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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危机下，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审视金融危机下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论文从经济新常态下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关系、金融危机下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平衡的建议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务经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
劳动经济是通过劳动力付出劳动而获得相应报酬的一种经济活动，农民参与劳务活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性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升。[1]目前，我国农民工资的收入主要以农村劳务经济为主要方式，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金我国经济的发展依靠大批农民进城输入劳务方式难以为继，需要对劳务经济下的劳动力发展与中国农村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立足经济新常态后，金融市场疲软背景下，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有效探讨，以期可以为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经济新常态下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分析
劳务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消极影响，本章拟从这两方面做出深入探讨。
（一）劳务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
劳务经济对中國农村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有效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2]市场经济秩序下，劳务的转移往往具有自发性，尽管我国加强了对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但就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其为农民带来的收益仍旧低于其他产业，这种劳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劳动力的价值，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二是有效吸收了农民剩余劳动力，农业产业的规模相对较小，有限的资源很难有效提升农民的收入，在满足农业产业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价值。三是极大解放了农民传统思想。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仍旧是小农经济市场，小农思想意识仍然占据主流，大批农民进城后，生活环境的改变对其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逐渐接受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思维，这在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意义。四是有效推动了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我国城市化和农业化发展得益于大批农村劳动力输入，一方面为我国市场发展提供了大批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和消费的聚集，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劳务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
劳务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青壮劳动力为主，造成了大批老年、儿童等劳动力相对低下的人口聚集，“三留”问题在农村普遍存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青壮劳动力，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加之大量“三留”人口的存在，对其身体、心理健康都有极大的伤害，更加不利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就业不稳定造成了农民工的收入不稳定。城市制度的逐渐规范化和农民工自身技能的缺失化，导致在就业市场中往往置于被动地位，事实上农民工往往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收入上不稳定，在心理上也存在较大的落差，对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金融危机下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危机对劳务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劳务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劳务市场用工需求下降，金融危机后，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这类企业往往聚集了大批的农民工，劳务市场需求减少，用工需求的下滑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工回流，以东莞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批农民工在春节后返回城市的比例下滑40.3%，东莞开始了漫长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莞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下滑，至2018年年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农民工人数规模仍未超过金融危机前。二是劳资双方博弈逐渐失衡，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更加突出。金融危机后，由于农民工市场需求降低，大批农民工无法获得就业机会，农民工招聘企业在博弈中的主动性更强，加之大量农民工缺乏权益保障意识，河南省《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省农民工就业和收入影响的调研报告》显示，33.3%的农民工在危机爆发后未能续签合同，权益保障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成为劳务经济发展的隐患。上述分析下，金融危机后，我国进入农民工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劳动力报酬的增收难度加大。
（二）金融危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业产业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的价格和需求被抑制，金融危机后市场对消费的需求降低，农产品的需求规模被抑制，产品的价格也被进一步拉低;二是农村产业发展受限，金融危机下，市场需求降低，农村产业发展受限;另一方面金融扶持农村产业的能力下降，部分急需融资的企业很难获得充足的金融服务，很难实现扩大生产规模。上述分析可知，在金融危机下，我国农村经济对农民的增收能力有限，劳务经济发展自然受限，因此农村经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缺乏优质的劳动力反过来制约了农村产业的发展。[3]
（三）金融危机下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农民工回乡潮，表面上来看农民工回乡潮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作用，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作用不甚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能力素质相对更强的青壮年农民工依旧能够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尽管劳务报酬较以往低，但比农村经济报酬相对高，回乡潮中的劳务多为年龄大、体力弱、技能相对较差的劳动力，对农村经济发展并无较大的贡献，此外当金融危机结束后，劳务转移仍旧会出现，这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回乡农民工愿意选择回乡并不意味着自身从事农村产业发展，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了有制造业技能的低成本人力资源，金融危机间接降低了投资成本。但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经济实体，大多是城市大公司产业链下游产品的供应商，所以，在上游订单减少、本地购买力下降和域外市场开发有限等内外需求下滑背景下，农民自主创业会因产品销路问题呈现停滞的状态，就业拉动效应有限。农民工就业态势并无较大的变化，这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就业价值观短期内无法获得较大的改变，其选择回乡的就业层面仍旧较低，对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并无大的裨益。 综上，较之金融危机前，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简言之，金融危机下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失衡更加严重，二者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推动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平衡的建议
（一）提升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和层次
调研发现，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与当前现代制造业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其工作的稳定性和收入的增加。为改善农村教育状况，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可借鉴英国“教育优先区”政策和美国“补偿教育”政策，将劳务输出的核心地区作为“教育优先发展区”，率先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再向后扩展三年，即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生，仍然按照现有考试选拔的方式进行分流，能够进入高中的继续进入高中学习，不能进入高中学习的直接转入不超过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习阶段。两种情况的学杂费均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方式予以减免，但这期间的教育同样带有强制性，学龄阶段的孩子必须完成学业。在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国家需要开始更多地关注义务教育年限延长的试点工作，并着手研究制定“9+3”义务教育模式的实施步骤和相关政策。
（二）开展多元化输出，积极探索“定向培育”模式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的自发流动和政府组织引导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現实劳务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在政府参与下的市场化过程实现劳动力全社会的自由配置。政府在保证务工者收入合理和创业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引导农民工向原地区该行业实现定向回流，从而有效解决了人口逆淘汰化所形成的就业结构失衡和回乡创业人数较少的问题，实现以劳务输出为手段，农村经济长远发展为目标的协同演进。
（三）统筹安排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
劳务输出的主体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这部分农民的输出一方面因为人口的逆淘汰而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哑铃”化，最终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因为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务输出主体外出行为的决策，最终影响了劳务经济的发展。为使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对上述两种经济行为进行统筹安排。在促进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明确三农问题的解决特别需要在中央政府的统筹支持下，把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家和各省市区的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之中。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合理化解人口逆淘汰所产生的“三留”问题和劳动力缺乏问题，促进农业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综上，经济危机下对劳务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失衡更加严重，二者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指导策略推进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农村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聂华林，王宇辉，李长亮，李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3]盛来云，彭丽荃.当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数量、结构及特点[C]//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5—113.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务经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
劳动经济是通过劳动力付出劳动而获得相应报酬的一种经济活动，农民参与劳务活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性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升。[1]目前，我国农民工资的收入主要以农村劳务经济为主要方式，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金我国经济的发展依靠大批农民进城输入劳务方式难以为继，需要对劳务经济下的劳动力发展与中国农村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立足经济新常态后，金融市场疲软背景下，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有效探讨，以期可以为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经济新常态下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分析
劳务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消极影响，本章拟从这两方面做出深入探讨。
（一）劳务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
劳务经济对中國农村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有效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2]市场经济秩序下，劳务的转移往往具有自发性，尽管我国加强了对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但就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其为农民带来的收益仍旧低于其他产业，这种劳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劳动力的价值，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二是有效吸收了农民剩余劳动力，农业产业的规模相对较小，有限的资源很难有效提升农民的收入，在满足农业产业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价值。三是极大解放了农民传统思想。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仍旧是小农经济市场，小农思想意识仍然占据主流，大批农民进城后，生活环境的改变对其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逐渐接受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思维，这在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意义。四是有效推动了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我国城市化和农业化发展得益于大批农村劳动力输入，一方面为我国市场发展提供了大批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和消费的聚集，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劳务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
劳务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青壮劳动力为主，造成了大批老年、儿童等劳动力相对低下的人口聚集，“三留”问题在农村普遍存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青壮劳动力，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加之大量“三留”人口的存在，对其身体、心理健康都有极大的伤害，更加不利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就业不稳定造成了农民工的收入不稳定。城市制度的逐渐规范化和农民工自身技能的缺失化，导致在就业市场中往往置于被动地位，事实上农民工往往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收入上不稳定，在心理上也存在较大的落差，对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金融危机下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危机对劳务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劳务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劳务市场用工需求下降，金融危机后，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这类企业往往聚集了大批的农民工，劳务市场需求减少，用工需求的下滑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工回流，以东莞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批农民工在春节后返回城市的比例下滑40.3%，东莞开始了漫长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莞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下滑，至2018年年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农民工人数规模仍未超过金融危机前。二是劳资双方博弈逐渐失衡，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更加突出。金融危机后，由于农民工市场需求降低，大批农民工无法获得就业机会，农民工招聘企业在博弈中的主动性更强，加之大量农民工缺乏权益保障意识，河南省《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省农民工就业和收入影响的调研报告》显示，33.3%的农民工在危机爆发后未能续签合同，权益保障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成为劳务经济发展的隐患。上述分析下，金融危机后，我国进入农民工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劳动力报酬的增收难度加大。
（二）金融危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业产业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的价格和需求被抑制，金融危机后市场对消费的需求降低，农产品的需求规模被抑制，产品的价格也被进一步拉低;二是农村产业发展受限，金融危机下，市场需求降低，农村产业发展受限;另一方面金融扶持农村产业的能力下降，部分急需融资的企业很难获得充足的金融服务，很难实现扩大生产规模。上述分析可知，在金融危机下，我国农村经济对农民的增收能力有限，劳务经济发展自然受限，因此农村经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缺乏优质的劳动力反过来制约了农村产业的发展。[3]
（三）金融危机下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农民工回乡潮，表面上来看农民工回乡潮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作用，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作用不甚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能力素质相对更强的青壮年农民工依旧能够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尽管劳务报酬较以往低，但比农村经济报酬相对高，回乡潮中的劳务多为年龄大、体力弱、技能相对较差的劳动力，对农村经济发展并无较大的贡献，此外当金融危机结束后，劳务转移仍旧会出现，这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回乡农民工愿意选择回乡并不意味着自身从事农村产业发展，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了有制造业技能的低成本人力资源，金融危机间接降低了投资成本。但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经济实体，大多是城市大公司产业链下游产品的供应商，所以，在上游订单减少、本地购买力下降和域外市场开发有限等内外需求下滑背景下，农民自主创业会因产品销路问题呈现停滞的状态，就业拉动效应有限。农民工就业态势并无较大的变化，这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就业价值观短期内无法获得较大的改变，其选择回乡的就业层面仍旧较低，对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并无大的裨益。 综上，较之金融危机前，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简言之，金融危机下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失衡更加严重，二者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推动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平衡的建议
（一）提升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和层次
调研发现，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与当前现代制造业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其工作的稳定性和收入的增加。为改善农村教育状况，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可借鉴英国“教育优先区”政策和美国“补偿教育”政策，将劳务输出的核心地区作为“教育优先发展区”，率先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再向后扩展三年，即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生，仍然按照现有考试选拔的方式进行分流，能够进入高中的继续进入高中学习，不能进入高中学习的直接转入不超过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习阶段。两种情况的学杂费均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方式予以减免，但这期间的教育同样带有强制性，学龄阶段的孩子必须完成学业。在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国家需要开始更多地关注义务教育年限延长的试点工作，并着手研究制定“9+3”义务教育模式的实施步骤和相关政策。
（二）开展多元化输出，积极探索“定向培育”模式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的自发流动和政府组织引导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現实劳务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在政府参与下的市场化过程实现劳动力全社会的自由配置。政府在保证务工者收入合理和创业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引导农民工向原地区该行业实现定向回流，从而有效解决了人口逆淘汰化所形成的就业结构失衡和回乡创业人数较少的问题，实现以劳务输出为手段，农村经济长远发展为目标的协同演进。
（三）统筹安排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
劳务输出的主体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这部分农民的输出一方面因为人口的逆淘汰而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哑铃”化，最终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因为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务输出主体外出行为的决策，最终影响了劳务经济的发展。为使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对上述两种经济行为进行统筹安排。在促进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明确三农问题的解决特别需要在中央政府的统筹支持下，把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家和各省市区的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之中。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合理化解人口逆淘汰所产生的“三留”问题和劳动力缺乏问题，促进农业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综上，经济危机下对劳务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失衡更加严重，二者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指导策略推进劳务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农村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聂华林，王宇辉，李长亮，李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3]盛来云，彭丽荃.当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数量、结构及特点[C]//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