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关于钢的城的系列组合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源型钢铁城市在转型中的困境。但实际上，发生在本世纪初叶那场以提升产业集中度为名而席卷中华大地的钢铁大跃进，其给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比我们原先预想的要复杂和严峻得多。
　　钢城在我国整个资源型城市群体中占有重要比重，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是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一厂一市的苏联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般是先有企业，再有城市，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理念在这些城市曾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在此类城市中，往往一个家庭的主要成员都在同一个企业或行业工作，完全依赖这个企业生存，一旦企业衰竭，直接影响整个家庭，从而形成比较明显的社会问题。历史上，由于企业办社会、办城市的巨大惯性，企业功能与城市功能曾经相互混同，政企不分，实际上是企业影响着城市，这种城市与企业相互之间的高度依赖性，往往一企可以兴城，一企也可以衰城。改革开放30多年，资源型钢城在转型的挣扎与努力中不同程度与时俱进，但上述基本特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城市却仍属凤毛麟角。
　　产业政策和城市政策的失衡，是造成目前钢城陷入深度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政策失衡的背后，除了历史的原因以外，是权责的失衡。更为深层次的，则是决策体制的盲目互动和严重失衡。因此，当国家今天在实施钢铁去产能重大决策时，已远不是上世纪90年代去淘汰大批小轧钢、小钢铁那样的局面，我们所面对的，是全副武装、技术精良但没有市场的大批现代化进口装备，而这些产能又与所在城市的环保、金融的生死存亡紧密相连。
　　城市过多地依赖钢铁，钢铁反过来又绑架了城市。正如钱钟书在著名小说《围城》中所说，城内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却想冲进去。其结果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在很多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少数地方甚至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去钢铁产能的表面是产业政策问题，但本质上更多的却涉及区域和城市政策问题。作为国家层面，应重点考虑在产业政策、城市政策的有机结合上给予宏观综合指导，尤其应协调并研究援助政策和相关边缘政策问题。
　　替代产业的选择失误，是造成目前钢城深度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由于短期利益的驱动，一些城市纷纷将房地产业作为钢铁业替代产业的首选，这就使得钢铁业与房地产业殊途同归，双双成为钢城去产能、去库存的孪生兄弟，城市转型陷入雪上加霜的艰难困境。
　　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我国的工业结构、社会结构正处于激烈变革的前夜。大而全的钢铁公司，如不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其前途必然成为僵尸企业。随着商贸业的基本单位和基因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大批传统意义上的工厂、传统供应链上的各类经销商、各类差价型公司、中介型公司、服务性公司将会步履维艰，并会很快走向消亡。传统钢城的经济业态和社会形态将会面临全新的重组。作为有远见的城市政府和钢铁主体，应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迎接挑战。当前，尤应动员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投入，加速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的退出，提高城市的资本、技术、智力密集的程度，推进城市结构多元化的进程，增强结构弹性，使钢城加速形成新的动力源、活力源，从而形成有利于替代产业发育成长的体制土壤和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改革阵痛将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正是钢城摆脱困境的正道和必由之路。
　　评《南风窗》2016年第9期封面报道《钢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