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是哲学家中的另类，不被同时代人所接受，但他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的新时代。尼采与马克思、弗洛伊德同列，以质疑与批判的精神称著西方思想史。尼采的思想是深刻的，但又是激烈与偏执的。深刻则难以被人理解，并多有误解;偏激则难以为人接受，并多有非议。所谓誉满天下亦谤满天下，但无论褒贬与否，尼采见识之独到、文字之魅力，谁都不能否定。
　　1986年，周国平出版他的第一本专著《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年内卖出了10万册，他的另一部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一年内卖出15万册。周国平感慨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着浪漫精神的时代，尼采、弗洛伊德、萨特都是激动人心的名字。周国平不无调侃地说：“那时，谈论他们成了一种时尚，你和女朋友約会，手里没有拿着一本尼采，女朋友会嫌你没文化。”
　　尼采对教育多有论及，但都散见于各种文章及著作中，作为教育专著唯有一本《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这部著作写于1872年，未完成，生前未出版。这部著作现由周国平译出，2019年4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第一版。
　　这部书里收录了尼采的五篇文章，那是他1872年1月至3月在巴塞尔大学做的演讲。尼采面对的主要听众是大学生，做这一组演讲时，尼采也只27岁，但他24岁就被巴塞尔大学聘为教授。少年得志，年轻气盛。面对更为年轻的学生，他自然联想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自己所受的教育，自己的成长之途，以及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期盼。
　　尼采的研究尖锐地批判了德国教育的现状。他说：“普及教育是最受欢迎的现代国民经济教条之一。尽量多的知识和教育——导致尽量多的生产和消费——导致尽量多的幸福：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响亮的公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消费的幸福感，尼采指出了教育于现实生活中的基本功能。普及教育，发展经济，满足民众的愿望，这无疑是顺乎历史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好事，然而，尼采为什么对此作出批判呢？
　　尼采说：“在这里，利益——更确切地说，收入，尽量多赚钱——成了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在这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为使人孤独，倘若其目标超越金钱和收益，倘若耗时太多，便是可恨的……按照这里通行的道德观念，所要求的当然是相反的东西，即一种速成教育，以求能够快速成为一个挣钱的生物，以及一种所谓的深造教育，以求能够成为一个挣许多钱的生物。”
　　挣钱，挣更多的钱，更多、更快地挣钱，尼采透过传统道德、进步的表象，指出这种教育功利化、工具性的本质，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这是使人成为金钱奴隶的教育，这是使人类生物化的教育，这无疑是使人性沦落的教育。
　　“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仅限于赚钱的需要，而所要求于他的也只有这么多。简言之，人类具有对尘世幸福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是必要的——但也竟因为此。”尼采的这段话，包含着他对教育现状深深的失望，这也唤起我们对教育本质的进一步思考：教育究竟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
　　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教育不仅仅是满足尘世幸福的欲望，尽管这些是生存的基本需要与基本权利，但它毕竟不是终极目的，不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更不是人性的根本诉求。
　　尼采接着说：“你们不要混淆两类事情。为了生存，为了进行生存斗争，人必须多多学习;可是，他作为个体为这个目的所学所做的一切仍与教育毫不相干。相反，唯有在一个超越这个窘迫、必需、生存斗争世界的大气层里，教育才开始。”
　　显然，在尼采的理解中，为生存需要所进行的教育，为生活惬意投身于教育，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育的本质在于对现状的超越，是引领人不断地从实然的世界走向应然的世界，人类及其个体通过教育由物化的世界走向审美的精神境界。
　　尼采是深刻的，也是偏激的，他对教育的理解与追求诚然超越了时代，有太多理想化的色彩，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因为人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下创造历史。然而，作为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位先知。他于100多年前对德国教育的批判，今天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