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著作等身，其中文学史的内容很少。这我们不能怪钱穆，因为每个人将时间精力投向何方，有他自己的考量。像鲁迅的文学史著作，除专业性很强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只有一本讲稿《汉文学史纲要》。
　　这本《中国文学史》是钱穆的学生叶龙当年听课的记录，60年后再整理成书。该书的封面概要是“国学大家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啥意思自己悟吧。
　　为什么是叶龙先生整理，而不是其他弟子？因为叶龙先生是钱穆先生的江浙同乡，当时听课的学生当中只有他能够全部听懂钱穆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巧学过速记，所以一字不漏地将讲学内容记录下来。说到听得懂，我想起了一件事，钱穆先生的同乡，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曾经有一次被指派上台去给章太炎先生做演讲笔记，但是一开始杨绛就发现，她完全听不懂章太炎的江浙话，所以上台坐了一个多小时，她一个字没记，第二天这个事变成了苏州报纸上的新闻。所以说，幸亏有叶龙先生在那里，钱穆先生的讲课内容、这本“一个人的文学史”才传了下来。
　　一个人的文学史是很值得看的，因为见性情，也有个人的节奏。学知识自然是集体编纂的比较平均，比较好用。但现在又不是要读学位要期末考试。
　　一本个人文学史，拆开来一般会包括这三部分的内容：
　　（一）事实陈述。比如一个朝代有些什么主流文学，什么重要作家，任何文学史都要写这些，不然就是《木心回忆录》；
　　（二）事实判断，这方面包含考辨之学，比如钱穆说《楚辞》的“洞庭”和“湘江”都是通用称呼，不是特指地名，所以屈原虽然活在湖北，但作品里也有这些词，司马迁改“湘流”为“常流”，其实是搞错了。这些地方，体现的是作者的学术功力。
　　（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有说出来的，也有不说出来的。比如详略选择，哪些地方详讲，哪些地方一笔带过，虽然作者没有加以评判，但价值观已在其中；说出来的也有，比如李白杜甫，谁更高明，古文今文，何妍何媸。
　　《中国文学史》是钱穆1955至1956年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讲稿。当时上课的环境很差，“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但是也有好处。没有教育部来指定教学大纲，没有督学来检查讲课内容，不需要评估，没有学生网上评分，老师想讲什么讲什么。
　　任何一位够格的学者，讲这种通史课，都会挑自己最得意的成果或感悟详讲。不感兴趣的部分匆匆带过，甚至干脆不讲。
　　钱穆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有屈原、司马迁、曹操、曹丕、杜甫、古文运动……时期上重前轻后，网上有不满的评论，说他宋以前讲了二百多页，宋之后全部内容还不到一百页——这是拿教材化的文学史标准来衡量这本书。
　　大部分文学史都是教材，但也有个性化的文学史。前者考完试基本可以扔，后者倒值得好好读。
　　从钱穆喜欢的部分来看，他喜欢能将文章与社会勾连的作品，甚至连杜甫，钱穆也说他晚年的诗“在技巧上大有进步，但诗的内容精神方面却比以前逊色得多了”。像晚唐诗，比较个人，空灵飘逸，他就只是列几个代表人物几首代表作，连评论都欠奉。
　　这是比较儒家传统的价值观。相反如周作人，认为“言志”比“载道”更高明，引日人大沼枕山诗曰“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所以文学史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什么都兼收并蓄，那只是材料汇编，像一个没有个性没有面目的人，没有存在感，也不讨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