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情节，古人写得那般情趣盎然，而经周树人先生用白话诗一写，就成了周星驰的水平了。
　　
　　当今网络，流行恶搞，但恶搞不一定“恶”。
　　有些是善意的，比如给国内外领导人和大明星画漫画，取外号，比如借用经典文艺的段落或者图片讽刺其他现象，属于“新式用典”。只要不是对原来素材的人身攻击，就都属于一种艺术。看不懂这种艺术的，认为三毛流浪记和阿Q正传是侮辱中国人民形象的，则需要先补习有关文化课再说。
　　而有些恶搞确实是恶意的，直接篡改历史本身，把日军改成八路军，把英国警察镇压群众的镜头换成中国警察，那就过分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恶搞只是一种“技艺”，正如山寨文化，不能一概肯定或者否定，其价值取向只能根据具体内容去判断也。
　　大约十年前，网络上刚开始出现恶搞时，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孔和尚是恶搞的祖宗。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搭积木，喜欢通过拼接不同的材料，造成一个新奇的世界，因此我后来的几何成绩特别好。
　　上大学后，我的恶搞转向政治讽刺，比如给自己画个脸谱，冒充某位大领导，恶形恶象的。但那时不叫恶搞，都叫“解构主义艺术”。我把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拼接在一起，就读出了另外一层含义。这样的“作品”，贴满了我的墙壁，常常是同学们观赏的对象。我读博士时，门上也贴满了这些东西。一次我在午睡，有人敲门，我说请进，却没了动静。过了一分钟又敲，我开门一看，是我的导师严家炎先生。严老师平常满脸严肃，是北大有名的“严上加严”，此时却满脸笑意，对我说：“庆东啊，你真是才华没地方用啦。”但谈完事情、临走时，严老师又说：“庆东啊，不要再弄这些吧，遇到小人，跑到上边瞎告你一状，也不值得啊。我是经历过文革的，那种时候，小人都冒出来了，给你胡说八道一气一你以为你能够启蒙，世界上的小人是永远除不尽启蒙不尽的呀。”
　　严老师的话我明白，但是我又想，刘胡兰董存瑞怕死不革命，怕小人就不过日子了?怕蜊蜊蛄叫唤还不种地了?再说这种先锋艺术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鲁迅才是现代史上恶搞的老祖宗啊。
　　随便举个例子吧。鲁迅某天写罢正经文章，大约是累了，就半躺在竹椅上，看点“准色情文学”《花间集》，读到张泌的一首《浣溪沙》：“晚逐香车入风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鲁迅读得兴起，就给人家恶搞了一把，翻译成现代白话诗：
　　夜赶洋车路上飞，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盯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鲁迅对自己的恶搞很得意，含不得丢掉，于是敷衍成一篇文章，叫做《唐朝的盯梢》，收在《二心集》里。如果那时候有博客的话，这样的题目大约是要被放在首页，置顶三天的。而其实，是鲁迅对那位张泌大诗人怀有恶意吗?或者是他仇恨伟大的唐朝文化吗?都不是，他恶搞的对象，其实是当时幼稚的白话新诗。同样的情节，古人写得那般情趣盎然，而经周树人先生用白话诗一写，就成了周星驰的水平了。倘若张泌活着，他不但不会抗议鲁迅，还会笑眯眯地得意呢。
　　想起我初做老师时，有一次某领导来听我课。我从来不上表演课，不论谁来听课，都跟平时一样的。那天是讲朱自清的《匆匆》，我强调了珍惜时间的重要性，说一分钟也是很珍贵的。有个学生问我：“孔老师，您认为一分钟的时间，是长还是短呢?”我顺口答道：“那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呢，还是等在厕所外呢?”学生们哄堂大笑。
　　没想到那位领导回去散布说：“这个孔庆东，真庸俗下流。我没想到北大毕业生是这样的。咱们学校的厕所虽然小了点，那也不能用这样下流的方法在上课的时候攻击呀。”
　　我实在是百口莫辩，因为领导并没有当面对我谈，只是通过大量的“其他老师”向我转达了他的愤怒。这位领导也是个著名的优秀教师，我很尊敬他的。但是我想不通我怎么就“庸俗”，怎么就“下流”啦?
　　遇到高层次的人对你产生了高层次的误解，或者低层次的人对你产生了低层次的误解，那都是比较正常的。倘若遇到了高层次的人对你产生了低层次的误解，或者低层次的人对你产生了高层次的误解，那就只有怀着悲悯之心，苦筻而已啦。
　　鲁迅先生的很多集子里，都有这样那样的恶搞文本。他那么多的恶搞，或许就是出自这种悲悯吧。(原载孔庆东博客，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