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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像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往往反映了彼时社会、政治、历史、自然、艺术等风貌。而影像作为文本一旦形成并以物质形式保留下来，却可以被各种时代、各种人群所观看、解读。而观看影像的时代自有其时代特征，对于影像文本的解读也就不尽相同，甚至于差别很大。分析电影，时代背景很重要，就像辨识一款葡萄酒，年份值得一再推敲。
[关键词] 《芙蓉镇》 故事 时代 叙事空间
“讲诉故事[1]的时代比故事讲诉的时代重要”？在2012年末重读此命题，并再一次观看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便想起钟惦棐在《谢晋电影十思》里写道“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影像被禁锢在赛璐咯上动弹不得，但思想却刺透35英寸的方块天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封锁。
“1963”、“1976” 、“1986” 、“2012”这四个看似无关的年份数字像极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话语形态——破碎而断裂，看似毫无关联却也羁绊着蛛丝马迹。倘若不是先前经历了这整个时代的狂飙与阵痛，缺失了这四个文本间互文关系的人，便无从得知在“2012”年观看“1986”年拍摄的关于“1963”到“1976”年间发生在芙蓉镇上的故事，会有一种多么强烈的情感体验产生。分析电影，时代背景很重要，就像辨识一款葡萄酒，年份值得一再推敲。
一、 故事讲诉的时代
早年的电影总是费尽心思去营造一种主流情绪，同样是讲诉“文革”题材的影片《蓝风筝》与《活着》都具有一种与时代脉搏同起伏的悲烈情愫。而这部谢晋于1986年执导的电影《芙蓉镇》采用的也是编年体，但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时间线性交代，每个看似独立的时间数字背后，必定是反映时代气息的影像画面，时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影片背景呈现，也是影片的主角。
每个故事都有自己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电影作为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艺术，时间的每一瞬间都必须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物质存在，只有空间与空间的衔接、碰撞才能形成电影的人物生存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像也是时空的物质复现。
而1963到1976年间的芙蓉镇，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地域，也是一个隐喻的叙事空间。
不同于其它“文革”影片的叙事开头，电影《芙蓉镇》中择取了位于三省交壤之地的芙蓉镇，这个处于边缘又融合的空间里，将情感都无限包涵在它波澜壮阔又细致入微的叙述中，只用吱呀作响的磨盘作为开头就推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大时代。
（1）公共空间的影像隐喻
影片的主体空间是芙蓉镇的青石板街和镇政府。长长的街道是电影最为青睐的公共空间之一。例如《小鞋子》中兄妹俩交换鞋子时所在的悠长狭小的巷道；《罗拉快跑》中随着罗拉的步伐不断向身后褪去风景的城市街道；《重庆森林》中逼仄、凌乱的街巷等。而《芙蓉镇》中，青石板街的墙上粉刷的标语，一层层的大字报，其实是在默默地见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无休止的斗争。影片还特意设计了“五类分子”秦书田和“富农婆”胡玉音在受到政治迫害后劳动改造清扫这条青石板路，白天人人自危地走在这条小道上，而当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二人在扫街同时竟然心血来潮，一边拿扫把扫，一边还舞一下，然后一二三，二二三地跳起来，这个全世界都懂得，是“华尔兹”的旋律：朦胧的晨光中，轻舞的扫把，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浪漫的一笔。然而却不由得感慨白天在这个公共空间中，人是“鬼”，而天没亮时，“鬼”却还原成充满生活情趣和生命能量的“人”，看到这里让我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倍感到那个时代的荒谬，简简单单一条青石板路，却见证着不同人生的起起落落。
而另一个公共空间——镇政府是一切政治运动在芙蓉镇上的策源地，不管是上级传达革命精神、召集五类分子集中还是在楼前开批斗大会，每一次的运动风暴中，镇政府都是司令部。在那个无论谁都会一不小心犯错的时代里，也只有“非人”的物质存在才能永远标榜自己的“根正苗红”，“镇政府”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权威的空间存在，主宰了剧中人物的命运走向。
（2）个体空间的影像诉求
说完公共空间，不得不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谢晋导演会把曾经深刻影响了几代人生命的“文革”放置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浑身带着一股空灵脱俗的避世气质的湘西小镇上来叙述呢？也就是说，这样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为何不是轰轰烈烈的红旗满天飞的场面，而只孵化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芙蓉镇来？
如此温柔的外壳下面究竟掩饰了什么？这就涉及到对这部影片的个体空间的分析。个体空间不仅可以显示其间人物的身份、心态和个性.而且越是偏向私人化的空间的变换往往意味着人物的俯仰沉浮，具备私密性。
影片开头，是喧闹的集市，横亘在青石板路两端一边是胡玉音热闹的米豆腐摊子，另一头是李国香冷清的国营饮食店。这种空间上的对立设计，正是折射了人物之间的对立。当李国香心理不平衡试图以调查经营许可证为由侵入胡玉音的房屋时，遭受到了众人的取笑，暂时以失败告终。不会善罢甘休的李国香在第二次闯入胡玉音刚盖的新屋时，一手掀开了她用来挡客的木板，横冲直撞地逼进胡的世界，立马摆出一副咄咄逼人、胜券在握的姿态，让胡玉音在自己新屋局促的空间里，显得更加局促不安。
我们在镜头里看到的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女子和一个“中性”的国家之间的对立。通过空间带出的感觉，我们其实已经看出了这场战争的胜负。而在李国香被打为“假左派”、“破鞋”之后，不仅失去了权利，甚至连在石板街上避雨的空问都失去了。红卫兵们叫嚣：“你是什么身份，也想避雨？牛鬼蛇神呆在一起，去！”，她失去了特定的身份，也就失去了得以依附的空间。李国香只能在雨中，眼睁睁地看着对面王秋赦和红卫兵们在自己曾经的领地——国营食品店里避雨、休息。与之相比，胡玉音的烂板屋和米豆腐摊子是固定的空间，而李国香的空间却总是流动变换的，她以各种身份和姿态出现在集市、车、船、镇口的亭子、镇政府里。这种空间既显示了她的不稳定的“政治地位”，也是一种对她的惩罚，因不固定的空间总是会给人以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印象。 而与此相同的是，胡玉音辛苦攒钱建成的新楼不仅是她个人空间的拓展，也是个人魅力的体现。但在李国香看来，这正是对国家政权的挑衅，毕竟私有制财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不允许存在，更不允许高调“炫耀”的。而另一位主人公王秋赦的“吊脚楼”一开始被树立在水中就预示着一种不稳定的空间，同时也隐喻着这个人的性格随波逐流。这个木屋的命运只能是如同他本人的命运一样，摇摇欲坠，并最终在新时代到来的一声炮响中轰然倒塌沉入水底，就如同那个时代，个体的声音往往会淹没在时代洪流之中。
（3）身体的时代记忆
一切故事都不能离开特定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无论哪个时代的电影也都不能离开空间和身体。时间和空间的交集都发生在人的身上。
《芙蓉镇》将李国香、王秋赦等反面人物身体丑化、兽性化，服饰、房间的装饰也可以成为身体的形容词。而剧中最明显的部分则是择取了“破鞋”这个凸显身体特征的形象。“破鞋”一直是亵渎女性人格的传统道具，例如李国香的鞋子。当她在镇里的台子上，准备对所谓的“小集团”发动进攻的时候，导演给了她的皮鞋在台上的特写。无疑她以为权利可以让自己踩在他人的头上。而在她去探望谷燕山时，我们又看到了她踩在火盆上的鞋的特写，她要清算自己求而不得的委屈与嫉恨。彼时的她是如此的飞扬跋扈。但河东河西，不久，她就脖子上挂着一双破败不堪的鞋，瑟缩地站在雨中了，踩在他人头上的鞋，最后又挂回了自己的脖子上。
而王秋赦作为一个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疯子，成了一个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承受病痛折磨、丧失了自我意志的病人所可能获得的任何同情，人们包括叙述者在内，都放弃了对这一病人进行拯救、治疗的努力，他们所作的就是及早将其清除掉，消灭其肉身的存在，这也是叙事者为剧情铺垫设置的一个障碍。
而老革命谷燕山在影片中被设置成在战争中造成了男性身体的缺陷，他在故事中也基本出于失语的状态。影片中好几次描写了他在喝醉后幻想革命战争的场面，并最终在自己假象的负伤过程中深受现实的刺激。所以他在给胡玉音夫妇做保媒人时说：“既然成了夫妻不管是红是黑你也有个种，总之要有后代”。这个不易察觉的设计，从表面上看是消除了对胡玉音发生不伦关系的可能性，实质上可以看成这一代人的“性感”缺失，或者在身体认同上的无力状态。
《芙蓉镇》中胡玉音这个女性角色，是净化后的影像符号。全篇她是代表真善美的女神，是代表包容和无私大爱的大地之母。可以说，胡玉音这个角色，不管遭受多少人性和历史的不堪，都是拯救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人物，和周遭“施暴者选择忘却，受害者假装忘记”的看客们形成强烈对比。
不管如何，当最后平反后，不管是曾经的“鬼”还是出卖自己灵魂的人，所有人又若无其事地聚在一起吃米豆腐。只有身体“疯癫”的王秋赦仍然敲着锣鼓高喊“该运动”了。
总之，谢晋导演的电影，是搀杂有烟火气味和宗教救赎的陈年花雕酒。它的年份深深地融入进影像的重叠中，愈久愈醇。
二、讲诉故事的时代
1963，6月16日，苏联宇航员瓦莲金娜·捷列什科娃驾驶“东方”6号飞船升空，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位女性。她在太空停留了2天22小时，绕地球飞行48圈。中苏关系恶化。同年，也是影片《芙蓉镇》中，故事开始的日子，一切都经历着“文化大革命”暴风雨前的宁静，热闹的乡村和温馨的一家。
1976，属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中国三位伟人相继逝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但是，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结束了十年浩劫。《芙蓉镇》中的男女主角得到彻底平反，他们直起腰杆开始了新生活，剧中的反派角色则疯疯癫癫地敲着破锣，嘶哑无力地喊着：“运动了！……”
1986，是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主题是“捍卫和平和保障人类的未来”。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古华所著同名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刘晓庆、姜文主演，出品了《芙蓉镇》，声噪一时。
2012，辛亥革命101周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谣言被粉碎。
重述是历史学家的事，而电影则具备再现时空的功能。如今再品《芙蓉镇》中那些牛鬼蛇神的疯狂日子，那条饱经风雨的石板街，那些历经沉浮的人们，谢晋导演通过电影《芙蓉镇》，将政治风云、时代变迁、民俗图画、人物命运，在充满独树一帜的土家文化的吊脚楼和石板街等乡镇镜语中表现了出来。他们面对的是物质和信息的双重匮乏，我们面对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多重爆炸。1963到2012，我们同样在彷徨，同样在挣扎，同样在寻找。不同的是，2012年去看《芙蓉镇》，更多地是影像中回顾过去，汲取故事中影像的力量。
无论是受难的还是受宠的，无论是分析电影故事还是品读人生，解构之后再去重构，这才是影像真正的出路。
注释
[1] 电影叙事中本应出现的词组是“事件”而不是“故事”。然而事件是故事结构的构建基础，再者谢晋导演的电影中联姻了很多戏剧化表达方式，所以我在这里把“叙事”理解成“讲故事”。着重分析在文本中是谁在讲“故事”，是如何讲“故事”的。
作者简介
廖文斌，福建人，现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为10级电影学研究生，影像文化研究方向。
[关键词] 《芙蓉镇》 故事 时代 叙事空间
“讲诉故事[1]的时代比故事讲诉的时代重要”？在2012年末重读此命题，并再一次观看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便想起钟惦棐在《谢晋电影十思》里写道“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影像被禁锢在赛璐咯上动弹不得，但思想却刺透35英寸的方块天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封锁。
“1963”、“1976” 、“1986” 、“2012”这四个看似无关的年份数字像极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话语形态——破碎而断裂，看似毫无关联却也羁绊着蛛丝马迹。倘若不是先前经历了这整个时代的狂飙与阵痛，缺失了这四个文本间互文关系的人，便无从得知在“2012”年观看“1986”年拍摄的关于“1963”到“1976”年间发生在芙蓉镇上的故事，会有一种多么强烈的情感体验产生。分析电影，时代背景很重要，就像辨识一款葡萄酒，年份值得一再推敲。
一、 故事讲诉的时代
早年的电影总是费尽心思去营造一种主流情绪，同样是讲诉“文革”题材的影片《蓝风筝》与《活着》都具有一种与时代脉搏同起伏的悲烈情愫。而这部谢晋于1986年执导的电影《芙蓉镇》采用的也是编年体，但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时间线性交代，每个看似独立的时间数字背后，必定是反映时代气息的影像画面，时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影片背景呈现，也是影片的主角。
每个故事都有自己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电影作为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艺术，时间的每一瞬间都必须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物质存在，只有空间与空间的衔接、碰撞才能形成电影的人物生存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像也是时空的物质复现。
而1963到1976年间的芙蓉镇，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地域，也是一个隐喻的叙事空间。
不同于其它“文革”影片的叙事开头，电影《芙蓉镇》中择取了位于三省交壤之地的芙蓉镇，这个处于边缘又融合的空间里，将情感都无限包涵在它波澜壮阔又细致入微的叙述中，只用吱呀作响的磨盘作为开头就推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大时代。
（1）公共空间的影像隐喻
影片的主体空间是芙蓉镇的青石板街和镇政府。长长的街道是电影最为青睐的公共空间之一。例如《小鞋子》中兄妹俩交换鞋子时所在的悠长狭小的巷道；《罗拉快跑》中随着罗拉的步伐不断向身后褪去风景的城市街道；《重庆森林》中逼仄、凌乱的街巷等。而《芙蓉镇》中，青石板街的墙上粉刷的标语，一层层的大字报，其实是在默默地见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无休止的斗争。影片还特意设计了“五类分子”秦书田和“富农婆”胡玉音在受到政治迫害后劳动改造清扫这条青石板路，白天人人自危地走在这条小道上，而当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二人在扫街同时竟然心血来潮，一边拿扫把扫，一边还舞一下，然后一二三，二二三地跳起来，这个全世界都懂得，是“华尔兹”的旋律：朦胧的晨光中，轻舞的扫把，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浪漫的一笔。然而却不由得感慨白天在这个公共空间中，人是“鬼”，而天没亮时，“鬼”却还原成充满生活情趣和生命能量的“人”，看到这里让我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倍感到那个时代的荒谬，简简单单一条青石板路，却见证着不同人生的起起落落。
而另一个公共空间——镇政府是一切政治运动在芙蓉镇上的策源地，不管是上级传达革命精神、召集五类分子集中还是在楼前开批斗大会，每一次的运动风暴中，镇政府都是司令部。在那个无论谁都会一不小心犯错的时代里，也只有“非人”的物质存在才能永远标榜自己的“根正苗红”，“镇政府”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权威的空间存在，主宰了剧中人物的命运走向。
（2）个体空间的影像诉求
说完公共空间，不得不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谢晋导演会把曾经深刻影响了几代人生命的“文革”放置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浑身带着一股空灵脱俗的避世气质的湘西小镇上来叙述呢？也就是说，这样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为何不是轰轰烈烈的红旗满天飞的场面，而只孵化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芙蓉镇来？
如此温柔的外壳下面究竟掩饰了什么？这就涉及到对这部影片的个体空间的分析。个体空间不仅可以显示其间人物的身份、心态和个性.而且越是偏向私人化的空间的变换往往意味着人物的俯仰沉浮，具备私密性。
影片开头，是喧闹的集市，横亘在青石板路两端一边是胡玉音热闹的米豆腐摊子，另一头是李国香冷清的国营饮食店。这种空间上的对立设计，正是折射了人物之间的对立。当李国香心理不平衡试图以调查经营许可证为由侵入胡玉音的房屋时，遭受到了众人的取笑，暂时以失败告终。不会善罢甘休的李国香在第二次闯入胡玉音刚盖的新屋时，一手掀开了她用来挡客的木板，横冲直撞地逼进胡的世界，立马摆出一副咄咄逼人、胜券在握的姿态，让胡玉音在自己新屋局促的空间里，显得更加局促不安。
我们在镜头里看到的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女子和一个“中性”的国家之间的对立。通过空间带出的感觉，我们其实已经看出了这场战争的胜负。而在李国香被打为“假左派”、“破鞋”之后，不仅失去了权利，甚至连在石板街上避雨的空问都失去了。红卫兵们叫嚣：“你是什么身份，也想避雨？牛鬼蛇神呆在一起，去！”，她失去了特定的身份，也就失去了得以依附的空间。李国香只能在雨中，眼睁睁地看着对面王秋赦和红卫兵们在自己曾经的领地——国营食品店里避雨、休息。与之相比，胡玉音的烂板屋和米豆腐摊子是固定的空间，而李国香的空间却总是流动变换的，她以各种身份和姿态出现在集市、车、船、镇口的亭子、镇政府里。这种空间既显示了她的不稳定的“政治地位”，也是一种对她的惩罚，因不固定的空间总是会给人以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印象。 而与此相同的是，胡玉音辛苦攒钱建成的新楼不仅是她个人空间的拓展，也是个人魅力的体现。但在李国香看来，这正是对国家政权的挑衅，毕竟私有制财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不允许存在，更不允许高调“炫耀”的。而另一位主人公王秋赦的“吊脚楼”一开始被树立在水中就预示着一种不稳定的空间，同时也隐喻着这个人的性格随波逐流。这个木屋的命运只能是如同他本人的命运一样，摇摇欲坠，并最终在新时代到来的一声炮响中轰然倒塌沉入水底，就如同那个时代，个体的声音往往会淹没在时代洪流之中。
（3）身体的时代记忆
一切故事都不能离开特定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无论哪个时代的电影也都不能离开空间和身体。时间和空间的交集都发生在人的身上。
《芙蓉镇》将李国香、王秋赦等反面人物身体丑化、兽性化，服饰、房间的装饰也可以成为身体的形容词。而剧中最明显的部分则是择取了“破鞋”这个凸显身体特征的形象。“破鞋”一直是亵渎女性人格的传统道具，例如李国香的鞋子。当她在镇里的台子上，准备对所谓的“小集团”发动进攻的时候，导演给了她的皮鞋在台上的特写。无疑她以为权利可以让自己踩在他人的头上。而在她去探望谷燕山时，我们又看到了她踩在火盆上的鞋的特写，她要清算自己求而不得的委屈与嫉恨。彼时的她是如此的飞扬跋扈。但河东河西，不久，她就脖子上挂着一双破败不堪的鞋，瑟缩地站在雨中了，踩在他人头上的鞋，最后又挂回了自己的脖子上。
而王秋赦作为一个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疯子，成了一个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承受病痛折磨、丧失了自我意志的病人所可能获得的任何同情，人们包括叙述者在内，都放弃了对这一病人进行拯救、治疗的努力，他们所作的就是及早将其清除掉，消灭其肉身的存在，这也是叙事者为剧情铺垫设置的一个障碍。
而老革命谷燕山在影片中被设置成在战争中造成了男性身体的缺陷，他在故事中也基本出于失语的状态。影片中好几次描写了他在喝醉后幻想革命战争的场面，并最终在自己假象的负伤过程中深受现实的刺激。所以他在给胡玉音夫妇做保媒人时说：“既然成了夫妻不管是红是黑你也有个种，总之要有后代”。这个不易察觉的设计，从表面上看是消除了对胡玉音发生不伦关系的可能性，实质上可以看成这一代人的“性感”缺失，或者在身体认同上的无力状态。
《芙蓉镇》中胡玉音这个女性角色，是净化后的影像符号。全篇她是代表真善美的女神，是代表包容和无私大爱的大地之母。可以说，胡玉音这个角色，不管遭受多少人性和历史的不堪，都是拯救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人物，和周遭“施暴者选择忘却，受害者假装忘记”的看客们形成强烈对比。
不管如何，当最后平反后，不管是曾经的“鬼”还是出卖自己灵魂的人，所有人又若无其事地聚在一起吃米豆腐。只有身体“疯癫”的王秋赦仍然敲着锣鼓高喊“该运动”了。
总之，谢晋导演的电影，是搀杂有烟火气味和宗教救赎的陈年花雕酒。它的年份深深地融入进影像的重叠中，愈久愈醇。
二、讲诉故事的时代
1963，6月16日，苏联宇航员瓦莲金娜·捷列什科娃驾驶“东方”6号飞船升空，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位女性。她在太空停留了2天22小时，绕地球飞行48圈。中苏关系恶化。同年，也是影片《芙蓉镇》中，故事开始的日子，一切都经历着“文化大革命”暴风雨前的宁静，热闹的乡村和温馨的一家。
1976，属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中国三位伟人相继逝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但是，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结束了十年浩劫。《芙蓉镇》中的男女主角得到彻底平反，他们直起腰杆开始了新生活，剧中的反派角色则疯疯癫癫地敲着破锣，嘶哑无力地喊着：“运动了！……”
1986，是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主题是“捍卫和平和保障人类的未来”。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古华所著同名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刘晓庆、姜文主演，出品了《芙蓉镇》，声噪一时。
2012，辛亥革命101周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谣言被粉碎。
重述是历史学家的事，而电影则具备再现时空的功能。如今再品《芙蓉镇》中那些牛鬼蛇神的疯狂日子，那条饱经风雨的石板街，那些历经沉浮的人们，谢晋导演通过电影《芙蓉镇》，将政治风云、时代变迁、民俗图画、人物命运，在充满独树一帜的土家文化的吊脚楼和石板街等乡镇镜语中表现了出来。他们面对的是物质和信息的双重匮乏，我们面对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多重爆炸。1963到2012，我们同样在彷徨，同样在挣扎，同样在寻找。不同的是，2012年去看《芙蓉镇》，更多地是影像中回顾过去，汲取故事中影像的力量。
无论是受难的还是受宠的，无论是分析电影故事还是品读人生，解构之后再去重构，这才是影像真正的出路。
注释
[1] 电影叙事中本应出现的词组是“事件”而不是“故事”。然而事件是故事结构的构建基础，再者谢晋导演的电影中联姻了很多戏剧化表达方式，所以我在这里把“叙事”理解成“讲故事”。着重分析在文本中是谁在讲“故事”，是如何讲“故事”的。
作者简介
廖文斌，福建人，现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为10级电影学研究生，影像文化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