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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提出在阐释文本时，作者的作用不再重要。此观点的出现颠覆了以作者为批评中心的传统文学话语体系，使得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开始关注文本，强调读者。而如何看待作者的主体性是当前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作者之死》进行梳理，提出不能将作者与读者置于二元对立中，在文本阐释时，作者的主体性不容否认，而读者的作用也不能夸大。
关键词：罗兰·巴特；作者；读者
作者简介：周莉（1984.12-），女，苗族，湖南张家界人，硕士，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2
一、前言
1967年，罗兰·巴特在《占卜术》杂志上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文章《作者之死》。此文是“巴特后结构主义发展中的对批评、书写、文本和组成它的符号的关系的一种有用的、压缩的表达。”[1] 在这篇文章中，巴特梳理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由此来探讨文本阐释是如何产生的。在此过程中，作者和读者谁更重要，谁更应放在首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巴特借用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中描述一位装扮成女人的被阉割的男歌手所写的一段话，说明“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2]由此，巴特提出了著名的“作者之死”的观点。他认为作者与文本解释无关，写作开始时他就已经死了，由读者负责阐释文本。只有通过作者的死亡，写作才成为可能，意义的产生才成为可能。这与传统“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方法完全相反。巴特革命式的观点使“作者之死”成为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话题。巴特确实帮助恢复了长期被文学批评忽视的读者的位置。但在此文中，他实际是将作者和读者置于了一种二元对立中。当巴特重视读者并宣布作者已死时，他否认了作者的主体性而强调读者的重要性。本文从巴特的《作者之死》出发，探讨在阐释文本时，作者的主体性和读者的重要性，并指出作者的主体性并不容否认，同时也不能夸大读者的作用。
二、作者的主体性
传统的文学批评重点关注作者，依赖于有关作者的一切材料，如访谈、传记、信件等来解释文本。如巴特所言“好作品的解释总是从生产作品的人一侧寻找，就好像透过虚构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即作者的声音在提供‘秘闻’。”[2]但巴特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才是写作的起源，“是言语活动在说话，而不是作者。”[2]现代的作者只是抄写者，自动记录下语言想要让他表达的东西。巴特把这称为自动写作，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时只是“让手尽可能快地写作连脑袋都不知道的事情。”[2] 因此，文本其实也与作者无关，它只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特完全否认了作者的主体性。《作者之死》中的作者更像是受语言和文化控制的傀儡，只能被动地接受和记录各种已存在的东西。可以说，“巴特之所以强烈地批判‘作者’理论，其实是为了推翻通过‘作者’建构起来的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从而建立起一种以‘阅读’为重点和中心的文学观。”[3]
如上所述，巴特认为作者被动地接受已存在的事物。他只能遵循语言系统并使用已有词语和句子来写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的确无法在写作中创造新东西。但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明确指出多个世纪以来，文学的内容并没有太大改变，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是由形式决定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取决于其新的文学手法。因此，作者写作的过程就是运用已有语言系统进行创作的过程。这些过程中，作者打乱已有的词汇、词组及句子结构并进行重组。在这种创造过程中，作者的主体性不言而喻，语言也只能依赖作者起作用。如作者失去其主体性，文学也就失去了差异性。
巴特在《作者之死》中还提到文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文本确实深受文化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就失去了主体性。作者的主体性体现在不同文化材料的选择上。为什么不同的作家会选择不同的文学手法来进行写作？为什么威廉·福克纳喜欢使用意识流手法，而布莱希特则选择陌生化手法？这其实就是作者的主体性。虽然他们都受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可以出于自己的主体性，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不同的个人经历及性格等使他们选择写作的手法和材料。文化和语言不能完全剥夺作者的主体性。在《作者之死》中，巴特以普鲁斯特为例，以说明写作中作者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普鲁斯特也是提倡“作者已死”的作家之一。巴特认为普鲁斯特“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说之中，而是彻底颠倒，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变成了一种创作，而他的书则成为了这种创作的样板。”[2] 但这个例子恰好证明了作者的主体性在他的写作中如何运作。尽管普鲁斯特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放入小说，但他把自己希望的生活放入了小说。他选择了他想写的东西。因此，不能因为文学写作中语言的重要性就否认作者的主体性。在写作中，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正是因为作者发挥了其主体性，文学作品才能更多样化。
三、读者的作用
在《作者之死》中，除了否认作者的主體性以外，巴特还将重点放在了强调读者的作用上。他对读者的重视贯穿了全文，而宣布作者死亡的目的也是为了恢复文学批评中读者的作用。巴特认为，作者之死也就意味着读者的诞生。“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但是，这种多重性却汇聚在一处，这一处不是至今人们说的作者，而是读者。”[2] 也就是说，巴特认为文本由多维空间构成，是由多种引证构成的编织物，因此，文本具有多重含义。而能理解文本多重含义并进行解读的，并非作者，而是读者。由此可见，巴特赋予了读者一种普遍性，他主张读者能承载文本的多样性，并理解所有的含义。巴特认为“读者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他仅仅是在同一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2] 巴特认为只有强调读者，忽略作者，写作才有未来。
但巴特似乎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创造出完美的读者。在《作者之死》中，他夸大了读者的重要性。巴特提到的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读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任何人的阅读体验都受到其社会地位、历史环境、文化等的限制。的确，就像巴特所言，写作完成后，作者就会消失，他与作品也就再无关系，而解读作品的任务应由读者完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能否如巴特所言，理解文本的所有含义呢？如前所属，作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作者通过使用语言结构和创造新形式在文本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作者在原有的事物中进行选择、重构来进行创造。通过这种选择，文本中的单词或句子可能具有多重含义。因此，读者很难理解文本所有的含义。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读者如何能普遍完整地理解所有文本的所有含义呢？例如，在阅读莎士比亚时，中国读者和英国读者必然会有不同的感受，给出不同的解释。虽然巴特认为文本解读过程中应忽略作者的重要性，但通过强调读者的作用，他实际上赋予了文本一个强势的读者。读者的确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保有自己的观点并给出文本解读，但读者的个人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文本解读。
四、结论
在《作者之死》中，罗兰·巴特否认了作者的主体性，同时也强调了读者的作用。对他而言，写作最重要的不是作者或写作本身，而是读者。通过分析作者、语言系统以及读者的作用，他将作者和文学语言，作者和读者置于二元对立中。虽然文学文本及其意义是由语言决定的，但忽视作者的主体性是不合理的。作者通过创造新形式和新的文学手法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选择单词和句子结构的过程中，作者实际上是完成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完成自动写作的被动的接受者或抄写者。至于读者，过分强调他的重要性也并不明智。受到个人差异的影响，读者不可能像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理解文本的多重含义。
参考文献：
[1]格雷厄姆·艾伦. 导读巴特[M]. 杨晓文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罗兰·巴特. 作者之死[A]. 怀宇译. 罗兰·巴特随笔选[C].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300-307.
[3]邓刚. 布朗肖和巴特论作者之死[J]. 当代作家评论， 2016 （4）： 200-207.
关键词：罗兰·巴特；作者；读者
作者简介：周莉（1984.12-），女，苗族，湖南张家界人，硕士，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2
一、前言
1967年，罗兰·巴特在《占卜术》杂志上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文章《作者之死》。此文是“巴特后结构主义发展中的对批评、书写、文本和组成它的符号的关系的一种有用的、压缩的表达。”[1] 在这篇文章中，巴特梳理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由此来探讨文本阐释是如何产生的。在此过程中，作者和读者谁更重要，谁更应放在首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巴特借用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中描述一位装扮成女人的被阉割的男歌手所写的一段话，说明“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2]由此，巴特提出了著名的“作者之死”的观点。他认为作者与文本解释无关，写作开始时他就已经死了，由读者负责阐释文本。只有通过作者的死亡，写作才成为可能，意义的产生才成为可能。这与传统“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方法完全相反。巴特革命式的观点使“作者之死”成为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话题。巴特确实帮助恢复了长期被文学批评忽视的读者的位置。但在此文中，他实际是将作者和读者置于了一种二元对立中。当巴特重视读者并宣布作者已死时，他否认了作者的主体性而强调读者的重要性。本文从巴特的《作者之死》出发，探讨在阐释文本时，作者的主体性和读者的重要性，并指出作者的主体性并不容否认，同时也不能夸大读者的作用。
二、作者的主体性
传统的文学批评重点关注作者，依赖于有关作者的一切材料，如访谈、传记、信件等来解释文本。如巴特所言“好作品的解释总是从生产作品的人一侧寻找，就好像透过虚构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即作者的声音在提供‘秘闻’。”[2]但巴特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才是写作的起源，“是言语活动在说话，而不是作者。”[2]现代的作者只是抄写者，自动记录下语言想要让他表达的东西。巴特把这称为自动写作，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时只是“让手尽可能快地写作连脑袋都不知道的事情。”[2] 因此，文本其实也与作者无关，它只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特完全否认了作者的主体性。《作者之死》中的作者更像是受语言和文化控制的傀儡，只能被动地接受和记录各种已存在的东西。可以说，“巴特之所以强烈地批判‘作者’理论，其实是为了推翻通过‘作者’建构起来的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从而建立起一种以‘阅读’为重点和中心的文学观。”[3]
如上所述，巴特认为作者被动地接受已存在的事物。他只能遵循语言系统并使用已有词语和句子来写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的确无法在写作中创造新东西。但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明确指出多个世纪以来，文学的内容并没有太大改变，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是由形式决定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取决于其新的文学手法。因此，作者写作的过程就是运用已有语言系统进行创作的过程。这些过程中，作者打乱已有的词汇、词组及句子结构并进行重组。在这种创造过程中，作者的主体性不言而喻，语言也只能依赖作者起作用。如作者失去其主体性，文学也就失去了差异性。
巴特在《作者之死》中还提到文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文本确实深受文化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就失去了主体性。作者的主体性体现在不同文化材料的选择上。为什么不同的作家会选择不同的文学手法来进行写作？为什么威廉·福克纳喜欢使用意识流手法，而布莱希特则选择陌生化手法？这其实就是作者的主体性。虽然他们都受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可以出于自己的主体性，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不同的个人经历及性格等使他们选择写作的手法和材料。文化和语言不能完全剥夺作者的主体性。在《作者之死》中，巴特以普鲁斯特为例，以说明写作中作者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普鲁斯特也是提倡“作者已死”的作家之一。巴特认为普鲁斯特“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说之中，而是彻底颠倒，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变成了一种创作，而他的书则成为了这种创作的样板。”[2] 但这个例子恰好证明了作者的主体性在他的写作中如何运作。尽管普鲁斯特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放入小说，但他把自己希望的生活放入了小说。他选择了他想写的东西。因此，不能因为文学写作中语言的重要性就否认作者的主体性。在写作中，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正是因为作者发挥了其主体性，文学作品才能更多样化。
三、读者的作用
在《作者之死》中，除了否认作者的主體性以外，巴特还将重点放在了强调读者的作用上。他对读者的重视贯穿了全文，而宣布作者死亡的目的也是为了恢复文学批评中读者的作用。巴特认为，作者之死也就意味着读者的诞生。“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但是，这种多重性却汇聚在一处，这一处不是至今人们说的作者，而是读者。”[2] 也就是说，巴特认为文本由多维空间构成，是由多种引证构成的编织物，因此，文本具有多重含义。而能理解文本多重含义并进行解读的，并非作者，而是读者。由此可见，巴特赋予了读者一种普遍性，他主张读者能承载文本的多样性，并理解所有的含义。巴特认为“读者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他仅仅是在同一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2] 巴特认为只有强调读者，忽略作者，写作才有未来。
但巴特似乎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创造出完美的读者。在《作者之死》中，他夸大了读者的重要性。巴特提到的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读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任何人的阅读体验都受到其社会地位、历史环境、文化等的限制。的确，就像巴特所言，写作完成后，作者就会消失，他与作品也就再无关系，而解读作品的任务应由读者完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能否如巴特所言，理解文本的所有含义呢？如前所属，作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作者通过使用语言结构和创造新形式在文本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作者在原有的事物中进行选择、重构来进行创造。通过这种选择，文本中的单词或句子可能具有多重含义。因此，读者很难理解文本所有的含义。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读者如何能普遍完整地理解所有文本的所有含义呢？例如，在阅读莎士比亚时，中国读者和英国读者必然会有不同的感受，给出不同的解释。虽然巴特认为文本解读过程中应忽略作者的重要性，但通过强调读者的作用，他实际上赋予了文本一个强势的读者。读者的确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保有自己的观点并给出文本解读，但读者的个人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文本解读。
四、结论
在《作者之死》中，罗兰·巴特否认了作者的主体性，同时也强调了读者的作用。对他而言，写作最重要的不是作者或写作本身，而是读者。通过分析作者、语言系统以及读者的作用，他将作者和文学语言，作者和读者置于二元对立中。虽然文学文本及其意义是由语言决定的，但忽视作者的主体性是不合理的。作者通过创造新形式和新的文学手法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选择单词和句子结构的过程中，作者实际上是完成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完成自动写作的被动的接受者或抄写者。至于读者，过分强调他的重要性也并不明智。受到个人差异的影响，读者不可能像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理解文本的多重含义。
参考文献：
[1]格雷厄姆·艾伦. 导读巴特[M]. 杨晓文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罗兰·巴特. 作者之死[A]. 怀宇译. 罗兰·巴特随笔选[C].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300-307.
[3]邓刚. 布朗肖和巴特论作者之死[J]. 当代作家评论， 2016 （4）： 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