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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贵是一位严肃而富于思考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创作主题始终指向底层民众，关注着农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几十年来，他除了创作《苍山如海》《凤凰台》《遍地黄金》《盘龙埠》《非常日子》《乡村档案》等十部长篇小说外，还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其中，长篇小说《苍山如海》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并被评为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十部优秀小说之一，根据《苍山如海》改编拍摄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盘龙埠》获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奖等。
向本贵不仅长篇小说创作丰硕，中短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灾年》获《当代》中篇小说奖，《禾坪的八月》在二○一二年《小说选刊》等单位举办的“郭澄清全国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中荣获唯一大奖，《栗坡纪事》收入由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这方水土》收入由中国作协编选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两个老人和一丘水田》被改编成电影。
新世纪以来，年近古稀的向本贵自感精力不济，基本上不怎么写长篇小说了。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其中短篇小说频频亮相于全国各大文学期刊或选刊，其思想显得更加深邃，其写作技法显得更加圆熟。
一、乡村矛盾的揭示与反思
向本贵出生于湘西苗族农民家庭，长时期生活在农村，并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对家乡父老和农民兄弟怀有天然的友好情谊。而中国农民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所承受的生活苦难自然会引起作家无限的忧思和同情。于是，“书写农民的苦难，书写农民的期盼，书写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求，书写农民的愚昧和落后”，或者“关爱农民的生存状况，给农民以大悲悯、大同情、大关怀”向本贵：《思想农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成为他小说创作最为重要的话题
向本贵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高扬时代主旋律，创作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显示了深刻、凝重与丰厚的艺术特征。《盘龙埠》写的是社会转型时期，通过两代四家人近四十年的悲欢离合，全面反映了地处湘西边地的小镇盘龙埠人在乡村社会变革中的生活百态，书写他们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足后的当代农民精神上的追求及因社会变革而引起的人性的变化，小说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特色。长篇小说《苍山如海》以建设三江大坝为背景，描写了几十万农民如何告别家乡重建家园的艰难历程，突出表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民及其儿女们在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那种相濡以沫的情感，这种情感充满温情和希望，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所在。《苍山如海》正是张扬了这种民族内在的精神，表现了中国农民身上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无论是章时弘还是他的母亲、哥哥，或是李大铁、村支书张守地等，都有了情感作为依托的思想根基。他们在压力面前，从未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出中国农民最可贵的品质：一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不投机取巧，不避重就轻，更没有选择退让，二是他们脚踏实地、勤勤恳恳，迎难而上！小说对农民和乡村干部的热情讴歌，显示出严肃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作风。《乡村档案》中所描述苦藤河乡农民，尽管步入了改革开放年代，但却因为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不仅有许多“没吃没穿没住的困难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有不少农民“病得九死一生，却没有钱请医生住医院”，而且承担着基层各种违规集资款项，特别是受到乡村腐败干部的欺压与伤害，乃至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至于赵福林那样的农民更是生活在“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用“破蓑衣”当被子、靠红薯当饭吃的极端贫困状态里，基本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有甚者，邓美玉、张朵等无辜的农村姑娘，因为经济所迫，沦为少数腐败分子任意凌辱的“玩偶”，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与摧残。作者借小说向我们发出严重警告：苦藤河乡经济、生活状况的苦难，不仅仅是落后的交通条件造成的，更是乡村干部的腐败与胡乱摊派等重压造成的。《凤凰台》以悲悯的情怀记录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来所遭受的深重历史苦难，展示了他们在政治风雨中所经历的曲折历史岁月。对《凤凰台》中所描述的湘西农村凤凰台农民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政治运动或政策失误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几乎所有的凤凰台人，无论是支部书记刘宝山、生产副社长周连生等社队干部，还是丁保平、伍爱年、伍春年等普通社员，都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一直为粮食问题所困扰，一直生活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无法过上平静舒心的日子。田大榜、田中杰、田玉凤、韦香莲等地主分子，则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利，遭受到“跪磁瓦片”“猴儿抱柱”“燕兒扑水”“吊半边猪”等非人的批斗、残忍的体罚与人格侮辱，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田玉凤、韦香莲、丁如兰、伍春年等女性，则无法逃脱贾大合、孙少辉等基层败类的色欲魔爪，有的过着生不如死的灾难日子。而韦香莲、丁如兰、吴石生等许多普通群众，更是被饥饿、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夺去了生命，成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历史的曲折不仅粉碎了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愿望，而且还几乎将他们推进了社会灾难的深渊，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与此同时，作家深情歌颂了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云变幻的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面对困境不放弃的坚强生存信念，田大榜、刘宝山等等就是中国农民的重要代表。这是作者对农民兄弟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他对历史的真切把握，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农民的顽强生命力。
二、人文情怀的涌动与表达
向本贵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特别关注那些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底层人，不仅包括那些留守在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那些处在城乡交叉带的进城务工人员。在近几年的创作中，向本贵开始把叙述视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其观察对象虽然还是来自农村，但作为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其文化身份显然已经改变，面对这个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在叙事姿态上作者显示出深切的担忧。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千家桥》给读者展示了这些边缘人的真实生活，他们来自乡村，但又不能称之为农民工。因为他们的劳动属于分散作业的个体行为。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来到城市以拾垃圾为生，对于这样的群体，城市没有赋予他们合法的地位。于是，他们只能生存于城市的夹缝中，其文化身份和处境与流浪的吉普赛人极其相似，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极不稳定，处于暧昧和悬置的状态。小说的男主人公刘楚金自小失去父母，靠姐姐刘楚玉在外打工完成了高中学业，并顺利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为了挣得学费，他决定暑假进城看望姐姐，并寻求短期打工挣钱的机会。在目睹姐姐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劳动的低级与不堪后，刘楚金不忍姐姐受苦，决定放弃学业。但在姐姐的鼓励和坚持下，刘楚金终于同意与姐姐共同劳动以挣取学费。小说通过几个场景，细致而真实地呈现了拾垃圾者灰色的生活状态与窘迫的生存现实。像刘楚玉这样的打工者，微薄的收入显然无以承担租住房子的费用，他们只能在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千家桥开辟生存空间。刘楚玉们搭棚而居，设施简陋不说，他们还要时时提防城管部门的盘查，甚至会遭到驱赶。他们经常被怀疑成小偷，并受到轻蔑、歧视和无礼的对待。可贵的是，在叙事中，作家没有简单地强调外在因素所造成的苦难，其笔锋直抵灵魂，拷问良心。小说中田大为这个表面和善而内里阴险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一种黑暗与卑劣的人性存在，并以人性之恶，反衬出刘楚玉们的勤劳、善良，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生存现实的深切忧虑。《青山环抱的山岗》写一个流落他乡的北方青年的爱情信仰。尽管主人公刘启明社会地位卑微，但他的内心却存有对真爱的渴求，而且显得那么执拗。从动机看，刘启明对爱的追求，并非心态功利使然，也非身体欲望的骚动，而是源于内心对爱情的追索，以及对身处苦难边缘的生命的拯救。同时作者通过刘启明对小吃店女工伍年秀的跟踪、追求，到痴迷的整个过程的叙述，塑造了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打工妹形象，文字中弥漫着忧伤和哀怨。伍年秀在生活中极端地刻薄自己，甚至以卖身手段来挽救重病的母亲，而这又直接导致了刘启明爱情梦想的破灭，其中的悲剧性意味显示出作家对底层民众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体恤之情。《冰血中的玫瑰》成功塑造了当代农村妇女刘珍珠的形象。刘珍珠在丈夫病逝后，生计成了她和儿子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刘珍珠和其他农民工一样，还是选择了城市。她的工作是为经贸局看守大门，但事实上她每天要做的事情远远不止守守大门这么简单和轻松，而是严重地超负荷工作：办公室的清洁卫生，烧开水，清除冰渣，包扎水管，与歹徒搏斗……为了让儿子正常读书，她只能忍辱负重，备受生活的煎熬。而这种生活之“重”的呈现，在作者的叙事中，并不是对事物的表象的陈述，而是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和细致的心理刻画传达出来的。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隐约看到刘姥姥和阿Q的影子，事实上也映照出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显然是这篇小说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写人物时，作者完全以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眼光去打量人物灵魂的复杂性，跟踪人物的心灵轨迹。刘珍珠身份卑微，却总爱与人争吵，为了宠物狗到处屙屎屙尿的事，甚至与单位领导的夫人大骂开来。但考虑到年底的奖金和自己的贫困现状，她只能无奈地一再忍耐和妥协。更有意味的是，作者通过刘珍珠对空调的新奇感受，以及她把自己的现实处境与乡下的农民进行比照，体现了人物文化身份的转变引起的思考。在刘珍珠的意识中乡下农民是无法见到局长和县长这样级别的大官的，而她几乎可以天天见到。“‘这一切的一切是一般农村妇女能比的么’。作品从农村妇女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人物意识中潜藏的等级观念，不仅表达了作家对底层生命的深切体恤，同时也折射出传统农民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王讯：《朴素的写实，深沉的忧思——向本贵近期小说创作述评》，《创作与评论》2011年第1期。对传统乡村文化观念与民族心理结构的反思，使向本贵的叙事深入到社会文化心理的潜在层面。而这种纵深层面的文化忧思所凸显的知识分子情怀，也正是当下文学作品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品质。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的古训，这一点，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变化发展，在今天，或将来，都不会过时。在当下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故弄玄虚、华而不实、浅薄浮躁等，大行其道，但是，真正的文学必定有益于国家与民族，能够不朽的文学必定是艺术的、审美的，具有人文道德关怀的文学。在《乡村爱情》里，作家塑造了一个留守男子柳冬生的悲剧形象，小说呈现了一幅荒凉的爱情图景，表达了对乡村情感生活现状的深刻思考与忧虑——新世纪中国乡村的爱情，已经褪去热烈和浪漫的色彩。在乡村，关于爱情，农民没有太多幻想，只求能找到女人，结婚生子。作家发现这种最低限度的情感需求仍然难以实现，于是，把传统的爱情主题植入目前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切中了乡村社会空洞和苍白的情感现实，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三、精微人性的刻画与剖析
短篇小说《碑》讲述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偏远山区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发展变化，反映了新一代青年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作品独具匠心，寓意深刻，在平实叙事中塑造了女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透视了权力与人性的冲突与较量，揭示了偏僻乡村的现实困惑与矛盾，弘扬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碑》真实地书写了女主人公田美秀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和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田美秀没有读大学的命，又不甘心一辈子生活在贫穷的農村，也不情愿到外面去打工，更不忍心去打搅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哥李名东的美梦。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其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直到李名东到镇上来挂职，田美秀才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她主动找到李名东，发现李名东尽管攀上县长女儿，却还惦记着她，并帮她当上了镇文化辅导员。然而，在爱情与权力的权衡中，李名东还是选择了后者。他为了求得县长女儿的欢心，当众恶意侮辱田美秀的人格，逼迫其离家出走。尽管田美秀六年来独自一人在外漂泊，吃尽了苦头，但她没有去怪罪李名东，还诚心诚意地感谢李名东父母对她家的照顾。更为可贵的是，她虽然得了绝症，但为了方便河坝村的群众，却毅然计划投资修水泥桥。可在这节骨眼上，李名东却为了个人利益，还百般刁难，并执意扣走田美秀预留的救命钱，使田美秀因无钱医治绝症，而结束了短暂而悲壮的一生。但田美秀的慷慨解囊并没有付诸东流，由她投资修建的河口大桥架通了村里村外，村民为了永远地纪念她，在桥的石碑上面刻着“功德桥”三个字，下面刻上她卖肾捐钱修桥的事情，预示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将永驻人间。而李名东只图索取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但如同石碑背后刻的“李名东不能从桥上过”一行字一样，臭名昭著的名声，使其灵魂永世无处安身。故事这样的结尾不仅令人感慨万千、触目惊心，而且升华和深化了主题。作家能够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准确把握住两个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不仅把田美秀纯朴善良的本性刻画得细致深微，而且对李名东的自私自利的性格也表现得入木三分。可喜的是，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自己的民族情怀和民族意识的怀旧之中，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用人类学的视野洞察、体悟、思索人情人性本真，挖掘弥足珍贵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内涵，因而使这个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小说将深层的哲学意味融汇于独到的语言叙述中，揭示出“碑”的深刻内涵和文化意义。《生活如歌》以下岗工人为审美观照对象，但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的如实描摹，而是试图在反映下岗职工困境的同时，为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实方案。男主人公王道明与其妻子刘素菊在企业改制中同时下岗了，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祸不单行，妻子摔成下半身残疾。由此，他们一家的生计自然成了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王道明在绝境中获得好心人的援助，掌握了制作清香可口的茶卤蛋的祖传秘方，以摆摊维系一家三口的生计。更打动人的是，王道明对身患残疾的妻子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他每天外出摆摊都要带上刘素菊，在招揽生意的同时陪她聊天，照料她的日常起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道明都称得上一个模范丈夫。但作者没有剥除人物可能有的情欲状态，他洞察到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性，紧接着就以细腻的笔触进入人物情感空间。王道明意外接到初恋情人的电话，初恋情人李爱媛一家也正陷入了困境。李爱媛十分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意欲与王道明破镜重圆，而王道明在这关键时刻能把握住自己，并把做茶卤蛋的秘方告诉了李爱媛，使得她一家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故事虽然并不曲折，但向本贵写出了处在底层人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写出了他们相濡以沫，共度艰难的精神境界，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作家并没有去大肆渲染这对旧时恋人的情感纠葛和缠绵故事，而是以主人公友善温暖的情愫和理性包容的心态给小说的结尾镀上了亮色。读者从这种处理方式中不难看出，与共和国一并成长起来的作家向本贵在对待情感问题上的态度是严肃的，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始终是他相当看重的精神原则。
四、农民作家的使命与担当
作为一个乡村题材写作者，向本贵对社会、对人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他借小说思考乡村社会的现状与变迁。建国几十年了，可湘西农民依然缺吃少穿，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愿望都难以实现，他们盼望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劳动致富，然而却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中国农村前进的障碍到底是什么？向本贵先生试图用理智与情感拷问历史和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胆揭露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中国农民的曲折岁月，追溯中国农民在那艰难岁月里留下的惨痛历史记忆。
《凤凰台》的主题是重新审视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与中国农民生存命运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中国农民在几十年历史曲折岁月中令人心酸的实存状态。土地改革四年后，湘西农村凤凰台村的农民在复员军人、社长兼支部书记刘宝山的带领下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随后盲目进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加之贾大合、孙少辉等流氓干部对极左路线的推波助澜等等，使得凤凰台人们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一直停留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农村的武斗等，又给人们带来新的历史灾难。革命战争年代，凤凰台人们盼望过上好生活，他们曾给中国革命予以热情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等领导人寄于厚望。然而，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也曾探索农业合作化道路以改变农民的生存命运，却犯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路线错误，出现指导方针方面的重大失误，这无疑成为中国农民未能告别贫穷的主要根源。
2.大胆揭露农村改革中的突出社会矛盾，特别是揭露乡村基层干部的腐败现象对农村改革和农民致富所造成的巨大阻力。
当中国农民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了脱贫致富的绝好机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强力推行给中国大多数农民带来了实惠，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然而在湘西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们正承受着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向本贵发现，湘西农民贫困的直接根源就是部分农村干部的蜕变与腐化。在《苍山如海》中，白沙乡副乡长丁守成与县工业局长伍生久、县工业局干部王吉能等人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特别是为了突出个人政绩与仕途升迁，县长肖作仁、常务副县长金昌文强行动用三千万元的巨额移民款创建县造纸厂，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全县十几万移民安置家园与脱贫致富。”吴道毅：《中国农民生存命运的书写——向本贵小说主题解读》，《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乡村档案》更是着力揭露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变质行为的肆虐给苦藤乡农民造成灾难。苦藤乡农民盼着早日致富，省吃俭用，集资修建大桥。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集资的血汗钱却被乡长顾家好、乡企业干部顾家富兄弟，以及副县长丁安仁用来炒地皮而化为乌有。而顾家好兄弟在丁安仁的权力保护下任意摊派各种非法负担，特别是顾家富还纠集宁占才、匡兴义等流氓无赖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丁安仁的生活腐化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但将干部与群众置于敌对的境地，而且让全乡农民几近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搞得怨声载道、民怨鼎沸。在作家看来，诸如此类的农村问题和矛盾，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障碍。在这类小说中，作家的笔触颇含锋芒，对现实问题的揭露相当尖锐，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力，表现出作者令人钦佩的现实主义胆魄。向本贵先生的叙事显示出忧愤的品性，内蕴着直击人心的力度，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 3.反思新时期中国农村真正实行村民自治、老百姓真正维护民主权利、建设农村基层政权的重大政治问题。
向本贵出生于农村并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到城市生活之后仍坚持每年都回乡村体验生活。因此，他的作品不仅生活气息浓郁，而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政治意识。《禾坪的八月》反映了当下农村村民民主意識的加强，表现了广大村民对自己民主权利的维护，同时，也警告了某些基层干部，要想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禾坪村的刘树林几年前采取非正常手段当到了村主任，但他上任以后只为自己家里牟利，当了三年村主任，他“自己家里却是大变样了，旧木屋变成二层砖房了，自行车变摩托车了，简装白沙烟变成芙蓉王了”，可竞选时给村民承诺为大家办几件实事都落空了。但刘树林还想谋求连任继续干下去，只好在新一轮村委会选举时贿选，这就使得村里另一个竞选对象金大兴也不得不搞贿选。投票过程中，尽管乡党委书记在台上作了诱导性发言，肯定刘树林三年来的成绩，但结果却出人意料，金大兴高票当选。刘树林不甘心失败，向县里举报金大兴贿选，企图把选举结果推翻，但在第二次选举时刘树林败得更惨，这篇小说传达了农村实行村民自治这股民主潮流势不可挡的重要信息。《连塘魅影》中作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干了二十八年的村主任伍成杰曾逼死青年邹水生的母亲，这样邹水生几度外出闯荡，成了一个小流氓。当他再次回到家乡时正好碰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而那个乡村老流氓伍成杰居然还要坚持竞选村主任，参选村民李太安要邹水生在大会上控诉伍成杰害死自己母亲的罪行，这使得李太安成了新村委会主任。可大家没想到，李太安比原来的伍成杰更自私、更贪婪。此外，李太安还是一个嫉妒性极强的人，早先他就毒死了村民丁尚文鸡场的上千只乌骨鸡，上任后又要撕毁村里与伍成杰签署的鱼塘承包合同，因为伍成杰在鱼塘里喂养了名贵鱼，李太安估计很快就有大量现金收入。合同没有毁成，他就经常以上面来人的名义敲诈伍成杰，甚至叫来社会上的无赖明抢暗偷伍成杰的鱼，最后逼得伍成杰不得不交出承包的鱼塘。李太安为了低价承包村里的茶园，他不惜以红包收买村民，最后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茶园。作家通过这个故事向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农村，老百姓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选出真正为自己服务的好当家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农民要想真正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两个作品表现出向本贵对当下农村基层政权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4.向本贵具有灵敏的时代触觉，其小说善于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以“城”与“乡”的双重视角，去揭示由这种变化给人类生存所造成的精神困境，并以此照亮几千年以来我们民族的内在根性。
《两个老人和一丘水田》叙述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依然留守并渴望耕种田地的两个老农的故事。尽管他们的下一代由农村陆续逃往城市，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在刘道全们看来，“那可是两脚挂在半空中”。他们认为种田可以治病，甚至可以延长人的寿命，当然这种古老的农耕神话也消除了两个老人二十年的隔阂，缝缀那产生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心灵创伤。由结怨到解怨，皆由那丘水田。其实，这是一种很真实、很淳朴的传统农民情结。作者把人物放到城乡交叉的视角中进行透视，从而检视出隐藏在农民灵魂深处的认识迷障。他们对城市化无法理解，甚至带有某种抵制的心态。在这里，向本贵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那就是当中国的城市化逐渐向农村逼近，现代意识如何真正地深入广大农民的意识之中。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战略的实施，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仅仅依靠城市的工业化从而向乡村无限度地延伸和扩展，还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地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人的城市化、现代化，只有具备现代意识的人，才能有力地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向本贵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这一严峻的现实。在艺术上，《两个老人和一丘水田》借用了意象化的手法，小说中水田、谷子、篱笆等作为文化符号，无不具有象征意味。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那丘稻穗飘香的水田间，隐藏着作者对民族未来的深切的忧患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向本贵的写作并不追逐时尚，把玩西方现代技法，而是崇尚朴素与平和的作风，他的叙事手法基本属于传统的路数，彰显出从容淡然的叙事风度。但平淡不等于平常，更不是平庸，在某种程度上，平淡的文字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审美张力，凝聚着作家深层的艺术思考。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以屈原为代表的流寓文人对湘西文学影响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5YBX019〕
【作者简介】张建安，怀化学院中文系教授，怀化学院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负责人。
（责任编辑王宁）
向本贵不仅长篇小说创作丰硕，中短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灾年》获《当代》中篇小说奖，《禾坪的八月》在二○一二年《小说选刊》等单位举办的“郭澄清全国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中荣获唯一大奖，《栗坡纪事》收入由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这方水土》收入由中国作协编选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两个老人和一丘水田》被改编成电影。
新世纪以来，年近古稀的向本贵自感精力不济，基本上不怎么写长篇小说了。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其中短篇小说频频亮相于全国各大文学期刊或选刊，其思想显得更加深邃，其写作技法显得更加圆熟。
一、乡村矛盾的揭示与反思
向本贵出生于湘西苗族农民家庭，长时期生活在农村，并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对家乡父老和农民兄弟怀有天然的友好情谊。而中国农民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所承受的生活苦难自然会引起作家无限的忧思和同情。于是，“书写农民的苦难，书写农民的期盼，书写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求，书写农民的愚昧和落后”，或者“关爱农民的生存状况，给农民以大悲悯、大同情、大关怀”向本贵：《思想农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成为他小说创作最为重要的话题
向本贵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高扬时代主旋律，创作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显示了深刻、凝重与丰厚的艺术特征。《盘龙埠》写的是社会转型时期，通过两代四家人近四十年的悲欢离合，全面反映了地处湘西边地的小镇盘龙埠人在乡村社会变革中的生活百态，书写他们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足后的当代农民精神上的追求及因社会变革而引起的人性的变化，小说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特色。长篇小说《苍山如海》以建设三江大坝为背景，描写了几十万农民如何告别家乡重建家园的艰难历程，突出表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民及其儿女们在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那种相濡以沫的情感，这种情感充满温情和希望，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所在。《苍山如海》正是张扬了这种民族内在的精神，表现了中国农民身上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无论是章时弘还是他的母亲、哥哥，或是李大铁、村支书张守地等，都有了情感作为依托的思想根基。他们在压力面前，从未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出中国农民最可贵的品质：一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不投机取巧，不避重就轻，更没有选择退让，二是他们脚踏实地、勤勤恳恳，迎难而上！小说对农民和乡村干部的热情讴歌，显示出严肃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作风。《乡村档案》中所描述苦藤河乡农民，尽管步入了改革开放年代，但却因为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不仅有许多“没吃没穿没住的困难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有不少农民“病得九死一生，却没有钱请医生住医院”，而且承担着基层各种违规集资款项，特别是受到乡村腐败干部的欺压与伤害，乃至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至于赵福林那样的农民更是生活在“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用“破蓑衣”当被子、靠红薯当饭吃的极端贫困状态里，基本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有甚者，邓美玉、张朵等无辜的农村姑娘，因为经济所迫，沦为少数腐败分子任意凌辱的“玩偶”，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与摧残。作者借小说向我们发出严重警告：苦藤河乡经济、生活状况的苦难，不仅仅是落后的交通条件造成的，更是乡村干部的腐败与胡乱摊派等重压造成的。《凤凰台》以悲悯的情怀记录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来所遭受的深重历史苦难，展示了他们在政治风雨中所经历的曲折历史岁月。对《凤凰台》中所描述的湘西农村凤凰台农民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政治运动或政策失误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几乎所有的凤凰台人，无论是支部书记刘宝山、生产副社长周连生等社队干部，还是丁保平、伍爱年、伍春年等普通社员，都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一直为粮食问题所困扰，一直生活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无法过上平静舒心的日子。田大榜、田中杰、田玉凤、韦香莲等地主分子，则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利，遭受到“跪磁瓦片”“猴儿抱柱”“燕兒扑水”“吊半边猪”等非人的批斗、残忍的体罚与人格侮辱，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田玉凤、韦香莲、丁如兰、伍春年等女性，则无法逃脱贾大合、孙少辉等基层败类的色欲魔爪，有的过着生不如死的灾难日子。而韦香莲、丁如兰、吴石生等许多普通群众，更是被饥饿、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夺去了生命，成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历史的曲折不仅粉碎了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愿望，而且还几乎将他们推进了社会灾难的深渊，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与此同时，作家深情歌颂了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云变幻的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面对困境不放弃的坚强生存信念，田大榜、刘宝山等等就是中国农民的重要代表。这是作者对农民兄弟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他对历史的真切把握，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农民的顽强生命力。
二、人文情怀的涌动与表达
向本贵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特别关注那些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底层人，不仅包括那些留守在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那些处在城乡交叉带的进城务工人员。在近几年的创作中，向本贵开始把叙述视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其观察对象虽然还是来自农村，但作为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其文化身份显然已经改变，面对这个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在叙事姿态上作者显示出深切的担忧。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千家桥》给读者展示了这些边缘人的真实生活，他们来自乡村，但又不能称之为农民工。因为他们的劳动属于分散作业的个体行为。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来到城市以拾垃圾为生，对于这样的群体，城市没有赋予他们合法的地位。于是，他们只能生存于城市的夹缝中，其文化身份和处境与流浪的吉普赛人极其相似，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极不稳定，处于暧昧和悬置的状态。小说的男主人公刘楚金自小失去父母，靠姐姐刘楚玉在外打工完成了高中学业，并顺利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为了挣得学费，他决定暑假进城看望姐姐，并寻求短期打工挣钱的机会。在目睹姐姐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劳动的低级与不堪后，刘楚金不忍姐姐受苦，决定放弃学业。但在姐姐的鼓励和坚持下，刘楚金终于同意与姐姐共同劳动以挣取学费。小说通过几个场景，细致而真实地呈现了拾垃圾者灰色的生活状态与窘迫的生存现实。像刘楚玉这样的打工者，微薄的收入显然无以承担租住房子的费用，他们只能在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千家桥开辟生存空间。刘楚玉们搭棚而居，设施简陋不说，他们还要时时提防城管部门的盘查，甚至会遭到驱赶。他们经常被怀疑成小偷，并受到轻蔑、歧视和无礼的对待。可贵的是，在叙事中，作家没有简单地强调外在因素所造成的苦难，其笔锋直抵灵魂，拷问良心。小说中田大为这个表面和善而内里阴险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一种黑暗与卑劣的人性存在，并以人性之恶，反衬出刘楚玉们的勤劳、善良，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生存现实的深切忧虑。《青山环抱的山岗》写一个流落他乡的北方青年的爱情信仰。尽管主人公刘启明社会地位卑微，但他的内心却存有对真爱的渴求，而且显得那么执拗。从动机看，刘启明对爱的追求，并非心态功利使然，也非身体欲望的骚动，而是源于内心对爱情的追索，以及对身处苦难边缘的生命的拯救。同时作者通过刘启明对小吃店女工伍年秀的跟踪、追求，到痴迷的整个过程的叙述，塑造了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打工妹形象，文字中弥漫着忧伤和哀怨。伍年秀在生活中极端地刻薄自己，甚至以卖身手段来挽救重病的母亲，而这又直接导致了刘启明爱情梦想的破灭，其中的悲剧性意味显示出作家对底层民众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体恤之情。《冰血中的玫瑰》成功塑造了当代农村妇女刘珍珠的形象。刘珍珠在丈夫病逝后，生计成了她和儿子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刘珍珠和其他农民工一样，还是选择了城市。她的工作是为经贸局看守大门，但事实上她每天要做的事情远远不止守守大门这么简单和轻松，而是严重地超负荷工作：办公室的清洁卫生，烧开水，清除冰渣，包扎水管，与歹徒搏斗……为了让儿子正常读书，她只能忍辱负重，备受生活的煎熬。而这种生活之“重”的呈现，在作者的叙事中，并不是对事物的表象的陈述，而是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和细致的心理刻画传达出来的。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隐约看到刘姥姥和阿Q的影子，事实上也映照出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显然是这篇小说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写人物时，作者完全以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眼光去打量人物灵魂的复杂性，跟踪人物的心灵轨迹。刘珍珠身份卑微，却总爱与人争吵，为了宠物狗到处屙屎屙尿的事，甚至与单位领导的夫人大骂开来。但考虑到年底的奖金和自己的贫困现状，她只能无奈地一再忍耐和妥协。更有意味的是，作者通过刘珍珠对空调的新奇感受，以及她把自己的现实处境与乡下的农民进行比照，体现了人物文化身份的转变引起的思考。在刘珍珠的意识中乡下农民是无法见到局长和县长这样级别的大官的，而她几乎可以天天见到。“‘这一切的一切是一般农村妇女能比的么’。作品从农村妇女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人物意识中潜藏的等级观念，不仅表达了作家对底层生命的深切体恤，同时也折射出传统农民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王讯：《朴素的写实，深沉的忧思——向本贵近期小说创作述评》，《创作与评论》2011年第1期。对传统乡村文化观念与民族心理结构的反思，使向本贵的叙事深入到社会文化心理的潜在层面。而这种纵深层面的文化忧思所凸显的知识分子情怀，也正是当下文学作品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品质。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的古训，这一点，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变化发展，在今天，或将来，都不会过时。在当下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故弄玄虚、华而不实、浅薄浮躁等，大行其道，但是，真正的文学必定有益于国家与民族，能够不朽的文学必定是艺术的、审美的，具有人文道德关怀的文学。在《乡村爱情》里，作家塑造了一个留守男子柳冬生的悲剧形象，小说呈现了一幅荒凉的爱情图景，表达了对乡村情感生活现状的深刻思考与忧虑——新世纪中国乡村的爱情，已经褪去热烈和浪漫的色彩。在乡村，关于爱情，农民没有太多幻想，只求能找到女人，结婚生子。作家发现这种最低限度的情感需求仍然难以实现，于是，把传统的爱情主题植入目前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切中了乡村社会空洞和苍白的情感现实，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三、精微人性的刻画与剖析
短篇小说《碑》讲述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偏远山区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发展变化，反映了新一代青年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作品独具匠心，寓意深刻，在平实叙事中塑造了女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透视了权力与人性的冲突与较量，揭示了偏僻乡村的现实困惑与矛盾，弘扬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碑》真实地书写了女主人公田美秀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和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田美秀没有读大学的命，又不甘心一辈子生活在贫穷的農村，也不情愿到外面去打工，更不忍心去打搅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哥李名东的美梦。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其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直到李名东到镇上来挂职，田美秀才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她主动找到李名东，发现李名东尽管攀上县长女儿，却还惦记着她，并帮她当上了镇文化辅导员。然而，在爱情与权力的权衡中，李名东还是选择了后者。他为了求得县长女儿的欢心，当众恶意侮辱田美秀的人格，逼迫其离家出走。尽管田美秀六年来独自一人在外漂泊，吃尽了苦头，但她没有去怪罪李名东，还诚心诚意地感谢李名东父母对她家的照顾。更为可贵的是，她虽然得了绝症，但为了方便河坝村的群众，却毅然计划投资修水泥桥。可在这节骨眼上，李名东却为了个人利益，还百般刁难，并执意扣走田美秀预留的救命钱，使田美秀因无钱医治绝症，而结束了短暂而悲壮的一生。但田美秀的慷慨解囊并没有付诸东流，由她投资修建的河口大桥架通了村里村外，村民为了永远地纪念她，在桥的石碑上面刻着“功德桥”三个字，下面刻上她卖肾捐钱修桥的事情，预示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将永驻人间。而李名东只图索取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但如同石碑背后刻的“李名东不能从桥上过”一行字一样，臭名昭著的名声，使其灵魂永世无处安身。故事这样的结尾不仅令人感慨万千、触目惊心，而且升华和深化了主题。作家能够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准确把握住两个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不仅把田美秀纯朴善良的本性刻画得细致深微，而且对李名东的自私自利的性格也表现得入木三分。可喜的是，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自己的民族情怀和民族意识的怀旧之中，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用人类学的视野洞察、体悟、思索人情人性本真，挖掘弥足珍贵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内涵，因而使这个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小说将深层的哲学意味融汇于独到的语言叙述中，揭示出“碑”的深刻内涵和文化意义。《生活如歌》以下岗工人为审美观照对象，但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的如实描摹，而是试图在反映下岗职工困境的同时，为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实方案。男主人公王道明与其妻子刘素菊在企业改制中同时下岗了，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祸不单行，妻子摔成下半身残疾。由此，他们一家的生计自然成了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王道明在绝境中获得好心人的援助，掌握了制作清香可口的茶卤蛋的祖传秘方，以摆摊维系一家三口的生计。更打动人的是，王道明对身患残疾的妻子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他每天外出摆摊都要带上刘素菊，在招揽生意的同时陪她聊天，照料她的日常起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道明都称得上一个模范丈夫。但作者没有剥除人物可能有的情欲状态，他洞察到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性，紧接着就以细腻的笔触进入人物情感空间。王道明意外接到初恋情人的电话，初恋情人李爱媛一家也正陷入了困境。李爱媛十分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意欲与王道明破镜重圆，而王道明在这关键时刻能把握住自己，并把做茶卤蛋的秘方告诉了李爱媛，使得她一家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故事虽然并不曲折，但向本贵写出了处在底层人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写出了他们相濡以沫，共度艰难的精神境界，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作家并没有去大肆渲染这对旧时恋人的情感纠葛和缠绵故事，而是以主人公友善温暖的情愫和理性包容的心态给小说的结尾镀上了亮色。读者从这种处理方式中不难看出，与共和国一并成长起来的作家向本贵在对待情感问题上的态度是严肃的，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始终是他相当看重的精神原则。
四、农民作家的使命与担当
作为一个乡村题材写作者，向本贵对社会、对人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他借小说思考乡村社会的现状与变迁。建国几十年了，可湘西农民依然缺吃少穿，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愿望都难以实现，他们盼望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劳动致富，然而却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中国农村前进的障碍到底是什么？向本贵先生试图用理智与情感拷问历史和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胆揭露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中国农民的曲折岁月，追溯中国农民在那艰难岁月里留下的惨痛历史记忆。
《凤凰台》的主题是重新审视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与中国农民生存命运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中国农民在几十年历史曲折岁月中令人心酸的实存状态。土地改革四年后，湘西农村凤凰台村的农民在复员军人、社长兼支部书记刘宝山的带领下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随后盲目进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加之贾大合、孙少辉等流氓干部对极左路线的推波助澜等等，使得凤凰台人们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一直停留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农村的武斗等，又给人们带来新的历史灾难。革命战争年代，凤凰台人们盼望过上好生活，他们曾给中国革命予以热情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等领导人寄于厚望。然而，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也曾探索农业合作化道路以改变农民的生存命运，却犯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路线错误，出现指导方针方面的重大失误，这无疑成为中国农民未能告别贫穷的主要根源。
2.大胆揭露农村改革中的突出社会矛盾，特别是揭露乡村基层干部的腐败现象对农村改革和农民致富所造成的巨大阻力。
当中国农民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了脱贫致富的绝好机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强力推行给中国大多数农民带来了实惠，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然而在湘西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们正承受着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向本贵发现，湘西农民贫困的直接根源就是部分农村干部的蜕变与腐化。在《苍山如海》中，白沙乡副乡长丁守成与县工业局长伍生久、县工业局干部王吉能等人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特别是为了突出个人政绩与仕途升迁，县长肖作仁、常务副县长金昌文强行动用三千万元的巨额移民款创建县造纸厂，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全县十几万移民安置家园与脱贫致富。”吴道毅：《中国农民生存命运的书写——向本贵小说主题解读》，《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乡村档案》更是着力揭露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变质行为的肆虐给苦藤乡农民造成灾难。苦藤乡农民盼着早日致富，省吃俭用，集资修建大桥。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集资的血汗钱却被乡长顾家好、乡企业干部顾家富兄弟，以及副县长丁安仁用来炒地皮而化为乌有。而顾家好兄弟在丁安仁的权力保护下任意摊派各种非法负担，特别是顾家富还纠集宁占才、匡兴义等流氓无赖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丁安仁的生活腐化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但将干部与群众置于敌对的境地，而且让全乡农民几近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搞得怨声载道、民怨鼎沸。在作家看来，诸如此类的农村问题和矛盾，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障碍。在这类小说中，作家的笔触颇含锋芒，对现实问题的揭露相当尖锐，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力，表现出作者令人钦佩的现实主义胆魄。向本贵先生的叙事显示出忧愤的品性，内蕴着直击人心的力度，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 3.反思新时期中国农村真正实行村民自治、老百姓真正维护民主权利、建设农村基层政权的重大政治问题。
向本贵出生于农村并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到城市生活之后仍坚持每年都回乡村体验生活。因此，他的作品不仅生活气息浓郁，而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政治意识。《禾坪的八月》反映了当下农村村民民主意識的加强，表现了广大村民对自己民主权利的维护，同时，也警告了某些基层干部，要想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禾坪村的刘树林几年前采取非正常手段当到了村主任，但他上任以后只为自己家里牟利，当了三年村主任，他“自己家里却是大变样了，旧木屋变成二层砖房了，自行车变摩托车了，简装白沙烟变成芙蓉王了”，可竞选时给村民承诺为大家办几件实事都落空了。但刘树林还想谋求连任继续干下去，只好在新一轮村委会选举时贿选，这就使得村里另一个竞选对象金大兴也不得不搞贿选。投票过程中，尽管乡党委书记在台上作了诱导性发言，肯定刘树林三年来的成绩，但结果却出人意料，金大兴高票当选。刘树林不甘心失败，向县里举报金大兴贿选，企图把选举结果推翻，但在第二次选举时刘树林败得更惨，这篇小说传达了农村实行村民自治这股民主潮流势不可挡的重要信息。《连塘魅影》中作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干了二十八年的村主任伍成杰曾逼死青年邹水生的母亲，这样邹水生几度外出闯荡，成了一个小流氓。当他再次回到家乡时正好碰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而那个乡村老流氓伍成杰居然还要坚持竞选村主任，参选村民李太安要邹水生在大会上控诉伍成杰害死自己母亲的罪行，这使得李太安成了新村委会主任。可大家没想到，李太安比原来的伍成杰更自私、更贪婪。此外，李太安还是一个嫉妒性极强的人，早先他就毒死了村民丁尚文鸡场的上千只乌骨鸡，上任后又要撕毁村里与伍成杰签署的鱼塘承包合同，因为伍成杰在鱼塘里喂养了名贵鱼，李太安估计很快就有大量现金收入。合同没有毁成，他就经常以上面来人的名义敲诈伍成杰，甚至叫来社会上的无赖明抢暗偷伍成杰的鱼，最后逼得伍成杰不得不交出承包的鱼塘。李太安为了低价承包村里的茶园，他不惜以红包收买村民，最后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茶园。作家通过这个故事向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农村，老百姓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选出真正为自己服务的好当家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农民要想真正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两个作品表现出向本贵对当下农村基层政权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4.向本贵具有灵敏的时代触觉，其小说善于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以“城”与“乡”的双重视角，去揭示由这种变化给人类生存所造成的精神困境，并以此照亮几千年以来我们民族的内在根性。
《两个老人和一丘水田》叙述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依然留守并渴望耕种田地的两个老农的故事。尽管他们的下一代由农村陆续逃往城市，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在刘道全们看来，“那可是两脚挂在半空中”。他们认为种田可以治病，甚至可以延长人的寿命，当然这种古老的农耕神话也消除了两个老人二十年的隔阂，缝缀那产生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心灵创伤。由结怨到解怨，皆由那丘水田。其实，这是一种很真实、很淳朴的传统农民情结。作者把人物放到城乡交叉的视角中进行透视，从而检视出隐藏在农民灵魂深处的认识迷障。他们对城市化无法理解，甚至带有某种抵制的心态。在这里，向本贵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那就是当中国的城市化逐渐向农村逼近，现代意识如何真正地深入广大农民的意识之中。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战略的实施，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仅仅依靠城市的工业化从而向乡村无限度地延伸和扩展，还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地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人的城市化、现代化，只有具备现代意识的人，才能有力地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向本贵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这一严峻的现实。在艺术上，《两个老人和一丘水田》借用了意象化的手法，小说中水田、谷子、篱笆等作为文化符号，无不具有象征意味。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那丘稻穗飘香的水田间，隐藏着作者对民族未来的深切的忧患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向本贵的写作并不追逐时尚，把玩西方现代技法，而是崇尚朴素与平和的作风，他的叙事手法基本属于传统的路数，彰显出从容淡然的叙事风度。但平淡不等于平常，更不是平庸，在某种程度上，平淡的文字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审美张力，凝聚着作家深层的艺术思考。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以屈原为代表的流寓文人对湘西文学影响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5YBX019〕
【作者简介】张建安，怀化学院中文系教授，怀化学院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负责人。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