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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起义不容易,想来想去,我决定去考空军,后来果然考上了。考取之后,海军不肯放人,要求我工作5年以上才能离开。我一直往上找到海军总司令,表示不行的话,我只好开小差了。他说:“开小差?!三天不到我就把你抓回来。”
那咱们就试试。我跑到台南的空军办事处,找到一个空军上校,空军招个人不容易,他们一看我就很喜欢。那个上校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在空军新生社里住下,海军根本没法抓我。
海军知道我去空军报到后,就跟空军协商要把我领回去。空军不给人,海军打报告去“国防部”告状。后来在台北空军作战部,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一见我就说:“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韦大卫啊,为了你,空军和海军打官司,国防部的卷宗都那么厚了。”
我在空军学飞行,海军政治部又来了文件,说我有共产党嫌疑。空军政治部不敢怠慢,赶紧审查我。空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成为国民党员,我坚决不入,政治部就天天找我谈话,每天都谈到晚上12点以后,凌晨3点多我又要起飞,睡眠严重不足。
有个看出门道的教官很同情我,他说:“韦大卫啊,为什么老找你个别谈话?”我说不知道。他说:“这还不清楚,他们没别的办法整你,只好希望你睡眠不足摔死。”那飞机不也得摔坏了吗?他说摔个飞机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那时我单飞很长时间,也考虑跑了。这时一道命令下来,要调我去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我那时既没毕业,也没作战经验,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不去又逃不掉。结果,我就去报到的当天就被抓起来了。
当时一共抓了8个人,其实没一人是共产党。我们在台北关了10天,既不问也不审,就被转移到台南的空军监狱。找律师打官司,律师也不敢接,说军事案件管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局已经打算把我们送到火烧岛,就是后来的绿岛去了。真去的话,一辈子只能在那等死了。
我们8个人里,有个同学的姑父正好是周至柔。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原来是空军总司令,退休后任“国防部“的参谋总长,他打电话把他的继任臭骂了一顿,下令把我们全放了。我算是沾光了。
出来以后,我悄悄地溜到了台北。我没证件,又是个大陆人,找工作十分困难,只能去歌厅唱歌。我混到台北的“中国之友社”,很多外国人在那喝酒跳舞,待遇也比较好。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把我荐到美军顾问团去做事。
后来,我“活动”到松山机场里的台北飞行社,在那当飞行教员。那里有20多架飞机,但是速度慢,油量少,不适合飞行。只有一架美国造的“塞斯纳”,性能无与伦比,那是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指挥地面作战时的专机。这架飞机保密性很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师和警卫,别人根本不能靠近。
我从外面找了关于“塞斯纳”装备的资料,工作之余,就拿望远镜来观察它的飞行状况。当时台北有个“西方企业公司”,其实是美国的特务机构,他们经常利用这一架飞机,秘密飞出去又飞回来,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去。
这架飞机有6个警卫员轮班,我有钱,就请他们抽烟喝酒,没多久就混熟了。
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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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6日傍晚,看守“塞斯纳”的正是跟我最熟的那个警卫。我跟他说,这架飞机明天飞花莲港,早上让我试机。他知道我不能飞这架飞机,但“试机”是什么他搞不清楚。我让他帮我把飞机加满油,把零部件装上。
有两个朋友早就说好了要跟我走。这天晚上,我们去歌舞厅喝酒跳舞,通宵未眠。事先我已经打电话或写信给我空军的同学,告诉他们不要再给我写信,把跟我的合照都毁掉,他们都心知肚明。我倒是没多少感觉,反正不成功,便成仁。
1月7日凌晨5点多,我们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当天上午6点至8点值班的还是那个警卫。我本来打算把他也带上,他是国民党陆军79军退下来的,那支部队反共最激烈,他也不例外,他在大陆也没亲人。我一看,还是算了吧。
我让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用自己配的钥匙启动了磁电机。确认一切运转正常后,我把警卫拉到值班室去喝咖啡,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便趁机上了飞机。
不过,我第二次上飞机后,磁电机却启动不了,原来钥匙被拧弯了。我只能讓他们下飞机隐蔽起来,去工作室叮叮咚咚敲打了一番,回到飞机上,又发动了。两个朋友急急忙忙冲上飞机,结果被那个警卫看到了,他知道出事了,冲出来大喊大叫。
警卫看我不停,马上掏出枪往飞机上射击,还好,5枪都没打中要害。我没有通行证,进入不了跑道,只能从停机坪起飞。停机坪距离很短,两边又停着很多飞机,稍微一点刮碰就飞不起来。那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虽然速度不够,我还是拉着飞机摇摇晃晃离开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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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台已经发现停机坪上居然起来了一架飞机。无线电里不停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落地!”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这句话据说后来在台湾传得很厉害。
塔台又命令桃园新竹两个机场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进入一级战备警戒状态。我本来想沿着淡水河飞到出海口,我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8分钟,依据F-86的速度,那时它也能赶到出海口了。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云层很厚,我贴着地面低飞,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上头钻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没我熟,不敢飞这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飞出海一看,前面有3条军舰,那是美国第七舰队DD级的驱逐舰。这个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头。
我回到基隆,从屏风山俯冲下去,贴着海面飞了出去,避开了第七舰队的范围。无线电里一直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说算了吧,老子都被你们骗了7年了,你们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
我本来想飞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陆这边无线电联系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线,火力比较强。还好我没飞福州,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吴宝智,他就是当年带队飞我的中队长,1961年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告诉我,有两架F-86在我起飞20分钟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
我往南飞到泉州。泉州湾的渔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无一人,我意识到,这里肯定发警报了。果然,一进泉州湾,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来了。落地之后,他们告诉我,总共朝我打了270多发炮弹。
我一直往里飞,高射炮逐渐没有了。事后我才知道,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是起义的,并立即下令:如果继续朝大陆方向飞,就保护它;返回台湾的话就予以击落。
我一心一意想找个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那地方山特多。解放军的地面部队没接到命令,他们躲在树林里,机关枪、步枪的子弹十分密集。飞机中了四弹,我只能迫降。
落地之前,我把电门、油门全关死了。飞机刮着树枝,从树顶上“哗”地就下来了。大车道上烂泥很深,飞机虽然没栽跟头,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条很深很深的沟,眼看就要机毁人亡,刚到沟前面,飞机停了。
下来之前,我跟他们说,解放军让我们举手就举手,不要做引起误会的举动啊。
解放军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我们跟前,嘴里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老乡们倒想到我们是起义的,欢呼着跑过来,和我们握手。解放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起义的。他们还问“那你飞机上为什么不挂白旗”,飞机上能挂白旗吗?他们那时还没经验。
我赶紧让他们把飞机推到树林藏起来,上面盖了树枝,后来还拉来了伪装网。台湾是一定要派人来毁灭痕迹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来就炸掉。
我们一帮人到了官桥镇上,镇上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让我演讲。我当时心情仍然沉重,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宣传,说大陆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坟墓都平掉了。我就讲了我的思乡之情,还有个女孩子给我献了野花。
讲完之后,他们通知我,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莆田等我们吃午饭,让我赶紧上车走。
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说了家里的情况。共产党办事效率还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小妹妹就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家里人都好。
43号跑了
1956年6月11日,国务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当驾驶员。回来以后,我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领导人也相继接见我。见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他经常到机场送往迎来,外宾还没到,他就来找我,有时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别介入运动了,去西安学习吧。我那时也幼稚,我说总理呀,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次他又找我,还送了我两本精装本的《毛主席语录》,我一看他这么忙还关心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说总理啊,你别再为我的事费心了,我去学习。他听了很高兴。
我和“两航起义”的领头人物潘国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钓钓鱼,散散步。几个月后,我听说北京贴出了批我的大字报,说我问题严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决定会一会他们,急急忙忙跳上飞机回了北京。回单位也没事,我就跟他们干上了,他们贴,我也贴,一直贴到1968年我被抓起来。他们说我是“驾机叛国投敌阴谋”的首犯,我飞回来的那架“塞斯纳”也被当成了“反革命飞机”毁了。
1974年10月30日,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两个看守忙着聊天,一个去拿工具,瞭望台上的警卫去厕所了,我瞅准机会,飞快地奔向瞭望台。两道高墙越不过去,只能从瞭望台上往外跳。我两只脚挂在电网上,身子半边到了墙外。还好,白天电网没通电,不然又玩不过去了。
很快,监狱里警铃大作,看守们不停地喊:“43号跑了!43号跑了!”
不过,他们第一步就走错了。他们派出5个人,骑着自行车往火车站赶,他们怕我往外走,因为到了外地就等于大海捞针了。其实我是往城里走,因为我要告状。
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辆空卡车,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这辆卡车就是往市区开的。在牛街的红绿灯旁,我纵身一跳,开始钻胡同。
我辗转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上访人员都要先填登记表,再统一接待,那得误时间啊。我拿出工作证,拦住一个从办公室出来的同志,运气还真好,他居然知道我这个人。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
叶帅派了个联合调查组,调查了半年,证明我没有问题,后来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断两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专案组还宣布我“无权享受家庭幸福”,逼迫妻子和我离婚。我满腔义愤,离就离,出来了再和你们算总账。
纬国先生的遗憾
1981年,我恢复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经人介绍,跟小我15岁的国航英语教师靳玉珍组成了新家庭。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第二年,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我。
他说:“纬国将军很关心你,特地让我来看看你。”我很惊讶,我说当年把他飞机给飞回来,他不恨我啊。他说:“他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蒋纬国当时是台湾的三星上将,也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委员。孟昭旭经常被他派到北京来,购买大陆拍的《华夏掠影》等风光片,拿到台湾去放映,很受欢迎。我和电影局有些联系,也为他们牵线搭桥。通过孟昭旭,我和纬国先生因了特殊的机缘而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
后来,中央芭蕾舞团去台湾演出,想请张学良和蒋纬国去现场观看他们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她联系上蒋纬国先生。白淑湘的父亲曾是张学良的部下,跟蒋纬国也算有点联系。我写了封信让她带去,后来张学良和蒋纬国都去了。他们人不少啊,150人,结果蒋纬国还招待他们吃饭,每人送了纪念品,还请白淑湘给我带了些书啊、领带之类的小礼物。
1993年,蒋纬国又让孟昭旭给我带来了两本他写的书。闲谈中,我得知蒋纬国在台湾搞了个“中华梅花之友会”,国民党是把梅花当“国花”的。我灵机一动,对孟昭旭说,回去跟将军商量一下,梅花之友会把总部设在北京会不会更方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促成蒋纬国回大陆访问。
蒋纬国给我写信,同意将“中华梅花会”总部设在北京。国民党很合作,北京这边也很赞同。大陆这边希望他尽快能来。他也很想回大陆看看,他说,希望自己能够“走着回去,不要躺着回去”。
可惜的是,蔣纬国死得太早了,那时台湾那帮人对蒋家逼得也很厉害,4年后,他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了。没能和纬国先生见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遗憾,我两次申请赴台,都被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给拒绝了。
这么多年,我跟台湾联系一直没断,我在海军空军当年的那些老同学,只要来大陆,就一定会看我。我们经常聊聊过去,很多人说我是“传奇”,不过回头想一想,我这一辈子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和跨过的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