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如果去一个城市旅游，当地的百货大楼是必去的打卡点。然而，30年后，很多百货大楼纷纷改制甚至倒闭，即便是曾经风光无限登陆A股的百货公司，也大多业绩平平。
　　虽然进入了电商时代，但购物卡并没有从社会上消失，反而是有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以至于线上电商企业也会发行购物卡。
　　从某种意义上讲，购物卡是很多传统零售企业重要的渠道之一。

线下零售冲击多

　　2016年，新零售概念席卷而來，一部分传统零售企业受到了阿里、腾讯的追捧。在资本的加持下，永辉超市（601933.SH）、大润发等零售巨头开始尝试线上业务、O2O业务、配送上门等业务。
　　没有受到资本青睐的传统零售企业，则跌跌撞撞勉强维系经营。
　　不管是新零售还是传统零售，到了2020年，线下零售行业都遇到了新冠疫情这个巨大的黑天鹅。
　　以合肥百货（000417.SZ）为例，公司2020年在收到3200多万元政府补助的情况下，营收较上年同期下滑41.97%，净利润下滑14.13%。
　　8月14日，公司发布了2021年半年报，营收从上年同期的31.91亿元增加到32.29亿元，增幅1.19%，基本上原地踏步;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9617万元增加到1.38亿元，增幅为43.9%。
　　考虑到2020年上半年的特殊情况，把公司半年报业绩和2019年对比，营收下滑幅度高达46%，这说明公司的业务并没有复苏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公司在半年报中称：受社区团购等渠道分流影响，收入下滑影响本期利润。
　　笔者对上市公司多个行业进行调研中发现，随着90后甚至00后逐渐成为消费者主流群体，零售形式变化越来越大。年轻人不再热衷于逛商场，除了传统电商形式，直播带货也成为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购物方式之一。
　　这对传统线下零售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合肥百货的营收规模自2017年超过百亿规模后，基本没有新的突破。

合同负债原来放的是购物卡

　　合肥百货半年报资产负债表显示，公司的合同负债高达20.58亿元。这些主要是公司销售出去的购物卡。
　　购物卡余额的大小，预示着百货大楼在当地消费者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
　　2018年以后，合肥百货执行新收入准则，将这类预收款改为通过合同负债核算。由于预收款项和合同负债中，除了极少部分的预收租金水电费外，绝大多数是购物卡。笔者对比了公司2012年以来的预收账款和合同负债的情况，从中发现，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变化，购物卡的余额在2018年开始下滑。相对应的，公司的营收也几乎同比例的降低。
　　对于传统零售企业来说，除了坐以待毙，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合肥百货在财报中对行业形势进行了分析，在技术进步与疫情影响下，零售业务持续向线上转移，进一步催化消费近场化和线上业务的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仓储会员店受到行业重视。
　　迎接挑战的主要模式，是依托购物卡，打通线上线下支付场景，进一步增强商品、服务附加值和客户黏性。
　　应该说，这是一个务实的态度。和很多开展线上业务，硬刚电商巨头的传统零售企业相比，公司采用了“保守疗法”，相当于牺牲了成长性，来保障公司的稳定性。
　　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李佳琦和薇娅两人2020年的总销售额高达530亿元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八九个合肥百货。

资金风险

　　不过，购物卡作为一种预付费卡，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给上市公司、消费者以及股民都带来风险。
　　2019年8月，合肥百货发布公告，称价值人民币2亿余元的储值卡被两名涉案人员内外勾结盗出，至案发时仍有8522万余元未追回。其中一名为子公司的财务总监，盗取周期从2013年延续到2017年。
　　类似的案件在行业里并不罕见。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储值形式的购物卡，大多为零售企业自建系统，由企业自己的员工自行运维，缺乏金融级别的管理和监管能力，导致员工监守自盗。
　　也许有人会问，客户消费的时候发现账面预收款不够了，不就发现了？
　　这是因为其中有大量的购物卡已经成了无人认领的“死卡”，20多亿元的合同负债中，数以亿计的资金因为消费者卡片遗忘丢失不再消费，行业内称之为“资金沉淀”。而这些沉淀资金成了企业的“自留地”，成为一种特殊的盈利模式。
　　长期无人消费的“死卡”里的金额，一直挂在合同负债，能否可以转入营业收入呢？
　　还真有企业这么干过。

图：合肥百货预收款项+合同负债

　　2018年12月，元祖股份（603886.SH）发布公告，称将对部分消费可能性极低的卡券进行处理，在经过相关评估之后，将它们转为公司收入。
　　从逻辑上来看，这类购物卡券确实变相成为企业的收入，但从法律角度来说，如果哪天客户翻出来卡片，还是可以兑换的。

和格力电器的暧昧关系

　　作为安徽境内最大的百货连锁企业之一，理应是各大品牌必争之地。为了扩大销售，很多供应商甚至不惜忍受零售企业长达数月的账期。
　　所以，当合肥百货账面出现给供应商的预付款的时候，就很让人疑惑。
　　更让人疑惑的，公司预付款项的第一大供应商，是安徽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账面余额1.32亿元，占全部预付款的40.48%左右。
　　2021年半年报中，公司披露的预付款项前五大供应商中，合计占预付款比例71.87%。其中预付给美的经销商（合肥佳美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的金额占预付款比例只有7.43%，预付给海尔经销商（重庆海尔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的金额占预付款比例只有4.72%。
　　从数据上看，公司对格力的经销商格外偏爱。
　　安徽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这家供应商从名字上看就有格力的影子，企查查显示，该供应商的大股东是北京盛世恒兴格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而北京盛世恒兴格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北京明珠新兴格力空调销售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实控人，是徐自发。
　　格力电器的第二大股东叫京海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由格力电器的经销商抱团组建，大股东是河北格力电器营销有限公司。而格力电器在河北的经销商，正是徐自发家族控制，徐自发还曾任格力电器的董事。
　　除了2021年半年报预付给该供应商余额较大外，在2020年半年报中，公司预付给安徽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的余额达到了创纪录1.55亿元。
　　往年半年报显示，在2019年之前，公司对该供应商的的预付款余额只有5000万-8000万元左右。
　　如果说往年高温天气导致空调畅销，拿重金去抢空调订单还可以理解，但在格力电器销售低迷的2020年，尤其是疫情下空调行业步履维艰的2020年上半年，还要支付如此巨额的预付款，除了利益输送嫌疑，就很难有别的解释了。
　　从直接的股权关系看，合肥百货和格力电器毫无瓜葛，不算是关联方。但据同花顺iFind，合肥百货的大股东是合肥建投，合肥建投投资了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又联手格力电器投资了闻泰科技。
　　这就不难理解，合肥百货“肥水不流外人田”，用不符合商业逻辑的大额预付款为格力电器“抬轿”，改善其业绩和现金流。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声明：本人不持有文中所提及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