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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相裕亭先生的这篇《羞于启齿的期刊印数》，短短九个字，我感觉他是在描绘现今主编们的颜面尴尬与无奈。而徐习军教授则站在时代的角度给我们又上了一课。余清平先生撰文指出，纸媒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现象，不必惊慌失措！
下期话题：名家“模仿”，要将微型小说带往何处去？
期刊印数下滑是出版业业态转型的表征
——相裕亭的“羞于启齿”从何谈起？
关于“期刊印数”，这本来是出版业界经常涉及的话题，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来探讨这个话题基本没有意义，然裕亭兄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金山》刊发了《羞于启齿的期刊印数》，其中还不忘记对我以及我所主编的期刊“羞辱”（也许没有“羞辱”之意，只是“撩骚”）一番，对裕亭这个兄弟我一向偏爱，无论是爬我头上挠痒还是往我脸上吐口水，我依然爱他！读了《羞于启齿的期刊印数》，我在“哈哈”的同时想起网上常说的“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这里我只能说裕亭对于出版时代性的“不知”（我爱护兄弟没有用“无知”）而从表面现象说了一些“盲人摸象”般的几近外行的话语。按照《金山》严总的“挑唆”及“相峙南徐”栏目的规则，我在这里需要“怼”一下裕亭，也算是给裕亭普及一下常识。
说到一些期刊，其印数下滑严重甚至办不下去而停刊，这是街头大妈都知道的事情，根本无需作家们在这里饶舌，然“期刊印数”下滑所反映出来的“出版业态转型”才是业界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根本不是裕亭说的“羞于启齿”。“羞于启齿”出自司马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感到羞耻无法言说。“期刊印数”下滑是出版人自己做错了什么吗？出版人应该“羞耻”吗？显然不是的，恰恰是“时代发展”使然，作为出版人根本不必也不会感到“羞于启齿”，出版人都不会觉得“羞于启齿”，你裕亭“着什么急”啊？事实上出版界在“出版业态转型”中积极探索出版和传播的新途径，推动着时代出版。
“期刊印数”标志着什么？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发行量大小，决定着期刊的市场效益;二是决定着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才是期刊出版的本质。从这两个方面来和裕亭说说。因为裕亭所目见的只限于发行量，所以就先从市场角度来看，期刊“市场”的时代变化。
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传播领域逐渐数字化，本世纪初就有人预言“纸媒正快速退出舞台”“数字出版和消费很快就会普及开来，出版业很快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预言”只对了后半部分，数字出版和消费确实快速普及开来了，然“纸媒”并没有消亡（只是少数的被淘汰或主动停刊转型），我认为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不会消亡。近10年恰是数字出版快速发展的10年，然而纸质出版依然如火如荼。为了避免列举某某期刊引起不必要的不快，我借图书出版的数据来说明时代出版的转型发展。2017—2019三年图书市场发行收入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是803亿、894亿、1023亿人民币。市场对纸质传播保持两位数增长，裕亭看不到，只盯着某某杂志从68万发行量下滑到了几万份，看不到数字出版和传播的快速发展也不要紧，难道裕亭没有看到另一个现象——你说的就连《连云港文学》都有12万发行量的时候，那时全国有多少刊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不足2000份刊物，到了2008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549种，平均期印数16767万册（出版署统计数据），如今正式期刊加上各地区、各机关、各机构办的内刊，早已有数万种，使得期刊种数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了数十倍，报纸则成百倍地增长，如果不论数字出版的影响，仅仅就“印数”说事，就用小学生的思维，面对纸刊种类“数十倍地增长”，单份期刊印数也应该“数十倍地下滑”啊，按正常的行业淘汰机理，报纸期刊“纷纷停刊”也属于正常的，裕亭你说这有什么“羞于启齿”的？
再说另一个问题，“期刊印数”与影响力，按照裕亭的思维，期刊发行量（印数）大，读者一定就多，所刊发文章影响就大！这已经out了。以我自己而言，我发在甘肃省社科院一个核心期刊（这是千份级印数的纯学术期刊）上的一篇“太专业”“很小众”的论文，360、百度文库以及中国知网等网络显示阅读量过万，还有大量的下载记录，全国从事这个专业的学者加上研究生也不会过万人，说明有的读者不止读了一遍，这是刊物借助网络传播实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期刊印数”没有关系。不拿别人的刊物说事，仅仅就裕亭“撩骚”的我们刊物来说，印数之少我们从没有感到“羞于启齿”，我们在目录数据项和封底上清楚地印着1100份，裕亭看到印刷厂那个“鸭舌帽”工人送上楼到我办公室的仅仅是200份，其余直接送学校邮局“照单发行”了。然而就这1100份我还嫌印刷多了，我们根本不指望传统发行，只保证从国家图书馆到各省区市和重点高校图书馆馆藏及有关学报编辑部交流就可以了，发行的影响力在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数十家签约的网络（网络发行收入也是和我们分成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纸刊未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在网上优先出版了，就不指望“买刊物”的印数只有1100份的期刊，前任主编交接审计时我们还结余近200万营收（按裕亭的思维，要卖多少本刊物才能实现啊）。不知还记得否，2020年第5期我们的一篇论文引起全国性“舆情”，各网累计点击阅读超过数十万，这完全不是印数只有1100份的期刊可以做到的，我们做到了。我想这是不是应该颠覆裕亭的想象啊。
就期刊传播影响力而言，网络时代数字传播、数字出版的优势已经不需要考虑甚至直接忽略裕亭以及裕亭们纠结的“期刊印数”这一传统问题了。就“走市场”靠发行量“挣钱”的期刊而言，办刊人也都在為期刊发展业态转型进行积极探索并付诸实践，比如《金山》，在办刊理念上顺应时代，积极探索网上《金山》、有声《金山》、写作培训、书籍出版、文学艺术活动等，在内容上也进行板块化革新，不仅吸引了广大读者，也承担起文学期刊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文学事业的责任，使得《金山》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保证经济效益不滑坡、有增长。
因此，我认为期刊印数下滑是出版业时代转型的表征，并不可怕，更不是裕亭说的“羞于启齿”，反而能倒逼期刊人为探索顺应时代的办刊模式而努力。 袁龙
纸媒衰落，情怀依旧，文学不死。时代潮流，浩浩汤汤，若想再现洛阳纸贵之景象，何其难也！
纸媒的衰落主要是指纸质期刊出版物。本期讨论的主题《羞于启齿的期刊印数》与之前我们讨论的投稿话题其实是有直接关联的。期刊印数与发行相关，作为作者，可能只会考虑投稿问题，但作为期刊负责人，则必须考虑发行。期刊印数与发行量关系到期刊的市场生存空间问题。
在我的印象中，2010年至2014年，很多纯文学期刊，如韩寒主编的《独唱团》、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老牌文学杂志《大家》《万象》等先后停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行量暴跌。以《大家》为例，1998年，《大家》开始走市场化道路，自负盈亏。由于文学市场边缘化，纯文学期刊的运行成本和稿费支出远远高于发行收益，发行量由原来的20000份跌至5000份，《大家》因此入不敷出，虽想出开设理论版增加版面收入，仍难以为继。我们今天能相聚在《金山》杂志的“相峙南徐”，要感谢@严有榕 等期刊核心团队的用心经营，为他们点赞！仅2020年，就有34家传统媒体停刊。其中很多报刊的副刊曾刊登过微型小说。停刊后，微型小说作者就少了发表的园地。所以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感慨：唇亡齿寒……
雪弟
我倒是觉得，少一些阵地好。现在发微型小说的太多了，导致大家滥写，一半以上的作品就不该发出来。
袁龙
发不出来的作品有很多进了“年选”，我们近几期讨论的话题其实都牵涉到微型小说的生态问题。当文化开始产业化的时候，我们身在市场化的场域，难以逃脱。
余清平
是的，我这里以前书店很多，街边的报摊比比皆是，光春梦书店就有七八家，现在几乎全没有了，就剩一家春梦书店，还是以卖玩具为主。新华书店为什么行，一是有政府支持，二是学生的书、习题、卷子全部属于新华书店经营。我每次去里面买几本书，除了学生还是学生，几乎没有青年人。新华书店里经销的杂志除了《故事会》就是《意林》，前几年还有《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去年也没有了。
袁龙
《微型小说选刊》和《小小说选刊》的发行量也在减少。以前高峰时都是数十万发行量。
上善若水
余姚市政府里以前都是订十几份杂志，《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都有，现在我看不到一份，报刊亭也很少见，根本看不到这两个杂志，这证明确实在萎缩，没办法，这是纸媒刊物的趋势，发行量萎缩是正常现象。
余清平
充分挖掘纸媒能量，印数才不会羞于启齿
每一年的新年伊始，在社交平台上或者微信群里，总是看到一些爆炸性的消息——纸媒停刊的启事。作为作者，也作为读者，心有戚戚之余，恨不得有回天之力，“大庇天下作者俱欢颜”，让纸媒多一些再多一些。不过，谁都知道，这期望是不现实的。纸媒存在即合理，但是，其停刊也有其“合理”的原因。
或许，很多纸媒的出版者还活在回忆之中。想当初，读者一刊难求，杂志报纸出版发行量十几万册、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这也不是什么可望不可即的事。像《金山》《微型小说选刊》，单册发行几十万册不是难事，因为，读者多。作为读者群中的一分子，我见证了纸媒的兴衰史。我一直是个坚持订阅刊物的读者，且每年不止订一家刊物，多的时候订12家刊物。我订阅刊物是从中学毕业后做老师时代起，直到现在，也只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生活原因而中断过几年。阅读，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嗜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纸媒“身强体壮、风度翩翩”的时候，市场也推波助澜，到处是书摊、报摊、书店。几乎达到读者出门就能买到书报的程度。那时候，纸媒是宠儿，能养活很多人，能给市场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一个报摊、书摊就能养活一家人，至于吃纸媒致富的出版商，也不少。然而，现在由于网络、QQ、微博、电子书籍、微信等诸多新媒体的出现，对纸媒体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造成纸媒的订阅量迅速下滑，城市街道上的报摊、书摊几乎绝迹，书店也因此纷纷改行。面对此情此景，总会有一些有识之士站出来，为纸媒的没落而“把脉并诊治”。
《金山》杂志，严有榕主编忧天下纸媒之忧，于2020年在《金山》杂志上辟出珍贵的版面，设“相峙南徐”栏，专为当下的刊物症结把脉、诊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创举，这是敢为天下先的一大壮举，值得为之点赞的一件大好事，是刊物、作者、读者的福音。
说内心话，我对纸媒一直抱有信心。直觉告诉我，毕竟像我一样喜欢阅读的人还不少，尽管大量年轻人沉溺新媒体，也有的是因为现在这快节奏的生活而抽不出时间阅读书报，还有一个原因是部分人的自我提升意识没有跟上来，都没有意识到自我修养是通过一系列阅读来提升的。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物质生活还是摆在人们生活的首位，好好享受在思维里“霸屏”，但一旦大家生活富足，而精神没有跟上，意识到阅读纸媒的重要性，读者群是否会回归呢？穆罕默德说过“给你两个面包，就要用一个面包换一朵水仙花”，为什么这么说？精神生活也很重要。我想大家明白了这道理，就会通过阅读纸媒上刊载的作品，来获得“水仙花”，这“水仙花”不仅仅能“修养”自己，更能影响后代。可以放眼看看，家庭中教育健全的父母亲都喜欢阅读。
现在，纸媒发行量下滑的这种状况，我倒认为是纸媒在自我调整。我曾经与一些朋友辩论过，网媒虽然来势凶猛，但是，有其致命弱點。一是不能长久保存，就像没有仓库的堆在露天地的产品，时间一长，就被腐蚀了（网站管理方会定期删帖）;二是作品质量良莠不齐，发表门槛低。网络里虽然也有编辑放行，但是，那是一审制，对作品质量要求不高，故精品少（虽然像《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儿》等堪称经典，可是，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出了书。究其追求出书原因，也是意识到只有纸质书才能长久传承下去）。而纸媒（杂志、书籍）则不同，不仅编辑眼光独特，而且是三审制，还有，纸媒编辑对作品的把握能力强。 我任过多家网站编辑，更是写过十多年的网文，也做过网站的站长，熟悉网络操作程序。后来放弃网络写作，也是基于网络的弱点。网络变革时，首当其冲被删除的，就是文学作品。像风靡一时的“榕树下”网，作者发表的作品随着网站的关闭被“毁尸灭迹”。
因此，我倒是觉得纸媒的高峰尚未到来。关于说纸媒已经衰落了，现在断言，还真的为时尚早，因为，人们没将纸媒（纸文化）挖掘出其应有的实效。现阶段，纸媒被更便于阅读的网络“撞了一下腰”，这不应悲观，应该说是纸媒发展中所必然遇到的。也许，这于纸媒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其实，纸媒体大有潜力可挖，还有许多功能，有待作者、出版社和刊物去探索。如何挖掘出纸媒应有的能量，我觉得在这几方面可以考虑：一是作品的质量。好质量不一定是“阳春白雪”，也得有“下里巴人”，适合各层次的读者，让读者自己去选择阅读。为什么四大名著一版再版不缺销量？为什么《论语》不缺销量？因为是佳作。二是纸质刊物可以当礼物相赠。烟酒、食品可以当礼物，书刊为什么就不可以？当人们的思维获得转变的时候，这一现象为时不远，何况，现在就有许多人互赠书籍。三是纸质刊物易于保存，可以反复阅读。比如，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散文，多年后想回头再读，纸媒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而新媒体刊载的作品几年后或许已“尸骨无存”。四是出版物也可以参加展览会，刊物可以采用吸收会员的形式，能够增加订阅量，会员就像明星们的粉丝。好作品好刊物，谁舍得放弃。五是推广，达到纸媒无国界，实现全球化，通过交流扩大影响，扩大发行量。六是纸媒的多元化。也就是说，纸媒与新媒体相结合，这并不是无奈之举，反倒是相融合，取长补短。纸媒上的作品放到网络里、手机里，实行付费阅读（网上早就有付费阅读，只是没有与纸媒相结合）。七是集团公司的涉足。有文学情怀的企业家们投入资金，办出品牌杂志，像衣服、食品一樣创出百年老店。八是文化是属于公众的，是属于社会的，也是属于人类的，不能全部走市场化，要文化部门扶持。比如，一个人生病了，仅靠自身免疫力是不行的，该用药就得用药，该手术就得手术。文化与科技应该同等对待。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纸媒优胜劣汰，关闭了一些，这是自然现象，是为了令存在的更好地存在，不必惊慌失措。甲骨文、竹简、手抄本、刻板印刷，每一种的存在方式至少是几百年，为什么今天活字印刷的纸媒就只有几十年的寿命？不可能！因此，终上所述，得出结论：只要充分挖掘纸媒能量，印数不会羞于启齿。
相裕亭先生的这篇《羞于启齿的期刊印数》，短短九个字，我感觉他是在描绘现今主编们的颜面尴尬与无奈。而徐习军教授则站在时代的角度给我们又上了一课。余清平先生撰文指出，纸媒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现象，不必惊慌失措！
下期话题：名家“模仿”，要将微型小说带往何处去？
期刊印数下滑是出版业业态转型的表征
——相裕亭的“羞于启齿”从何谈起？
关于“期刊印数”，这本来是出版业界经常涉及的话题，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来探讨这个话题基本没有意义，然裕亭兄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金山》刊发了《羞于启齿的期刊印数》，其中还不忘记对我以及我所主编的期刊“羞辱”（也许没有“羞辱”之意，只是“撩骚”）一番，对裕亭这个兄弟我一向偏爱，无论是爬我头上挠痒还是往我脸上吐口水，我依然爱他！读了《羞于启齿的期刊印数》，我在“哈哈”的同时想起网上常说的“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这里我只能说裕亭对于出版时代性的“不知”（我爱护兄弟没有用“无知”）而从表面现象说了一些“盲人摸象”般的几近外行的话语。按照《金山》严总的“挑唆”及“相峙南徐”栏目的规则，我在这里需要“怼”一下裕亭，也算是给裕亭普及一下常识。
说到一些期刊，其印数下滑严重甚至办不下去而停刊，这是街头大妈都知道的事情，根本无需作家们在这里饶舌，然“期刊印数”下滑所反映出来的“出版业态转型”才是业界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根本不是裕亭说的“羞于启齿”。“羞于启齿”出自司马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感到羞耻无法言说。“期刊印数”下滑是出版人自己做错了什么吗？出版人应该“羞耻”吗？显然不是的，恰恰是“时代发展”使然，作为出版人根本不必也不会感到“羞于启齿”，出版人都不会觉得“羞于启齿”，你裕亭“着什么急”啊？事实上出版界在“出版业态转型”中积极探索出版和传播的新途径，推动着时代出版。
“期刊印数”标志着什么？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发行量大小，决定着期刊的市场效益;二是决定着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才是期刊出版的本质。从这两个方面来和裕亭说说。因为裕亭所目见的只限于发行量，所以就先从市场角度来看，期刊“市场”的时代变化。
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传播领域逐渐数字化，本世纪初就有人预言“纸媒正快速退出舞台”“数字出版和消费很快就会普及开来，出版业很快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预言”只对了后半部分，数字出版和消费确实快速普及开来了，然“纸媒”并没有消亡（只是少数的被淘汰或主动停刊转型），我认为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不会消亡。近10年恰是数字出版快速发展的10年，然而纸质出版依然如火如荼。为了避免列举某某期刊引起不必要的不快，我借图书出版的数据来说明时代出版的转型发展。2017—2019三年图书市场发行收入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是803亿、894亿、1023亿人民币。市场对纸质传播保持两位数增长，裕亭看不到，只盯着某某杂志从68万发行量下滑到了几万份，看不到数字出版和传播的快速发展也不要紧，难道裕亭没有看到另一个现象——你说的就连《连云港文学》都有12万发行量的时候，那时全国有多少刊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不足2000份刊物，到了2008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549种，平均期印数16767万册（出版署统计数据），如今正式期刊加上各地区、各机关、各机构办的内刊，早已有数万种，使得期刊种数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了数十倍，报纸则成百倍地增长，如果不论数字出版的影响，仅仅就“印数”说事，就用小学生的思维，面对纸刊种类“数十倍地增长”，单份期刊印数也应该“数十倍地下滑”啊，按正常的行业淘汰机理，报纸期刊“纷纷停刊”也属于正常的，裕亭你说这有什么“羞于启齿”的？
再说另一个问题，“期刊印数”与影响力，按照裕亭的思维，期刊发行量（印数）大，读者一定就多，所刊发文章影响就大！这已经out了。以我自己而言，我发在甘肃省社科院一个核心期刊（这是千份级印数的纯学术期刊）上的一篇“太专业”“很小众”的论文，360、百度文库以及中国知网等网络显示阅读量过万，还有大量的下载记录，全国从事这个专业的学者加上研究生也不会过万人，说明有的读者不止读了一遍，这是刊物借助网络传播实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期刊印数”没有关系。不拿别人的刊物说事，仅仅就裕亭“撩骚”的我们刊物来说，印数之少我们从没有感到“羞于启齿”，我们在目录数据项和封底上清楚地印着1100份，裕亭看到印刷厂那个“鸭舌帽”工人送上楼到我办公室的仅仅是200份，其余直接送学校邮局“照单发行”了。然而就这1100份我还嫌印刷多了，我们根本不指望传统发行，只保证从国家图书馆到各省区市和重点高校图书馆馆藏及有关学报编辑部交流就可以了，发行的影响力在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数十家签约的网络（网络发行收入也是和我们分成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纸刊未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在网上优先出版了，就不指望“买刊物”的印数只有1100份的期刊，前任主编交接审计时我们还结余近200万营收（按裕亭的思维，要卖多少本刊物才能实现啊）。不知还记得否，2020年第5期我们的一篇论文引起全国性“舆情”，各网累计点击阅读超过数十万，这完全不是印数只有1100份的期刊可以做到的，我们做到了。我想这是不是应该颠覆裕亭的想象啊。
就期刊传播影响力而言，网络时代数字传播、数字出版的优势已经不需要考虑甚至直接忽略裕亭以及裕亭们纠结的“期刊印数”这一传统问题了。就“走市场”靠发行量“挣钱”的期刊而言，办刊人也都在為期刊发展业态转型进行积极探索并付诸实践，比如《金山》，在办刊理念上顺应时代，积极探索网上《金山》、有声《金山》、写作培训、书籍出版、文学艺术活动等，在内容上也进行板块化革新，不仅吸引了广大读者，也承担起文学期刊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文学事业的责任，使得《金山》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保证经济效益不滑坡、有增长。
因此，我认为期刊印数下滑是出版业时代转型的表征，并不可怕，更不是裕亭说的“羞于启齿”，反而能倒逼期刊人为探索顺应时代的办刊模式而努力。 袁龙
纸媒衰落，情怀依旧，文学不死。时代潮流，浩浩汤汤，若想再现洛阳纸贵之景象，何其难也！
纸媒的衰落主要是指纸质期刊出版物。本期讨论的主题《羞于启齿的期刊印数》与之前我们讨论的投稿话题其实是有直接关联的。期刊印数与发行相关，作为作者，可能只会考虑投稿问题，但作为期刊负责人，则必须考虑发行。期刊印数与发行量关系到期刊的市场生存空间问题。
在我的印象中，2010年至2014年，很多纯文学期刊，如韩寒主编的《独唱团》、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老牌文学杂志《大家》《万象》等先后停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行量暴跌。以《大家》为例，1998年，《大家》开始走市场化道路，自负盈亏。由于文学市场边缘化，纯文学期刊的运行成本和稿费支出远远高于发行收益，发行量由原来的20000份跌至5000份，《大家》因此入不敷出，虽想出开设理论版增加版面收入，仍难以为继。我们今天能相聚在《金山》杂志的“相峙南徐”，要感谢@严有榕 等期刊核心团队的用心经营，为他们点赞！仅2020年，就有34家传统媒体停刊。其中很多报刊的副刊曾刊登过微型小说。停刊后，微型小说作者就少了发表的园地。所以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感慨：唇亡齿寒……
雪弟
我倒是觉得，少一些阵地好。现在发微型小说的太多了，导致大家滥写，一半以上的作品就不该发出来。
袁龙
发不出来的作品有很多进了“年选”，我们近几期讨论的话题其实都牵涉到微型小说的生态问题。当文化开始产业化的时候，我们身在市场化的场域，难以逃脱。
余清平
是的，我这里以前书店很多，街边的报摊比比皆是，光春梦书店就有七八家，现在几乎全没有了，就剩一家春梦书店，还是以卖玩具为主。新华书店为什么行，一是有政府支持，二是学生的书、习题、卷子全部属于新华书店经营。我每次去里面买几本书，除了学生还是学生，几乎没有青年人。新华书店里经销的杂志除了《故事会》就是《意林》，前几年还有《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去年也没有了。
袁龙
《微型小说选刊》和《小小说选刊》的发行量也在减少。以前高峰时都是数十万发行量。
上善若水
余姚市政府里以前都是订十几份杂志，《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都有，现在我看不到一份，报刊亭也很少见，根本看不到这两个杂志，这证明确实在萎缩，没办法，这是纸媒刊物的趋势，发行量萎缩是正常现象。
余清平
充分挖掘纸媒能量，印数才不会羞于启齿
每一年的新年伊始，在社交平台上或者微信群里，总是看到一些爆炸性的消息——纸媒停刊的启事。作为作者，也作为读者，心有戚戚之余，恨不得有回天之力，“大庇天下作者俱欢颜”，让纸媒多一些再多一些。不过，谁都知道，这期望是不现实的。纸媒存在即合理，但是，其停刊也有其“合理”的原因。
或许，很多纸媒的出版者还活在回忆之中。想当初，读者一刊难求，杂志报纸出版发行量十几万册、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这也不是什么可望不可即的事。像《金山》《微型小说选刊》，单册发行几十万册不是难事，因为，读者多。作为读者群中的一分子，我见证了纸媒的兴衰史。我一直是个坚持订阅刊物的读者，且每年不止订一家刊物，多的时候订12家刊物。我订阅刊物是从中学毕业后做老师时代起，直到现在，也只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生活原因而中断过几年。阅读，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嗜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纸媒“身强体壮、风度翩翩”的时候，市场也推波助澜，到处是书摊、报摊、书店。几乎达到读者出门就能买到书报的程度。那时候，纸媒是宠儿，能养活很多人，能给市场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一个报摊、书摊就能养活一家人，至于吃纸媒致富的出版商，也不少。然而，现在由于网络、QQ、微博、电子书籍、微信等诸多新媒体的出现，对纸媒体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造成纸媒的订阅量迅速下滑，城市街道上的报摊、书摊几乎绝迹，书店也因此纷纷改行。面对此情此景，总会有一些有识之士站出来，为纸媒的没落而“把脉并诊治”。
《金山》杂志，严有榕主编忧天下纸媒之忧，于2020年在《金山》杂志上辟出珍贵的版面，设“相峙南徐”栏，专为当下的刊物症结把脉、诊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创举，这是敢为天下先的一大壮举，值得为之点赞的一件大好事，是刊物、作者、读者的福音。
说内心话，我对纸媒一直抱有信心。直觉告诉我，毕竟像我一样喜欢阅读的人还不少，尽管大量年轻人沉溺新媒体，也有的是因为现在这快节奏的生活而抽不出时间阅读书报，还有一个原因是部分人的自我提升意识没有跟上来，都没有意识到自我修养是通过一系列阅读来提升的。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物质生活还是摆在人们生活的首位，好好享受在思维里“霸屏”，但一旦大家生活富足，而精神没有跟上，意识到阅读纸媒的重要性，读者群是否会回归呢？穆罕默德说过“给你两个面包，就要用一个面包换一朵水仙花”，为什么这么说？精神生活也很重要。我想大家明白了这道理，就会通过阅读纸媒上刊载的作品，来获得“水仙花”，这“水仙花”不仅仅能“修养”自己，更能影响后代。可以放眼看看，家庭中教育健全的父母亲都喜欢阅读。
现在，纸媒发行量下滑的这种状况，我倒认为是纸媒在自我调整。我曾经与一些朋友辩论过，网媒虽然来势凶猛，但是，有其致命弱點。一是不能长久保存，就像没有仓库的堆在露天地的产品，时间一长，就被腐蚀了（网站管理方会定期删帖）;二是作品质量良莠不齐，发表门槛低。网络里虽然也有编辑放行，但是，那是一审制，对作品质量要求不高，故精品少（虽然像《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儿》等堪称经典，可是，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出了书。究其追求出书原因，也是意识到只有纸质书才能长久传承下去）。而纸媒（杂志、书籍）则不同，不仅编辑眼光独特，而且是三审制，还有，纸媒编辑对作品的把握能力强。 我任过多家网站编辑，更是写过十多年的网文，也做过网站的站长，熟悉网络操作程序。后来放弃网络写作，也是基于网络的弱点。网络变革时，首当其冲被删除的，就是文学作品。像风靡一时的“榕树下”网，作者发表的作品随着网站的关闭被“毁尸灭迹”。
因此，我倒是觉得纸媒的高峰尚未到来。关于说纸媒已经衰落了，现在断言，还真的为时尚早，因为，人们没将纸媒（纸文化）挖掘出其应有的实效。现阶段，纸媒被更便于阅读的网络“撞了一下腰”，这不应悲观，应该说是纸媒发展中所必然遇到的。也许，这于纸媒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其实，纸媒体大有潜力可挖，还有许多功能，有待作者、出版社和刊物去探索。如何挖掘出纸媒应有的能量，我觉得在这几方面可以考虑：一是作品的质量。好质量不一定是“阳春白雪”，也得有“下里巴人”，适合各层次的读者，让读者自己去选择阅读。为什么四大名著一版再版不缺销量？为什么《论语》不缺销量？因为是佳作。二是纸质刊物可以当礼物相赠。烟酒、食品可以当礼物，书刊为什么就不可以？当人们的思维获得转变的时候，这一现象为时不远，何况，现在就有许多人互赠书籍。三是纸质刊物易于保存，可以反复阅读。比如，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散文，多年后想回头再读，纸媒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而新媒体刊载的作品几年后或许已“尸骨无存”。四是出版物也可以参加展览会，刊物可以采用吸收会员的形式，能够增加订阅量，会员就像明星们的粉丝。好作品好刊物，谁舍得放弃。五是推广，达到纸媒无国界，实现全球化，通过交流扩大影响，扩大发行量。六是纸媒的多元化。也就是说，纸媒与新媒体相结合，这并不是无奈之举，反倒是相融合，取长补短。纸媒上的作品放到网络里、手机里，实行付费阅读（网上早就有付费阅读，只是没有与纸媒相结合）。七是集团公司的涉足。有文学情怀的企业家们投入资金，办出品牌杂志，像衣服、食品一樣创出百年老店。八是文化是属于公众的，是属于社会的，也是属于人类的，不能全部走市场化，要文化部门扶持。比如，一个人生病了，仅靠自身免疫力是不行的，该用药就得用药，该手术就得手术。文化与科技应该同等对待。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纸媒优胜劣汰，关闭了一些，这是自然现象，是为了令存在的更好地存在，不必惊慌失措。甲骨文、竹简、手抄本、刻板印刷，每一种的存在方式至少是几百年，为什么今天活字印刷的纸媒就只有几十年的寿命？不可能！因此，终上所述，得出结论：只要充分挖掘纸媒能量，印数不会羞于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