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本文以翁同龢家藏《致太世叔函》为线索，厘清了该函作者沈鹏由常熟到京城在翰林院苦读细节，以及翰林院诸生的构成及苦读状况;并阐述沈鹏成为编修后仗义执言，不顾生死的壮举。在慈禧等守旧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后，他大胆上书，为光绪皇帝鸣不平，要求朝廷改弦更张，严厉惩处军机首辅荣禄、军机大臣刚毅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三凶”，因而遭到清廷及两江总督鹿传霖等人的残酷迫害，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最后，由于外人干涉，清廷虽然被迫提前释放沈鹏，但由于他长期饱受折磨，出狱不久便与世长辞。
关键词 翰林院，杀身成仁，沈鹏，翁同龢，荣禄
中圖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6-0003-07
晚近以来的文化人，有不少是很有骨气的。他们像谭嗣同一样，反对清朝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甘愿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取国人之觉醒。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杀身成仁。孔子《论语·卫灵公》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①这里所谓仁者，系指公平、正义。杀身成仁乃是这些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一种高尚境界，它的核心是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国家的未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沈鹏就是这样的读书人。
戊戌政变之后，面对守旧派囚禁光绪，严惩改革派的倒行逆施，沈鹏大胆上书为光绪帝鸣不平，要求朝廷改弦更张，严厉惩处军机首辅荣禄、军机大臣刚毅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三凶”。沈鹏的正义举动，使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沈鹏弹劾“三凶”的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是否只是由于他举止轻率，喜出风头，或是精神失常而导致？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其关键是史料的缺乏。因此，沈鹏的思想与事迹，尚未广为世人所知。即使是与他同时代的常熟同乡笔下的记载，也多与史实不合。笔者拟结合新发现的沈鹏写给翁同龢之《致太世叔函》为线索，结合清宫档案记载，撰写斯文，以彰其历史真迹。
沈鹏（1870—1909年），初名棣，改名鹏，字源棠，号翼生、北山，出生在有着丰厚文化蕴藏的江苏名城常熟，是帝师翁同龢的同乡。沈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刻苦自励，发愤读书，并且师法古代圣贤的优秀品德，以忠孝为纲，以志节为本，孜孜不倦，奋发图强。光绪十八年（1892年）沈鹏以诸生入国子监。诸生是指经地方考试，而录取进入府、州、县学继续深造的生员。这些生员中，有荫生、附生、廪生等，统称诸生。明朝著名文学家、主修《元史》的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谓：“今诸生学于太学”，②指的正是包括沈鹏这样经过考试，由江苏省保送到国子监学习的诸生。国子监俗称太学，全国各省成绩优秀者方可在这里深造。当然，他们所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学问。这种学问有一个核心内容，即鼓励学生讲究礼义廉耻，追求正义，对国家要精忠。
沈鹏在国子监当诸生的时节，正是翁同龢奉命以户部尚书，兼任管理国子监事务的年代。翁氏头脑机敏，办事勤勉，对这位来自家乡的青年人格外喜欢，着意栽培。笔者于二十多年前，在翁万戈先生家藏的档案史料中，发现了一通沈鹏在京师国子监读书时，写给翁同龢的长函，名曰《致太世叔函》，这是一份非常难得的史料。它既展现了沈鹏神采飞扬、精美绝伦的书法，又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光绪中、后期国子监内部各诸生的学习状况，对了解沈鹏的刚直不阿、不人云亦云及其与翁同龢之密切关系，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函堪称是了解沈鹏性格及其为人的一把钥匙。沈氏之长函原文如下：
世再侄沈鹏再拜言，太世叔大人座右：
昨承下顾，惕於尊重，未敢竟其辞旨，兼以神昏腹痛，语无类次，惭悚惭悚。
蒙以同学优劣询，尔时未敢率陈者，非委隆谊於草莽也。誉同类，则近於系援;毁同类，则嫌於倾轧。鹏宿昔所深惧而力戒之者，不敢一旦有所更变。中夜兰士出，具述拳拳高谊，冀采刍荛。鹏伏户思之，慎密不出以全一己之分者，公也，而实私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辞越分之咎，而达诚款之意者，私也，而实公焉。此鹏所以一再以思而幡然改计者也。
鹏入学年余矣，耳目所及，品谊不齐，大约最上者，曰李稷勋，曰胡启心，曰何威凤，曰饶从龙，曰汪奎。以才论之，李骈胡散甲於学中。何亦李胡劲敌，而近日意兴少衰。饶汪才华稍逊，而饶犹胜汪。以学论之，李饶俱通经旨，汪治小学甚勤;以行论之，汪奎虽无卓绝之志，而治事颇恳恳款款。今者，其子已为学博，而身不耻为生徒，此可风者也。李饶稍跌宕自喜，何胡稍偏激为豪（鹏深知，何为太世叔极赏鉴之人，惟此君近日抑郁之甚，入于放荡，人才可惜，应何如慰勉之，使归於正）。综而言之，英俊以李胡何饶为先，竺实以汪称首。此皆学中之杰出者也。
次者，曰傅旭安，曰刘元辅，曰颜钧，曰石长信，曰曾炳熿，曰胡棣鄂，曰曾沛霖。刘颜石之骈文少于李;傅之古文少于胡，而俱有才藻可观。曾炳熿、胡棣鄂、颜钧之经学于李饶伯仲。傅旭安有志学史，曾沛霖有志经世，皆美才也。此上之次也。
若伍毓崧、严寅亮、童益升、黄启蓉、朱继经之才，次之上也。若吴宝鉴、翁汝脩、金汉章、孙自荣之才，次之次也。自傅暨孙十有六人，其志趣虽不同，均未闻有不谨声。而傅旭安、吴宝鉴待鹏极厚，想亦竺於友道者也。
若杜本芳、邴向南、彭凤沼、曲雍海、杨之铨、程鸿鋆、向鹏程，则才之下者也。杜曲俱老勿论，邴彭杨程向，俱不用功。
至若苏志澄、王咸昌萦心势利;宋敬笃、马玉珂纵情泆荡;李鸣鸾、赵运煌停妻再娶（此事未征确否）。此数人才既陋劣，品尤浊滥，乃学中最下者也，其余诸生，或新至未稔，或一时不记其名，要之中材为多。
惟闻新至之谭某四川人，甚有通经之誉，为未可量耳。夫宋敬笃，为萨司成世家子，向鹏程为萨司成旧日交。邴向南为洪友臣门人，与萨司成同门。彭凤沼则阔少司成之门人也。幸管学刘公一秉大公，校艺之峕，不少宽贷，尚无害学中风气。不然之数人将超轶辈流而风气不可问矣。 近学中传言，太世叔欲奏保伍毓崧，以继阮何之迹。谓出廖君仲山之推毂。鹏折其虚妄者屡矣。鹏而不言学事也则已，鹏而言学事也，此尤不敢不告者也。鹏留学已久，恩者怨者亦不一其人。今承命胪陈善媺，自问无私好私恶於其间，盖不敢变乱是非，以淆大君子之听睹。惟愿参证群言，发之毋骤，同学幸甚，再侄幸甚。
鹏前以为诸生，则尽诸生之分，不敢复托於戚谊。今太世叔务欲引而近之，而犹执偏见，是深负盛意矣，且启中实有非肄业生所当言者。谨仍旧称，幸弗嗤焉。鹏再拜。
再，现学中告假，未来之汪鸾翔、王揆准。汪鸾翔，则积学穆行，鹏所畏敬;王揆准，则一极不用功之人，合并陈明。
此次优劣，仅据目前，异日功候所积保无差池。惟下与最下者，能决其必无造就耳。此函幸缄密。至恳，至恳。①
沈鹏的《致太世叔函》全部由墨笔书写，字体工整，文采斐然，为我们揭开国子监的神秘面纱，了解其内部学子情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第一手资料，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颇有帮助。
其一，由沈氏此函可以看出，在国子监就读者，绝大多数是各省选送的，在科举或学术方面有一定建树，有培养前途的汉员子弟。
沈鹏信中赞扬的李稷勋，号姚琴，重庆秀山龙池龙冠人。李氏在南学成绩格外突出，于光绪二十四年会试成绩优良，殿试获“传胪”。与沈鹏同时被“馆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数年后在京任邮传部左丞参议，有主持修建川汉铁路等辉煌业绩。
沈鹏信中提到的另一位杰出者胡启心，广东香山县榄镇人，字传岩，光绪十七年副贡，①后至国子监深造，成绩优异，著有《胡明经文录》等。
其二，沈鹏此函揭示了在科举考试中出现的奇怪现象：不论年龄，不分父子，一起在科举的崎岖小径上蹒跚而行。如同在国子监就读的汪奎父子，便是一典型事例。汪奎，原名国钧，字樨园（亦字星垣），号梅颠（亦称梅仙），黟县陈闾山人。光绪五年举人，早年随姑丈黄辉瑞习举子业，孜孜不倦，刻苦自励，入邑庠后挈长子馨入都肄业于国子监南学，日与魁博之士相切磋，学业益进。直到光绪二十六年授河南汝阳县知縣，卓著政声。其子汪馨，字伯吾，号西园，曾任学部员外郎。②沈鹏称赞汪奎治学甚勤，虽“无卓越之志”，但办事情却能“恳恳款款”，更感人的是“其子已为学博，而身不耻为生徒，此可风者也”。汪奎在科举道路上，可谓坚韧不拔矣。这样父子同窗的例子，在现代社会里实属罕见。
其三，由此札还可以看出，沈鹏的性格及为人处世的重要特征：谨小慎微，思考缜密，颇具江南文化人所特有的那种三思而后行的慎重，办事从不鲁莽。对于翁同龢征求他对国子监太学生意见一事，开始时他觉得挺为难，后来经过周密思考，选择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做法。可以看出，沈鹏在采取重要行动之前，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从评价周围同学的长短，可以看出沈鹏的为人正直，观察人与事，不是从个人恩怨，而是从大局着眼，客观大度。
沈鹏在国子监时间并不长。由于他夜以继日，刻苦攻读，很快于光绪十九年应试北闱中了举人。次年甲午会试，沈鹏与张謇等常熟士子，同时参加了此次考试。翁同龢则是此次大考的总裁。结果，张謇拔了头名状元，沈鹏亦名列前茅。翁氏于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
邑子孙同康一等第二，沈鹏一等第五十九。③
同年五月初十日，翁氏又记曰：
吾乡孙同康、沈鹏皆庶常、孙国祯主事。凡朝考一等皆庶常，二等尚有卅余人。④
翁氏上述日记所谓朝考者，乃是皇帝对已经考中进士的士子作进一步的测试，又称作“馆选”，选拔其中才华出众、年轻有为者，留作翰林院的庶吉士。稍差者，则在京师各部任职，或直接分发到各省地方任职。翁氏日记的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对同乡晚辈，在朝考中成绩优异、表现出色的满意情怀。
沈鹏连捷成进士后，又被选作庶吉士。依照惯例，他留在翰林院继续苦读了三年。期满之后，沈鹏在下届会试到来之前进行的“散馆”考试中，成绩再度优异，被授职编修，终于成了令人羡慕的翰林郎。
当时，中国正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机，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遭败北，列强登堂入室，国势危迫，朝不保夕。翁同龢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严重刺激，从而改变了对新政的态度，与以前“判若两人”。翁氏力主改革，辅佐光绪皇帝筹措新政，日夜操劳。在他的影响之下，沈鹏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由从前只读圣贤书，不问窗外事，变为关心时政，支持朝廷革故鼎新，改换日月。
甲午战后的两三年间，朝局动荡，新旧交讧。翁氏在朝廷中虽然位居显要，却优柔寡断，遇到时政难题，经常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尤其是在守旧势力猖獗之时，翁氏往往临危而惧，态度模棱两可。光绪帝于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颁布朱谕称：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⑤
被开缺之后，翁氏不得不离开京师，返回常熟。数月之后，便发生了戊戌政变。六君子血洒菜市，原指望通过维新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光绪帝，也被囚瀛台。守旧派张牙舞爪，弹冠相庆。慈禧之心腹重臣荣禄，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他利用慈禧的信任，猖狂揽权，排除异己;另一位出了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则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向慈禧建议裁撤一切新政，关闭新式学堂，诛杀那些力主维新的改革分子。至于那位内廷的太监头子李莲英，亦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极尽招摇欺骗、挑动是非之能事。朝野上下，腐败昏庸。凡是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无不扼腕痛心，无可如何。由于惧怕以慈禧为代表的当权派专横跋扈，打击报复，故绝大多数读书人与京城官员们选择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立场，神州大地一片死气沉沉。 唯有翰林院编修沈鹏却与众不同。他认为与其苟且偷生，罔顾国家民族之前程，不若赴汤蹈火，奋起力争。于是，光绪二十五年九月草就了一份名为《权奸震主削民，生祸召灾，请援照国典肆诸市朝折》。他在此奏折中，将矛头直指荣禄、刚毅、李莲英。其奏折云：
今大学士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北洋各军，武备五军，均归节制，近闻苏元春练兵江南，亦归节制，南北重权，归于一人，使荣禄于此，或生异心，未识皇太后皇上何以待之也！即令荣禄此时，初心可保，而此后势成骑虎不得复上。武夫患失，顿起奸谋，祸变之来，未知所底。窃虑将来危及皇上，伏愿皇太后皇上听曲徒薪之谋，为未雨绸缪之策，毋使董卓曹操再见于今日。
今岁大学士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虽其筹饷之名为力除中饱，不竭商民，然剔决搜罗，不顾大体，而不肖官吏，肆意追乎，又裁撤学堂，以伤士气。更有太监李莲英，以一宦寺，干涉朝政，请援照国典肆诸市朝。①
沈鹏弹劾的矛頭直接对准荣禄、刚毅和李莲英。这些人由于镇压戊戌变法有功，均为慈禧一手提拔，猖獗跋扈，无人敢惹。沈鹏对却此毫不理会，经过深思熟虑，他将一切风险置诸脑后，慷慨陈词，无所畏惧。然而，清朝腐朽的递折制度，却扼杀了沈鹏的发言权。这种制度规定，全国上下，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均不可随便对朝廷上书建言。想向朝廷递折，困难重重。内而皇亲国戚，尚书侍郎，翰詹科道，外而督抚藩臬，除这些少数人外，其余众多官员百姓，想要上书，只能由都察院和各部院堂官代为呈递。
沈鹏作为朝考一等的翰林院编修，可谓高人一等，然而，即使像他这样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翰林，想向朝廷直接上书，呈递奏折，也同样被拒之门外。他呼天天不应，抢地地不灵。他痛恨这种剥夺其发言权的不合理制度，深知要触动数百年的祖宗成法，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及的。于是，他无可奈何地返回寓所，对那份奏章稍加润色改动，几天后，又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东交民巷。
清朝末年的东交民巷，是北京城比较繁华的地区，车水马龙，昼夜喧嚣。它的繁华并非仅仅是因为紧靠紫禁城，西邻棋盘街，而是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的使馆纷纷在此建立。东交民巷的王府大宅、部院衙门纷纷被林立的高楼，宽阔的广场所代替，不怀好意的侵略者，在此巷比比皆是。
沈鹏来到东交民巷当然不是为找洋人而来，而是因为这里住着他的顶头上司徐桐。清代向朝廷上书制度规定，凡在京师各衙门任职，而没有递折资格的官员要呈递奏章，须由本衙门的主管官员代递。徐桐，字荫轩，以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沈氏的奏折要想递给朝廷，只能通过徐桐代递这一条路。而徐桐是远近闻名的守旧派首领，对西法、对洋人均深恶痛绝。他不但自己反对变法，而且还要求他的门生弟子，也与维新派为敌，凡有意新政者，均去削弟子籍。②
据史料记载，这位饱读诗书的大老，还有一个独特的烦恼。京师官场中唯独他最恨洋鬼子，偏偏家住在东交民巷内，低头不见抬头见。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总在他眼前晃悠，所以徐桐出门无论坐车还是乘轿，时常要以扇遮面，为的是眼不见、心不烦。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的维新之诏连翩而下。徐桐气得怒火中烧，无可奈何。慈禧在戊戌政变后，捕杀了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又囚禁了光绪皇帝，徐桐深感庆幸，拍手称快。此次沈鹏求见，呈递奏章，徐桐稍加翻阅之后，简直惊呆了。他莫名其妙，沈鹏何以如此大胆，竟敢提出杀掉朝廷重臣荣禄、刚毅及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莲英。徐桐不敢相信，在他所管辖的翰林院，会有这样一个罔顾生死，冒险犯上的呆子。徐桐以为，沈鹏的奏章一旦代递，不但沈氏本人难逃杀身之祸，就是他这个老资格的掌院学士，也会被牵连在内。故徐桐稍加思索之后，便生气地将沈氏奏章摔了回去，并吩咐家人，将沈鹏轰出府门。尽管沈鹏苦苦哀求，但也丝毫无济于事。
没过多久，沈鹏再次来到东交民巷的徐府，又将弹劾三凶的折稿呈上。笔者二十多年前，抄录的清人书札内，有徐桐致翰林院编修陆钟琦函札一通。该札专门记述沈鹏书呆子气十足，在第一次要求代递封奏被徐桐拒绝之后，不久，再次踵门求见，还是要求代递弹劾三凶的奏章，简直把这位老顽固气得火冒三丈。于是，再度吩咐下人，将沈鹏逐出。
沈鹏为递奏章，在衙门碰了钉子，毫无办法;去求堂官徐桐，屡次被赶出门外，横遭拒绝。他满腹悲愤，无处发泄。而且，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其同乡友人怕其出事，劝其暂回常熟。尤其是翁同龢在京的亲友，怕他惹出更多的麻烦，极力敦促其南归。
光绪二十五年初冬，朔风劲吹，风雪弥漫。沈鹏向翰林院请假获准，踏上归途，在由通州乘船到了天津后，沈鹏思前想后，气愤难平。他觉得坏人当道，自己却无力回天，绝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返回常熟。他想到了利用大众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于是，他一气之下竟将此奏章送到了《国闻报》，不久该弹章便被刊诸报端。沈氏铿锵有力的文字，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沉沉的夜幕，直刺守旧党的要害。沈氏弹章云：
荣禄上持皇太后之亲，下持礼亲王之戚，玩视朝野，三令不从，内掌枢机，外握兵权，势成骑虎，必起奸谋。刚毅外托清廉，内实贪鄙，通馈遗于阉寺，设典肆于都门，又以筹饷为名，肆意追呼，召阎京拢;力主裁撤学堂，摧伤士气。李莲英心狠手辣，贪婪浮财;窃作福威，患伏宫禁，上下勾结，已形成三人之党。展转勾引，日聚日众，踪迹诡秘，不可究结。①
沈鹏认为：“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危未可知也;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天下大乱。”②
荣禄、刚毅、李莲英都是受慈禧宠信之人。对于他们的劣迹，京城大臣知之者甚多，可是无人敢于出面，对这些皇太后的亲信提出公然抨击。沈鹏此举无疑是捅了最高封建专制者的马蜂窝。
沈鹏弹劾“三凶”奏章，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的《国闻报》上刊出后，很快不胫而走，传遍朝野上下，大江南北。读书人无不对沈鹏大义凛然的勇敢举动肃然起敬。然而，沈鹏对朝廷的动向并不知晓，他不知道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他离开京师之后，在天津乘船南下，在上海稍事停留之后，便回到家乡常熟。回乡不久，沈鹏即迫不及待地前往翁同龢所居之虞山，探望其恩师。翁氏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记曰： 沈鹏前日到山投刺，闻往三峰，所欲递之折竟刊入《申报》，可怪，可憎。③
翁氏此处所说的《申报》刊出，很可能是沪上报纸转载，因为率先刊登沈鹏奏章的是天津的《国闻报》。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翁同龢又在日记中写道：
连日为沈鹏在京欲讦大臣，同邑公议逐令出京，而炯孙阻之尤力。旋天津报登其疏稿，而论者遂疑余主使。沈鹏既归见之，又作辨诬一篇，欲刻于报。于是，同乡诸君益愤，斌孙面斥其具疏之谬，并痛驳其置辨之非，乃使罢议。噫，沈一痴呆子耳，其人不足惜，而欲累及师门，亦奇矣哉。夜雨。④
翁氏所说的天津登其疏稿，指的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九日《国闻报》所登载的《奏疏汇览》。与沈鹏嫉恶如仇，奋不顾身的举动相比较，翁同龢一闻知此事，即担心惹祸，明哲保身，显得颇有些渺小。
沈鹏没有想到的是，京城的守旧势力代表人物如此无耻。他们非但没有向朝廷代呈其奏章，反而还将他弹劾军机大臣荣禄及刚毅等人的消息，透露给三凶本人。荣禄等人得知此消息后，怒火中烧。他们内外勾结，密谋策划，迅速开始对沈鹏之迫害。这些清廷要员，最后选定利用每三年对官员政绩进行一次考核的机会，对沈鹏进行严惩。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与宗室昆冈向朝廷呈递奏《为特参编修心术不端，衣冠败类，请以一并革职事折》。该折称：
臣宗室昆冈，臣徐桐跪奏，为甄核词臣，据实纠参，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三年考绩，为国家激扬大典，所以严黜陟，励人才也。翰林为储才之地，充是选者，惟当以敦品砥行为先，方不至徒尚才华，无裨实用，其缅规越矩，任意妄为者，尤宜择尤劾奏，以儆其余。
编修陈鼎，性情乖谬，心术不端，所注《校邠庐抗议》，多主逆说。告假检讨吴式钊，勾结外洋，贿卖矿产，已有参案可凭，现在坐敛重资，逍遥事外，自以为有恃无恐。
告假编修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
以上三员，均属衣冠败类，应请一并革职，交该地方官严加管束。
翰林各官皆文学侍从之臣，宜如何束身自爱，用备朝廷任使，似此与辱清班，断难稍事姑容。理合据实纠参，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①
很奇怪，徐桐此折对沈鹏罪行的弹劾只有八个字，不敢像一般朝臣那样，在奏折中叙述其“与辱清班”的“劣迹”到底是什么。这充分说明了他做贼心虚。其实，徐桐所痛恨的陈鼎与沈鹏，是翰林院中最有良知的官员，而徐桐对他们却极为仇视。徐桐的参折递上之后，慈禧立即照准，并于二月初九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从重对沈鹏等人的处置。
沈鹏回乡没多久，就传来了清廷追究的消息。一月二十七日，常熟县令率领仆役，敲响了沈鹏家的大门，并出示了清廷下令关押的公文。他挺身而出，毫无惧色，从容整衣而去。
沈鹏在常熟关押期间，江南主持政务的是两江总督鹿传霖。鹿氏，字滋轩，直隶定兴人，同治元年壬戌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广西兴安知县，长期在地方任职，是荣禄被贬出任西安将军时结识的密友，时担任陕西巡抚。荣禄于甲午年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时，贡献厚礼，痛叙别情。慈禧回心转意，遂命荣禄重返京城，执掌军政大权。此后，鹿传霖官职迅速升迁，故对于抓捕沈鹏一事格外出力。他联名江苏巡抚陆元鼎所递奏折称：
再，臣等再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翰林院编修沈鹏，业经明降谕旨革职，解交原籍督抚，在省永远监禁。此等劣员不可稍事姑容，著鹿传霖、陆元鼎督饬臬司，俟该革员解到，即收禁司监，迅饬管狱各官，严行监禁，仍不时认真巡查，毋任与地方人等往来交结，是为至要等因。钦此。
遵查该革员沈鹏，先经臣等遵旨密拏到官监禁，当即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钦奏前因。复经札司钦遵办理去后，兹据署臬司朱之榛饬据常熟县知县杨家騵，将该革员沈鹏，押解来省，于二月二十二日收禁司监申报前来。除饬令司狱官严行监禁，随时认真巡查，毋任地方人等往来交结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②
鹿传霖此折递上后，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仍著饬令司狱官严行监禁，认真巡查，毋稍疏懈。钦此”。③
由鹿传霖、陆元鼎此折可看出，在二月初九日上谕颁布之前，鹿传霖等已严格执行慈禧、荣禄的密旨，先是将沈鹏“密拏到官监禁”，关押在常熟，二月初九日上谕颁布后，又将沈鹏于二月二十二日押到苏州省城监狱，并对这样的政治犯严行监禁，丝毫不许同地方人等有任何接触。荣禄、刚毅、李莲英一伙，对沈鹏极端仇视，于此可见一斑。
沈鹏的奏折，表面上看是弹劾荣禄、刚毅、李莲英，而实际上它的矛头是针对慈禧太后。沈鹏对慈禧在戊戌政变后的倒行逆施表示不满，并且公然为励行新政、已經被囚禁瀛台的光绪皇帝鸣不平。因此，慈禧对沈鹏的举动很是仇视，必欲给以严惩。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沈鹏并没有像常熟一些史料中所说“系省狱六载”。而在一年多后，清廷突然下令释放沈鹏。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慈禧与荣禄一反常态，颁布谕旨将“监禁已革编修沈鹏、陈鼎，均著加恩释放，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将此谕令聂缉槼、俞廉三知之”。
徐桐庚子正月二十五日呈递的《为特参编修心术不端，衣冠败类，请以一并革职事折》，共弹劾翰林院编修共计六人，结果此六人统统被革职监禁。慈禧等人为什么要将他们最仇恨的沈鹏、陈鼎政治要犯提前释放？
原来慈禧一伙这样做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很有关系。掌故大家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称：“光绪庚子，拳乱起，美人李佳白、李提摩太言於孝钦后，始释归。”④
在经历了庚子义和团风暴后，慈禧、荣禄等权贵，如同惊弓之鸟，狼狈出逃。由太原辗转到西安，在饱尝痛苦之后，他们开始标榜新政，“量中华之物力，讨舆国之欢心”，因此采纳了洋教士李佳白与李提摩太的建议，释放了沈鹏、陈鼎。徐珂在《清稗类钞》中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腐朽透頂的清廷，在国外势力的干涉下，释放了沈鹏等人，这只不过是哄骗洋人的伎俩而已。他们暗中却仍然要地方官对沈鹏“严加管束”。因此，沈鹏实际上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仍然是饱受折磨，身心交困，痛苦不堪，于宣统元年与世长辞。
沈鹏的悲剧是很令人感慨的。如果像其他京官那样，对慈禧、荣禄等人的反对变法、仇视改革、迫害参与新政人员的政策熟视无睹，逆来顺受，他就可以继续在翰林院当编修，做学问，或许还可以升官发财。然而，沈鹏却走了另外一条充满荆棘，追求杀身成仁崇高境界的道路。他不留恋自己的一官半职，甚至将个人的生命也置之度外，大胆对朝廷倒行逆施说不，为国家之前途担忧，与反对变法更张的权贵誓不两立，最后遭到了迫害。他虽然只活了三十多岁，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好名声。可惜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像沈鹏这样坚持真理、不向慈禧太后这样的晚清统治者妥协的读书人，实在太少了。
【作者简介】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Shen Peng of Noble Quality：
Take Weng Tonghe’s Letter to Taishishu as the Clue
Abstract： Taking the clue of Weng Tonghe’s Letter to Taishishu， we clarify author of this letter Shen Peng’s experience and details which study in Hanlin academy from Chang shu to the capital， and the composition of Hanlin academy students and their hard studying status. This paper also expounds Shen Peng’s heroic act of speaking out from a sense of justice and regardless of death after he became the Compiler of the Second Class. After Empress Dowager Cixi and other conservative forces suppressed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he wrote boldly， fight for Emperor Guangxu. He requested the court to change policy， and severely punish Rong Lu， Gang Yi and Li Lianying these “three evil”. As a result， he was brutally persecuted by Lu Chuanlin and others， and in the hope of putting him to death. Finally， due to foreign interference the court was forced to release Shen Peng ahead of time， but because of the long ordeal， he died soon after he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Key Words： Hanlin Academy， Die to Achieve Virtue， Shen Peng， Weng Tonghe， Rong Lu
关键词 翰林院，杀身成仁，沈鹏，翁同龢，荣禄
中圖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6-0003-07
晚近以来的文化人，有不少是很有骨气的。他们像谭嗣同一样，反对清朝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甘愿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取国人之觉醒。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杀身成仁。孔子《论语·卫灵公》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①这里所谓仁者，系指公平、正义。杀身成仁乃是这些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一种高尚境界，它的核心是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国家的未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沈鹏就是这样的读书人。
戊戌政变之后，面对守旧派囚禁光绪，严惩改革派的倒行逆施，沈鹏大胆上书为光绪帝鸣不平，要求朝廷改弦更张，严厉惩处军机首辅荣禄、军机大臣刚毅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三凶”。沈鹏的正义举动，使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沈鹏弹劾“三凶”的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是否只是由于他举止轻率，喜出风头，或是精神失常而导致？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其关键是史料的缺乏。因此，沈鹏的思想与事迹，尚未广为世人所知。即使是与他同时代的常熟同乡笔下的记载，也多与史实不合。笔者拟结合新发现的沈鹏写给翁同龢之《致太世叔函》为线索，结合清宫档案记载，撰写斯文，以彰其历史真迹。
沈鹏（1870—1909年），初名棣，改名鹏，字源棠，号翼生、北山，出生在有着丰厚文化蕴藏的江苏名城常熟，是帝师翁同龢的同乡。沈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刻苦自励，发愤读书，并且师法古代圣贤的优秀品德，以忠孝为纲，以志节为本，孜孜不倦，奋发图强。光绪十八年（1892年）沈鹏以诸生入国子监。诸生是指经地方考试，而录取进入府、州、县学继续深造的生员。这些生员中，有荫生、附生、廪生等，统称诸生。明朝著名文学家、主修《元史》的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谓：“今诸生学于太学”，②指的正是包括沈鹏这样经过考试，由江苏省保送到国子监学习的诸生。国子监俗称太学，全国各省成绩优秀者方可在这里深造。当然，他们所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学问。这种学问有一个核心内容，即鼓励学生讲究礼义廉耻，追求正义，对国家要精忠。
沈鹏在国子监当诸生的时节，正是翁同龢奉命以户部尚书，兼任管理国子监事务的年代。翁氏头脑机敏，办事勤勉，对这位来自家乡的青年人格外喜欢，着意栽培。笔者于二十多年前，在翁万戈先生家藏的档案史料中，发现了一通沈鹏在京师国子监读书时，写给翁同龢的长函，名曰《致太世叔函》，这是一份非常难得的史料。它既展现了沈鹏神采飞扬、精美绝伦的书法，又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光绪中、后期国子监内部各诸生的学习状况，对了解沈鹏的刚直不阿、不人云亦云及其与翁同龢之密切关系，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函堪称是了解沈鹏性格及其为人的一把钥匙。沈氏之长函原文如下：
世再侄沈鹏再拜言，太世叔大人座右：
昨承下顾，惕於尊重，未敢竟其辞旨，兼以神昏腹痛，语无类次，惭悚惭悚。
蒙以同学优劣询，尔时未敢率陈者，非委隆谊於草莽也。誉同类，则近於系援;毁同类，则嫌於倾轧。鹏宿昔所深惧而力戒之者，不敢一旦有所更变。中夜兰士出，具述拳拳高谊，冀采刍荛。鹏伏户思之，慎密不出以全一己之分者，公也，而实私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辞越分之咎，而达诚款之意者，私也，而实公焉。此鹏所以一再以思而幡然改计者也。
鹏入学年余矣，耳目所及，品谊不齐，大约最上者，曰李稷勋，曰胡启心，曰何威凤，曰饶从龙，曰汪奎。以才论之，李骈胡散甲於学中。何亦李胡劲敌，而近日意兴少衰。饶汪才华稍逊，而饶犹胜汪。以学论之，李饶俱通经旨，汪治小学甚勤;以行论之，汪奎虽无卓绝之志，而治事颇恳恳款款。今者，其子已为学博，而身不耻为生徒，此可风者也。李饶稍跌宕自喜，何胡稍偏激为豪（鹏深知，何为太世叔极赏鉴之人，惟此君近日抑郁之甚，入于放荡，人才可惜，应何如慰勉之，使归於正）。综而言之，英俊以李胡何饶为先，竺实以汪称首。此皆学中之杰出者也。
次者，曰傅旭安，曰刘元辅，曰颜钧，曰石长信，曰曾炳熿，曰胡棣鄂，曰曾沛霖。刘颜石之骈文少于李;傅之古文少于胡，而俱有才藻可观。曾炳熿、胡棣鄂、颜钧之经学于李饶伯仲。傅旭安有志学史，曾沛霖有志经世，皆美才也。此上之次也。
若伍毓崧、严寅亮、童益升、黄启蓉、朱继经之才，次之上也。若吴宝鉴、翁汝脩、金汉章、孙自荣之才，次之次也。自傅暨孙十有六人，其志趣虽不同，均未闻有不谨声。而傅旭安、吴宝鉴待鹏极厚，想亦竺於友道者也。
若杜本芳、邴向南、彭凤沼、曲雍海、杨之铨、程鸿鋆、向鹏程，则才之下者也。杜曲俱老勿论，邴彭杨程向，俱不用功。
至若苏志澄、王咸昌萦心势利;宋敬笃、马玉珂纵情泆荡;李鸣鸾、赵运煌停妻再娶（此事未征确否）。此数人才既陋劣，品尤浊滥，乃学中最下者也，其余诸生，或新至未稔，或一时不记其名，要之中材为多。
惟闻新至之谭某四川人，甚有通经之誉，为未可量耳。夫宋敬笃，为萨司成世家子，向鹏程为萨司成旧日交。邴向南为洪友臣门人，与萨司成同门。彭凤沼则阔少司成之门人也。幸管学刘公一秉大公，校艺之峕，不少宽贷，尚无害学中风气。不然之数人将超轶辈流而风气不可问矣。 近学中传言，太世叔欲奏保伍毓崧，以继阮何之迹。谓出廖君仲山之推毂。鹏折其虚妄者屡矣。鹏而不言学事也则已，鹏而言学事也，此尤不敢不告者也。鹏留学已久，恩者怨者亦不一其人。今承命胪陈善媺，自问无私好私恶於其间，盖不敢变乱是非，以淆大君子之听睹。惟愿参证群言，发之毋骤，同学幸甚，再侄幸甚。
鹏前以为诸生，则尽诸生之分，不敢复托於戚谊。今太世叔务欲引而近之，而犹执偏见，是深负盛意矣，且启中实有非肄业生所当言者。谨仍旧称，幸弗嗤焉。鹏再拜。
再，现学中告假，未来之汪鸾翔、王揆准。汪鸾翔，则积学穆行，鹏所畏敬;王揆准，则一极不用功之人，合并陈明。
此次优劣，仅据目前，异日功候所积保无差池。惟下与最下者，能决其必无造就耳。此函幸缄密。至恳，至恳。①
沈鹏的《致太世叔函》全部由墨笔书写，字体工整，文采斐然，为我们揭开国子监的神秘面纱，了解其内部学子情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第一手资料，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颇有帮助。
其一，由沈氏此函可以看出，在国子监就读者，绝大多数是各省选送的，在科举或学术方面有一定建树，有培养前途的汉员子弟。
沈鹏信中赞扬的李稷勋，号姚琴，重庆秀山龙池龙冠人。李氏在南学成绩格外突出，于光绪二十四年会试成绩优良，殿试获“传胪”。与沈鹏同时被“馆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数年后在京任邮传部左丞参议，有主持修建川汉铁路等辉煌业绩。
沈鹏信中提到的另一位杰出者胡启心，广东香山县榄镇人，字传岩，光绪十七年副贡，①后至国子监深造，成绩优异，著有《胡明经文录》等。
其二，沈鹏此函揭示了在科举考试中出现的奇怪现象：不论年龄，不分父子，一起在科举的崎岖小径上蹒跚而行。如同在国子监就读的汪奎父子，便是一典型事例。汪奎，原名国钧，字樨园（亦字星垣），号梅颠（亦称梅仙），黟县陈闾山人。光绪五年举人，早年随姑丈黄辉瑞习举子业，孜孜不倦，刻苦自励，入邑庠后挈长子馨入都肄业于国子监南学，日与魁博之士相切磋，学业益进。直到光绪二十六年授河南汝阳县知縣，卓著政声。其子汪馨，字伯吾，号西园，曾任学部员外郎。②沈鹏称赞汪奎治学甚勤，虽“无卓越之志”，但办事情却能“恳恳款款”，更感人的是“其子已为学博，而身不耻为生徒，此可风者也”。汪奎在科举道路上，可谓坚韧不拔矣。这样父子同窗的例子，在现代社会里实属罕见。
其三，由此札还可以看出，沈鹏的性格及为人处世的重要特征：谨小慎微，思考缜密，颇具江南文化人所特有的那种三思而后行的慎重，办事从不鲁莽。对于翁同龢征求他对国子监太学生意见一事，开始时他觉得挺为难，后来经过周密思考，选择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做法。可以看出，沈鹏在采取重要行动之前，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从评价周围同学的长短，可以看出沈鹏的为人正直，观察人与事，不是从个人恩怨，而是从大局着眼，客观大度。
沈鹏在国子监时间并不长。由于他夜以继日，刻苦攻读，很快于光绪十九年应试北闱中了举人。次年甲午会试，沈鹏与张謇等常熟士子，同时参加了此次考试。翁同龢则是此次大考的总裁。结果，张謇拔了头名状元，沈鹏亦名列前茅。翁氏于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
邑子孙同康一等第二，沈鹏一等第五十九。③
同年五月初十日，翁氏又记曰：
吾乡孙同康、沈鹏皆庶常、孙国祯主事。凡朝考一等皆庶常，二等尚有卅余人。④
翁氏上述日记所谓朝考者，乃是皇帝对已经考中进士的士子作进一步的测试，又称作“馆选”，选拔其中才华出众、年轻有为者，留作翰林院的庶吉士。稍差者，则在京师各部任职，或直接分发到各省地方任职。翁氏日记的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对同乡晚辈，在朝考中成绩优异、表现出色的满意情怀。
沈鹏连捷成进士后，又被选作庶吉士。依照惯例，他留在翰林院继续苦读了三年。期满之后，沈鹏在下届会试到来之前进行的“散馆”考试中，成绩再度优异，被授职编修，终于成了令人羡慕的翰林郎。
当时，中国正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机，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遭败北，列强登堂入室，国势危迫，朝不保夕。翁同龢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严重刺激，从而改变了对新政的态度，与以前“判若两人”。翁氏力主改革，辅佐光绪皇帝筹措新政，日夜操劳。在他的影响之下，沈鹏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由从前只读圣贤书，不问窗外事，变为关心时政，支持朝廷革故鼎新，改换日月。
甲午战后的两三年间，朝局动荡，新旧交讧。翁氏在朝廷中虽然位居显要，却优柔寡断，遇到时政难题，经常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尤其是在守旧势力猖獗之时，翁氏往往临危而惧，态度模棱两可。光绪帝于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颁布朱谕称：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⑤
被开缺之后，翁氏不得不离开京师，返回常熟。数月之后，便发生了戊戌政变。六君子血洒菜市，原指望通过维新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光绪帝，也被囚瀛台。守旧派张牙舞爪，弹冠相庆。慈禧之心腹重臣荣禄，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他利用慈禧的信任，猖狂揽权，排除异己;另一位出了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则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向慈禧建议裁撤一切新政，关闭新式学堂，诛杀那些力主维新的改革分子。至于那位内廷的太监头子李莲英，亦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极尽招摇欺骗、挑动是非之能事。朝野上下，腐败昏庸。凡是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无不扼腕痛心，无可如何。由于惧怕以慈禧为代表的当权派专横跋扈，打击报复，故绝大多数读书人与京城官员们选择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立场，神州大地一片死气沉沉。 唯有翰林院编修沈鹏却与众不同。他认为与其苟且偷生，罔顾国家民族之前程，不若赴汤蹈火，奋起力争。于是，光绪二十五年九月草就了一份名为《权奸震主削民，生祸召灾，请援照国典肆诸市朝折》。他在此奏折中，将矛头直指荣禄、刚毅、李莲英。其奏折云：
今大学士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北洋各军，武备五军，均归节制，近闻苏元春练兵江南，亦归节制，南北重权，归于一人，使荣禄于此，或生异心，未识皇太后皇上何以待之也！即令荣禄此时，初心可保，而此后势成骑虎不得复上。武夫患失，顿起奸谋，祸变之来，未知所底。窃虑将来危及皇上，伏愿皇太后皇上听曲徒薪之谋，为未雨绸缪之策，毋使董卓曹操再见于今日。
今岁大学士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虽其筹饷之名为力除中饱，不竭商民，然剔决搜罗，不顾大体，而不肖官吏，肆意追乎，又裁撤学堂，以伤士气。更有太监李莲英，以一宦寺，干涉朝政，请援照国典肆诸市朝。①
沈鹏弹劾的矛頭直接对准荣禄、刚毅和李莲英。这些人由于镇压戊戌变法有功，均为慈禧一手提拔，猖獗跋扈，无人敢惹。沈鹏对却此毫不理会，经过深思熟虑，他将一切风险置诸脑后，慷慨陈词，无所畏惧。然而，清朝腐朽的递折制度，却扼杀了沈鹏的发言权。这种制度规定，全国上下，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均不可随便对朝廷上书建言。想向朝廷递折，困难重重。内而皇亲国戚，尚书侍郎，翰詹科道，外而督抚藩臬，除这些少数人外，其余众多官员百姓，想要上书，只能由都察院和各部院堂官代为呈递。
沈鹏作为朝考一等的翰林院编修，可谓高人一等，然而，即使像他这样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翰林，想向朝廷直接上书，呈递奏折，也同样被拒之门外。他呼天天不应，抢地地不灵。他痛恨这种剥夺其发言权的不合理制度，深知要触动数百年的祖宗成法，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及的。于是，他无可奈何地返回寓所，对那份奏章稍加润色改动，几天后，又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东交民巷。
清朝末年的东交民巷，是北京城比较繁华的地区，车水马龙，昼夜喧嚣。它的繁华并非仅仅是因为紧靠紫禁城，西邻棋盘街，而是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的使馆纷纷在此建立。东交民巷的王府大宅、部院衙门纷纷被林立的高楼，宽阔的广场所代替，不怀好意的侵略者，在此巷比比皆是。
沈鹏来到东交民巷当然不是为找洋人而来，而是因为这里住着他的顶头上司徐桐。清代向朝廷上书制度规定，凡在京师各衙门任职，而没有递折资格的官员要呈递奏章，须由本衙门的主管官员代递。徐桐，字荫轩，以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沈氏的奏折要想递给朝廷，只能通过徐桐代递这一条路。而徐桐是远近闻名的守旧派首领，对西法、对洋人均深恶痛绝。他不但自己反对变法，而且还要求他的门生弟子，也与维新派为敌，凡有意新政者，均去削弟子籍。②
据史料记载，这位饱读诗书的大老，还有一个独特的烦恼。京师官场中唯独他最恨洋鬼子，偏偏家住在东交民巷内，低头不见抬头见。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总在他眼前晃悠，所以徐桐出门无论坐车还是乘轿，时常要以扇遮面，为的是眼不见、心不烦。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的维新之诏连翩而下。徐桐气得怒火中烧，无可奈何。慈禧在戊戌政变后，捕杀了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又囚禁了光绪皇帝，徐桐深感庆幸，拍手称快。此次沈鹏求见，呈递奏章，徐桐稍加翻阅之后，简直惊呆了。他莫名其妙，沈鹏何以如此大胆，竟敢提出杀掉朝廷重臣荣禄、刚毅及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莲英。徐桐不敢相信，在他所管辖的翰林院，会有这样一个罔顾生死，冒险犯上的呆子。徐桐以为，沈鹏的奏章一旦代递，不但沈氏本人难逃杀身之祸，就是他这个老资格的掌院学士，也会被牵连在内。故徐桐稍加思索之后，便生气地将沈氏奏章摔了回去，并吩咐家人，将沈鹏轰出府门。尽管沈鹏苦苦哀求，但也丝毫无济于事。
没过多久，沈鹏再次来到东交民巷的徐府，又将弹劾三凶的折稿呈上。笔者二十多年前，抄录的清人书札内，有徐桐致翰林院编修陆钟琦函札一通。该札专门记述沈鹏书呆子气十足，在第一次要求代递封奏被徐桐拒绝之后，不久，再次踵门求见，还是要求代递弹劾三凶的奏章，简直把这位老顽固气得火冒三丈。于是，再度吩咐下人，将沈鹏逐出。
沈鹏为递奏章，在衙门碰了钉子，毫无办法;去求堂官徐桐，屡次被赶出门外，横遭拒绝。他满腹悲愤，无处发泄。而且，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其同乡友人怕其出事，劝其暂回常熟。尤其是翁同龢在京的亲友，怕他惹出更多的麻烦，极力敦促其南归。
光绪二十五年初冬，朔风劲吹，风雪弥漫。沈鹏向翰林院请假获准，踏上归途，在由通州乘船到了天津后，沈鹏思前想后，气愤难平。他觉得坏人当道，自己却无力回天，绝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返回常熟。他想到了利用大众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于是，他一气之下竟将此奏章送到了《国闻报》，不久该弹章便被刊诸报端。沈氏铿锵有力的文字，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沉沉的夜幕，直刺守旧党的要害。沈氏弹章云：
荣禄上持皇太后之亲，下持礼亲王之戚，玩视朝野，三令不从，内掌枢机，外握兵权，势成骑虎，必起奸谋。刚毅外托清廉，内实贪鄙，通馈遗于阉寺，设典肆于都门，又以筹饷为名，肆意追呼，召阎京拢;力主裁撤学堂，摧伤士气。李莲英心狠手辣，贪婪浮财;窃作福威，患伏宫禁，上下勾结，已形成三人之党。展转勾引，日聚日众，踪迹诡秘，不可究结。①
沈鹏认为：“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危未可知也;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天下大乱。”②
荣禄、刚毅、李莲英都是受慈禧宠信之人。对于他们的劣迹，京城大臣知之者甚多，可是无人敢于出面，对这些皇太后的亲信提出公然抨击。沈鹏此举无疑是捅了最高封建专制者的马蜂窝。
沈鹏弹劾“三凶”奏章，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的《国闻报》上刊出后，很快不胫而走，传遍朝野上下，大江南北。读书人无不对沈鹏大义凛然的勇敢举动肃然起敬。然而，沈鹏对朝廷的动向并不知晓，他不知道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他离开京师之后，在天津乘船南下，在上海稍事停留之后，便回到家乡常熟。回乡不久，沈鹏即迫不及待地前往翁同龢所居之虞山，探望其恩师。翁氏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记曰： 沈鹏前日到山投刺，闻往三峰，所欲递之折竟刊入《申报》，可怪，可憎。③
翁氏此处所说的《申报》刊出，很可能是沪上报纸转载，因为率先刊登沈鹏奏章的是天津的《国闻报》。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翁同龢又在日记中写道：
连日为沈鹏在京欲讦大臣，同邑公议逐令出京，而炯孙阻之尤力。旋天津报登其疏稿，而论者遂疑余主使。沈鹏既归见之，又作辨诬一篇，欲刻于报。于是，同乡诸君益愤，斌孙面斥其具疏之谬，并痛驳其置辨之非，乃使罢议。噫，沈一痴呆子耳，其人不足惜，而欲累及师门，亦奇矣哉。夜雨。④
翁氏所说的天津登其疏稿，指的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九日《国闻报》所登载的《奏疏汇览》。与沈鹏嫉恶如仇，奋不顾身的举动相比较，翁同龢一闻知此事，即担心惹祸，明哲保身，显得颇有些渺小。
沈鹏没有想到的是，京城的守旧势力代表人物如此无耻。他们非但没有向朝廷代呈其奏章，反而还将他弹劾军机大臣荣禄及刚毅等人的消息，透露给三凶本人。荣禄等人得知此消息后，怒火中烧。他们内外勾结，密谋策划，迅速开始对沈鹏之迫害。这些清廷要员，最后选定利用每三年对官员政绩进行一次考核的机会，对沈鹏进行严惩。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与宗室昆冈向朝廷呈递奏《为特参编修心术不端，衣冠败类，请以一并革职事折》。该折称：
臣宗室昆冈，臣徐桐跪奏，为甄核词臣，据实纠参，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三年考绩，为国家激扬大典，所以严黜陟，励人才也。翰林为储才之地，充是选者，惟当以敦品砥行为先，方不至徒尚才华，无裨实用，其缅规越矩，任意妄为者，尤宜择尤劾奏，以儆其余。
编修陈鼎，性情乖谬，心术不端，所注《校邠庐抗议》，多主逆说。告假检讨吴式钊，勾结外洋，贿卖矿产，已有参案可凭，现在坐敛重资，逍遥事外，自以为有恃无恐。
告假编修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
以上三员，均属衣冠败类，应请一并革职，交该地方官严加管束。
翰林各官皆文学侍从之臣，宜如何束身自爱，用备朝廷任使，似此与辱清班，断难稍事姑容。理合据实纠参，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①
很奇怪，徐桐此折对沈鹏罪行的弹劾只有八个字，不敢像一般朝臣那样，在奏折中叙述其“与辱清班”的“劣迹”到底是什么。这充分说明了他做贼心虚。其实，徐桐所痛恨的陈鼎与沈鹏，是翰林院中最有良知的官员，而徐桐对他们却极为仇视。徐桐的参折递上之后，慈禧立即照准，并于二月初九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从重对沈鹏等人的处置。
沈鹏回乡没多久，就传来了清廷追究的消息。一月二十七日，常熟县令率领仆役，敲响了沈鹏家的大门，并出示了清廷下令关押的公文。他挺身而出，毫无惧色，从容整衣而去。
沈鹏在常熟关押期间，江南主持政务的是两江总督鹿传霖。鹿氏，字滋轩，直隶定兴人，同治元年壬戌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广西兴安知县，长期在地方任职，是荣禄被贬出任西安将军时结识的密友，时担任陕西巡抚。荣禄于甲午年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时，贡献厚礼，痛叙别情。慈禧回心转意，遂命荣禄重返京城，执掌军政大权。此后，鹿传霖官职迅速升迁，故对于抓捕沈鹏一事格外出力。他联名江苏巡抚陆元鼎所递奏折称：
再，臣等再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翰林院编修沈鹏，业经明降谕旨革职，解交原籍督抚，在省永远监禁。此等劣员不可稍事姑容，著鹿传霖、陆元鼎督饬臬司，俟该革员解到，即收禁司监，迅饬管狱各官，严行监禁，仍不时认真巡查，毋任与地方人等往来交结，是为至要等因。钦此。
遵查该革员沈鹏，先经臣等遵旨密拏到官监禁，当即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钦奏前因。复经札司钦遵办理去后，兹据署臬司朱之榛饬据常熟县知县杨家騵，将该革员沈鹏，押解来省，于二月二十二日收禁司监申报前来。除饬令司狱官严行监禁，随时认真巡查，毋任地方人等往来交结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②
鹿传霖此折递上后，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仍著饬令司狱官严行监禁，认真巡查，毋稍疏懈。钦此”。③
由鹿传霖、陆元鼎此折可看出，在二月初九日上谕颁布之前，鹿传霖等已严格执行慈禧、荣禄的密旨，先是将沈鹏“密拏到官监禁”，关押在常熟，二月初九日上谕颁布后，又将沈鹏于二月二十二日押到苏州省城监狱，并对这样的政治犯严行监禁，丝毫不许同地方人等有任何接触。荣禄、刚毅、李莲英一伙，对沈鹏极端仇视，于此可见一斑。
沈鹏的奏折，表面上看是弹劾荣禄、刚毅、李莲英，而实际上它的矛头是针对慈禧太后。沈鹏对慈禧在戊戌政变后的倒行逆施表示不满，并且公然为励行新政、已經被囚禁瀛台的光绪皇帝鸣不平。因此，慈禧对沈鹏的举动很是仇视，必欲给以严惩。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沈鹏并没有像常熟一些史料中所说“系省狱六载”。而在一年多后，清廷突然下令释放沈鹏。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慈禧与荣禄一反常态，颁布谕旨将“监禁已革编修沈鹏、陈鼎，均著加恩释放，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将此谕令聂缉槼、俞廉三知之”。
徐桐庚子正月二十五日呈递的《为特参编修心术不端，衣冠败类，请以一并革职事折》，共弹劾翰林院编修共计六人，结果此六人统统被革职监禁。慈禧等人为什么要将他们最仇恨的沈鹏、陈鼎政治要犯提前释放？
原来慈禧一伙这样做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很有关系。掌故大家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称：“光绪庚子，拳乱起，美人李佳白、李提摩太言於孝钦后，始释归。”④
在经历了庚子义和团风暴后，慈禧、荣禄等权贵，如同惊弓之鸟，狼狈出逃。由太原辗转到西安，在饱尝痛苦之后，他们开始标榜新政，“量中华之物力，讨舆国之欢心”，因此采纳了洋教士李佳白与李提摩太的建议，释放了沈鹏、陈鼎。徐珂在《清稗类钞》中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腐朽透頂的清廷，在国外势力的干涉下，释放了沈鹏等人，这只不过是哄骗洋人的伎俩而已。他们暗中却仍然要地方官对沈鹏“严加管束”。因此，沈鹏实际上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仍然是饱受折磨，身心交困，痛苦不堪，于宣统元年与世长辞。
沈鹏的悲剧是很令人感慨的。如果像其他京官那样，对慈禧、荣禄等人的反对变法、仇视改革、迫害参与新政人员的政策熟视无睹，逆来顺受，他就可以继续在翰林院当编修，做学问，或许还可以升官发财。然而，沈鹏却走了另外一条充满荆棘，追求杀身成仁崇高境界的道路。他不留恋自己的一官半职，甚至将个人的生命也置之度外，大胆对朝廷倒行逆施说不，为国家之前途担忧，与反对变法更张的权贵誓不两立，最后遭到了迫害。他虽然只活了三十多岁，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好名声。可惜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像沈鹏这样坚持真理、不向慈禧太后这样的晚清统治者妥协的读书人，实在太少了。
【作者简介】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Shen Peng of Noble Quality：
Take Weng Tonghe’s Letter to Taishishu as the Clue
Abstract： Taking the clue of Weng Tonghe’s Letter to Taishishu， we clarify author of this letter Shen Peng’s experience and details which study in Hanlin academy from Chang shu to the capital， and the composition of Hanlin academy students and their hard studying status. This paper also expounds Shen Peng’s heroic act of speaking out from a sense of justice and regardless of death after he became the Compiler of the Second Class. After Empress Dowager Cixi and other conservative forces suppressed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he wrote boldly， fight for Emperor Guangxu. He requested the court to change policy， and severely punish Rong Lu， Gang Yi and Li Lianying these “three evil”. As a result， he was brutally persecuted by Lu Chuanlin and others， and in the hope of putting him to death. Finally， due to foreign interference the court was forced to release Shen Peng ahead of time， but because of the long ordeal， he died soon after he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Key Words： Hanlin Academy， Die to Achieve Virtue， Shen Peng， Weng Tonghe， Rong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