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穆青人物通讯的报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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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穆青及其人物通讯常被作为新闻学界的研究对象和业界的学习范本,既有大胆独特的尝试,也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本文以穆青人物通讯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从策划、采访与写作三个方面探讨穆青人物通讯的报道特色,对当下的人物通讯报道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穆青;人物通讯;焦裕禄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7-0147-02
  在新闻学界和业界,穆青(1921-2003)被公认为当代“新闻巨擘”和“人民记者”。从东北日报社记者到新华社社长,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穆青六十余年的报人生涯给我们留下了众多新闻实务思想。穆青在长篇通讯尤其是人物通讯写作上独树一帜,其代表作《工人的旗帜赵占魁》(1948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1978年)等,均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和黄金范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穆青人物通讯中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佳作,被誉为“从建国到1966年的17 年中,写先进人物的压卷之作”。这篇由穆青、冯健、周原合作而成的长篇通讯,生动还原了时任兰考县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带领干部和群众团结抵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艰苦过程,将焦裕禄亲民爱民、不畏艰险、勇于奉献的先进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成功塑造了“党的好干部”和“人民的好公仆”典型形象。1966年2月7日,经齐越之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一、策划:百姓与时代间的胆与识
  1.以典型人物揭示时代背景,以小见大,立意深远。建国后,基于国家建设和生产发展的社会环境需要,典型报道曾在我国新闻事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引导群众学先进,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推动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穆青的人物通讯也多以典型人物报道的形式出现,其笔下的典型人物如赵占魁、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等,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精挑细选而产生的,都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于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首播于同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中国刚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自1961年进入国民经济复苏期。作为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该怎样将蕴含于人民之中那种打不垮、压不倒的英雄精神,通过新华社的报道播撒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在实地调研后,穆青决定将焦裕禄塑造为典型人物,因为他契合了豫东地区抗灾背景下“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骨头精神”,顺应了国家恢复经济建设的思想需要和实际行动。
  2.“勿忘人民”的责任担当和记者情怀。穆青被誉为“人民记者”,源于他在新闻工作中对百姓无时不刻的关心和挂念:将群众装在心里,走近群众之中,将群众作为报道的主角——于是形成了特有的“穆青现象”和“百姓情结”。这不仅是一种“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担当,也是一种“妙手著文章”的职业情怀。在焦裕禄事迹的报道体会中,穆青指出,人民记者一定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情感从事采访与写作,否则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这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阶级情感时刻引领着穆青的新闻报道工作。
  3.有胆有识,突破陈规。有学者曾指出:“‘有胆’,就是一个破除陈见的题目,你敢不敢做?一篇有棱角的文章,你敢不敢发?‘有识’,就是要识货,有眼力,知道哪个题目的价值大,还要知道做了这个题目之后,稿子能否发得出去,发出去后又是什么效果。”穆青在对焦裕禄进行报道策划时,凭借胆与识解决了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旋律,“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写阶级斗争,风险很大。但是穆青客观分析了兰考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实没有搞阶级斗争,于是穆青做出决定:‘兰考没有阶级斗争,我们不写!’”二是,当时焦裕禄已去世近一年,并且《人民日报》与《河南日报》在此前都已发表了赞扬焦裕禄的文章。在无法采访当事人和已有报道的双重挑战下,穆青选择了深入、全面地采访,并摒弃了已有报道的视角,寻找新的思路与亮点。
  二、采访:兼具深度、广度与温度
  1.深入一线,用脚底踏出新闻。为了确定报道对象和内容,穆青和同事前往豫东灾区走访了六个县,共十八天,最后在兰考县落脚,详细采访了焦裕禄的事迹,并下乡查看了灾情较严重的两个大队和黄河险峻之地——东坝头。关于焦裕禄的采访,穆青等人前后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扎营前线,足以看出其深入采访的职业作风。
  2.全面洞悉材料,选取价值信息。在塑造典型人物时,面对纷繁复杂的材料线索,如何通过采访以获悉和选取最具价值的信息?穆青在焦裕禄事迹的报道体会中写道:一是,洞悉国内国际形势和全国宣传动向;二是,洞悉这一典型的全部材料;三是,洞悉有关的反面材料,作为正面宣传的放矢之的。有了第一个洞悉,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一典型的普遍意义;有了第二个洞悉,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一典型的特殊意义;有了第三个洞悉,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一典型对一般事物起什么作用。穆青的这一观点对我们在采访时判断、选取信息提供了指导。
  3.与群众交换信任、交融情感。一篇好的新闻作品,是记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基于信任交换与情感交融的信息交流,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才会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穆青等人在对焦裕禄事迹进行采訪的过程中,跟随当地干部和百姓对焦裕禄的记忆,聆听了焦裕禄风雪之夜带干部到车站看灾民、去许楼村送粮的感人经历,目睹了焦裕禄生前补了又补的袜子、棉鞋,以及他因肝痛顶破右边靠背的藤椅,走进了百姓家破败的牛棚、草屋,“……时常热泪纵横、泣不成声……我们流着泪记,我们同兰考的干部、贫下中农交融着一种共同的感情:对焦裕禄同志深挚的热爱和怀念。”
  三、写作:散文化叙事风格,创新新闻表达
  在对焦裕禄事迹进行报道前,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就已开始提倡“用散文笔法写新闻”,“可以不一定写导语;也可以不一定要有新闻根据;可以夹叙夹议,既有形象的细节描写,又允许有简短的议论和记者的感受;在选择角度的时候,既可以从领导角度来写,也可以从群众角度来写。突破那些不合理的束缚以后,那一套令人生厌的新闻语言也可能随之改变了。”穆青“用散文笔法写新闻”的文学写作思想很快被运用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新闻写作实践中,打破了新闻通讯“开头导语和背景,中间原因和影响”这一死板、沉重的老套公式,创新了新闻的文本结构和意义表达。有学者指出,散文写作的核心是“形散神聚”,重要属性是“真情实意”,本质属性是“真人真事”,以下将从这三方面对《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进行散文化写作特色的分析。   1.形散神聚。(1)“神聚”。“神聚”是指文章的中心思想明确而集中,如同一根“红线”将所有线索和材料整理、归纳和统合在一起。中国散文大家秦牧曾说过:“散文虽‘散’而不乱,全靠思想把那一切材料统一起来,用一根思想的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珍珠才不会遍地乱滚,这才成其为整齐的珠串”。《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篇共分为开头、结尾和七个主体部分,如第一部分讲述焦裕禄转变干部思想作风,第三部分讲述他将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工作实践中等等。虽然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主题,但整篇文章始终围绕和贯穿“塑造焦裕禄典型形象,赞扬焦裕禄公仆精神”这一中心主旨,使文章的“神”紧紧凝聚。(2)“形散”。“形散”既指文章布局、叙事结构自由灵活,也指表达方式、表现手法丰富多样。运用多个角度和多条脉络共同阐释同一主题,与“神聚”矛盾对立却又和谐统一。从叙事结构来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时间、空间叙事交错结合。时间跨度从1962年冬季到1965年春季,线性呈现焦裕禄被派到兰考上任、工作、患病、逝世到次年兰考人民祭奠的全过程;空间布局则从兰考县城、兰考火车站到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等公社,再到开封医院、郑州医院、北京医院,还原了焦裕禄工作、生活、患病的位置场景。从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来看,该文最突出的亮点便是恰到好处地使用了对比、白描和细节描写,并配以适当的叙述、议论和抒情。例如,文中描述焦裕禄工作时肝病作痛的情景:“……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这段话中,治理兰考“三害”的胜利前进与焦裕禄日益严重的肝病、焦裕禄对自己病情的忽视与对兰考工作的重视形成了鲜明对比;“踩”“顶”“揣”“按”等一系列动词将焦裕禄忍痛的细节通过白描手法描绘出来,简明而生动、朴实而形象;同时,末句在叙述的基础上,融入了议论和抒情,焦裕禄舍身为人、无私奉献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2.真情实意。穆青和同仁在写作时,笔尖稿纸、字里行间都充满了阶级感情,“……摊开稿纸,焦裕禄就像站在我们面前,千千万万噙着泪回忆焦裕禄的兰考贫下中农就像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噙着热泪,写下一行行焦裕禄的事迹,眼泪常常不自主地夺眶而出,滴在稿纸上。”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有这么一段描述:“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在兰考县梁孙庄,焦裕禄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着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他一进屋,就坐在老大爷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我是您的儿子”这一经典的细节描写、动人的情感表达,即使过去了半个世纪,在今天听起来仍直抵人心、发人深省。这段话不仅将焦裕禄一心为民的亲民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执笔人穆青“勿忘人民”的真情实意流露文中。
  3.真人真事。强调文章写作要有根有据,实事求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七易其稿,才最终通过广播和报纸传播开来。为了确定所报道人物和事件的真实准确,整个校对过程是比较严谨的:“第七稿改完,穆青拿给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看。吴冷西通过,穆青让人把稿子打出清样,寄给周原,让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核对,并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周原带着稿子到兰考,正赶上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张钦礼(时任兰考县长)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致举手通过。”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因为政治环境、社会背景的影响,该报道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时代限制和阶级局限,如夸大想象、偏听偏信、图解政治等,这反映了穆青等人在采写过程中还不够完全深入,工作仍存在漏洞和疏忽,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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