭，在家书中这样写道：“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了，我们组织了学生军去讨伐他，现在已把陈逆驱逐到东江去了，我们打败了敌人，我心里很高兴。”
血与火的考验，让卢德铭信仰更加坚定。1926年汀泗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牺牲，他极度悲痛地告诉家人：“这场战役歼灭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着他，他向我说，德铭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这次战斗成为北伐进军的重要一战，也成为卢德铭军事生涯的重要一战。
艰苦卓绝的斗争，让他感受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1926年10月攻下武昌城后，他在“行军书”中感慨地说：“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
对家人的思念，也让人们看到铁血英雄的似水柔情。他在一封家书中直言：“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及兄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呓语，呼喊权一（卢德铭的大侄子）、少南（卢德铭的小侄子）。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亲情的渴望，洋溢着对亲人的思念。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为了避免连累家人，卢德銘写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写道：“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家中如果没有钱用，可将杨家的十几石租卖了。”让人震撼的是，这位堂堂国民革命军的团长，居然对补贴家用无能为力。
天妒英才。1927年9月25日，在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卢德铭仅带一连兵力在萍乡芦溪山口岩一带阻击敌人，不幸遭敌子弹穿胸，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卢德铭短暂的一生就这样永远定格在22岁，定格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传诸后世的一封封“行军书”，成为毛泽东第一位军事搭档卢德铭一生辉煌与荣光的最好历史见证。
张朝燮的“两地书”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这是张朝燮写给妻子王经燕的家书的结尾之句，表达了异地眷侣的相思之情。不久，张朝燮牺牲，这封家书成了他的绝笔。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满含着烈火永生的心语，静静地躺在张朝燮、王经燕革命烈士陈列馆里，读来让人潸然泪下。
1919年，从小青梅竹马的张朝燮、王经燕结为夫妻。1925年秋，王经燕受党组织派遣，前往万里之遥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时，她内心犹豫不决。以革命为重的张朝燮鼓励她服从组织安排，不要留恋家庭和孩子。行前，张朝燮填词一首，装入信封，让妻子旅途拆读。
念奴娇送别
茫茫荆棘，问人间，何处可寻天国？西出阳关三万里，羡你独自去得。绰约英姿，参差绿鬃，更堪是巾帼。猛进猛进，学成归来杀贼。试看莽莽中原，芸芸寰宇，频年膏战血。野哭何止千里阔，都是破家失业。摩顶舍身，救人自救，认清吾侪责。珍重珍重，特此送你行色。
此后两年间，虽远隔万里，但鸿雁传书。互诉衷肠时，他们更多的是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对彼此的相互激励。就如何对待个人家庭和社会压迫，张朝燮写道：“……对于年老的母亲，年幼的孩子，固然要挂念。而同时对于社会上一般受压迫的民众，尤其应该放在心头设法拯救……因此，我们要抛弃父母和孩子而到社会上做事，因为只有努力为社会事业，虽则表面上是抛开了他们，实际是为了救他们，救我，救社会上一般被压迫者啊……”
就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张朝燮写道：“你要了解我们个人本身的利害是包括在被压迫民众的利害之中的。我们应以被压迫民众的利益灾害为利害，不能以个人私己的利害为利害，个人的利害与民众的利害相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的利害。”
王经燕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你因工作忙碌，竟将个人的感情抛弃，这是你的特长呵！同时也是我佩服的，但是富于感情的我，终不能受半点影响……亲爱的同志，起来吧，我们共同携手把资本主义社会上的一切障碍物所有的一切统统把它扫除，打开一条新的光明的道路，引导人们向那伟大的路上前进！”
在讨论爱情和革命问题时，王经燕说：“你要晓得，感情并不妨碍工作的。因为工作的时候工作，得安慰的时候，还是要找安慰的，我觉得只有你能安慰我。”张朝燮回应道：“我能吃苦，我能劳瘁，我能牺牲一切，我却只是不能忘掉你。”
1927年3月27日晚，张朝燮在牺牲前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家书。他写道：“你晓得你的感情太浓厚了，妨害你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感情也要社会化，不要把对于私人的感情的热烈，超过对于团体感情的热烈。”“我现在只愿站在下层与民众携手……我情愿一生一世以此工作，绝不另有希冀……同志，你快要回来了呵！你能和我携手同作下层的民众工作吗？”
言语质朴可表志。两年的时光，厚厚的信笺，见证了一对远隔万里的革命伴侣之间的两情相悦、共同成长，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和初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1927年4月15日，担任中共永修地委组织部部长的张朝燮，在家乡永修开展革命工作时，被百余反动匪徒包围。他奋不顾身突围求援，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
而此时，王经燕已完成学业，正准备回国。噩耗传到莫斯科，王经燕痛苦万分，但她迅速抹干泪水，毅然回国。后来，她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6月省委机关被破坏时不幸被捕，后惨遭杀害，时年26岁。
陈毅安的“无字书”
在戎马倥偬岁月，先后给妻子留下54封家书，用率真、温馨表达牵挂，诉说相思，而最后一封家书，第55封家书却只是两张片言不见的白纸，给后人留下悲壮豪迈、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这封“无字书”的主人，就是共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
陈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营长，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屡立战功，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大显身手。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8月7日凌晨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陈毅安是骁勇善战的真英雄，也是情深义重的伟男子。1923年暑假，正在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陈毅安，在拜访他的语文老师邹老先生时，遇上了师母的外甥女———18岁的李志强。其时，李志强还在湖南省稻田女子师范读书，一副学生模样，妆容清纯可人。初次见面，两人就一见钟情。当年8月中秋，由师母做媒，陈毅安与李志强订下了终身。
此后不久，陈毅安决意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在分别的日子里，书信成为陈毅安与李志强之间的爱情纽带。
深爱着陈毅安的李志强，舍不得他流血牺牲，希望他毕业后当教员，而不要上前线打仗。陈毅安总是耐心地开导她，袒露自己的情怀。他在信中写道：“我上次同你说的，爱情固然要好，但不要成为痴情。换句话说，不要牺牲一切来专讲爱情。如果人人不去流血牺牲，那中国就无药可救了。”
在紧张的战地生活中，陈毅安也不忘同恋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倾诉自己的相思。上井冈山后，他曾给李志强写过4封信，他在其中一封中这样写道：“我天天跑路，钱也没得用，衣也没得穿，但是心情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越生活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但最忧闷、最挂心、最不安心的，就是不能单独同你坐在一起，而且信都很难同你通了。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1929年，陈毅安在井冈山战斗中脚部受伤，秘密回到湖南老家养伤，并与李志强完婚。1930年6月，陈毅安应彭德怀之邀，告别母亲和新婚有孕的妻子，重返部队，担任长沙战役前敌总指挥。8月7日凌晨，在掩护军团总部撤退时，遭敌机枪扫射，腰部中弹，不幸壮烈牺牲。
1931年3月，李志强终于再次接到陈毅安的来信。信封上那熟悉的字体，让她欣喜若狂。但当她把信封拆开，瞬间五脏俱焚。信封里只有两张空白的信纸。而这是陈毅安在参加大革命时就与她的约定：如果他牺牲了，就会托人捎回一封无字家书。当年陈毅安说这番话的时候，李志强一边在捂他的嘴，一边说“别瞎说，别瞎说”。在收到“无字书”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愛人已经牺牲了，仍不停地多方打探消息，痴痴地等待他归来。
一转眼6年过去了。1937年9月，李志强带着一丝希望，给延安八路军总部去了一封挂号信，询问丈夫的情况。20天后，她收到八路军彭德怀副总指挥的亲笔回信。彭总饱含深情地写道：“毅安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绩，不幸在1930年已阵亡……”噩耗传来，李志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1951年，在毛泽东亲笔签发的首批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中，陈毅安的证书为第九号，由此他也被称作共和国第九烈士。
陈毅安给李志强一共写了54封家书，李志强悉数精心保留，终身再未改嫁。2002年，陈毅安之子陈晃明把父母的所有家书全部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李志强去世后，她的骨灰也如愿和陈毅安的遗骨安放在一起。他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倾诉彼此刻骨铭心的爱恋与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