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荒学放电影时的师傅姓王，好像也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
　　我跟他学徒时，王师傅还正当年，小个子、大眼睛、圆脸蛋、一笑两个大酒窝，就是多了点生活的沧桑，放电影时候戴付眼镜，在当地人中多少也还显得有点学问。
　　当时我们用的是查哈阳最老的十六毫米放映机，老机器三天两头发脾气，不是没了声，就是没了影，所以又跟我师傅学到了不少的土招术，不是敲，就是打，有时还要抱着机器去取暖。
　　有一天，师傅告诉我，他要带全家回趟山东老家。
　　老虎出了门，猴子称大王，反正师傅也不在，我索性找了几本有关16毫米电影的机书，把机器全部拆开重新装了一遍。拆到过瘾时还把三营的小峰叫来一起学，匆忙中机器开关的绝缘纸没装好，就把机器发到了五连。谁成想，说好回山东一个月的师傅突然回来了，而且晚上直接去了五连。我刚到连队师傅已经架起机器，接上电源后打了我师傅一个趔趄，气的我师傅当着全连几百个人的面，把我数落了一通。一下子弄得我面子不知道往哪里搁，尴尬的脸，在电影光的折射下，红一阵、青一阵、紫一阵。
　　紧张了一段时间的师徒关系，终于随着我取得了放映执照，以及“教会了徒弟，师傅并没丢饭碗”的结局而缓和了下来。无论是白天写字画画，还是晚上下去放电影，看我忙不过来时，师傅甚至还来帮着一起写写弄弄。
　　师傅喜欢上了钓鱼，每次下连队总要在途中找一个池塘撒下网或下上套，回来的路上再一起去拉网收套。可师傅的运气真不好，经常是钓不到什么鱼，只捞到一堆小田鸡。师傅会在第二天一大早，用油炸好了放在我正熟睡的炕头旁，我也经常会被炸蛤蟆的香气给唤醒，最香的还是田鸡产籽时，吃得嘴边留下了一层黄黄的油。
　　过几天要去大兴安岭的鄂温克族放电影了。
　　电影开始了，我在前面放电影，我师傅在后面操作发电机，放了一半就见对面山坡上火光四起，吼声大作，好似千军万马，气势蓬勃的向我们奔来。我忙去问师傅这么多人朝这来，怎么能坐得下，我师傅一脸严肃的告诉说，那哪是人呀，那是山火！看电影的人群也跟着骚动了起来，好在有位酋长般上了年纪的人，抓起一把土向空中扬去，然后镇定的喊道，没关系吹不到这里，大家才继续看。但看到“智取威虎山”里小火车进山的场面，下面又引起了一片骚动，原来许多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小火车。
　　电影演完后免不了又是一顿吃喝，山里人的习惯是只要够辈分谁都可以上桌。村长家对着门的三铺炕上，放了三只大炕桌，村里的男女老幼挤满一堂，只要不够辈分的，哪怕是村支书也只能站在一旁端菜敬酒。我一直在前面放电影，人们没看见在后面发电的师傅，说什么也要让我上主桌，我怎么让我师傅都无济于事，我师傅向我使了个眼色，好在师傅他不会喝酒，我也只好将错就错。山里人的热情是不容置疑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喝醉就不够朋友，在这里做朋友也真是容易，只要喝酒！我也只好一个劲的喝酒，一个劲的捏着手绢擦嘴里的酒，终于醉倒了。不倒也不行，我喝的晕乎乎的被人抬了下来，成了山里人的好朋友……
　　师傅调走了，师傅全家要搬到大杨树去了。
　　又是几个春天过去了，师傅已经搬走了好几年。我终于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我坐着夜行的列车去了“大杨树”，大杨树是个小站，来往的人并不多，我也曾多次去大杨树的煤矿放电影。到大杨树车站正好是午夜一点多，臭气熏天的小车站加上熙熙攘攘东去的列车，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月光，在车站通往煤矿的小路上，洒下了一条长长的银带，我往山里走去。
　　齐腰高的苇子里，不时留下了冬天的痕迹，没来得及拉走的麦垛，就像小坟头似的，东倒西歪的点缀了凄冷的夜空。
　　午夜二点多，我才敲响了俱乐部后面平房东头第一间的门，在激起的阵阵狗叫声中，一个半大老头给我开了门，没成想就是我阔别了多年的王师傅。
　　其实，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看着远处冒着炊烟，师傅住的屯子，眼前不时浮现出师傅送行时的欢喜，渐渐的我挺起了胸，坐上西行的列车，一直向前，直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