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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先勇与福克纳分别是中国和美国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二人作品中都鲜明地表现出了“时间”这一主题，他们都以回望的形式表达着对“过去”与“现在”的思考。本文以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为例，分析他们的时间观的表现与其成因。
【关键词】：白先勇;福克纳;时间观
《台北人》是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出版于1971年的短篇小说集。小说描写了台湾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生转变，不但具有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而且精准地表现了社会的“众生相”。《喧哗与骚动》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南方没落的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在主题上，两部作品似乎相差甚远，但仔细品读，却能从中发现一些共有的永恒的东西——时间，这个主题的表达是个体的有限的生命在时间轴上的延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这两位作家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把自己的方向对准未来，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望。这既是二人的时间观，实际上也是他们关于时间的哲学。在对“过去”与“现在”的描写中，两位作家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进行着今昔对比。但是二人的立足点又是不同的，白先勇站在现在，回忆着过去，在今昔对比中突出昔非今比的主题;福克纳则在今昔对比的立场上，立足于过去，思考着过去对现在的影响。
一.今昔之对比
《台北人》的卷首语即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吊古凭今的诗篇，引出了《台北人》的主题。
《台北人》共收录有十四篇小说，十四篇中没有一篇是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来写的。这其中，有倒叙如《一把青》，开篇便是：“抗日胜利，还在南京的那一年，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也有顺叙中加入大量的回忆内容进行插叙的，如《游园惊梦》，讲失势的钱夫人到窦公馆参加晚宴，席间遇见风光的旧日姐妹，情不自禁回忆起自己从前的种种派头，“从前钱志鹏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晚宴中的对比更是衬出昔非今比的落寞、物是人非的苍凉，这便是白先勇时间观中永恒的主题。
在今昔的对比之中，白先勇笔下的昔，非今日可比。而《喧哗与骚动》一书，无论是从章节的命名还是每个章节里人物回忆过去的切入点，时间的重要性都体现得更为明显。《喧哗与骚动》由4个独立章节外加一个附录组成，每一个章节以日期命名。除此之外每一个章节又围绕着一个人物，来讲述发生在一天之内的事情。因此，根据各部分叙述者的不同，小说的四个组成部分又被称作：“班吉部分”、“昆丁部分”、“杰生部分”和“迪尔西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1928年4月7日，由白痴班吉叙述。那一天是班吉33岁的生日，可是他的智力却停留在了3岁小孩的水平。第二部分发生在1910年6月2日，由昆丁叙述。这一天，昆丁自杀身亡。第三部分发生在1928年4月6日，由杰生叙述。第四部分发生在1928年4月8日，由黑人女仆迪尔西叙述。故事第一章的叙述者班吉是个白痴，他虽然已经三十三岁，但智力却停留在三岁的水平。他既没有正常成年人的主观思维的能力，也没有时间概念，只有自己的意识，他无时无刻不是从现在的情景或者声音联想到过去。福克纳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人物，合情合理地将“过去”与“现在”相交融。而在今昔的对比之中，福克纳的昔，是为了思考今日之存在。
二、时间之浓缩
在文本时间的跨度和时间密度上，两位作家也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二人都以一时来写一世，因而，表现出了叙述时间跨度小而密度大的特点。
英雄白发、美人迟暮、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些本是属于人生的、属于一辈子的事情，在白先勇的笔下往往被浓缩在了一个晚上或者短短的几天之内。在《台北人》中，一段谈话、一个葬礼、一场宴会就道出了一个人的一生。白先勇总是可以以一个较短的文本时间（也即叙事时间）来表现人物性格。并且这短短的、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他又可以通过人物的回忆或者是叙述者的叙述，交待出人物关系，他们的一生。重大的历史变迁、几十年的生活也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得以呈现。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讲述的是台北夜巴黎舞厅的舞女金兆丽即将嫁人，在舞厅里工作的最后一夜的故事。就是这短短的一夜，推杯盏烛、高跟旋舞之间，道出了金兆丽的前半生。白先勇采用了大量的插叙，来实现这种短时间里的高密度，这种追述手法既自然流畅，又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很大作用。又如《梁父吟》、《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游园惊梦》等等，都是通过这种手法达到“以一时写一世”的效果的。
《喧哗与骚动》更是叙述时间小而跨度大的集大成者。小说仅仅描述了四天的内容，但是全面生动地揭示了一个大家族几十年的兴衰过程。故事中，每个部分的每个人物的叙述时间只有一天，而这四天也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福克纳没有按照顺序来交待故事的头尾，而是跨越了时间的界线，通过多次插叙和往返的叙述，使得几个事件不断交替，将零碎、分散记忆所构成的生活片断巧妙地串联到了一起。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将上述情节进行排列的话，可以发现小说的四个部分是按照“三、一、二、四”的顺序来排列的。这种“颠倒时序”的写法，与白先勇的插叙写法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其实质都是为了故事的主题而服务的。
可以说，福克纳的时间是一种可流动的时间，是“心理时间”。“心理时间”由法国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享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提出，福克纳曾经说自己“无疑受柏格森的影响”，他正是这样，不受时间的限制，将人物的意识调遣，实现了短时间内的高度浓缩，用四天的文本时间讲述了三十年的故事。
三.原因探究
对于白先勇与福克纳二人的时间观，我们已经从《台北人》与《喧哗与骚动》的细枝末节中做了简要分析，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形成了这样的时间观呢？我认为，作为东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是从各自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并结合自己的身世经历，最后将之融入到了作品当中。《台北人》的主要角色几乎都是中老年人，中年交际花、失势的将军夫人、老将军、退伍老兵、老教授等等，他们几乎都有着风光辉煌的过去。这些让人难忘的光荣过去，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白先勇出生于贵族之家，他的父亲是旧中国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曾担任国民党的国防部长，后至台湾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郁郁而终。三、四十年间，白先勇经历了他家族的荣辱兴衰，父辈的陈绩他看在眼里，因此，他对家国兴亡比之常人更多了一份切身之痛。这一切都对白先勇的创作产生着深远影响。可以说，时间对于他来说，就是历史的浓缩和文化的乡愁。
福克纳是南方世家名门之后，这种出身和经历使得他在感情上和旧贵州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过去的留恋不仅仅是对家族的荣光的留恋，更是对逝去的南方的辉煌的留恋。然而冰冷的时间无情地将他所引以为豪的的往昔碾压。他清楚地意识到到，旧南方不可挽回地崩溃了，它的经济基础早已垮台，它的残存的上层建筑也摇摇欲坠，这是令人沮丧的无常与令人无奈的兴亡。
和白先勇相似，福克纳的哲学也是时间的哲学。白先勇和福克纳都出身于贵族，他们的家族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他们都经历了他们时代的由盛及衰，而这种变化，是回不去也留不下来的。因此，时间构成了他们讲故事的最本原的动力。他们在时间中隐含了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感悟，也在这种时间观的影响下，留下了不朽的作品。
参考书目：
[1]白先勇.台北人.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3]徐岱.小说叙事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关键词】：白先勇;福克纳;时间观
《台北人》是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出版于1971年的短篇小说集。小说描写了台湾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生转变，不但具有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而且精准地表现了社会的“众生相”。《喧哗与骚动》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南方没落的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在主题上，两部作品似乎相差甚远，但仔细品读，却能从中发现一些共有的永恒的东西——时间，这个主题的表达是个体的有限的生命在时间轴上的延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这两位作家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把自己的方向对准未来，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望。这既是二人的时间观，实际上也是他们关于时间的哲学。在对“过去”与“现在”的描写中，两位作家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进行着今昔对比。但是二人的立足点又是不同的，白先勇站在现在，回忆着过去，在今昔对比中突出昔非今比的主题;福克纳则在今昔对比的立场上，立足于过去，思考着过去对现在的影响。
一.今昔之对比
《台北人》的卷首语即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吊古凭今的诗篇，引出了《台北人》的主题。
《台北人》共收录有十四篇小说，十四篇中没有一篇是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来写的。这其中，有倒叙如《一把青》，开篇便是：“抗日胜利，还在南京的那一年，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也有顺叙中加入大量的回忆内容进行插叙的，如《游园惊梦》，讲失势的钱夫人到窦公馆参加晚宴，席间遇见风光的旧日姐妹，情不自禁回忆起自己从前的种种派头，“从前钱志鹏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晚宴中的对比更是衬出昔非今比的落寞、物是人非的苍凉，这便是白先勇时间观中永恒的主题。
在今昔的对比之中，白先勇笔下的昔，非今日可比。而《喧哗与骚动》一书，无论是从章节的命名还是每个章节里人物回忆过去的切入点，时间的重要性都体现得更为明显。《喧哗与骚动》由4个独立章节外加一个附录组成，每一个章节以日期命名。除此之外每一个章节又围绕着一个人物，来讲述发生在一天之内的事情。因此，根据各部分叙述者的不同，小说的四个组成部分又被称作：“班吉部分”、“昆丁部分”、“杰生部分”和“迪尔西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1928年4月7日，由白痴班吉叙述。那一天是班吉33岁的生日，可是他的智力却停留在了3岁小孩的水平。第二部分发生在1910年6月2日，由昆丁叙述。这一天，昆丁自杀身亡。第三部分发生在1928年4月6日，由杰生叙述。第四部分发生在1928年4月8日，由黑人女仆迪尔西叙述。故事第一章的叙述者班吉是个白痴，他虽然已经三十三岁，但智力却停留在三岁的水平。他既没有正常成年人的主观思维的能力，也没有时间概念，只有自己的意识，他无时无刻不是从现在的情景或者声音联想到过去。福克纳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人物，合情合理地将“过去”与“现在”相交融。而在今昔的对比之中，福克纳的昔，是为了思考今日之存在。
二、时间之浓缩
在文本时间的跨度和时间密度上，两位作家也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二人都以一时来写一世，因而，表现出了叙述时间跨度小而密度大的特点。
英雄白发、美人迟暮、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些本是属于人生的、属于一辈子的事情，在白先勇的笔下往往被浓缩在了一个晚上或者短短的几天之内。在《台北人》中，一段谈话、一个葬礼、一场宴会就道出了一个人的一生。白先勇总是可以以一个较短的文本时间（也即叙事时间）来表现人物性格。并且这短短的、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他又可以通过人物的回忆或者是叙述者的叙述，交待出人物关系，他们的一生。重大的历史变迁、几十年的生活也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得以呈现。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讲述的是台北夜巴黎舞厅的舞女金兆丽即将嫁人，在舞厅里工作的最后一夜的故事。就是这短短的一夜，推杯盏烛、高跟旋舞之间，道出了金兆丽的前半生。白先勇采用了大量的插叙，来实现这种短时间里的高密度，这种追述手法既自然流畅，又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很大作用。又如《梁父吟》、《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游园惊梦》等等，都是通过这种手法达到“以一时写一世”的效果的。
《喧哗与骚动》更是叙述时间小而跨度大的集大成者。小说仅仅描述了四天的内容，但是全面生动地揭示了一个大家族几十年的兴衰过程。故事中，每个部分的每个人物的叙述时间只有一天，而这四天也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福克纳没有按照顺序来交待故事的头尾，而是跨越了时间的界线，通过多次插叙和往返的叙述，使得几个事件不断交替，将零碎、分散记忆所构成的生活片断巧妙地串联到了一起。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将上述情节进行排列的话，可以发现小说的四个部分是按照“三、一、二、四”的顺序来排列的。这种“颠倒时序”的写法，与白先勇的插叙写法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其实质都是为了故事的主题而服务的。
可以说，福克纳的时间是一种可流动的时间，是“心理时间”。“心理时间”由法国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享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提出，福克纳曾经说自己“无疑受柏格森的影响”，他正是这样，不受时间的限制，将人物的意识调遣，实现了短时间内的高度浓缩，用四天的文本时间讲述了三十年的故事。
三.原因探究
对于白先勇与福克纳二人的时间观，我们已经从《台北人》与《喧哗与骚动》的细枝末节中做了简要分析，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形成了这样的时间观呢？我认为，作为东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是从各自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并结合自己的身世经历，最后将之融入到了作品当中。《台北人》的主要角色几乎都是中老年人，中年交际花、失势的将军夫人、老将军、退伍老兵、老教授等等，他们几乎都有着风光辉煌的过去。这些让人难忘的光荣过去，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白先勇出生于贵族之家，他的父亲是旧中国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曾担任国民党的国防部长，后至台湾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郁郁而终。三、四十年间，白先勇经历了他家族的荣辱兴衰，父辈的陈绩他看在眼里，因此，他对家国兴亡比之常人更多了一份切身之痛。这一切都对白先勇的创作产生着深远影响。可以说，时间对于他来说，就是历史的浓缩和文化的乡愁。
福克纳是南方世家名门之后，这种出身和经历使得他在感情上和旧贵州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过去的留恋不仅仅是对家族的荣光的留恋，更是对逝去的南方的辉煌的留恋。然而冰冷的时间无情地将他所引以为豪的的往昔碾压。他清楚地意识到到，旧南方不可挽回地崩溃了，它的经济基础早已垮台，它的残存的上层建筑也摇摇欲坠，这是令人沮丧的无常与令人无奈的兴亡。
和白先勇相似，福克纳的哲学也是时间的哲学。白先勇和福克纳都出身于贵族，他们的家族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他们都经历了他们时代的由盛及衰，而这种变化，是回不去也留不下来的。因此，时间构成了他们讲故事的最本原的动力。他们在时间中隐含了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感悟，也在这种时间观的影响下，留下了不朽的作品。
参考书目：
[1]白先勇.台北人.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3]徐岱.小说叙事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