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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毗邻港澳，历来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从近现代百年来的民主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它展现出的开放和包容一直让人惊奇。如今改革开放一晃已经30多年，广东不但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而且孕育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精神，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回顾过去的岁月，品味今天广东的成熟与繁荣，在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们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广东进步和发展的足迹。这其中有困境、有艰苦，也有收获的喜悦和满足。近日，笔者有幸采访了广东分社新老两代摄影部主任，听他们讲述影像背后的故事。
陈学思，1976年进入广东分社，曾任分社摄影组组长
接到采访的要求，陈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采访过程中他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让人感受到他乐观、豁达的性格。陈老1949年生于海南，高中毕业即参军，退伍后成为海南自治州文化局的专职摄影师。陈学思认为自己对摄影，首先是喜爱，只有爱好才能深入学习和掌握。并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他，完全靠对摄影的一腔热爱，在工作中熟能生巧。
进入新华社可以说是一个偶然。1976年，广东分社记者杨震河在一次采访中认识了陈学思，经过一番接触后认为陈是个人才，于是想办法把他借调过来。由于文革期间大学停止招生，很多记者都是通过这种借调的方式进入新华社的。当时分社有不少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记者，如李长勇、杨震河等，他们常带着陈学思去基层采访。在老同志的帮助下，他很快适应了记者的工作。
陈学思在1976年9月进入新华社，一个月后，广州就举行了打倒四人帮的大游行，全城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他拍下了群众在马路边载歌载舞的场面，照片还登上了《人民日报》。紧接着他又报道了“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个中国目前历史最长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间，也从未中断。那一年的广交会有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多名客商参加。陈学思回忆他当年对广交会的印象：中国人穿着单调一致的服装，形象又黑又瘦，而日本客商长得白白胖胖，反差十分鲜明。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差别逐渐消失，如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交易会，很多企业家更是直接到工厂去洽谈贸易了。
陈学思到分社后很快被选为对外摄影记者，当时主要向香港发稿。社里给他配了一台徕卡相机，配35、50、90毫米三只镜头，是那时候摄影记者的标准配置。他自己冲胶卷，放大照片，配上文字说明后航寄总社，总社编辑后再寄到香港，这个过程有时需要一个月之久，但是稿件采用非常好，几乎是百分之百。陈学思谦虚地说这和当年的宣传政策有关，对外稿件都是免费的，所以采用量高。但不断发现和反映中国新的发展和变化，恐怕才是香港及海外媒体频繁采用他稿件的重要原因。
起初陈学思的拍摄主题以农业占多数，如尚未返城的知识青年、甘蔗丰收等。当时广东的经济发展居全国中下游水平，1979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广东仅523元，比全国的636元低17.8%，与今天的广东有着天壤之别。
80年代，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广东建立起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从那时候起，除了社会文化、民俗这些对外稿件青睐的题材外，工业、贸易也成为他报道的重点。这一时期，东莞“三来一补”的贸易新形式和深圳“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都收入了陈学思的镜头。通过一张张照片，香港和海外的读者真切感受到中国大陆改革的尝试和成果。随着越来越多工厂的出现，工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80年代陈学思报道计划生育政策时，他采访了东莞的电子工厂，发现计划生育让那里的女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在广东分社34年，陈学思报道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见证了广东由落后的农业大省转变为我国位列第一的经济大省的过程。2010年10月，他从广东分社退休，这时广州即将迎来第16届亚运会，分社的年轻摄影记者们将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履行记录历史的使命。
说到这里，陈学思不禁感慨：现代社会资讯越来越发达，记者的担子比以前更重了。过去的记者一个月发十张照片就不少了，而现在的摄影记者一个月要发几百张照片，非常辛苦。他向年轻记者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注意休息，身体第一工作第二。因为身体不好的话，即使再聪明能干，做的贡献也有限。二、要能吃苦，凡事要想得开。人如果乐观豁达，那么很多困难就不是困难。当说到怎样才能拍好新闻照片时，陈学思提到个性很重要。他拿自己业余爱好的绘画举例，梵高和夏加尔是大画家，他们都有很强的个性。向老师或者名家学习是有必要的，但不宜亦步亦趋、跟得过紧。
如今退休在家的陈老每天都过得很充实，除了摄影之外，他还画油画，收藏陶瓷、书画艺术品，并举办个人画展。以前的工作习惯仍在给他带来益处，由于和采访对象都保持来往，他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不乏关山月、黄宙这样的著名画家。陈学思说，对于摄影记者这一职业，喜爱是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哪项事业又不是如此呢？
刘大伟，2000年进入广东分社，现任分社总编辑助理兼摄影部主任
“刚入社的时候，我还是一张白纸。”刘大伟说起自己的经历时不禁莞尔。大学学习国际金融专业的他，大概从未想到自己会从事摄影记者这一职业。2000年刘大伟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当时他已经考取了南京海关公务员，但在听说新华社招应届毕业生的消息后，便放弃了当公务员的机会，报考了新华社。他当时的想法是做新闻更具挑战性，能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同时新华社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他的重要因素。考入广东分社后，刘大伟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工作之初，他是个新闻摄影的外行，对专业器材也不熟悉。当时的摄影组长陈学思教导他要多拍多看，于是他坚持每天到分社技术室看新华社稿库里的照片，头两个月就拍了八九十个胶卷——那是过去分社老记者一年的胶卷使用量。刘大伟知道自己摄影基础薄弱，一开始只能先多拍多练、边干边学。在业务熟练后，他就开始在每一个镜头上多下功夫，琢磨构图用光技巧。勤奋上进的他进步很快，工作第二年就获得了广东新闻奖。
由于每个分社只有几名摄影记者，所以不存在固定的跑线分工，每个记者都必须成为“多面手”。就这样，刘大伟在职业生涯之初拍了很多社会、文化新闻图片，之后又开始接触体育等题材。他认为涉及多种题材的拍摄的确很锻炼人。一说到自己喜爱的体育摄影，刘大伟打开了话匣子。他是幸运的，入社一年就赶上了广东举办第九届全国运动会，这是他最早接触的大型赛事，而更幸运的是在这次报道中得到了名师指点。当时新华社负责体育专线的是官天一，他是中国体育摄影界的元老之一。在官老的悉心指教下，刘大伟的体育摄影入门很快，他拍摄的九运会照片也得到了社内同事的普遍认可。后来刘大伟得知，官老当年正是看重他作风踏实、勤于钻研和照片的灵气，觉得他孺子可教。这之后刘大伟又参加了许多赛事的报道，2002釜山亚运、2004雅典奥运、2006德国世界杯……一个接一个顶级赛事的锻炼让他不断成长。他非常珍惜这些报道的机会，每次都全力以赴，争取拍出有影响力的照片……而最终的成绩也没有辜负他的努力，在过去十年中，他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摄影复评、广东新闻奖以及新华社社级好稿等荣誉。
最近的一次挑战来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这场赛事对刘大伟来说不仅仅意味着采访报道，新华社在其中承担了官方摄影队的职能，而对于广东分社而言，这是家门口的大赛，必须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刘大伟对于体育摄影已经驾轻就熟，但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配合总社摄影部领导进行亚运报道策划、拍摄点位选择，以及协调沟通。新华社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报道已经有了规范的模式，集团作战、精细分工，对拍什么、怎么拍会作出具体计划，如同一个详细的剧本，报道成功率非常高。在广州亚运会报道中，刘大伟所带领的广东分社摄影团队经受了考验，表现十分出色。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摄影记者们多数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每个人都很勤奋，团结又有默契，令他感到十分欣慰。
在广州亚运会摄影报道工作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协调工作。受到安保条件的限制，亚运会开闭幕式上能拍到好照片的摄影点位往往与安保工作存在冲突，因此新华社亚运摄影团队在与安保部门的协调沟通过程中花了不少心思。
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地点在珠江海心沙，这是一个户外场地。为了全方位立体覆盖现场，新华社摄影团队下了大功夫。由于开闭幕式有国家领导人等重要嘉宾出席，安保极其严密，周围的高楼都是禁区，但是为了拍到最好的照片，又必须争取这些点位。刘大伟和同事提前半年实地考察，选定拍摄点位，经过与安保部门反复协调沟通，终于在规定拍摄区之外获得20个特殊点位。这些点位都是经过上报中宣部、公安部相关领导批示，协调下来十分不易。在开幕式当天，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们提前6个小时就到了各自的拍摄点位上，确保了报道的立体覆盖、完美记录。事后媒体用户评价说：“时效快捷，海量图片让报社编辑挑花了眼。” 不少构思独特的独家图片被报纸选为头版头条。众所周知，广州媒体业十分发达，报刊也都派了各自的摄影记者现场报道。然而第二天各大媒体却纷纷选用新华社照片作为头版头条，《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更是在头版登出通版大照片。这些成绩说明争取特殊点位的功夫没有白费。
被问及日常报道中如何选择拍摄题材时，刘大伟说，自己是一名新华社记者，首先应当关注社会民生热点，第二是尽量选择适合用图片表达的题材和内容。说到器材的选择，刘大伟刚参加工作时喜欢用广角和长焦镜头，追求图像的冲击力。然而通过不断学习、研读经典照片，如今在拍摄中他更喜欢使用24～70毫米这类中焦镜头，与被摄对象保持恰当距离，不影响对方，同时又有亲近感。“不要被设备牵制。”刘大伟这么说，他虽然长途出差时会多带机身备用，但日常采访通常只带一机两镜，他更强调瞬间的把握，以及对新闻事件本身的专注。说到底，新闻价值是评价新闻照片的核心标准。当然，现在评价一幅新闻照片的优劣，角度更加多元化，并没有唯一的标准。例如体育摄影，有人喜欢动作片、有人喜欢情感片。他认为作为一名通讯社记者，应尽量全方位、多角度，用不同手法更加丰富地记录新闻。
陈学思，1976年进入广东分社，曾任分社摄影组组长
接到采访的要求，陈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采访过程中他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让人感受到他乐观、豁达的性格。陈老1949年生于海南，高中毕业即参军，退伍后成为海南自治州文化局的专职摄影师。陈学思认为自己对摄影，首先是喜爱，只有爱好才能深入学习和掌握。并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他，完全靠对摄影的一腔热爱，在工作中熟能生巧。
进入新华社可以说是一个偶然。1976年，广东分社记者杨震河在一次采访中认识了陈学思，经过一番接触后认为陈是个人才，于是想办法把他借调过来。由于文革期间大学停止招生，很多记者都是通过这种借调的方式进入新华社的。当时分社有不少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记者，如李长勇、杨震河等，他们常带着陈学思去基层采访。在老同志的帮助下，他很快适应了记者的工作。
陈学思在1976年9月进入新华社，一个月后，广州就举行了打倒四人帮的大游行，全城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他拍下了群众在马路边载歌载舞的场面，照片还登上了《人民日报》。紧接着他又报道了“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个中国目前历史最长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间，也从未中断。那一年的广交会有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多名客商参加。陈学思回忆他当年对广交会的印象：中国人穿着单调一致的服装，形象又黑又瘦，而日本客商长得白白胖胖，反差十分鲜明。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差别逐渐消失，如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交易会，很多企业家更是直接到工厂去洽谈贸易了。
陈学思到分社后很快被选为对外摄影记者，当时主要向香港发稿。社里给他配了一台徕卡相机，配35、50、90毫米三只镜头，是那时候摄影记者的标准配置。他自己冲胶卷，放大照片，配上文字说明后航寄总社，总社编辑后再寄到香港，这个过程有时需要一个月之久，但是稿件采用非常好，几乎是百分之百。陈学思谦虚地说这和当年的宣传政策有关，对外稿件都是免费的，所以采用量高。但不断发现和反映中国新的发展和变化，恐怕才是香港及海外媒体频繁采用他稿件的重要原因。
起初陈学思的拍摄主题以农业占多数，如尚未返城的知识青年、甘蔗丰收等。当时广东的经济发展居全国中下游水平，1979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广东仅523元，比全国的636元低17.8%，与今天的广东有着天壤之别。
80年代，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广东建立起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从那时候起，除了社会文化、民俗这些对外稿件青睐的题材外，工业、贸易也成为他报道的重点。这一时期，东莞“三来一补”的贸易新形式和深圳“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都收入了陈学思的镜头。通过一张张照片，香港和海外的读者真切感受到中国大陆改革的尝试和成果。随着越来越多工厂的出现，工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80年代陈学思报道计划生育政策时，他采访了东莞的电子工厂，发现计划生育让那里的女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在广东分社34年，陈学思报道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见证了广东由落后的农业大省转变为我国位列第一的经济大省的过程。2010年10月，他从广东分社退休，这时广州即将迎来第16届亚运会，分社的年轻摄影记者们将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履行记录历史的使命。
说到这里，陈学思不禁感慨：现代社会资讯越来越发达，记者的担子比以前更重了。过去的记者一个月发十张照片就不少了，而现在的摄影记者一个月要发几百张照片，非常辛苦。他向年轻记者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注意休息，身体第一工作第二。因为身体不好的话，即使再聪明能干，做的贡献也有限。二、要能吃苦，凡事要想得开。人如果乐观豁达，那么很多困难就不是困难。当说到怎样才能拍好新闻照片时，陈学思提到个性很重要。他拿自己业余爱好的绘画举例，梵高和夏加尔是大画家，他们都有很强的个性。向老师或者名家学习是有必要的，但不宜亦步亦趋、跟得过紧。
如今退休在家的陈老每天都过得很充实，除了摄影之外，他还画油画，收藏陶瓷、书画艺术品，并举办个人画展。以前的工作习惯仍在给他带来益处，由于和采访对象都保持来往，他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不乏关山月、黄宙这样的著名画家。陈学思说，对于摄影记者这一职业，喜爱是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哪项事业又不是如此呢？
刘大伟，2000年进入广东分社，现任分社总编辑助理兼摄影部主任
“刚入社的时候，我还是一张白纸。”刘大伟说起自己的经历时不禁莞尔。大学学习国际金融专业的他，大概从未想到自己会从事摄影记者这一职业。2000年刘大伟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当时他已经考取了南京海关公务员，但在听说新华社招应届毕业生的消息后，便放弃了当公务员的机会，报考了新华社。他当时的想法是做新闻更具挑战性，能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同时新华社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他的重要因素。考入广东分社后，刘大伟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工作之初，他是个新闻摄影的外行，对专业器材也不熟悉。当时的摄影组长陈学思教导他要多拍多看，于是他坚持每天到分社技术室看新华社稿库里的照片，头两个月就拍了八九十个胶卷——那是过去分社老记者一年的胶卷使用量。刘大伟知道自己摄影基础薄弱，一开始只能先多拍多练、边干边学。在业务熟练后，他就开始在每一个镜头上多下功夫，琢磨构图用光技巧。勤奋上进的他进步很快，工作第二年就获得了广东新闻奖。
由于每个分社只有几名摄影记者，所以不存在固定的跑线分工，每个记者都必须成为“多面手”。就这样，刘大伟在职业生涯之初拍了很多社会、文化新闻图片，之后又开始接触体育等题材。他认为涉及多种题材的拍摄的确很锻炼人。一说到自己喜爱的体育摄影，刘大伟打开了话匣子。他是幸运的，入社一年就赶上了广东举办第九届全国运动会，这是他最早接触的大型赛事，而更幸运的是在这次报道中得到了名师指点。当时新华社负责体育专线的是官天一，他是中国体育摄影界的元老之一。在官老的悉心指教下，刘大伟的体育摄影入门很快，他拍摄的九运会照片也得到了社内同事的普遍认可。后来刘大伟得知，官老当年正是看重他作风踏实、勤于钻研和照片的灵气，觉得他孺子可教。这之后刘大伟又参加了许多赛事的报道，2002釜山亚运、2004雅典奥运、2006德国世界杯……一个接一个顶级赛事的锻炼让他不断成长。他非常珍惜这些报道的机会，每次都全力以赴，争取拍出有影响力的照片……而最终的成绩也没有辜负他的努力，在过去十年中，他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摄影复评、广东新闻奖以及新华社社级好稿等荣誉。
最近的一次挑战来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这场赛事对刘大伟来说不仅仅意味着采访报道，新华社在其中承担了官方摄影队的职能，而对于广东分社而言，这是家门口的大赛，必须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刘大伟对于体育摄影已经驾轻就熟，但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配合总社摄影部领导进行亚运报道策划、拍摄点位选择，以及协调沟通。新华社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报道已经有了规范的模式，集团作战、精细分工，对拍什么、怎么拍会作出具体计划，如同一个详细的剧本，报道成功率非常高。在广州亚运会报道中，刘大伟所带领的广东分社摄影团队经受了考验，表现十分出色。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摄影记者们多数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每个人都很勤奋，团结又有默契，令他感到十分欣慰。
在广州亚运会摄影报道工作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协调工作。受到安保条件的限制，亚运会开闭幕式上能拍到好照片的摄影点位往往与安保工作存在冲突，因此新华社亚运摄影团队在与安保部门的协调沟通过程中花了不少心思。
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地点在珠江海心沙，这是一个户外场地。为了全方位立体覆盖现场，新华社摄影团队下了大功夫。由于开闭幕式有国家领导人等重要嘉宾出席，安保极其严密，周围的高楼都是禁区，但是为了拍到最好的照片，又必须争取这些点位。刘大伟和同事提前半年实地考察，选定拍摄点位，经过与安保部门反复协调沟通，终于在规定拍摄区之外获得20个特殊点位。这些点位都是经过上报中宣部、公安部相关领导批示，协调下来十分不易。在开幕式当天，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们提前6个小时就到了各自的拍摄点位上，确保了报道的立体覆盖、完美记录。事后媒体用户评价说：“时效快捷，海量图片让报社编辑挑花了眼。” 不少构思独特的独家图片被报纸选为头版头条。众所周知，广州媒体业十分发达，报刊也都派了各自的摄影记者现场报道。然而第二天各大媒体却纷纷选用新华社照片作为头版头条，《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更是在头版登出通版大照片。这些成绩说明争取特殊点位的功夫没有白费。
被问及日常报道中如何选择拍摄题材时，刘大伟说，自己是一名新华社记者，首先应当关注社会民生热点，第二是尽量选择适合用图片表达的题材和内容。说到器材的选择，刘大伟刚参加工作时喜欢用广角和长焦镜头，追求图像的冲击力。然而通过不断学习、研读经典照片，如今在拍摄中他更喜欢使用24～70毫米这类中焦镜头，与被摄对象保持恰当距离，不影响对方，同时又有亲近感。“不要被设备牵制。”刘大伟这么说，他虽然长途出差时会多带机身备用，但日常采访通常只带一机两镜，他更强调瞬间的把握，以及对新闻事件本身的专注。说到底，新闻价值是评价新闻照片的核心标准。当然，现在评价一幅新闻照片的优劣，角度更加多元化，并没有唯一的标准。例如体育摄影，有人喜欢动作片、有人喜欢情感片。他认为作为一名通讯社记者，应尽量全方位、多角度，用不同手法更加丰富地记录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