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近日正式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水十条”），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
　　这份文件指向明确，其所针对的严峻事实是：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既影响和损害群众健康，也不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譬如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中国每年仅水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至12%，中国连年高增长的成本支出，因环境污染而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6%。
　　但是“治水”单靠一个“严”字并不充分。有研究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后，我国环境规制对环境改善的效应并不明显，究其原因，除了部分源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更重要的仍在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效率的相对低下并存，是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在这一基本面大体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单靠政府规制一条腿走路，很难摆脱事倍功半的尴尬。
　　这其实也正是为什么“水十条”开宗明义提出，“坚持政府市场协同”原因所在。事实再三表明，市场机制可以，并且必须成为政府规制之外更有力的抓手。因为，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禀赋较低的国家（包括水资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增长路径，本身就生成于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产权制度，以及各种建基于其上的经济人“理性”;另一方面，生产、生活所投入的各种要素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只要要素之间相对价格发生变动，就能够从根本上驱动要素间发生替换，进而在宏观维度上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这种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水资源为例：有研究表明，我国用水需求的收入弹性（指在价格和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收入变化所引起的需求数量发生变化的程度大小）高达1.305。这说明，在现行价格水平下，随着经济成长与收入增长，用水需求将会以比之更高的速度向上攀升。因此，即便不论水资源的有限性，单以增加供给与后续排污、处理的财政投入而言，就起码需要以同样倍数的增速才能跟得上需求增长;不过好在与此同时，我国用水需求的价格弹性（指某一产品价格变动时，该种产品需求量相应变动的灵敏度）比收入弹性更高，达到2.43，这说明只要借助价格杠杆，就可以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有效调控不经济的用水需求，更可持续地推动实现水资源的供需平衡。
　　当然，在中国这个新兴加转轨的国家中，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政府之手在不断与此互动过程中的不越位、不缺位，向来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典型课题。譬如“水十条”发布后，市场预计后续相关政府投资将达2万亿元，而如此巨大的投资额，会不会对私人经济组织形成“挤出效应”？同时环境准入条件的大幅度提升，会不会有地方政府因为不恰当的阳奉阴违，反而获得更多招商引资的低成本“优势”？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归根结底，“治水”要靠政府、市场两条腿走路，而这两条腿的协同，要靠改革创新统筹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