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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神生态提倡人与其内在因素、外在因素的协调一致。本文将从精神生态的视角解析托尼·莫里森的作品——《秀拉》，探讨女主人公秀拉和“底层”黑人女性们在遭遇自然、自身、社会的重重危机中，如何挣扎着冲破困境，追寻一个自由、平等的精神家园的过程。
关键词：危机 精神生态 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生态主义的提出和发展，精神生态被引入人们的视野。鲁枢元认为它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这种协调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稳定的关系。本文将从精神生态的视角解析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秀拉》，探讨秀拉和“底层”黑人女性们在遭遇自然、自身、社会的重重危机中，如何挣扎着冲破困境，追寻一个自由、平等的精神家园的过程。
一 自然的危机
生态主义认为自然是否处于一种和谐美好的生态状态，能反映出人的精神是健康还是处于危机状态。莫里森在《秀拉》中对自然描写的笔墨不多，却生动、贴切地映射出黑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小说开篇交代了“底层”社区的地理位置，它的名字源自一个“黑鬼的玩笑”：白人老爷承诺要奖励给他勤恳的黑奴一块肥沃的洼地，由于“……上帝俯视时，那是洼处……天堂的洼处——那是最好的土地”（《秀拉》，1998：1）。所以黑奴得到了这座贫瘠的山顶。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玩笑揭示了黑人这个团体在自然环境、经济等方面都遭受压迫和歧视。
然而，即使是贫瘠的土地，黑人赖以生存的“底层”也遭到了白人无情地破坏，一切将荡然无存：
“在他们连根拔掉龙葵和黑莓，为梅德林城修建高尔夫球场……，山毛榉现在已经不复存在，那些梨树也不见了，大笔的款项拨来把从梅德林一路攀上高尔夫球场大道上杂乱无章、衰微破败的建筑物夷为平地。”（《秀拉》，1998：1）
白人侵占了黑人的生活空间，破坏了黑人的生活资源，将他们推入绝境。“消磨时光”弹子房是“底层”人们少得可怜的“全部娱乐”之一，白人却准备推倒它。在这里自然被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在“男性中心主义”统治思想下，自然是弱势的集中表现，只能被动地承受人类对它无尽地掠夺，所以白人对自然的统治，暗示着他们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压迫。黑人文化也像“龙葵和黑莓”一样被连根拔掉，可见，黑人的精神家园也正遭受残酷的摧残。自然是美好生活的寄托，是人们心目中美好的栖居之所。当自然的恬淡美好被不断地破坏，人们就变得压抑和苦闷、放纵，无法使自己的情感合理释放。
二 黑人女性的自身危机
精神生态不但是自然本身的和谐，也是人这个精神主体自我调节的过程。一旦调节失衡，精神生态危机随之产生，人们就会精神匮乏，只是“纠缠于情绪的表达和感官的欲望。”小说中，“底层”的男性都缺乏责任感：离家出走的波依波依和裘德，逃避战争伤害的李子。他们无一例外地将白人压到他们身上的担子抛给了他们的妻子、母亲，这不仅使小说中的黑人女性生活困窘，也是对黑人女性精神的戕害，最终导致了她们扭曲的性格和心理。秀拉的外祖母夏娃在丈夫波依波依离开后，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用自己的一条腿获得生活的保障，在“木匠路”盖起了新屋。当波依波依造访时，夏娃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憎恨会“经久不衰”，为了向丈夫示威，她必须快乐地生活下去。从此她足不离屋，坐在楼上，指挥一切，俨然成为这个家庭的统治者、主宰者。在家庭和身体支离破碎后，她用恨来充实自我、保护内心不受伤害，这个矛盾体让她的母性开始扭曲。夏娃收养了三个男孩，都被她叫做杜威。三个孩子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一个脑子思考……，”她将他们塑造成了三位一体的一个人，扼杀了各自的天性，以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心智还处于孩童阶段。柏油娃寄居在夏娃家，他常喝得酩酊大醉。夏娃对他不闻不问，这种冷漠让柏油娃在酒精的麻痹中堕落下去。李子是夏娃唯一的儿子，因在战争中精神受到了严重创伤，而依赖毒品打发日子，最终被母亲烧死。可以说，他们都是男性缺失的悲剧，是母性精神异化的必然结果。夏娃虽然是坚强独立的母亲，但她依然无法面对男性缺失带来的精神伤害，她的至高无上也不能掩盖内心的焦虑。她的暴戾实质是在父权对女性的剥削中，人类自然本性的丧失使之精神世界开始失衡。
“底层”的其他女性也同样遭受着精神的危机。夏娃的暴力行为和对生命的冷漠直接影响了她的外孙女——秀拉。小时候，秀拉为了不让好朋友被欺负，她拿出小刀想砍掉自己的食指，吓走了那些白人孩子。她的自残行为与夏娃卖腿以求生存如出一辙，目的非常明确——无论自己的内心有多么惊恐，也要黑人们有尊严地生活。秀拉因为听到母亲说并不爱她，深深受到了刺激，于是效仿夏娃烧死李子的行为，“无意中”使“小鸡”落水而死，她自己却无动于衷。从某种意义来说，秀拉此时延续了夏娃扭曲的人性，是变态精神的继承者。这里，当黑人女性的精神受到污染后，她们面对外部环境的艰难，面对外来的压迫，表现出一种超常的坚韧，而坚韧的极限就是被异化。因此，就不难理解她们在极端生存状况下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怪异的行为。
三 黑人社会的危机
生态哲学家余谋昌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并强化了一切统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底层” 社区是整个黑人社会的缩影，黑人们受到长期种族的歧视和压迫：夏德拉克在白人街区“流浪”而被逮捕；海伦娜因误进了白人的车厢而遭到乘务员的白眼……因此他们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暴力倾向，这使社区充满危机感。他们不知道苦难的真正根源是什么，他们不会主动地抗争，只能在仇恨中宣泄和排解心灵的困惑。在“底层”人们的眼中，秀拉带来了自然灾害，他们将一切归咎给了秀拉。为了消灭不幸之源，社区的人们开始互相关爱：“妻子开始终爱丈夫，丈夫开始眷恋妻子，父母开始保护他们的子女，大家动手修理住宅。”（《秀拉》，1998：111）。秀拉死后，穿越河底的隧道工程将雇用黑人工人，养老院开始翻修，黑人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一个更明朗的日子。然而他们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冰冻让社区的人们食物缺乏；疾病肆虐；和睦的家庭因为少了“较量的对手”，道德风尚开始沦丧。整个社区充满了动荡，危机并没有因为秀拉的死亡而得到缓解，人们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随后他们又将希望寄托在夏德拉克举办的“全国自杀节”上。当游行队伍来到隧道时，黑人意识深层中的怨恨被唤起，他们意识到白人的承诺遥遥无期，他们也不愿意再忍耐下去，于是他们将怨恨转化成暴力，砸毁了隧道，但许多人因隧道的坍塌而死亡。小说的结尾交代了黑人们逐渐搬离山顶，他们再也不能回到那里，白人成了主人，“底层”最终瓦解。黑人社会不复存在，他们的精神家园彻底消亡。
四 精神的救赎
生态主义学家认为自然是黑人快乐和希望的源泉。首先，精神的救赎体现在人类要回归自然界，人类可以全身心地感受自然，体验自然带来的愉快。《秀拉》中的自然意象无论在绚丽的幻想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都为人类带来希望。在描述奈尔和秀拉在梦中初次相遇时，奈尔常常仔细察看一排白杨树，并很快沉浸在梦幻的图画之中：她似乎正躺在一个堆满鲜花的床上，等候着某位王子的到来；而秀拉也同样在想象之中的一匹灰白相间的花马背上驰骋，鼻子嗅着玫瑰花香，同时始终有一个人和她分享所有这一切情趣。此时她们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男人，正将自己创造成一种新的东西——此时她们融入到了自然中，摆脱了“男性中心”的樊笼，感受到了无比的惬意与舒畅。另一个情景描述了秀拉和奈尔12岁的那年夏天：
“夏天来到了，簇簇繁花压弯了夏的腰身。向日葵在篱笆上头垂下了沉重的花盘，她似在向人饮泣：蝴蝶花花瓣的边缘变成棕色并卷了起来，远远离开了紫色的花心……”（《秀拉》，1998：52）
莫里森用诗般的语言展示了大自然的平和、宁静之美，它象征着黑人女性对自由的追求与梦想。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核心就是女性与自然应该是统一的整体，二者之间应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面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践踏，秀拉与奈尔在这静谧的氛围中不断思索，在梦想与现实中苦苦地挣扎，寻找生存的力量与意义。
其次，精神的救赎还表现在回归人的本性，达到人与人、人与自身内心的平衡。莫里森在小说中塑造了秀拉和奈尔两个极富个性的黑人女性形象，展现了她们对黑人女性生活现状进行思考和探索、努力寻找精神的平衡点的过程。
秀拉与奈尔从小生长在黑人社区，她们共同在孤独中享受着绚丽的幻想，共同面对白人男孩的欺负，共同体验着杀死“小鸡”的滋味，两人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观察、理解事物。但不同的家庭背景给予了她们未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奈尔的母亲海伦娜严格地恪守着传统的生活，把奈尔教育得将所有的热情和想象力平息下去。奈尔最终选择了传统黑人女性的生活模式——结婚生子，成为了社区传统女性的典型，逐渐淡忘了自己美妙的幻想。而秀拉则从外祖母的种种行为中看到了一个黑人女性是如何从被抛弃、被操纵的受害者转变为一切的操控者；并从母亲的言语和放荡行为中认识到母亲不爱自己，无法令人相信。所以，秀拉变得与众不同，她不在意社区人们对她的态度，把传统的道德标准、一切法规踩在脚下。正如莫里森指出的：“奈尔没有能够‘飞跃’——她不了解她自己。即使到最后，她也不了解。她只是刚刚开始……另一方面，秀拉知道怎样去了解自己，因为她反省自己，对自己进行实验。”
当秀拉10年后重返故乡时，她不想受到婚姻的羁绊，几乎与所有男性都曾有过性关系，也包括奈尔的丈夫裘德，这使她们之间的友谊一度中断。秀拉也曾与阿贾克斯恋爱，但最终他抛弃了秀拉。秀拉彻底认清男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是不值得守住的。依附男人生活会使“她们生活的天地越狭窄，她们的臀部就越肥大”（《秀拉》，1998：115），会让她们像残枝一样死去。而秀拉则要证明自己在世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她要像红木一样倒地死去，死得其所。所以当奈尔问她是否孤独时，她说：“……但我的孤独是自己的。现在你的孤独是另外的人的。由他人制造、传递给你的。”这说明秀拉已经树立起了对自我肯定的价值观念，因为她不需要别人的认同，正如小说序中的《玫瑰黥纹》所写：“世上无人曾经知晓我的玫瑰，除去我自己……”所以她不在意男性是否能永久停留在她的身边，不在意友谊是否能继续维持，不在意社区里黑人们的敌视，甚至不在意死亡的降临。凭借这份独有的自信，秀拉不停地进行着自我放逐，她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向命运低头，要“有机会会见自己，欢迎自己，并将自己融入无以伦比的和谐之中”（《秀拉》，1998：115）。当秀拉面对死亡时，依然坚守着内心的期望与信仰：她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她相信社区的黑人迟早会爱她的，会理解她的一切。最后奈尔验证了这个预言，她的觉醒为黑人女性追寻健康的精神家园带来了一丝希望。
总之，《秀拉》中的黑人女性用灵魂书写了一曲英雄式的悲歌。她们无怨无悔，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的力量、精神的平衡支点。
参考文献：
[1] 焦小婷：《寻找精神的栖息地——托尼·莫里森小说女性人物精神生态困境阐释小说中的悲剧精神》，《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 泰勒·格思里：《托尼·莫里森访谈录》，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托尼·莫里森，胡允恒译：《秀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年版。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王丽波，女，1976—，黑龙江牡丹江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关键词：危机 精神生态 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生态主义的提出和发展，精神生态被引入人们的视野。鲁枢元认为它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这种协调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稳定的关系。本文将从精神生态的视角解析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秀拉》，探讨秀拉和“底层”黑人女性们在遭遇自然、自身、社会的重重危机中，如何挣扎着冲破困境，追寻一个自由、平等的精神家园的过程。
一 自然的危机
生态主义认为自然是否处于一种和谐美好的生态状态，能反映出人的精神是健康还是处于危机状态。莫里森在《秀拉》中对自然描写的笔墨不多，却生动、贴切地映射出黑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小说开篇交代了“底层”社区的地理位置，它的名字源自一个“黑鬼的玩笑”：白人老爷承诺要奖励给他勤恳的黑奴一块肥沃的洼地，由于“……上帝俯视时，那是洼处……天堂的洼处——那是最好的土地”（《秀拉》，1998：1）。所以黑奴得到了这座贫瘠的山顶。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玩笑揭示了黑人这个团体在自然环境、经济等方面都遭受压迫和歧视。
然而，即使是贫瘠的土地，黑人赖以生存的“底层”也遭到了白人无情地破坏，一切将荡然无存：
“在他们连根拔掉龙葵和黑莓，为梅德林城修建高尔夫球场……，山毛榉现在已经不复存在，那些梨树也不见了，大笔的款项拨来把从梅德林一路攀上高尔夫球场大道上杂乱无章、衰微破败的建筑物夷为平地。”（《秀拉》，1998：1）
白人侵占了黑人的生活空间，破坏了黑人的生活资源，将他们推入绝境。“消磨时光”弹子房是“底层”人们少得可怜的“全部娱乐”之一，白人却准备推倒它。在这里自然被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在“男性中心主义”统治思想下，自然是弱势的集中表现，只能被动地承受人类对它无尽地掠夺，所以白人对自然的统治，暗示着他们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压迫。黑人文化也像“龙葵和黑莓”一样被连根拔掉，可见，黑人的精神家园也正遭受残酷的摧残。自然是美好生活的寄托，是人们心目中美好的栖居之所。当自然的恬淡美好被不断地破坏，人们就变得压抑和苦闷、放纵，无法使自己的情感合理释放。
二 黑人女性的自身危机
精神生态不但是自然本身的和谐，也是人这个精神主体自我调节的过程。一旦调节失衡，精神生态危机随之产生，人们就会精神匮乏，只是“纠缠于情绪的表达和感官的欲望。”小说中，“底层”的男性都缺乏责任感：离家出走的波依波依和裘德，逃避战争伤害的李子。他们无一例外地将白人压到他们身上的担子抛给了他们的妻子、母亲，这不仅使小说中的黑人女性生活困窘，也是对黑人女性精神的戕害，最终导致了她们扭曲的性格和心理。秀拉的外祖母夏娃在丈夫波依波依离开后，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用自己的一条腿获得生活的保障，在“木匠路”盖起了新屋。当波依波依造访时，夏娃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憎恨会“经久不衰”，为了向丈夫示威，她必须快乐地生活下去。从此她足不离屋，坐在楼上，指挥一切，俨然成为这个家庭的统治者、主宰者。在家庭和身体支离破碎后，她用恨来充实自我、保护内心不受伤害，这个矛盾体让她的母性开始扭曲。夏娃收养了三个男孩，都被她叫做杜威。三个孩子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一个脑子思考……，”她将他们塑造成了三位一体的一个人，扼杀了各自的天性，以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心智还处于孩童阶段。柏油娃寄居在夏娃家，他常喝得酩酊大醉。夏娃对他不闻不问，这种冷漠让柏油娃在酒精的麻痹中堕落下去。李子是夏娃唯一的儿子，因在战争中精神受到了严重创伤，而依赖毒品打发日子，最终被母亲烧死。可以说，他们都是男性缺失的悲剧，是母性精神异化的必然结果。夏娃虽然是坚强独立的母亲，但她依然无法面对男性缺失带来的精神伤害，她的至高无上也不能掩盖内心的焦虑。她的暴戾实质是在父权对女性的剥削中，人类自然本性的丧失使之精神世界开始失衡。
“底层”的其他女性也同样遭受着精神的危机。夏娃的暴力行为和对生命的冷漠直接影响了她的外孙女——秀拉。小时候，秀拉为了不让好朋友被欺负，她拿出小刀想砍掉自己的食指，吓走了那些白人孩子。她的自残行为与夏娃卖腿以求生存如出一辙，目的非常明确——无论自己的内心有多么惊恐，也要黑人们有尊严地生活。秀拉因为听到母亲说并不爱她，深深受到了刺激，于是效仿夏娃烧死李子的行为，“无意中”使“小鸡”落水而死，她自己却无动于衷。从某种意义来说，秀拉此时延续了夏娃扭曲的人性，是变态精神的继承者。这里，当黑人女性的精神受到污染后，她们面对外部环境的艰难，面对外来的压迫，表现出一种超常的坚韧，而坚韧的极限就是被异化。因此，就不难理解她们在极端生存状况下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怪异的行为。
三 黑人社会的危机
生态哲学家余谋昌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并强化了一切统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底层” 社区是整个黑人社会的缩影，黑人们受到长期种族的歧视和压迫：夏德拉克在白人街区“流浪”而被逮捕；海伦娜因误进了白人的车厢而遭到乘务员的白眼……因此他们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暴力倾向，这使社区充满危机感。他们不知道苦难的真正根源是什么，他们不会主动地抗争，只能在仇恨中宣泄和排解心灵的困惑。在“底层”人们的眼中，秀拉带来了自然灾害，他们将一切归咎给了秀拉。为了消灭不幸之源，社区的人们开始互相关爱：“妻子开始终爱丈夫，丈夫开始眷恋妻子，父母开始保护他们的子女，大家动手修理住宅。”（《秀拉》，1998：111）。秀拉死后，穿越河底的隧道工程将雇用黑人工人，养老院开始翻修，黑人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一个更明朗的日子。然而他们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冰冻让社区的人们食物缺乏；疾病肆虐；和睦的家庭因为少了“较量的对手”，道德风尚开始沦丧。整个社区充满了动荡，危机并没有因为秀拉的死亡而得到缓解，人们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随后他们又将希望寄托在夏德拉克举办的“全国自杀节”上。当游行队伍来到隧道时，黑人意识深层中的怨恨被唤起，他们意识到白人的承诺遥遥无期，他们也不愿意再忍耐下去，于是他们将怨恨转化成暴力，砸毁了隧道，但许多人因隧道的坍塌而死亡。小说的结尾交代了黑人们逐渐搬离山顶，他们再也不能回到那里，白人成了主人，“底层”最终瓦解。黑人社会不复存在，他们的精神家园彻底消亡。
四 精神的救赎
生态主义学家认为自然是黑人快乐和希望的源泉。首先，精神的救赎体现在人类要回归自然界，人类可以全身心地感受自然，体验自然带来的愉快。《秀拉》中的自然意象无论在绚丽的幻想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都为人类带来希望。在描述奈尔和秀拉在梦中初次相遇时，奈尔常常仔细察看一排白杨树，并很快沉浸在梦幻的图画之中：她似乎正躺在一个堆满鲜花的床上，等候着某位王子的到来；而秀拉也同样在想象之中的一匹灰白相间的花马背上驰骋，鼻子嗅着玫瑰花香，同时始终有一个人和她分享所有这一切情趣。此时她们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男人，正将自己创造成一种新的东西——此时她们融入到了自然中，摆脱了“男性中心”的樊笼，感受到了无比的惬意与舒畅。另一个情景描述了秀拉和奈尔12岁的那年夏天：
“夏天来到了，簇簇繁花压弯了夏的腰身。向日葵在篱笆上头垂下了沉重的花盘，她似在向人饮泣：蝴蝶花花瓣的边缘变成棕色并卷了起来，远远离开了紫色的花心……”（《秀拉》，1998：52）
莫里森用诗般的语言展示了大自然的平和、宁静之美，它象征着黑人女性对自由的追求与梦想。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核心就是女性与自然应该是统一的整体，二者之间应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面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践踏，秀拉与奈尔在这静谧的氛围中不断思索，在梦想与现实中苦苦地挣扎，寻找生存的力量与意义。
其次，精神的救赎还表现在回归人的本性，达到人与人、人与自身内心的平衡。莫里森在小说中塑造了秀拉和奈尔两个极富个性的黑人女性形象，展现了她们对黑人女性生活现状进行思考和探索、努力寻找精神的平衡点的过程。
秀拉与奈尔从小生长在黑人社区，她们共同在孤独中享受着绚丽的幻想，共同面对白人男孩的欺负，共同体验着杀死“小鸡”的滋味，两人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观察、理解事物。但不同的家庭背景给予了她们未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奈尔的母亲海伦娜严格地恪守着传统的生活，把奈尔教育得将所有的热情和想象力平息下去。奈尔最终选择了传统黑人女性的生活模式——结婚生子，成为了社区传统女性的典型，逐渐淡忘了自己美妙的幻想。而秀拉则从外祖母的种种行为中看到了一个黑人女性是如何从被抛弃、被操纵的受害者转变为一切的操控者；并从母亲的言语和放荡行为中认识到母亲不爱自己，无法令人相信。所以，秀拉变得与众不同，她不在意社区人们对她的态度，把传统的道德标准、一切法规踩在脚下。正如莫里森指出的：“奈尔没有能够‘飞跃’——她不了解她自己。即使到最后，她也不了解。她只是刚刚开始……另一方面，秀拉知道怎样去了解自己，因为她反省自己，对自己进行实验。”
当秀拉10年后重返故乡时，她不想受到婚姻的羁绊，几乎与所有男性都曾有过性关系，也包括奈尔的丈夫裘德，这使她们之间的友谊一度中断。秀拉也曾与阿贾克斯恋爱，但最终他抛弃了秀拉。秀拉彻底认清男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是不值得守住的。依附男人生活会使“她们生活的天地越狭窄，她们的臀部就越肥大”（《秀拉》，1998：115），会让她们像残枝一样死去。而秀拉则要证明自己在世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她要像红木一样倒地死去，死得其所。所以当奈尔问她是否孤独时，她说：“……但我的孤独是自己的。现在你的孤独是另外的人的。由他人制造、传递给你的。”这说明秀拉已经树立起了对自我肯定的价值观念，因为她不需要别人的认同，正如小说序中的《玫瑰黥纹》所写：“世上无人曾经知晓我的玫瑰，除去我自己……”所以她不在意男性是否能永久停留在她的身边，不在意友谊是否能继续维持，不在意社区里黑人们的敌视，甚至不在意死亡的降临。凭借这份独有的自信，秀拉不停地进行着自我放逐，她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向命运低头，要“有机会会见自己，欢迎自己，并将自己融入无以伦比的和谐之中”（《秀拉》，1998：115）。当秀拉面对死亡时，依然坚守着内心的期望与信仰：她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她相信社区的黑人迟早会爱她的，会理解她的一切。最后奈尔验证了这个预言，她的觉醒为黑人女性追寻健康的精神家园带来了一丝希望。
总之，《秀拉》中的黑人女性用灵魂书写了一曲英雄式的悲歌。她们无怨无悔，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的力量、精神的平衡支点。
参考文献：
[1] 焦小婷：《寻找精神的栖息地——托尼·莫里森小说女性人物精神生态困境阐释小说中的悲剧精神》，《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 泰勒·格思里：《托尼·莫里森访谈录》，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托尼·莫里森，胡允恒译：《秀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年版。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王丽波，女，1976—，黑龙江牡丹江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