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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著作等身,其中文学史的内容很少。这我们不能怪钱穆,因为每个人将时间精力投向何方,有他自己的考量。像鲁迅的文学史著作,除专业性很强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只有一本讲稿《汉文学史纲要》。
这本《中国文学史》是钱穆的学生叶龙当年听课的记录,60年后再整理成书。该书的封面概要是“国学大家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啥意思自己悟吧。
为什么是叶龙先生整理,而不是其他弟子?因为叶龙先生是钱穆先生的江浙同乡,当时听课的学生当中只有他能够全部听懂钱穆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巧学过速记,所以一字不漏地将讲学内容记录下来。说到听得懂,我想起了一件事,钱穆先生的同乡,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曾经有一次被指派上台去给章太炎先生做演讲笔记,但是一开始杨绛就发现,她完全听不懂章太炎的江浙话,所以上台坐了一个多小时,她一个字没记,第二天这个事变成了苏州报纸上的新闻。所以说,幸亏有叶龙先生在那里,钱穆先生的讲课内容、这本“一个人的文学史”才传了下来。
一个人的文学史是很值得看的,因为见性情,也有个人的节奏。学知识自然是集体编纂的比较平均,比较好用。但现在又不是要读学位要期末考试。
一本个人文学史,拆开来一般会包括这三部分的内容:
(一)事实陈述。比如一个朝代有些什么主流文学,什么重要作家,任何文学史都要写这些,不然就是《木心回忆录》;
(二)事实判断,这方面包含考辨之学,比如钱穆说《楚辞》的“洞庭”和“湘江”都是通用称呼,不是特指地名,所以屈原虽然活在湖北,但作品里也有这些词,司马迁改“湘流”为“常流”,其实是搞错了。这些地方,体现的是作者的学术功力。
(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有说出来的,也有不说出来的。比如详略选择,哪些地方详讲,哪些地方一笔带过,虽然作者没有加以评判,但价值观已在其中;说出来的也有,比如李白杜甫,谁更高明,古文今文,何妍何媸。
《中国文学史》是钱穆1955至1956年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讲稿。当时上课的环境很差,“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但是也有好处。没有教育部来指定教学大纲,没有督学来检查讲课内容,不需要评估,没有学生网上评分,老师想讲什么讲什么。
任何一位够格的学者,讲这种通史课,都会挑自己最得意的成果或感悟详讲。不感兴趣的部分匆匆带过,甚至干脆不讲。
钱穆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有屈原、司马迁、曹操、曹丕、杜甫、古文运动……时期上重前轻后,网上有不满的评论,说他宋以前讲了二百多页,宋之后全部内容还不到一百页——这是拿教材化的文学史标准来衡量这本书。
大部分文学史都是教材,但也有个性化的文学史。前者考完试基本可以扔,后者倒值得好好读。
从钱穆喜欢的部分来看,他喜欢能将文章与社会勾连的作品,甚至连杜甫,钱穆也说他晚年的诗“在技巧上大有进步,但诗的内容精神方面却比以前逊色得多了”。像晚唐诗,比较个人,空灵飘逸,他就只是列几个代表人物几首代表作,连评论都欠奉。
这是比较儒家传统的价值观。相反如周作人,认为“言志”比“载道”更高明,引日人大沼枕山诗曰“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所以文学史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什么都兼收并蓄,那只是材料汇编,像一个没有个性没有面目的人,没有存在感,也不讨人喜欢。
这本《中国文学史》是钱穆的学生叶龙当年听课的记录,60年后再整理成书。该书的封面概要是“国学大家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啥意思自己悟吧。
为什么是叶龙先生整理,而不是其他弟子?因为叶龙先生是钱穆先生的江浙同乡,当时听课的学生当中只有他能够全部听懂钱穆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巧学过速记,所以一字不漏地将讲学内容记录下来。说到听得懂,我想起了一件事,钱穆先生的同乡,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曾经有一次被指派上台去给章太炎先生做演讲笔记,但是一开始杨绛就发现,她完全听不懂章太炎的江浙话,所以上台坐了一个多小时,她一个字没记,第二天这个事变成了苏州报纸上的新闻。所以说,幸亏有叶龙先生在那里,钱穆先生的讲课内容、这本“一个人的文学史”才传了下来。
一个人的文学史是很值得看的,因为见性情,也有个人的节奏。学知识自然是集体编纂的比较平均,比较好用。但现在又不是要读学位要期末考试。
一本个人文学史,拆开来一般会包括这三部分的内容:
(一)事实陈述。比如一个朝代有些什么主流文学,什么重要作家,任何文学史都要写这些,不然就是《木心回忆录》;
(二)事实判断,这方面包含考辨之学,比如钱穆说《楚辞》的“洞庭”和“湘江”都是通用称呼,不是特指地名,所以屈原虽然活在湖北,但作品里也有这些词,司马迁改“湘流”为“常流”,其实是搞错了。这些地方,体现的是作者的学术功力。
(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有说出来的,也有不说出来的。比如详略选择,哪些地方详讲,哪些地方一笔带过,虽然作者没有加以评判,但价值观已在其中;说出来的也有,比如李白杜甫,谁更高明,古文今文,何妍何媸。
《中国文学史》是钱穆1955至1956年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讲稿。当时上课的环境很差,“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但是也有好处。没有教育部来指定教学大纲,没有督学来检查讲课内容,不需要评估,没有学生网上评分,老师想讲什么讲什么。
任何一位够格的学者,讲这种通史课,都会挑自己最得意的成果或感悟详讲。不感兴趣的部分匆匆带过,甚至干脆不讲。
钱穆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有屈原、司马迁、曹操、曹丕、杜甫、古文运动……时期上重前轻后,网上有不满的评论,说他宋以前讲了二百多页,宋之后全部内容还不到一百页——这是拿教材化的文学史标准来衡量这本书。
大部分文学史都是教材,但也有个性化的文学史。前者考完试基本可以扔,后者倒值得好好读。
从钱穆喜欢的部分来看,他喜欢能将文章与社会勾连的作品,甚至连杜甫,钱穆也说他晚年的诗“在技巧上大有进步,但诗的内容精神方面却比以前逊色得多了”。像晚唐诗,比较个人,空灵飘逸,他就只是列几个代表人物几首代表作,连评论都欠奉。
这是比较儒家传统的价值观。相反如周作人,认为“言志”比“载道”更高明,引日人大沼枕山诗曰“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所以文学史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什么都兼收并蓄,那只是材料汇编,像一个没有个性没有面目的人,没有存在感,也不讨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