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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格里高力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从历史因素、时代因素、个人性格因素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社会动荡年代像格里高力这样幻想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剧。在这部作品当中，作者并没有着力追求当时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中通过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形象来讴歌现实、歌功颂德的表现手法，甚至在作品中有意地流露出造成主人公格里高力悲剧一生的原因是一些苏维埃领导人过激的言行，使作品中透着一股对格里高力无言的理解和支持。
关键词： 小说《静静的顿河》 格里高力 人物性格 悲剧
在前苏联文学中，有不少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其主人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生长在顿河边，受着传统世俗约束但又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哥萨克青年，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格里高力由于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并且作者还把格里高力的悲剧命运部分地归咎于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对哥萨克的过火政策，这就决定了主人公的一生是耐人寻味的，也就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特定人物褒贬不一的评价。
格里高力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小说把主人公格里高力塑造得极为鲜明，作家明确表示要通过展示这个形象的“心灵的运动”来体现“人的魅力”。人物的悲剧性和人格的魅力的有机交织，构成了这一形象特异的色彩。
一、历史的悲剧
格里高力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青年，他的悲剧造成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哥萨克是俄罗斯民族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使这个民族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热情好客、崇尚自由、粗犷善战，也正是这些民族特点，哥萨克才成为沙皇统治下具有较高地位的民族之一。但在沙皇的愚民政策下，哥萨克阶层暴露出民族的弊端，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身有着一种盲目的优越感，为效忠沙皇而体现出来的“忠君”思想较为严重。在格里高力身上，一方面可以看到哥萨克中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如骁勇善战、热情勤劳、忠实善良，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传统世俗的影响，军国思想在其脑海中根深蒂固，盲目地崇拜军人荣誉，把争取哥萨克民族的生存权和自治权看得比任何事物都要高贵。正因为这样，造成了他认识真理和接受革命的艰难，使他在寻找适合自身生存的道路上屡次受挫。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格里高力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入白军和叛军，同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冲突。格里高力的矛盾和痛苦显然是和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的群体分不开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特定的民族性已为主人公格里高力悲剧的命运下了判决书。
二、时代的悲剧
时代是造成格里高力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当时沙皇俄国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像格里高力这样的哥萨克人对当局的不理解，也意味着这些人要以悲剧来结束人生的历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巩固其自身利益，尤其是为了扑灭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疯狂围剿，瓦解帝国主义从东、南、北三面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围攻，国家强制实行“余粮征集制”，[1]并且要求农民接受当时由于贬值而毫无价值的纸币。新政权向农民索要的地租，数量竟高于过去农民向地主贵族缴纳的地租，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是在为社会主义革命作自己的贡献，但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而言，他们认为这是当局在断送他们这些农民的出路，没有了粮食，农民还如何生存？这也是他们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之所在。当农民意识切身利益受到危害时，自然要产生不满和反抗的情绪，尤其是在沙皇统治下曾经有着优越感的哥萨克民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时以邓尼金为首的沙皇策划了一起规模空前的哥萨克暴动，致使像格里高力这样没有觉悟的农民上当受骗，并沦为苏维埃政权的牺牲品。
三、决策者造成的悲剧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决策者在政策上的极端化是造成格里高力悲剧的第三个原因。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作为深受战争之苦的格里高力，思想中很早就有脱离战争的潜意识。当他在大战中第一次杀死一个奥地利士兵时，格里高力立刻感到内疚：“良心使我非常难过，……我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人呢？”尤其是在文章的最后，格里高力有一段独白：“不论为谁，我都不愿效劳了。我这一辈子仗打得已经够多啦，精神上非常痛苦。不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我都厌恶透了。”[2]这种思想意识说明格里高力对战争是有抵触情绪的。作为正直的哥萨克人，内心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在格里高力第一次投身于革命中时，由于波得捷尔科夫的个人恩怨，使格里高力对红军的宣传有所动摇，负伤后就毅然离开了部队，想远离这个充满硝烟的尘世。当他再次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解救像他一样的穷苦大众时，格里高力又一次参加了红军，在布琼尼骑兵队任连长、副团长，为赎罪奋不顾身地同乌克兰和波兰的白匪英勇作战。然而，他终究得不到红军的信任，1921年内战刚结束，他便被复员回村。这时，他的妻子娜塔莉娅死于小产，嫂子妲丽亚自杀溺死于顿河，父母也先后病故，只有妹妹杜妮娅已和村苏维埃主席米什卡结了婚。格里高力回村后想同妹夫米什卡和平共处，但妹夫的不信任，并且扬言要将他逮捕，再加上残余叛匪头目佛明的谣言，使格里高力更加畏惧苏维埃政权，为了不被追究责任，格里高力投入了佛明匪帮。
四、人物性格的悲剧
造成格里高力悲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自身性格。他不自觉地卷入历史事件的强大漩涡之中，一直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左右晃动，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的主观原因的。格里高力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中农具有两重性，既是朴实的劳动者，又是对个人财产极其重视的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勤劳善良、热爱家乡。对正义和真理充满了向往，追求社会主义新事物，所以他两次投身革命，和敌对阵营英勇作战。但作为一个私有者和哥萨克下级军官，格里高力在政治上具有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的劣性；他苦苦追求真理，但在追求中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严重的个人思想，使他一再迷失方向。尤其是保守落后的哥萨克传统观念和偏见，以及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他都一直坚持，不愿舍弃。这些又使他向反革命阵营倾斜，因而三次卷入到反革命叛乱中，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和感情也逐渐消亡，性格也越发凶残冷酷。格里高力在独特环境中形成的哥萨克剽悍性格，以及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使他在面对革命队伍中让人无法理解的偏激情绪和过火行为时，不断地同各阶层社会力量的代表发生冲突。他投身白匪一开始就意识到叛乱“必遭灭亡”，即使在叛乱的高潮中，他也怀疑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对头”。在白匪那里，他被看做是“一个粗野的哥萨克”；他既没有找到“真理”，又没有找到“正义”。在红军中，他既不了解人民发起的阶级斗争的正义的一面，又不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变对时局的影响，更不能正确对待革命队伍中的过火行为和“左”的错误，而是以私有者的观点去看待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把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屠杀，因而分不清阶级斗争中的真善美丑。他站在两种原则的斗争的中间，对这两方面他都不肯承认；他在水火不容的敌对阵营之间徘徊，在白军与红军中三进两出，想从中寻找一条使哥萨克民族彻底解脱的中间道路。然而，哥萨克中农本身的局限性，其民族缺乏政治远见和领袖人物，这就决定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格里高力顽固坚持“中间道路”的结果，只能和人民越走越远，最后把自己推向了悲剧的深渊。格里高力悲剧的实质，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革命年代，企图追求和探索实际上不存在的理想而遭到彻底破灭的悲剧；是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时期，既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又找不到自身的真正地位和道路的人的悲剧。
这次战争，使格里高力丧失了几乎所有的亲人，哥哥、嫂子、妻子、女儿、父亲和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唯一所能在精神上寄托的是他的儿子。小说的结尾写道：“他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这就是在他的生活上所残留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他暂时还能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巨大的，在冷冷的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世界相联系着的东西。”总之，格里高力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一种独特的象征。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作为一个劳动者，他有同人民血肉相连、热情勇敢、真诚坦率的一面；但他又背着沉重的包袱，辨不清方向，经不起考验，再加上多少年来形成的哥萨克传统和偏见，一直在反革命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他一直处在痛苦的动摇之中，最终决定了悲剧的一生。
参考文献：
[1]金元浦，孟昭毅，张良村.外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李云峰，罗明洲，王文凭.外国文学专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关键词： 小说《静静的顿河》 格里高力 人物性格 悲剧
在前苏联文学中，有不少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其主人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生长在顿河边，受着传统世俗约束但又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哥萨克青年，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格里高力由于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并且作者还把格里高力的悲剧命运部分地归咎于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对哥萨克的过火政策，这就决定了主人公的一生是耐人寻味的，也就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特定人物褒贬不一的评价。
格里高力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小说把主人公格里高力塑造得极为鲜明，作家明确表示要通过展示这个形象的“心灵的运动”来体现“人的魅力”。人物的悲剧性和人格的魅力的有机交织，构成了这一形象特异的色彩。
一、历史的悲剧
格里高力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青年，他的悲剧造成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哥萨克是俄罗斯民族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使这个民族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热情好客、崇尚自由、粗犷善战，也正是这些民族特点，哥萨克才成为沙皇统治下具有较高地位的民族之一。但在沙皇的愚民政策下，哥萨克阶层暴露出民族的弊端，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身有着一种盲目的优越感，为效忠沙皇而体现出来的“忠君”思想较为严重。在格里高力身上，一方面可以看到哥萨克中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如骁勇善战、热情勤劳、忠实善良，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传统世俗的影响，军国思想在其脑海中根深蒂固，盲目地崇拜军人荣誉，把争取哥萨克民族的生存权和自治权看得比任何事物都要高贵。正因为这样，造成了他认识真理和接受革命的艰难，使他在寻找适合自身生存的道路上屡次受挫。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格里高力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入白军和叛军，同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冲突。格里高力的矛盾和痛苦显然是和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的群体分不开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特定的民族性已为主人公格里高力悲剧的命运下了判决书。
二、时代的悲剧
时代是造成格里高力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当时沙皇俄国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像格里高力这样的哥萨克人对当局的不理解，也意味着这些人要以悲剧来结束人生的历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巩固其自身利益，尤其是为了扑灭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疯狂围剿，瓦解帝国主义从东、南、北三面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围攻，国家强制实行“余粮征集制”，[1]并且要求农民接受当时由于贬值而毫无价值的纸币。新政权向农民索要的地租，数量竟高于过去农民向地主贵族缴纳的地租，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是在为社会主义革命作自己的贡献，但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而言，他们认为这是当局在断送他们这些农民的出路，没有了粮食，农民还如何生存？这也是他们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之所在。当农民意识切身利益受到危害时，自然要产生不满和反抗的情绪，尤其是在沙皇统治下曾经有着优越感的哥萨克民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时以邓尼金为首的沙皇策划了一起规模空前的哥萨克暴动，致使像格里高力这样没有觉悟的农民上当受骗，并沦为苏维埃政权的牺牲品。
三、决策者造成的悲剧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决策者在政策上的极端化是造成格里高力悲剧的第三个原因。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作为深受战争之苦的格里高力，思想中很早就有脱离战争的潜意识。当他在大战中第一次杀死一个奥地利士兵时，格里高力立刻感到内疚：“良心使我非常难过，……我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人呢？”尤其是在文章的最后，格里高力有一段独白：“不论为谁，我都不愿效劳了。我这一辈子仗打得已经够多啦，精神上非常痛苦。不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我都厌恶透了。”[2]这种思想意识说明格里高力对战争是有抵触情绪的。作为正直的哥萨克人，内心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在格里高力第一次投身于革命中时，由于波得捷尔科夫的个人恩怨，使格里高力对红军的宣传有所动摇，负伤后就毅然离开了部队，想远离这个充满硝烟的尘世。当他再次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解救像他一样的穷苦大众时，格里高力又一次参加了红军，在布琼尼骑兵队任连长、副团长，为赎罪奋不顾身地同乌克兰和波兰的白匪英勇作战。然而，他终究得不到红军的信任，1921年内战刚结束，他便被复员回村。这时，他的妻子娜塔莉娅死于小产，嫂子妲丽亚自杀溺死于顿河，父母也先后病故，只有妹妹杜妮娅已和村苏维埃主席米什卡结了婚。格里高力回村后想同妹夫米什卡和平共处，但妹夫的不信任，并且扬言要将他逮捕，再加上残余叛匪头目佛明的谣言，使格里高力更加畏惧苏维埃政权，为了不被追究责任，格里高力投入了佛明匪帮。
四、人物性格的悲剧
造成格里高力悲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自身性格。他不自觉地卷入历史事件的强大漩涡之中，一直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左右晃动，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的主观原因的。格里高力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中农具有两重性，既是朴实的劳动者，又是对个人财产极其重视的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勤劳善良、热爱家乡。对正义和真理充满了向往，追求社会主义新事物，所以他两次投身革命，和敌对阵营英勇作战。但作为一个私有者和哥萨克下级军官，格里高力在政治上具有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的劣性；他苦苦追求真理，但在追求中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严重的个人思想，使他一再迷失方向。尤其是保守落后的哥萨克传统观念和偏见，以及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他都一直坚持，不愿舍弃。这些又使他向反革命阵营倾斜，因而三次卷入到反革命叛乱中，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和感情也逐渐消亡，性格也越发凶残冷酷。格里高力在独特环境中形成的哥萨克剽悍性格，以及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使他在面对革命队伍中让人无法理解的偏激情绪和过火行为时，不断地同各阶层社会力量的代表发生冲突。他投身白匪一开始就意识到叛乱“必遭灭亡”，即使在叛乱的高潮中，他也怀疑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对头”。在白匪那里，他被看做是“一个粗野的哥萨克”；他既没有找到“真理”，又没有找到“正义”。在红军中，他既不了解人民发起的阶级斗争的正义的一面，又不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变对时局的影响，更不能正确对待革命队伍中的过火行为和“左”的错误，而是以私有者的观点去看待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把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屠杀，因而分不清阶级斗争中的真善美丑。他站在两种原则的斗争的中间，对这两方面他都不肯承认；他在水火不容的敌对阵营之间徘徊，在白军与红军中三进两出，想从中寻找一条使哥萨克民族彻底解脱的中间道路。然而，哥萨克中农本身的局限性，其民族缺乏政治远见和领袖人物，这就决定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格里高力顽固坚持“中间道路”的结果，只能和人民越走越远，最后把自己推向了悲剧的深渊。格里高力悲剧的实质，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革命年代，企图追求和探索实际上不存在的理想而遭到彻底破灭的悲剧；是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时期，既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又找不到自身的真正地位和道路的人的悲剧。
这次战争，使格里高力丧失了几乎所有的亲人，哥哥、嫂子、妻子、女儿、父亲和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唯一所能在精神上寄托的是他的儿子。小说的结尾写道：“他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这就是在他的生活上所残留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他暂时还能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巨大的，在冷冷的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世界相联系着的东西。”总之，格里高力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一种独特的象征。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作为一个劳动者，他有同人民血肉相连、热情勇敢、真诚坦率的一面；但他又背着沉重的包袱，辨不清方向，经不起考验，再加上多少年来形成的哥萨克传统和偏见，一直在反革命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他一直处在痛苦的动摇之中，最终决定了悲剧的一生。
参考文献：
[1]金元浦，孟昭毅，张良村.外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李云峰，罗明洲，王文凭.外国文学专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