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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早年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崇礼法，但也包含了革新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武帝在建立西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平衡策略，都根源于其早期形成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晋武帝 政治思想 形成 发展
晋武帝的家世
晋武帝司马炎祖籍温县，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记载司马氏谱系的史料以《晋书》卷一《宣帝纪》最为翔实：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①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晋武帝有史可考最早的祖先就是曾任征西将军的司马钧，关于司马钧的事迹，史书语焉不详。从司马钧以下，司马量、司马俊、司马防三世均是担任郡太守之职的高级官员，按照两汉官员铨选的惯例，温县司马氏足以成为当地最有名的郡望。
其中关于司马防的事迹最值得关注，“朗祖父俊，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位至颍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②相关的记载并见于《册府元龟》卷794《总录部（四十四）·家法》：“司马防历官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所有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③
综合以上两段史料以及《晋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氏家族的学术渊源遵从于儒家的伦理规范，所谓“伏膺儒教”正是其家庭教育的核心所在。而后来晋武帝下达的一份诏书，“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④，也说明了司马氏的家学渊源所本。由此可以推想，少年的司马炎所受到的正是这种严格的儒家伦理的教育。
家学对于晋武帝政治思想形成的影响
晋武帝出生于魏明帝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前一年正月，其祖父司马懿刚刚被授予太尉一职，在诸葛亮逝世之后，司马懿正式回归洛阳权力中心，司马炎正是出生于司马氏在政治权力中枢逐步掌控局面的时期。少年的晋武帝一面接受着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另一方面，作为司马氏的子孙，家族势力的壮大必然在其心理产生深刻的印象。司马氏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在军功上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这也是司马氏超越其他大族并成为门阀领军的关键。
关于晋武帝幼年所受到的教育究竟是什么内容，还需要从考察自东汉以来曹魏的教育制度入手，对此，陈寅恪曾经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⑤陈寅恪指出了曹魏时代学术的转移升降在于世家大族的维系，这点是符合当时学术变迁的实际情况。关于此类服膺儒教世家大族的出现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地方的普遍情况，例如“四世三公”精研《孟氏易》的汝南袁氏、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⑥虽然关于司马氏究竟世传何种经书并无明文记载，但是参照上述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的例子，司马氏自从司马儁“博学好古”成为学术通家以来，家世所传的就是传统的经书教育。在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教育日趋系统化与严密化，关于晋武帝幼年所经历的教育具体过程与方法可以参看这一时代关于世族生活的集大成之作的《颜氏家训》。从《颜氏家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想晋武帝早年受到的教育。
《颜氏家训·勉学》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庭中的教育情况道：“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⑦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幼年的司马炎所受的正是这种儒家经典典籍的教育。选择儒家经典的原因除了家世的传统所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儒家经典对于这些世家大族来说，除了文化传播之外，更具有安身立命的功用。“自荒乱己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⑧关于教育目的，此时世家大族的目的就是要锤炼可以用之于时的人才，所谓：“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⑨也就是通过早期的教育使幼年的晋武帝可以成为担当世事的人物。当然，关于学习的内容肯定也是由家世所决定，按照颜之推的说法就是“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⑩至于司马炎的幼年教育环境，前述：“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可见在遵循礼法的环境中，长辈对幼年的司马炎爱护有加，但是却不是溺爱，因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晋武帝，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另一方面，遵循纲常礼法也成为其一生的信条。
晋武帝入仕后政治思想逐步成型
经过系统而严格的早期教育，司马炎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关于其具体进入权力中心的时间大致在“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这个年份也是司马氏在公元249年“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掌握曹魏军政大权之后的时段。考虑到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去世，而按照礼制守丧三年的惯例，司马炎正式参与政事应该在高平陵事变之后，作为司马氏家族的子弟正式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从晋武帝幼年的教育中，可以大致推想在其进入仕途的时候，其政治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在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已经足以独当一面，不然司马氏也不会让十余岁的司马炎守官给事中。
晋武帝正式进入政治舞台之后，所担任的职务如下：“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从这个简单的履历表可以看出，司马炎一直在权力的中枢活动。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晋武帝时年22岁，受到其父司马昭的委派，担任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的职位，迎接常道乡公曹奂入朝。司马炎可以担当如此重要的使命，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得到了确定，同时也可见其政治上的才干得到了其父司马昭的充分信任。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司马炎在政治上的追求与思想动态，在其担任中垒将军时，司马炎曾经种下一株桑树，历经三十年枝繁叶茂。联想到幼年的刘备曾经说过：“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而司马炎所担任的给事中、奉车都尉等职位扈从帝王车驾，想必此时的司马炎已经定下成为帝王的目标，而司马氏逐渐掌握了曹魏的政局也给予其充足的信心。
在晋武帝的统治时期，一直存在十分严重的党争，而且司马氏本身作为皇权的力量在礼法上不足以决定对其他家族的优势，因此平衡政局就成为武帝的主要统驭策略。但是，武帝却因为温顺良善的性格，使得其政治思想中贯穿着和谐的主线，这也是其政治思想受到其性格影响极大的地方。
综上所述，早年的晋武帝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崇礼法，但是却也包含了革新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武帝在建立西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平衡策略，都根源于其早期形成的政治思想。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本文是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研究项目《晋武帝政治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项目编号：zk1062）
注释
①（唐）房玄龄：《晋书·卷1·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②（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卷15·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65页。
③（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九）·卷794·总录部（四十四）·家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9201页。
④（唐）房玄龄：《晋书·卷20·礼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4页。
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0页。
⑥（宋）范晔：《后汉书·卷54·袁张韩周列传》，第1517页；《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第1759页。
⑦⑧⑨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3·勉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3页。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1·教子第二》，第15页。
（唐）房玄龄，《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9页。
【关键词】晋武帝 政治思想 形成 发展
晋武帝的家世
晋武帝司马炎祖籍温县，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记载司马氏谱系的史料以《晋书》卷一《宣帝纪》最为翔实：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①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晋武帝有史可考最早的祖先就是曾任征西将军的司马钧，关于司马钧的事迹，史书语焉不详。从司马钧以下，司马量、司马俊、司马防三世均是担任郡太守之职的高级官员，按照两汉官员铨选的惯例，温县司马氏足以成为当地最有名的郡望。
其中关于司马防的事迹最值得关注，“朗祖父俊，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位至颍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②相关的记载并见于《册府元龟》卷794《总录部（四十四）·家法》：“司马防历官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所有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③
综合以上两段史料以及《晋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氏家族的学术渊源遵从于儒家的伦理规范，所谓“伏膺儒教”正是其家庭教育的核心所在。而后来晋武帝下达的一份诏书，“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④，也说明了司马氏的家学渊源所本。由此可以推想，少年的司马炎所受到的正是这种严格的儒家伦理的教育。
家学对于晋武帝政治思想形成的影响
晋武帝出生于魏明帝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前一年正月，其祖父司马懿刚刚被授予太尉一职，在诸葛亮逝世之后，司马懿正式回归洛阳权力中心，司马炎正是出生于司马氏在政治权力中枢逐步掌控局面的时期。少年的晋武帝一面接受着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另一方面，作为司马氏的子孙，家族势力的壮大必然在其心理产生深刻的印象。司马氏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在军功上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这也是司马氏超越其他大族并成为门阀领军的关键。
关于晋武帝幼年所受到的教育究竟是什么内容，还需要从考察自东汉以来曹魏的教育制度入手，对此，陈寅恪曾经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⑤陈寅恪指出了曹魏时代学术的转移升降在于世家大族的维系，这点是符合当时学术变迁的实际情况。关于此类服膺儒教世家大族的出现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地方的普遍情况，例如“四世三公”精研《孟氏易》的汝南袁氏、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⑥虽然关于司马氏究竟世传何种经书并无明文记载，但是参照上述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的例子，司马氏自从司马儁“博学好古”成为学术通家以来，家世所传的就是传统的经书教育。在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教育日趋系统化与严密化，关于晋武帝幼年所经历的教育具体过程与方法可以参看这一时代关于世族生活的集大成之作的《颜氏家训》。从《颜氏家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想晋武帝早年受到的教育。
《颜氏家训·勉学》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庭中的教育情况道：“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⑦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幼年的司马炎所受的正是这种儒家经典典籍的教育。选择儒家经典的原因除了家世的传统所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儒家经典对于这些世家大族来说，除了文化传播之外，更具有安身立命的功用。“自荒乱己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⑧关于教育目的，此时世家大族的目的就是要锤炼可以用之于时的人才，所谓：“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⑨也就是通过早期的教育使幼年的晋武帝可以成为担当世事的人物。当然，关于学习的内容肯定也是由家世所决定，按照颜之推的说法就是“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⑩至于司马炎的幼年教育环境，前述：“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可见在遵循礼法的环境中，长辈对幼年的司马炎爱护有加，但是却不是溺爱，因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晋武帝，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另一方面，遵循纲常礼法也成为其一生的信条。
晋武帝入仕后政治思想逐步成型
经过系统而严格的早期教育，司马炎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关于其具体进入权力中心的时间大致在“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这个年份也是司马氏在公元249年“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掌握曹魏军政大权之后的时段。考虑到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去世，而按照礼制守丧三年的惯例，司马炎正式参与政事应该在高平陵事变之后，作为司马氏家族的子弟正式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从晋武帝幼年的教育中，可以大致推想在其进入仕途的时候，其政治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在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已经足以独当一面，不然司马氏也不会让十余岁的司马炎守官给事中。
晋武帝正式进入政治舞台之后，所担任的职务如下：“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从这个简单的履历表可以看出，司马炎一直在权力的中枢活动。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晋武帝时年22岁，受到其父司马昭的委派，担任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的职位，迎接常道乡公曹奂入朝。司马炎可以担当如此重要的使命，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得到了确定，同时也可见其政治上的才干得到了其父司马昭的充分信任。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司马炎在政治上的追求与思想动态，在其担任中垒将军时，司马炎曾经种下一株桑树，历经三十年枝繁叶茂。联想到幼年的刘备曾经说过：“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而司马炎所担任的给事中、奉车都尉等职位扈从帝王车驾，想必此时的司马炎已经定下成为帝王的目标，而司马氏逐渐掌握了曹魏的政局也给予其充足的信心。
在晋武帝的统治时期，一直存在十分严重的党争，而且司马氏本身作为皇权的力量在礼法上不足以决定对其他家族的优势，因此平衡政局就成为武帝的主要统驭策略。但是，武帝却因为温顺良善的性格，使得其政治思想中贯穿着和谐的主线，这也是其政治思想受到其性格影响极大的地方。
综上所述，早年的晋武帝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崇礼法，但是却也包含了革新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武帝在建立西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平衡策略，都根源于其早期形成的政治思想。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本文是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研究项目《晋武帝政治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项目编号：zk1062）
注释
①（唐）房玄龄：《晋书·卷1·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②（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卷15·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65页。
③（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九）·卷794·总录部（四十四）·家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9201页。
④（唐）房玄龄：《晋书·卷20·礼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4页。
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0页。
⑥（宋）范晔：《后汉书·卷54·袁张韩周列传》，第1517页；《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第1759页。
⑦⑧⑨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3·勉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3页。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1·教子第二》，第15页。
（唐）房玄龄，《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