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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曾先后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其作品被译成日、韩、法、英、德、意大利等十余种文字,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发行。
乡村及乡村的人心
《文化纵横》:对于你来说,刚刚过去的2009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散文《我与父辈》的出版以及超出意料之外的热烈反响。说实话,看《我与父辈》,我非常感动,一些段落让人情不自禁流下泪水。随着你安静、甚至淡然的笔调,一种已经陌生了的,但却深刻持续的疼痛、温暖与感恩逐渐弥漫在心间,从另一层面讲,这恰恰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逐渐淡化掉的传统家庭伦理观、道德观的一种回溯。为什么写《我与父辈》?它似乎与你之前的小说创作风格完全不同。
阎连科:前年,四叔不在了,我去奔丧,我的一个妹妹突然问我,听说你在外面还有点名气,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书寄回来我们都看不太明白,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她说你写写父亲、四叔、大伯我们都能看懂。这样一句话给了我一个写作的契机。
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想,一个作家,如果你的亲人不关心你的写作,那么,你的写作与大地、故乡的联系在哪里?我试图在乡土现实中寻求一种诗意,不仅是字面的,也是乡土生命中的诗意。以赵树理为例,农民可能更接受《小二黑结婚》,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总是本能地追求一种诗意。我试图通过这样的写作,希望调和赵树理和孙犁的矛盾。既有诗意的,也有与现实相结合的,既让原有的读者喜欢,也让确实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与你有血缘关系的、左邻右舍的人,能够真正看明白。这是最根本的目的,这部书是为他们而写。
《文化纵横》:写这本书在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考虑?譬如结构上和语言上。在读的过程中感觉语言上很有创新,文白相间、亦叙亦思,在一种沉思的叙述中把我们带回“少年”的成长岁月,带进虽灰尘蒙面,但却充满生存尊严的乡村。
阎连科:我想,这本书如果说有设计、有考虑的话,那就是放弃一切主义、一切文学观,放弃那种技巧的、华丽的东西,放弃所有被批评家所规定的各种形象,荒诞、怪诞、黑色幽默等等,一定要在这本书中彻底地放弃掉,不做任何追求。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要追求,舍弃一切人为的东西。
再者,如果硬要说追求的话,就是朴实与真诚。朴实,主要指文字上的朴实,真正的朴实也是一种伟大,我们达不到伟大,但力求这种朴实达到一定境界。第二是真诚,决不对你的读者表现任何虚构。可以说,《我与父辈》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个对话都是真实的,不能说百分百之真实,但至少,在话的意思上,没有超出当时的真实语境,是存在过的和可信的。
《文化纵横》:你对人物有没有特意的选择?譬如都是老一辈的人、去世的人。他们既是一个个生命,但整体下来,又好像是一个中国家族群像,这里面隐含有一种民族性。另外,从文字中,感觉你不是以俯视的批判与感叹,而以一种仰视的尊敬与怀念,以一种反哺的心态与视角,回望逝去的岁月与故乡的亲人。正是因为这“仰视”,我们体味到了乡村生命的丰富、细腻与博大,这是一种绵延的、属于乡村地层之下的情感。但是不是也会出现如我所言的“溢美”问题?
阎连科:在我的亲情散文中,写过哥哥、母亲、姐姐,这是我散文中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亲情在自己家庭范围内,这次扩展到家族上,是北方中国式的家族,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突出一种群像。选择这些时,会有一些历史与年代的感觉。他们都生活在特殊的历史年代,这本书也告诉读者,我们的父辈,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是如何生活的,而他们的晚年又是如何的。
这本书的文字,我首先追求的是朴实与真诚,真诚首先要讲到真实问题。至少我自己没有任何溢美之词,譬如大伯生活的艰辛。大伯是一个可爱可敬甚至是一个伟大的老百姓,是一个伟大的生存者,但写出了他赌徒的一面。我的四叔,他的存在非常复杂,是城乡夹层的那一群人的复杂存在。当然,当我们面对故去的人时,会自然遮蔽一些狭隘、自私的一面。如果有,说明我本人还没有超越,或者说更多地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的苦难只是一个背景,他们决不怨天尤人,推卸责任,如果生活是一条激荡的河流,即使它被冲碎,他也会迎上去,决不会逃避,会睁着眼睛。如果说生活是温暖的,他也会会心一笑,感受生活的温暖与爱。生活不仅是社会赋予的,也是自己创造的。他不会考虑社会应该给他什么,而是自己应该做什么,努力应对难关。而我们,却把责任推卸给社会。我想,这是我们两代人很大的差别。扎实的生活态度,最朴实的爱。
《文化纵横》: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最大感受。苦难与贫穷仍是乡村的基调,但这些却并非是压倒性的,它们只是生活的因素与组成,最终造就出的是充满温暖与感念的生命存在。
阎连科:在我的那个年代,对家的维护是父辈的责任,他们承担得更多的是生存的责任与压力,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是被呵护的。与他们无尽的付出相比,我们太不孝了。
《文化纵横》:虽然《我与父辈》并没有大的历史背景,你也似乎努力摒弃掉这一“历史性”,而是以真实、质朴的方式写乡村最普遍的生命存在。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真实”与“质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存在的另外面貌,而这一面貌是被我们的文学长期回避的。
阎连科:我们50年代的作家有一个共性,离历史比较近,离个人比较远。我想这本书,恰恰是进入历史中的真实个体,而历史则隐退为背景,是人,是老百姓生存小舞台背后的大舞台,我所书写的主要是那个小舞台。“农民”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且,我们理解历史时,我们必须通过个人的生存方式来理解历史,而不是通过历史、社会来理解人。这相对于上一代作家来说,是一个新的理解。历史与个体之间认知方式的一个变化。
《文化纵横》:你始终如一地关注乡村,也常回老家。能否谈谈当下现实中的乡村,比如,对城乡差距的感受,比如乡村的道德伦理,与“父辈”们相比,今天发生了哪些变化?
阎连科:如今的城乡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它小,是看它的表面,公路、通讯、房子、物质生活。而实际上,乡村,尤其是北方乡村,发展的速度非常慢。与城市发展的速度相比,比方说,一个城市一年时间可以向前发展1000公里,而农村只能发展100公里,这个距离是越来越大的;比方说城里人一年收入人均1万块钱,而乡村仍然停留在几百块钱上。我们看得非常表面,我觉得城乡差距问题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
在这30年间,乡村的人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我们旧有的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已经失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极其混乱的时期。今天我们在北京、上海,在城市,新的道德判断标准已经基本上有了,比如说80后、90后,无论你怎么看,他是有他的标准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你回到乡村,那里发生的变化超乎想象。就以我们北方乡村为例,你会发现,所有乡村的树都不存在了,全部都光秃秃的了,都被砍去卖掉了。先去远处的山区砍,后来到公路边上砍,砍同村庄的树,最后把所有的坟地树都给卖掉了。这样的情况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绝对不可能发生。最重要的是,你砍光所有的坟地树,卖掉之后,所有的人都非常平静,非常正常,不再像十几年、二十几年前大家的坟地树被偷掉之后,会非常激愤,会骂。大家今天都非常平静,似乎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发展主义”的另外一面
《文化纵横》:我们来谈谈《受活》吧。《受活》虽然是在2003年出版,但如今重读,依然觉得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在小说中,你所描述的一切都是非常的荒诞、残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它内在的思维与逻辑却与现实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想知道,你在《受活》中主要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呢?
阎连科:其实,写作就是对可能性的挑战。我们在看小说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故事百分百是真的,但整体的精神却是虚假的。我觉得,在写作中你一旦放弃故事的可能性和真实性,而只抓住精神的真实,这就一切都是真的了,一切都没有真假可言了。
《受活》对我个人来说,从写作之初直到写作完成,我都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一是隐隐地知道,劳苦人和现实社会、社会秩序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长期存在,二是隐隐地感觉到,作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东西的存在。如果说《日光流年》表达了人在生存中的那种焦灼,那么《受活》呢,则可能表达了历史和社会中人的焦灼和作者的焦灼。
《文化纵横》:在《受活》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立——“世界外”和“世界内”。当“受活人”在“世界内”遭到非人的待遇并被抛弃之后,选择了回到属于“世界外”,实际上也就是回到最具原型意义的“家”中,试图重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这样一来,在“受活人”那里,“世界内”的发展与前进就与“受活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或者说,“受活人”重新栖身于一个封闭的世界,它可能是最人性的,但却与进步、与现代性无缘。
阎连科:所谓的自然观和“世界外”,我想是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生活方式。我一直不赞成许多人说我的作品始终有“乌托邦”的思想,我赞成你所说的“回家”的说法。回家,温暖而亲切,也更为深刻,更为吻合我日常的某种心理。当然,真正的精神是无家可归的,除非皈依宗教。因为我们——我自己又没有宗教,没有信仰,这就常常在作品中显示出精神的惶惑。《受活》也是如此。所以才有《受活》中现在的时间观、自然观,或者说内心惶惑的生存观。这也许是消极的,但因为有些消极,倒使精神层面更具有真实性和积极的意义。
《文化纵横》:换一种说法,在《受活》中,你展示了人的内心现实问题。一个人最朴素的愿望中往往蕴含着合理的内核,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或者它的精神实质被完全遮蔽了,甚至被歪曲以至于遗弃了。
阎连科:是这样的。我在努力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就这一部作品而言,要想完全达到这个目标,恐怕不太可能,但以此提出质疑和挑战是可能的。
《文化纵横》:《受活》中有两个重要人物,茅枝婆和柳县长。在带领受活残疾人试图融入中国“现代”社会的努力失败之后,茅枝婆坚决要求“退社”,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命运。你怎么看待你所创造的茅枝婆这个人物?
阎连科:你想一想,人最本能的其实也就是最人性的。茅枝婆的许多行为,的确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像她带领乡亲们入社、退社等,的确不是出于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不是我们的历史所梳理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能意识。但也许正是她最本能的选择,瓦解了我们用数千年文明堆积起来的种种制度以及我们的所谓“发展和进步”的宣言。
《文化纵横》:应该说,茅枝婆是中国自然人的象征,而柳县长则是中国政治人的象征。你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政治神经病”,中国的官员某种程度上都有政治神经病的特征。
阎连科: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革命庄重性的否定和嘲弄。我们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培育出这样的人物。可以说,柳县长是非常具有中国“农民”意识的“革命干部”,他是农民的,又是革命的,既是努力向前的,在价值上又是传统落后的。他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比如对领袖们的“忠”与“亵”,对革命的热爱与私欲,对百姓的爱与摆布,对商品经济的“清醒”与“糊涂”等等,正是这许多矛盾的东西统一在他的身上,才使他有了无数不可思议的、超出常规的言行。
《文化纵横》:在《受活》中,绝术团的表演无疑是最惨烈也最狂欢的场景。绝术团的成立正是政府的代言人柳县长一手促成的,并且带有强迫的性质。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类似这样非正常的事情。在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对民众的轻视和非人道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可民众却也认同和默认了这些。
阎连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民众也已经接受了这种发展主义叙事,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有一切。这可能是现在处于贫穷中的农民最基本的心理。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心理对我们的文化、对人性的发展有多么可怕的影响。
《文化纵横》: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灌输的东西,但农民是以农民的实用主义的方式来接受的。当农民也认同这样的方式之后,他们的权力、尊严都成了被架空了的东西。为了钱,他们必须放弃这些。这是非常悲哀和可怕的。所以,我们应该换个思路来思考,为什么底层人沦落到如此的地步?是什么使他们只能面临这样的二元选择?
阎连科:社会一味地追求发展,而人的权利和幸福却被忽略,但是,这种真实却被我们表面的繁荣所完全遮盖掉了。就像受活庄的村民,在接受这种发展主义思想时,就意味着他们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
“致富”是中国改革的目的和中国民众心中最大的愿望,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部分。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柳县长对双槐县人民所有的讲话,就是算账,一笔致富账。只要能致富,无论干什么都行。于是,为了让村人能铺上柏油路,他让村庄所有的人在路旁给归乡的商人下跪,果然,路铺上了,电通了,整个乡富起来,成为全县的致富模范! 在“致富”这一眼花缭乱、深具诱惑力的词语面前,受活人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接受了这一话语叙事的合理性,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身体的可利用性和尊严价值的无用性,而放弃了对它的自主权。
在大把大把的钱面前,受活人坚决反对茅枝婆让他们再退社。他们对自己的绝望处境毫无意识,更谈不上尊严、价值的觉醒和反抗。在“致富”面前,他们签了卖身契。而此时,“人”消失了,人之存在的内在理由被取消了,只剩下物质的理由。“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被用来形容破除体制对人的束缚的经典话语,如今,已被置换到了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这种实用主义思维的叙事成为改革的伦理,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的尊严和精神存在。
《文化纵横》:另外,还必须看到,即使在茅枝婆的领导下,在经历了外界对受活人的极端欺凌之后,受活人选择了回到受活庄,也就是选择了回到一个相对人性化的世界。但这种选择和回归是非常脆弱的,它经不起外界的一点冲击和诱惑,很容易又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的所谓现代性的话语之中。这种被纳入是必然的,因此,悲剧的发生也就是必然的。
阎连科:所以,茅枝婆固执地坚持不让绝术团表演,恰恰使她成为唯一的清醒者。是一个智者的形象。在整个社会都卷入疯狂状态的时候,在我们看来的不开放或者是保守人士,有可能恰恰是最智慧的人物。
但是,她的行为又不能最终地解决问题,她只能用她的本能和经验,因此仍是一种东方式的回归。她的清醒并不是现代性的清醒,这导致她始终仍是一个文化内的人。并且,她的这种行为也是经不起社会冲击的,就像当初柳县长第一次要成立绝术团时,村民立刻抛弃了茅枝婆。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茅枝婆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悲剧性的。
在受活庄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不了一种对现代性能持批判态度的人,即使有了,也不可能存活。
乡村及乡村的人心
《文化纵横》:对于你来说,刚刚过去的2009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散文《我与父辈》的出版以及超出意料之外的热烈反响。说实话,看《我与父辈》,我非常感动,一些段落让人情不自禁流下泪水。随着你安静、甚至淡然的笔调,一种已经陌生了的,但却深刻持续的疼痛、温暖与感恩逐渐弥漫在心间,从另一层面讲,这恰恰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逐渐淡化掉的传统家庭伦理观、道德观的一种回溯。为什么写《我与父辈》?它似乎与你之前的小说创作风格完全不同。
阎连科:前年,四叔不在了,我去奔丧,我的一个妹妹突然问我,听说你在外面还有点名气,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书寄回来我们都看不太明白,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她说你写写父亲、四叔、大伯我们都能看懂。这样一句话给了我一个写作的契机。
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想,一个作家,如果你的亲人不关心你的写作,那么,你的写作与大地、故乡的联系在哪里?我试图在乡土现实中寻求一种诗意,不仅是字面的,也是乡土生命中的诗意。以赵树理为例,农民可能更接受《小二黑结婚》,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总是本能地追求一种诗意。我试图通过这样的写作,希望调和赵树理和孙犁的矛盾。既有诗意的,也有与现实相结合的,既让原有的读者喜欢,也让确实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与你有血缘关系的、左邻右舍的人,能够真正看明白。这是最根本的目的,这部书是为他们而写。
《文化纵横》:写这本书在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考虑?譬如结构上和语言上。在读的过程中感觉语言上很有创新,文白相间、亦叙亦思,在一种沉思的叙述中把我们带回“少年”的成长岁月,带进虽灰尘蒙面,但却充满生存尊严的乡村。
阎连科:我想,这本书如果说有设计、有考虑的话,那就是放弃一切主义、一切文学观,放弃那种技巧的、华丽的东西,放弃所有被批评家所规定的各种形象,荒诞、怪诞、黑色幽默等等,一定要在这本书中彻底地放弃掉,不做任何追求。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要追求,舍弃一切人为的东西。
再者,如果硬要说追求的话,就是朴实与真诚。朴实,主要指文字上的朴实,真正的朴实也是一种伟大,我们达不到伟大,但力求这种朴实达到一定境界。第二是真诚,决不对你的读者表现任何虚构。可以说,《我与父辈》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个对话都是真实的,不能说百分百之真实,但至少,在话的意思上,没有超出当时的真实语境,是存在过的和可信的。
《文化纵横》:你对人物有没有特意的选择?譬如都是老一辈的人、去世的人。他们既是一个个生命,但整体下来,又好像是一个中国家族群像,这里面隐含有一种民族性。另外,从文字中,感觉你不是以俯视的批判与感叹,而以一种仰视的尊敬与怀念,以一种反哺的心态与视角,回望逝去的岁月与故乡的亲人。正是因为这“仰视”,我们体味到了乡村生命的丰富、细腻与博大,这是一种绵延的、属于乡村地层之下的情感。但是不是也会出现如我所言的“溢美”问题?
阎连科:在我的亲情散文中,写过哥哥、母亲、姐姐,这是我散文中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亲情在自己家庭范围内,这次扩展到家族上,是北方中国式的家族,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突出一种群像。选择这些时,会有一些历史与年代的感觉。他们都生活在特殊的历史年代,这本书也告诉读者,我们的父辈,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是如何生活的,而他们的晚年又是如何的。
这本书的文字,我首先追求的是朴实与真诚,真诚首先要讲到真实问题。至少我自己没有任何溢美之词,譬如大伯生活的艰辛。大伯是一个可爱可敬甚至是一个伟大的老百姓,是一个伟大的生存者,但写出了他赌徒的一面。我的四叔,他的存在非常复杂,是城乡夹层的那一群人的复杂存在。当然,当我们面对故去的人时,会自然遮蔽一些狭隘、自私的一面。如果有,说明我本人还没有超越,或者说更多地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的苦难只是一个背景,他们决不怨天尤人,推卸责任,如果生活是一条激荡的河流,即使它被冲碎,他也会迎上去,决不会逃避,会睁着眼睛。如果说生活是温暖的,他也会会心一笑,感受生活的温暖与爱。生活不仅是社会赋予的,也是自己创造的。他不会考虑社会应该给他什么,而是自己应该做什么,努力应对难关。而我们,却把责任推卸给社会。我想,这是我们两代人很大的差别。扎实的生活态度,最朴实的爱。
《文化纵横》: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最大感受。苦难与贫穷仍是乡村的基调,但这些却并非是压倒性的,它们只是生活的因素与组成,最终造就出的是充满温暖与感念的生命存在。
阎连科:在我的那个年代,对家的维护是父辈的责任,他们承担得更多的是生存的责任与压力,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是被呵护的。与他们无尽的付出相比,我们太不孝了。
《文化纵横》:虽然《我与父辈》并没有大的历史背景,你也似乎努力摒弃掉这一“历史性”,而是以真实、质朴的方式写乡村最普遍的生命存在。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真实”与“质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存在的另外面貌,而这一面貌是被我们的文学长期回避的。
阎连科:我们50年代的作家有一个共性,离历史比较近,离个人比较远。我想这本书,恰恰是进入历史中的真实个体,而历史则隐退为背景,是人,是老百姓生存小舞台背后的大舞台,我所书写的主要是那个小舞台。“农民”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且,我们理解历史时,我们必须通过个人的生存方式来理解历史,而不是通过历史、社会来理解人。这相对于上一代作家来说,是一个新的理解。历史与个体之间认知方式的一个变化。
《文化纵横》:你始终如一地关注乡村,也常回老家。能否谈谈当下现实中的乡村,比如,对城乡差距的感受,比如乡村的道德伦理,与“父辈”们相比,今天发生了哪些变化?
阎连科:如今的城乡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它小,是看它的表面,公路、通讯、房子、物质生活。而实际上,乡村,尤其是北方乡村,发展的速度非常慢。与城市发展的速度相比,比方说,一个城市一年时间可以向前发展1000公里,而农村只能发展100公里,这个距离是越来越大的;比方说城里人一年收入人均1万块钱,而乡村仍然停留在几百块钱上。我们看得非常表面,我觉得城乡差距问题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
在这30年间,乡村的人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我们旧有的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已经失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极其混乱的时期。今天我们在北京、上海,在城市,新的道德判断标准已经基本上有了,比如说80后、90后,无论你怎么看,他是有他的标准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你回到乡村,那里发生的变化超乎想象。就以我们北方乡村为例,你会发现,所有乡村的树都不存在了,全部都光秃秃的了,都被砍去卖掉了。先去远处的山区砍,后来到公路边上砍,砍同村庄的树,最后把所有的坟地树都给卖掉了。这样的情况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绝对不可能发生。最重要的是,你砍光所有的坟地树,卖掉之后,所有的人都非常平静,非常正常,不再像十几年、二十几年前大家的坟地树被偷掉之后,会非常激愤,会骂。大家今天都非常平静,似乎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发展主义”的另外一面
《文化纵横》:我们来谈谈《受活》吧。《受活》虽然是在2003年出版,但如今重读,依然觉得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在小说中,你所描述的一切都是非常的荒诞、残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它内在的思维与逻辑却与现实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想知道,你在《受活》中主要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呢?
阎连科:其实,写作就是对可能性的挑战。我们在看小说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故事百分百是真的,但整体的精神却是虚假的。我觉得,在写作中你一旦放弃故事的可能性和真实性,而只抓住精神的真实,这就一切都是真的了,一切都没有真假可言了。
《受活》对我个人来说,从写作之初直到写作完成,我都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一是隐隐地知道,劳苦人和现实社会、社会秩序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长期存在,二是隐隐地感觉到,作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东西的存在。如果说《日光流年》表达了人在生存中的那种焦灼,那么《受活》呢,则可能表达了历史和社会中人的焦灼和作者的焦灼。
《文化纵横》:在《受活》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立——“世界外”和“世界内”。当“受活人”在“世界内”遭到非人的待遇并被抛弃之后,选择了回到属于“世界外”,实际上也就是回到最具原型意义的“家”中,试图重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这样一来,在“受活人”那里,“世界内”的发展与前进就与“受活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或者说,“受活人”重新栖身于一个封闭的世界,它可能是最人性的,但却与进步、与现代性无缘。
阎连科:所谓的自然观和“世界外”,我想是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生活方式。我一直不赞成许多人说我的作品始终有“乌托邦”的思想,我赞成你所说的“回家”的说法。回家,温暖而亲切,也更为深刻,更为吻合我日常的某种心理。当然,真正的精神是无家可归的,除非皈依宗教。因为我们——我自己又没有宗教,没有信仰,这就常常在作品中显示出精神的惶惑。《受活》也是如此。所以才有《受活》中现在的时间观、自然观,或者说内心惶惑的生存观。这也许是消极的,但因为有些消极,倒使精神层面更具有真实性和积极的意义。
《文化纵横》:换一种说法,在《受活》中,你展示了人的内心现实问题。一个人最朴素的愿望中往往蕴含着合理的内核,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或者它的精神实质被完全遮蔽了,甚至被歪曲以至于遗弃了。
阎连科:是这样的。我在努力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就这一部作品而言,要想完全达到这个目标,恐怕不太可能,但以此提出质疑和挑战是可能的。
《文化纵横》:《受活》中有两个重要人物,茅枝婆和柳县长。在带领受活残疾人试图融入中国“现代”社会的努力失败之后,茅枝婆坚决要求“退社”,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命运。你怎么看待你所创造的茅枝婆这个人物?
阎连科:你想一想,人最本能的其实也就是最人性的。茅枝婆的许多行为,的确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像她带领乡亲们入社、退社等,的确不是出于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不是我们的历史所梳理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能意识。但也许正是她最本能的选择,瓦解了我们用数千年文明堆积起来的种种制度以及我们的所谓“发展和进步”的宣言。
《文化纵横》:应该说,茅枝婆是中国自然人的象征,而柳县长则是中国政治人的象征。你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政治神经病”,中国的官员某种程度上都有政治神经病的特征。
阎连科: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革命庄重性的否定和嘲弄。我们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培育出这样的人物。可以说,柳县长是非常具有中国“农民”意识的“革命干部”,他是农民的,又是革命的,既是努力向前的,在价值上又是传统落后的。他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比如对领袖们的“忠”与“亵”,对革命的热爱与私欲,对百姓的爱与摆布,对商品经济的“清醒”与“糊涂”等等,正是这许多矛盾的东西统一在他的身上,才使他有了无数不可思议的、超出常规的言行。
《文化纵横》:在《受活》中,绝术团的表演无疑是最惨烈也最狂欢的场景。绝术团的成立正是政府的代言人柳县长一手促成的,并且带有强迫的性质。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类似这样非正常的事情。在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对民众的轻视和非人道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可民众却也认同和默认了这些。
阎连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民众也已经接受了这种发展主义叙事,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有一切。这可能是现在处于贫穷中的农民最基本的心理。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心理对我们的文化、对人性的发展有多么可怕的影响。
《文化纵横》: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灌输的东西,但农民是以农民的实用主义的方式来接受的。当农民也认同这样的方式之后,他们的权力、尊严都成了被架空了的东西。为了钱,他们必须放弃这些。这是非常悲哀和可怕的。所以,我们应该换个思路来思考,为什么底层人沦落到如此的地步?是什么使他们只能面临这样的二元选择?
阎连科:社会一味地追求发展,而人的权利和幸福却被忽略,但是,这种真实却被我们表面的繁荣所完全遮盖掉了。就像受活庄的村民,在接受这种发展主义思想时,就意味着他们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
“致富”是中国改革的目的和中国民众心中最大的愿望,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部分。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柳县长对双槐县人民所有的讲话,就是算账,一笔致富账。只要能致富,无论干什么都行。于是,为了让村人能铺上柏油路,他让村庄所有的人在路旁给归乡的商人下跪,果然,路铺上了,电通了,整个乡富起来,成为全县的致富模范! 在“致富”这一眼花缭乱、深具诱惑力的词语面前,受活人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接受了这一话语叙事的合理性,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身体的可利用性和尊严价值的无用性,而放弃了对它的自主权。
在大把大把的钱面前,受活人坚决反对茅枝婆让他们再退社。他们对自己的绝望处境毫无意识,更谈不上尊严、价值的觉醒和反抗。在“致富”面前,他们签了卖身契。而此时,“人”消失了,人之存在的内在理由被取消了,只剩下物质的理由。“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被用来形容破除体制对人的束缚的经典话语,如今,已被置换到了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这种实用主义思维的叙事成为改革的伦理,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的尊严和精神存在。
《文化纵横》:另外,还必须看到,即使在茅枝婆的领导下,在经历了外界对受活人的极端欺凌之后,受活人选择了回到受活庄,也就是选择了回到一个相对人性化的世界。但这种选择和回归是非常脆弱的,它经不起外界的一点冲击和诱惑,很容易又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的所谓现代性的话语之中。这种被纳入是必然的,因此,悲剧的发生也就是必然的。
阎连科:所以,茅枝婆固执地坚持不让绝术团表演,恰恰使她成为唯一的清醒者。是一个智者的形象。在整个社会都卷入疯狂状态的时候,在我们看来的不开放或者是保守人士,有可能恰恰是最智慧的人物。
但是,她的行为又不能最终地解决问题,她只能用她的本能和经验,因此仍是一种东方式的回归。她的清醒并不是现代性的清醒,这导致她始终仍是一个文化内的人。并且,她的这种行为也是经不起社会冲击的,就像当初柳县长第一次要成立绝术团时,村民立刻抛弃了茅枝婆。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茅枝婆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悲剧性的。
在受活庄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不了一种对现代性能持批判态度的人,即使有了,也不可能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