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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成果,其理念､制度和管理方式直接体现和促进着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信任来源于政治文明的成果,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和谐的政府信任关系也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注入了生机｡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府信任;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4-0015-02
一､政治文明与政府信任的辩证关系
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是相对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而形成的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具体体现为“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统治)方法的运用｡”[1]政治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理念､制度和管理方式,构成了一个社会中政府与公众关系的基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依次出现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四种政治文明类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专制国家中,政府和公众之间都只能形成对抗和冲突的紧张关系,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和谐信任的关系｡奴隶制､封建制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文明,体现着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实行专制的政治制度和人治的统治方法｡在这种落后的政治文明中,政府将人民当作是“会说话的工具”,用严刑酷法对其进行奴役､盘剥和暴力统治｡人民没有自由,丧失尊严,因为匮乏､恐惧和暴力强制而从身体到心灵都依附于专制结构｡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如果说存在着“信”,则或者是政治暴力威慑性所产生的“惧信”,或者是因为将君主奉为“神的子嗣或化身”而导致对神灵的恐惧以及迷信,抑或是由于统治者蛊惑､欺骗而产生的“盲信”,显然缺乏信任本身所应含有的自由､平等等理性特征｡“一旦将政治生活狭义的理解为一种操纵和意识形态上的蛊惑,那么信任的问题在政治中就不必占据显要的位置了｡”在专制制度的暴力统治下,现代意义上的普遍信任关系显然没有生存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奴隶制､封建制条件下政府与公众的政治关系,只能是一种诉诸暴力的政治野蛮和蛊惑欺骗的政治蒙昧｡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通过抨击宗教神学,高扬人的理性,挑战封建权威,反对专制统治,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立了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和民主法治的制度文明,为包含着“自由-民主”政治文化属性的信任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自由平等权利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核心,使公民得以超越封建神权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桎梏,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的政治现象和政府制度｡在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中,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核心价值和制度规范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并决定和影响着公共权力运用的价值观､机制及其评价标准｡由于存在着明确的制度保障,政府权力的运行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如果说“信任是对一个组织或个体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行动的判断和信心的估计”,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所确立的制度文明使公众信任政府就有了可能｡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在资产阶级政府能够维持经济增长､保护民主和人权时,确实出现了公众支持政府的政治热情和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政府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所把持的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可能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保持持久的公众信任,经常涌现的民众游行示威､抗议等活动也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是政治文明发展和完善的更高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得到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历史证明,争取全社会各部分支持的“兼容型”政党最有可能赢得执掌一个平稳的政府的机会｡不同于基于政治上的不信任所建立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民民主权利实现的根本保障｡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实现,人民选举产生政府,并监督政府为其负责,保证政府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和利益｡这就为政府信任的建立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结构｡依法治国使发展民主和健全法制紧密联系起来,不仅保证了政府能够依法行政,按人民意志服务,而且保障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利和途径｡法律制度所具有的利导性和预期作用,可以使公众信任政府更有依据､更具确定性,民主化则促进政府和公众在互动中加强了解､信任与合作｡由此可见,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可能真正构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和谐信任关系｡
二､政府信任的政治文明价值
约翰·邓恩认为,信任是理解政治行为的核心｡政治信任的存在成为一切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2]从政治发展的文明成果中汲取构建政府信任关系的动力机制的同时,和谐的政府信任关系也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注入了生机｡
第一,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表现和根基｡就行政管理来说,政府合法性的获得不仅要有符合法律的外在形式和程序,更要有体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内在的道义价值｡简单地说,合法性就是公众基于公共利益之上对政府权力的承认和政府行政活动正当性的认同,政府只有赢得公众的信任才能取得真正的合法性｡因此,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增强了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和根基,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提供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第二,政府信任可以促进法治国家的进程｡政府信任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其作用就在于缓和冲突,把社会冲突保持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当代法治必然要把各种关系,尤其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保持在信任的秩序范围内作为目标｡反之,法律制度依赖信任关系才能得到更好执行和发展｡经验资料证明,人们对组织权威信任度的评价形成了他们接受权威决策者的意愿,也影响了遵守组织规章法令的义务感｡[3]公众信任政府就会自愿接受和服从政府所制定和执行的各项法律制度和规章决定,并逐渐养成尊重和信仰法律制度的习惯和素养｡信仰法律､遵守法律的法治意识的形成和普及,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是最根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政府信任可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绩效｡政府信任关系是政府在长期管理实践中所蓄积和沉淀的政治资本｡运用这种资本,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引导公众自觉地执行政府的政策和政令,使公共管理活动自始至终都得以稳定进行,从而极大地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由于“晕轮效应”和“马太效应”,政府的高效决策､顺畅执行会进一步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在公众心目的绩效价值｡高度的信任所促成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有助于政府及时理解公众的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迅速作出反应,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政府信任度高可以增强政策结果实现的可预测性,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减少政府对管理对象实施监督､管制和对之制裁的费用,从而实现降低行政成本的经济功能｡
第四,政府信任可以增强国家凝聚力,树立国际形象｡“信任是国家唯一的支撑物,从而也是国家稳定性的维持物”｡政府信任“不仅支持了整个国家内部的整合,而且构成了它对于其他国家的可信性｡”[4]从逻辑上说,高度的信任决定了政府的威信,从而决定其号召力､动员力和控制社会的能力｡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可以利用信任集成的凝聚力动员公众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甚至可以在特殊时期感召公众为国家整体利益而作出必要的牺牲,可以变不利环境为有利形势｡
三､政府信任建构的政治途径
研究政府信任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反思历史上的政治文明对政府信任建构的作用,并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重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制度革新实质上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上的整体制度结构中的一种特殊关系,其核心是处理代表私权的个人与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各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坚持和完善现有的制度,实现政府转型,对于提高政府信任度,建构政府与公民和谐互动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当代中国最基本､不可动摇的政治命题｡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举世皆知,是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党,在人民心目中具有不可更替和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漫长的历史传统和无数的历史事实也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如果否定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只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内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幸｡而且,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使人民的信仰失去重心,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将失去精神依托和精神支柱｡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坚决维护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领导,以保证公众对政府的持久信任｡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政府责任｡从契约的角度看,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权组织形式,保证了全体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使广大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基于信任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行政权力委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行使｡因此,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政府责任,可以保证公众和政府的信任关系建立在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同时,由于避免了盲目信任,并通过制度防范对信任的背离,既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官员腐败,又可以使公众保持对政府的持续信任,最终有利于形成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
坚持依法治国,规范公共权力｡法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它首先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也首先不是要求公众遵守法律,把法律当成管理公众的工具,而是强调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受到法律的制约,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法治的基本要义在于,公共权力本身必须严格受制于法律所确立的严格限制,从而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因此,依法治国通过明确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自身行动规范的基础上来建立起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依法行政,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规范公共权力,对于树立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
推行民主行政,引导公民参与管理｡民主行政是政治民主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发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它以政府与公民的平等性为前提,是以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为典型特征的行政模式｡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对公民偏好的持续不断地反应｡通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众输入自己的利益需求,有利于政府连续不断地输出符合公众偏好的政策,满足公众的信任预期｡同时,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可以与政府建立起共同治理的合作关系,有助于维系政府和公众共生共存的信任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惠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J].政治学研究,2003.
[2]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汤姆·R·泰勒,罗德里科·M·克瑞雷.组织中的信任[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4]郑也夫.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宋桂祝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府信任;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4-0015-02
一､政治文明与政府信任的辩证关系
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是相对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而形成的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具体体现为“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统治)方法的运用｡”[1]政治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理念､制度和管理方式,构成了一个社会中政府与公众关系的基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依次出现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四种政治文明类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专制国家中,政府和公众之间都只能形成对抗和冲突的紧张关系,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和谐信任的关系｡奴隶制､封建制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文明,体现着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实行专制的政治制度和人治的统治方法｡在这种落后的政治文明中,政府将人民当作是“会说话的工具”,用严刑酷法对其进行奴役､盘剥和暴力统治｡人民没有自由,丧失尊严,因为匮乏､恐惧和暴力强制而从身体到心灵都依附于专制结构｡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如果说存在着“信”,则或者是政治暴力威慑性所产生的“惧信”,或者是因为将君主奉为“神的子嗣或化身”而导致对神灵的恐惧以及迷信,抑或是由于统治者蛊惑､欺骗而产生的“盲信”,显然缺乏信任本身所应含有的自由､平等等理性特征｡“一旦将政治生活狭义的理解为一种操纵和意识形态上的蛊惑,那么信任的问题在政治中就不必占据显要的位置了｡”在专制制度的暴力统治下,现代意义上的普遍信任关系显然没有生存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奴隶制､封建制条件下政府与公众的政治关系,只能是一种诉诸暴力的政治野蛮和蛊惑欺骗的政治蒙昧｡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通过抨击宗教神学,高扬人的理性,挑战封建权威,反对专制统治,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立了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和民主法治的制度文明,为包含着“自由-民主”政治文化属性的信任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自由平等权利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核心,使公民得以超越封建神权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桎梏,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的政治现象和政府制度｡在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中,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核心价值和制度规范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并决定和影响着公共权力运用的价值观､机制及其评价标准｡由于存在着明确的制度保障,政府权力的运行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如果说“信任是对一个组织或个体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行动的判断和信心的估计”,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所确立的制度文明使公众信任政府就有了可能｡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在资产阶级政府能够维持经济增长､保护民主和人权时,确实出现了公众支持政府的政治热情和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政府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所把持的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可能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保持持久的公众信任,经常涌现的民众游行示威､抗议等活动也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是政治文明发展和完善的更高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得到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历史证明,争取全社会各部分支持的“兼容型”政党最有可能赢得执掌一个平稳的政府的机会｡不同于基于政治上的不信任所建立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民民主权利实现的根本保障｡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实现,人民选举产生政府,并监督政府为其负责,保证政府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和利益｡这就为政府信任的建立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结构｡依法治国使发展民主和健全法制紧密联系起来,不仅保证了政府能够依法行政,按人民意志服务,而且保障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利和途径｡法律制度所具有的利导性和预期作用,可以使公众信任政府更有依据､更具确定性,民主化则促进政府和公众在互动中加强了解､信任与合作｡由此可见,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可能真正构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和谐信任关系｡
二､政府信任的政治文明价值
约翰·邓恩认为,信任是理解政治行为的核心｡政治信任的存在成为一切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2]从政治发展的文明成果中汲取构建政府信任关系的动力机制的同时,和谐的政府信任关系也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注入了生机｡
第一,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表现和根基｡就行政管理来说,政府合法性的获得不仅要有符合法律的外在形式和程序,更要有体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内在的道义价值｡简单地说,合法性就是公众基于公共利益之上对政府权力的承认和政府行政活动正当性的认同,政府只有赢得公众的信任才能取得真正的合法性｡因此,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增强了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和根基,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提供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第二,政府信任可以促进法治国家的进程｡政府信任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其作用就在于缓和冲突,把社会冲突保持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当代法治必然要把各种关系,尤其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保持在信任的秩序范围内作为目标｡反之,法律制度依赖信任关系才能得到更好执行和发展｡经验资料证明,人们对组织权威信任度的评价形成了他们接受权威决策者的意愿,也影响了遵守组织规章法令的义务感｡[3]公众信任政府就会自愿接受和服从政府所制定和执行的各项法律制度和规章决定,并逐渐养成尊重和信仰法律制度的习惯和素养｡信仰法律､遵守法律的法治意识的形成和普及,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是最根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政府信任可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绩效｡政府信任关系是政府在长期管理实践中所蓄积和沉淀的政治资本｡运用这种资本,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引导公众自觉地执行政府的政策和政令,使公共管理活动自始至终都得以稳定进行,从而极大地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由于“晕轮效应”和“马太效应”,政府的高效决策､顺畅执行会进一步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在公众心目的绩效价值｡高度的信任所促成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有助于政府及时理解公众的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迅速作出反应,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政府信任度高可以增强政策结果实现的可预测性,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减少政府对管理对象实施监督､管制和对之制裁的费用,从而实现降低行政成本的经济功能｡
第四,政府信任可以增强国家凝聚力,树立国际形象｡“信任是国家唯一的支撑物,从而也是国家稳定性的维持物”｡政府信任“不仅支持了整个国家内部的整合,而且构成了它对于其他国家的可信性｡”[4]从逻辑上说,高度的信任决定了政府的威信,从而决定其号召力､动员力和控制社会的能力｡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可以利用信任集成的凝聚力动员公众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甚至可以在特殊时期感召公众为国家整体利益而作出必要的牺牲,可以变不利环境为有利形势｡
三､政府信任建构的政治途径
研究政府信任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反思历史上的政治文明对政府信任建构的作用,并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重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制度革新实质上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上的整体制度结构中的一种特殊关系,其核心是处理代表私权的个人与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各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坚持和完善现有的制度,实现政府转型,对于提高政府信任度,建构政府与公民和谐互动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当代中国最基本､不可动摇的政治命题｡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举世皆知,是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党,在人民心目中具有不可更替和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漫长的历史传统和无数的历史事实也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如果否定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只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内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幸｡而且,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使人民的信仰失去重心,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将失去精神依托和精神支柱｡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坚决维护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领导,以保证公众对政府的持久信任｡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政府责任｡从契约的角度看,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权组织形式,保证了全体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使广大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基于信任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行政权力委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行使｡因此,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政府责任,可以保证公众和政府的信任关系建立在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同时,由于避免了盲目信任,并通过制度防范对信任的背离,既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官员腐败,又可以使公众保持对政府的持续信任,最终有利于形成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
坚持依法治国,规范公共权力｡法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它首先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也首先不是要求公众遵守法律,把法律当成管理公众的工具,而是强调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受到法律的制约,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法治的基本要义在于,公共权力本身必须严格受制于法律所确立的严格限制,从而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因此,依法治国通过明确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自身行动规范的基础上来建立起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依法行政,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规范公共权力,对于树立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
推行民主行政,引导公民参与管理｡民主行政是政治民主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发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它以政府与公民的平等性为前提,是以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为典型特征的行政模式｡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对公民偏好的持续不断地反应｡通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众输入自己的利益需求,有利于政府连续不断地输出符合公众偏好的政策,满足公众的信任预期｡同时,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可以与政府建立起共同治理的合作关系,有助于维系政府和公众共生共存的信任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惠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J].政治学研究,2003.
[2]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汤姆·R·泰勒,罗德里科·M·克瑞雷.组织中的信任[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4]郑也夫.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