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有文友问我，你怎么老写那些沉重的战争话题，是走不出自身的阴影吗？我回答，是，也不全是。我是个性情中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的怀旧感与日俱增，无论是白天看电视，抑或夜晚的睡梦，潜意识自禁不自禁地总回到南疆亚热带的高山密林中，那血与火的画面，山坡上一抔抔黄土掩埋的弟兄，勾起我无尽的思念……
1979年3月2日夜晚，凌厉的山风裹着雨丝下个不停，黑濛濛的夜空伸手不见五指。我军进攻谅山的战斗正酣，指挥所奉命向前推进，我带着一辆卡车负责收容撤线的电话兵，被加入战斗的预备队阻于公路后边，直到凌晨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整天没吃一口热乎东西，我饿得前心贴后背，狼吞虎咽嚼一块压缩饼干，四处找水喝，在一个压缩饼干桶里舀两半碗水喝干，却是陈参谋的洗脚水。次日早起，我下山一瞧，才知昨晚喝的洗脚水是从一个死水坑里弄来的，眼瞅着水面上漂浮的死猪死鸡膨胀腐烂，立时胃肠翻滚直干哕。
趁着空闲，我掂一把砍刀爬上附近的山坡，钻进一人深的蒲草丛中割干叶子，想在冒水的山洞里打一个地铺。乍然抬头，冷不丁瞅见山下耸立一棵木棉树，如火如荼的木棉花开满枝头，看一眼令人心悸。昨天上午，我们出去检查线路，半道上遇到一辆卡车停在路边，我扒着车厢板上去瞅瞅，看到几具血肉模糊的遗体躺在车厢里。前边靠车头的地方，半躺着两个满脸血污的重伤员，已经辨不清五官，卫生员手里举着输液袋正给伤员补充液体，那情景惊得我心头发紧，闭眼跳下车，血肉模糊的影子反复在脑际中闪现。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我只要一见到人身上流血，就会出现条件反射，浑身发冷，心颤直往下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战争遗留下来的综合征。
彼时，我部已穿插敌后，切断了谅山守敌的退路，解除兄弟部队围歼战后顾之忧。越军避我锋芒，分散兵力迂回山间，依托有利地形打游击，徒弟跟老师玩起了“藏猫猫”。前线官兵围攻半天，由于战斗队形过于密集，遭受很大伤亡攻破山头，守敌顷刻间作鸟兽散，极难吃掉他们的主力。一线部队的口令经常失密，一天中更换多次，都由我负责实施，通往前线阵地的电话也由我监听。这天下午，2团的话务员紧急报告，一个陌生电台在他们周围出现，操着生硬的普通话频繁向他们呼叫。我将情况报告科长，科长命令他们马上关机，转移位置。2团的电台刚转移，敌人的炮弹就呼啸而来，这一举避免了伤亡。前线胶着，指挥部也一片忙碌，电话铃声不断。炮兵科的参谋人手一部电话，直接指挥炮群速射，他们看着手表喊一声“放”，对面炮阵地上即刻轰隆隆如雷贯耳。
由于误喝了污水，一整天我拉了五次肚子，严重脱水，身上还一直发高烧，大脑晕晕乎乎。这天傍晚，一阵山风刮来，山谷里烟雾迷蒙，淅淅沥沥下起了毛毛雨。我抬脚踢一下那个新兵，发现他累得躺在蒲草上睡着了，便不忍再惊醒他。我独自下山去执行任务，感觉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砍一根竹竿拄在手里，仍觉头晕目眩，脚下一打滑，骨碌碌滚下山，瞬间大脑一片空白。阴阳两界，生死关头，我本能地伸出胳膊，于半山腰抱住一棵小树，终于捡回一条命。惊魂未定，我闭着眼伸伸胳膊腿，除了疼痛，所幸都能动弹，于是咬牙攀着树枝往上爬，费好大劲儿爬进山洞，胳膊腿磕破皮直冒血，一声苦也不敢叫。前线官兵每时每刻都在流血牺牲，我这点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
仔细想想，我一路从乡村拼搏出来，也确实不容易。
1976年，我高中毕业，面对高考之门紧闭，自以为能写爱画，却报国无门，返乡拼命干农活，原本有机会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生产队长是建国初期的老党员，私下将指标截留给了自己初中毕业的女儿，坚持要把队长的位置让给我。一天到晚红薯汤红薯馍吃得满嘴流酸水，我铁了心要“跳农门”。那年冬天，我和村人跳进冰凌碴子的水里挖完河，听说接兵的进了村，就蹦蹦跳跳去报名参军，大队干部说：“你靠边站，人家不要独子。”我不死心，连夜独坐灯下写申请书。那时候穷乡旮旯连煤油都买不起，点灯用8分钱一斤的农用柴油，直冒黑烟，把两个鼻孔熏得黑乎乎的。我搜肠索句，寻找写作的灵感，什么“位卑未敢忘忧国”，“国不可一日无防”，等等，洋洋洒洒写下万言，仍意犹未尽，从墙壁上揭掉一张《红灯记》剧照，翻过来当画纸，没有颜料，用蜡笔比葫芦画瓢涂染一幅《西游记》，一直熬到鸡叫。次日早起，我卷着画和申请书去找接兵的连长，那个四川籍的连长跟我比身高，我1米76比他高半头。连长草草翻了一下我写的申请书，哈哈大笑说：“这个兵老子要定啰！”我家6姊妹，就我是男孩，本来担心父母会拖后腿，没想到父母不打折扣地支持我。母亲说，1948年开封解放后，一个南下的团长见我父亲写一笔好字，在家里做半天工作，要我父親跟他当秘书。大爷和爷爷弟兄俩守我父亲一棵独苗，硬把他锁进草屋藏起来，可惜父亲空有一肚子文化，呆在乡村打一辈子土坷垃。开明的父母让我离家奔前程，我确实没有辜负二老的期望，半年前部队派人到地方调查三亲六故，将我的档案和提职报告上报师里，很快就成了重点培养的干部苗子。如今上了前线，正是组织考验的关键时刻，我只有经受战火的洗礼，用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3月4日，我军突破奇穷河，一举攻占越南北部重镇谅山，通往河内的最后一道屏障被打开。
谅山距越南首都河内130公里，一马平川，已无险可守。我军若乘胜追击，机械化开进，对河内将构成包围态势。
此时，在中国政治避难的前越共领导人黄文欢频繁接触中共高层人物，让外界纷纷猜测，他是否会取代黎笋集团，直接与中国修好？东线指战员摩拳擦掌，单等一声令下，与西线云南的部队会师河内。
3月5日早晨，中央军委通过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军队将于本日内从越南撤军。
嘴上说撤军，实际上前线局部战斗仍不间断，我部士气正旺，乘胜又捎带了脱浪县城。撤军时部队交替掩护，单等越军从后边追上来，一个回马枪杀过去，狠狠揍他一顿。
3月6日，后半夜，迷糊中我踽踽独行，走进一个冰川大峡谷，天地一片银白，前路茫茫，正不知去向，一白眉白须老丈飘然而至，递给我一本书。我低头翻开书页，白纸上却空无一字，再看老者，早已无影无踪。茫然四顾，平空轰隆隆一声炸雷，惊得我一跃而起，原来是南柯一梦。此时天色微明，对面炮阵地上，我军新一轮的炮火打击又开始了。我一跃而起，但刚站起来就摔倒了，如此反复几次，两条腿咋也不听使唤。门诊所长老徐闻讯跑来，说是劳累过度，重症肌无力，下去养几天吧。我匆忙将手枪和文件包移交，以为过几天就能活蹦乱跳地回来，谁知这一去生死难料。 3月12日夜晚，连续中转3个地方，我被担架抬进大山深处的野战医院，黑夜辨不清楚方向，也不见房屋，一个临时搭建的大草棚子四处透风，感觉连氧气也没有。医生将我全身衣服扒光，这个掀开被子看看，那个又检查一遍，寒冷的山风钻进草棚子里，冻得我浑身冰凉，牙巴骨磕碰得直响。此时我的四肢已不能动，连身也不会翻，呼吸明显出现衰竭，神智清醒中，我冲科室主任直哀求：“救救我，我还年轻，我不能死在这里。”黑灯瞎火，主任找来院长，请求将我紧急转院，院长却面露难色。越军的特工晚上神出鬼没，装扮成我军人员，几次袭击运送伤员的车辆，当地的民兵都支前走了，苦于路途没人护送。夜半时分，医院从附近村里找来一个民兵营长，手里掂着一支冲锋枪，院长对民兵营长说，路上任何人拦截都不要停车。正是院长这句话，救了我一条命。那晚我躺在担架上输着液体，汽车一路狂奔，黎明前赶到南宁市303医院，急诊室刚死去一位伤员，就把奄奄一息的我抬进去抢救。301医院支前的专家匆忙赶来，为我实施气管切开手术。断断续续听专家跟医生说，我是摔伤感染持续高烧，引发合并症，全身的运动神经从颈椎以下损坏殆尽，呼吸肌麻痹导致肺功能衰竭，死亡率高达95% 。也就是说，属于我的生存希望只有5%，即便能保全性命，恐怕要躺床一辈子了。
幸好我还有一口气，生命垂危中留下遗言：“我死后将遗体献给祖国医学，供科学研究。”那位早已过了激动年龄的当班女军医闻言，痛哭失声劝慰说：“孩子，你会挺过这一关的。”
其实我也不想死啊！我家单传两代，年迈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亲都盼着我回去给他们养老送终。“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收音机里，音乐大师贝多芬那铿锵有力的呐喊，在我行将熄灭的心灵回音壁上经久震荡，强烈的求生欲望，促使我每天吸三大瓶氧气的同时，开始不停地吞咽食物，尽管我的咬肌也处于半麻痹状态。浑浑噩噩中，我在地狱门前游离了100多个日日夜夜，或许是我那顽强的精神感动了阎罗，善心大发的阎罗令索命的黑白无常止步于奈何桥，给我一个返回人间孝敬爹娘的机会。大难不死，我终于活了下来。
历经磨难，当我拄着两条拐杖回归故里，撑起这个岌岌可危的门户，让父母的生活重新点燃起为老祖宗延续香火的希望，开开心心步入88岁高寿之年。如今，两鬓斑白的我，虽身残，却能够为老父老母做一碗饭，炒一盘菜，看着老人家吃得香甜，满脸皱纹溢出笑靥，如盛开的金盏菊，我心亦安的同时，心底忽然冒出一个念想，假如当年我没能逃过一劫，成为南疆烈士陵园一方永恒的墓碑，今日哭倒在墓地的白发人，一定是我的亲爹娘。也许，思儿心切的爹娘痛不欲生，早已追随孤魂而去……
那场战争早已烟消云散，长期处于歌舞升平中的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或许不屑于旧事重提。岂知和平不是忍让出来的，这种温水中的“青蛙效应”，着实令人堪忧。心思浩茫，我吟起当代诗人秦兆阳的诗句：“历史在咀嚼着生活的滋味/大地上浸透了欢笑和眼泪/消失的未必会全都消失/泥土在抚慰着衰草的根须……”
遥想当年，一块从军作战的弟兄，扶摇直上者不乏其人，有些已先后步入将星行列。回首再看身居乡村的老兵，英雄功臣亦有人在，事农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重负熬白了他们的头发。遂自思，今生能够食国家俸禄，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布衣蔬食，活着真好。
然心火难灭，时常想起唐人韦应物的诗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于是，我拄杖蹒跚走出家门，南下三千里，让烈士的兄弟们轮换着把我背上山坡，驻足于成百上千的墓碑方阵之间，看一眼长眠的弟兄，挨个呼唤那曾经熟悉的英名，发一通“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之感慨，止不住老泪纵横。继而，携“老夫聊发少年狂”余勇，赴南疆国门，故地重游，搜寻旧梦，再看看青山那边令多少老兵愛恨交加却又耿耿于怀的邻居，由衷感到，和平不失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可那和平景象的背后，浸染了多少年轻英灵的鲜血和生命啊！
南疆归来，带着阵亡弟兄冥冥之中嘱托，我下乡探望烈士90多岁的父母。临别，大娘拄杖颤巍巍送出大门，牵着我的手迟迟不肯放松，那一刻，我即他儿，他儿是我，四目相视，泪眼迷蒙。
由此，我抬起一双肌肉萎缩尚不灵便的残手，不停地敲击键盘，为南疆长眠地下的弟兄寄托哀思，为九死一生的参战幸存老兵呐喊，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军魂放歌！
1979年3月2日夜晚，凌厉的山风裹着雨丝下个不停，黑濛濛的夜空伸手不见五指。我军进攻谅山的战斗正酣，指挥所奉命向前推进，我带着一辆卡车负责收容撤线的电话兵，被加入战斗的预备队阻于公路后边，直到凌晨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整天没吃一口热乎东西，我饿得前心贴后背，狼吞虎咽嚼一块压缩饼干，四处找水喝，在一个压缩饼干桶里舀两半碗水喝干，却是陈参谋的洗脚水。次日早起，我下山一瞧，才知昨晚喝的洗脚水是从一个死水坑里弄来的，眼瞅着水面上漂浮的死猪死鸡膨胀腐烂，立时胃肠翻滚直干哕。
趁着空闲，我掂一把砍刀爬上附近的山坡，钻进一人深的蒲草丛中割干叶子，想在冒水的山洞里打一个地铺。乍然抬头，冷不丁瞅见山下耸立一棵木棉树，如火如荼的木棉花开满枝头，看一眼令人心悸。昨天上午，我们出去检查线路，半道上遇到一辆卡车停在路边，我扒着车厢板上去瞅瞅，看到几具血肉模糊的遗体躺在车厢里。前边靠车头的地方，半躺着两个满脸血污的重伤员，已经辨不清五官，卫生员手里举着输液袋正给伤员补充液体，那情景惊得我心头发紧，闭眼跳下车，血肉模糊的影子反复在脑际中闪现。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我只要一见到人身上流血，就会出现条件反射，浑身发冷，心颤直往下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战争遗留下来的综合征。
彼时，我部已穿插敌后，切断了谅山守敌的退路，解除兄弟部队围歼战后顾之忧。越军避我锋芒，分散兵力迂回山间，依托有利地形打游击，徒弟跟老师玩起了“藏猫猫”。前线官兵围攻半天，由于战斗队形过于密集，遭受很大伤亡攻破山头，守敌顷刻间作鸟兽散，极难吃掉他们的主力。一线部队的口令经常失密，一天中更换多次，都由我负责实施，通往前线阵地的电话也由我监听。这天下午，2团的话务员紧急报告，一个陌生电台在他们周围出现，操着生硬的普通话频繁向他们呼叫。我将情况报告科长，科长命令他们马上关机，转移位置。2团的电台刚转移，敌人的炮弹就呼啸而来，这一举避免了伤亡。前线胶着，指挥部也一片忙碌，电话铃声不断。炮兵科的参谋人手一部电话，直接指挥炮群速射，他们看着手表喊一声“放”，对面炮阵地上即刻轰隆隆如雷贯耳。
由于误喝了污水，一整天我拉了五次肚子，严重脱水，身上还一直发高烧，大脑晕晕乎乎。这天傍晚，一阵山风刮来，山谷里烟雾迷蒙，淅淅沥沥下起了毛毛雨。我抬脚踢一下那个新兵，发现他累得躺在蒲草上睡着了，便不忍再惊醒他。我独自下山去执行任务，感觉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砍一根竹竿拄在手里，仍觉头晕目眩，脚下一打滑，骨碌碌滚下山，瞬间大脑一片空白。阴阳两界，生死关头，我本能地伸出胳膊，于半山腰抱住一棵小树，终于捡回一条命。惊魂未定，我闭着眼伸伸胳膊腿，除了疼痛，所幸都能动弹，于是咬牙攀着树枝往上爬，费好大劲儿爬进山洞，胳膊腿磕破皮直冒血，一声苦也不敢叫。前线官兵每时每刻都在流血牺牲，我这点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
仔细想想，我一路从乡村拼搏出来，也确实不容易。
1976年，我高中毕业，面对高考之门紧闭，自以为能写爱画，却报国无门，返乡拼命干农活，原本有机会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生产队长是建国初期的老党员，私下将指标截留给了自己初中毕业的女儿，坚持要把队长的位置让给我。一天到晚红薯汤红薯馍吃得满嘴流酸水，我铁了心要“跳农门”。那年冬天，我和村人跳进冰凌碴子的水里挖完河，听说接兵的进了村，就蹦蹦跳跳去报名参军，大队干部说：“你靠边站，人家不要独子。”我不死心，连夜独坐灯下写申请书。那时候穷乡旮旯连煤油都买不起，点灯用8分钱一斤的农用柴油，直冒黑烟，把两个鼻孔熏得黑乎乎的。我搜肠索句，寻找写作的灵感，什么“位卑未敢忘忧国”，“国不可一日无防”，等等，洋洋洒洒写下万言，仍意犹未尽，从墙壁上揭掉一张《红灯记》剧照，翻过来当画纸，没有颜料，用蜡笔比葫芦画瓢涂染一幅《西游记》，一直熬到鸡叫。次日早起，我卷着画和申请书去找接兵的连长，那个四川籍的连长跟我比身高，我1米76比他高半头。连长草草翻了一下我写的申请书，哈哈大笑说：“这个兵老子要定啰！”我家6姊妹，就我是男孩，本来担心父母会拖后腿，没想到父母不打折扣地支持我。母亲说，1948年开封解放后，一个南下的团长见我父亲写一笔好字，在家里做半天工作，要我父親跟他当秘书。大爷和爷爷弟兄俩守我父亲一棵独苗，硬把他锁进草屋藏起来，可惜父亲空有一肚子文化，呆在乡村打一辈子土坷垃。开明的父母让我离家奔前程，我确实没有辜负二老的期望，半年前部队派人到地方调查三亲六故，将我的档案和提职报告上报师里，很快就成了重点培养的干部苗子。如今上了前线，正是组织考验的关键时刻，我只有经受战火的洗礼，用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3月4日，我军突破奇穷河，一举攻占越南北部重镇谅山，通往河内的最后一道屏障被打开。
谅山距越南首都河内130公里，一马平川，已无险可守。我军若乘胜追击，机械化开进，对河内将构成包围态势。
此时，在中国政治避难的前越共领导人黄文欢频繁接触中共高层人物，让外界纷纷猜测，他是否会取代黎笋集团，直接与中国修好？东线指战员摩拳擦掌，单等一声令下，与西线云南的部队会师河内。
3月5日早晨，中央军委通过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军队将于本日内从越南撤军。
嘴上说撤军，实际上前线局部战斗仍不间断，我部士气正旺，乘胜又捎带了脱浪县城。撤军时部队交替掩护，单等越军从后边追上来，一个回马枪杀过去，狠狠揍他一顿。
3月6日，后半夜，迷糊中我踽踽独行，走进一个冰川大峡谷，天地一片银白，前路茫茫，正不知去向，一白眉白须老丈飘然而至，递给我一本书。我低头翻开书页，白纸上却空无一字，再看老者，早已无影无踪。茫然四顾，平空轰隆隆一声炸雷，惊得我一跃而起，原来是南柯一梦。此时天色微明，对面炮阵地上，我军新一轮的炮火打击又开始了。我一跃而起，但刚站起来就摔倒了，如此反复几次，两条腿咋也不听使唤。门诊所长老徐闻讯跑来，说是劳累过度，重症肌无力，下去养几天吧。我匆忙将手枪和文件包移交，以为过几天就能活蹦乱跳地回来，谁知这一去生死难料。 3月12日夜晚，连续中转3个地方，我被担架抬进大山深处的野战医院，黑夜辨不清楚方向，也不见房屋，一个临时搭建的大草棚子四处透风，感觉连氧气也没有。医生将我全身衣服扒光，这个掀开被子看看，那个又检查一遍，寒冷的山风钻进草棚子里，冻得我浑身冰凉，牙巴骨磕碰得直响。此时我的四肢已不能动，连身也不会翻，呼吸明显出现衰竭，神智清醒中，我冲科室主任直哀求：“救救我，我还年轻，我不能死在这里。”黑灯瞎火，主任找来院长，请求将我紧急转院，院长却面露难色。越军的特工晚上神出鬼没，装扮成我军人员，几次袭击运送伤员的车辆，当地的民兵都支前走了，苦于路途没人护送。夜半时分，医院从附近村里找来一个民兵营长，手里掂着一支冲锋枪，院长对民兵营长说，路上任何人拦截都不要停车。正是院长这句话，救了我一条命。那晚我躺在担架上输着液体，汽车一路狂奔，黎明前赶到南宁市303医院，急诊室刚死去一位伤员，就把奄奄一息的我抬进去抢救。301医院支前的专家匆忙赶来，为我实施气管切开手术。断断续续听专家跟医生说，我是摔伤感染持续高烧，引发合并症，全身的运动神经从颈椎以下损坏殆尽，呼吸肌麻痹导致肺功能衰竭，死亡率高达95% 。也就是说，属于我的生存希望只有5%，即便能保全性命，恐怕要躺床一辈子了。
幸好我还有一口气，生命垂危中留下遗言：“我死后将遗体献给祖国医学，供科学研究。”那位早已过了激动年龄的当班女军医闻言，痛哭失声劝慰说：“孩子，你会挺过这一关的。”
其实我也不想死啊！我家单传两代，年迈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亲都盼着我回去给他们养老送终。“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收音机里，音乐大师贝多芬那铿锵有力的呐喊，在我行将熄灭的心灵回音壁上经久震荡，强烈的求生欲望，促使我每天吸三大瓶氧气的同时，开始不停地吞咽食物，尽管我的咬肌也处于半麻痹状态。浑浑噩噩中，我在地狱门前游离了100多个日日夜夜，或许是我那顽强的精神感动了阎罗，善心大发的阎罗令索命的黑白无常止步于奈何桥，给我一个返回人间孝敬爹娘的机会。大难不死，我终于活了下来。
历经磨难，当我拄着两条拐杖回归故里，撑起这个岌岌可危的门户，让父母的生活重新点燃起为老祖宗延续香火的希望，开开心心步入88岁高寿之年。如今，两鬓斑白的我，虽身残，却能够为老父老母做一碗饭，炒一盘菜，看着老人家吃得香甜，满脸皱纹溢出笑靥，如盛开的金盏菊，我心亦安的同时，心底忽然冒出一个念想，假如当年我没能逃过一劫，成为南疆烈士陵园一方永恒的墓碑，今日哭倒在墓地的白发人，一定是我的亲爹娘。也许，思儿心切的爹娘痛不欲生，早已追随孤魂而去……
那场战争早已烟消云散，长期处于歌舞升平中的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或许不屑于旧事重提。岂知和平不是忍让出来的，这种温水中的“青蛙效应”，着实令人堪忧。心思浩茫，我吟起当代诗人秦兆阳的诗句：“历史在咀嚼着生活的滋味/大地上浸透了欢笑和眼泪/消失的未必会全都消失/泥土在抚慰着衰草的根须……”
遥想当年，一块从军作战的弟兄，扶摇直上者不乏其人，有些已先后步入将星行列。回首再看身居乡村的老兵，英雄功臣亦有人在，事农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重负熬白了他们的头发。遂自思，今生能够食国家俸禄，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布衣蔬食，活着真好。
然心火难灭，时常想起唐人韦应物的诗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于是，我拄杖蹒跚走出家门，南下三千里，让烈士的兄弟们轮换着把我背上山坡，驻足于成百上千的墓碑方阵之间，看一眼长眠的弟兄，挨个呼唤那曾经熟悉的英名，发一通“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之感慨，止不住老泪纵横。继而，携“老夫聊发少年狂”余勇，赴南疆国门，故地重游，搜寻旧梦，再看看青山那边令多少老兵愛恨交加却又耿耿于怀的邻居，由衷感到，和平不失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可那和平景象的背后，浸染了多少年轻英灵的鲜血和生命啊！
南疆归来，带着阵亡弟兄冥冥之中嘱托，我下乡探望烈士90多岁的父母。临别，大娘拄杖颤巍巍送出大门，牵着我的手迟迟不肯放松，那一刻，我即他儿，他儿是我，四目相视，泪眼迷蒙。
由此，我抬起一双肌肉萎缩尚不灵便的残手，不停地敲击键盘，为南疆长眠地下的弟兄寄托哀思，为九死一生的参战幸存老兵呐喊，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军魂放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