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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库的长篇小说《财权》，平实流畅，发人深省。作品通过一位新上任的市财政局长的经历，揭开了官场运行的一角。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是一个似乎公开而又相当隐秘的圈子。其中人物的生活方式、游戏规则乃至内心实况，是一般人极生疏甚而意想不到的。这是当今正在被掀开而远未毕现的一个社会层面。老百姓有必要知晓那些被遮蔽的东西。
我觉得，《财权》值得重视的，就在于它的认识价值：这是一部帮助人们认识某层面官场真相的佳作。
“官场生存方式”，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就书中的描写，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关键词”。
（一）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是官场换位更替的一次机会。大“机构改革”为数不多，与“换届”相关连的小“机构改革”可谓频频发生。一些以权谋私的官员，趁机钻营上台阶或借口安插亲信者不乏其人。例如，小说写到的这次省财政厅“改革”，11个处室就改成了18个。“每次机构改革似乎都经历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样一个怪圈”。
本书主人公杨一帆，就是“机构改革”时由市统计局调任财政局长的。这是“不少人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择手段都没有成功”抢到的位置。因为杨认为，财政局局长这个位置万众注目，他倒没有刻意去争这个位子反倒是建设局李根生挖门子求省委组织部一副部长说情，又弄了一封关于杨一帆夫人的举报信，但是，一次情感邂由于上级领导对杨的赏识、市委组织部友人的关照，才未能使拆台者得逞。
（二）上拜下访。
新官上任，须上拜下访，成为官场惯例。下访，倒不一定去访民，几个副局长、下属处室则是要接见的。财政局二把手滕飞按“接待省厅领导标准”主持了一个十六菜一汤的欢迎宴，依级别大小逐个敬酒，临到“能打九十分以上”的女副局长赵山丹，滕飞竟弄出劝酒的“黄喀儿”：“赵局长，你就说领导在上我在下，想干几下干几下！”
重要的是“上拜”--去省财政厅对口拜见有关领导和预算处、国库处等几个要紧的处室头头。到了省城，先备礼品后制装，小说真实而细致地描述了拜访过程。礼品，采纳副局长钱进的建议：送装代金券的“信封”--“千万别拿现金，更不能拿东西。拿现金让对方觉得你太直接，心里想接受又觉得难为情，买西装、羊毛衫这些东西吧，大包小包的又太显眼。”为拜访体面，或是官场重貌不重人的现实，“忽悠”杨一帆“千万不要让别人看不起”，到商场每人挑一套颜色、规格不同的西装，包括衬衫、领带、腰带等。在尚未“交心”的情况下杨一帆说“钱要自己花”，却未见谁自掏腰包。拜见的结果，也挺尴尬：厅长于兴要去省政府开会，“一边往外走，一边与杨一帆握了一下手”，对其他人点了点头就开门走了。预算处三十七八岁的刘处长更是傲慢无礼，先是右肩膀夹着电话，手在纸上写字，接着又摆弄电脑头也不抬，待杨一帆一行出门转身“不让送了”，要与他握别，才发现那个刘“根本就没有动”，“双眼还停留在电脑屏幕上”。“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此之谓也。
（三）群体事件。
对付群体事件，有些政府官员已积累了不少经验，或躲或压或拖或哄。《财权》中副市长韩可倒是肯于拿钱免灾，可担子却压在财政局杨一帆身上。先是好言相抚，把一百多个上访的教师劝了回去；尔后面对塔吊上要跳下来的拆迁户，韩给杨下了死命令：“你马上准备240万元现金，立即派人送到这儿来”，这笔“拆迁补偿金”--“由财政出！”韩可为救塔吊上“三条人命”，算“政治账、影响账、人命账”不能说错，然面，第一，开发商违约“不愿意将这么好地段的房子回迁给原住户”，责任在开发商，凭什么“财政”来埋单？第二，为了救人，政府可以先垫付（杨迅速地从市长预备金300万中拨出），过后为何不见向责任方追讨？第三，事前的政策为何不顺民意，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怎么办？
一次小小折拆迁户上塔吊事件，透视出市政官员们面对突发的群体抗议行为的恐惧、无措与虚弱，暴露了他们日常工作的失职、弃责及潜在的危机。
（四）遭遇情色。
婚外性关系，对于执掌公务的官员来说，应当严格避免。不是没有洁身自好者，但几乎所有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都有性放纵的劣迹。在职官员这方面的不检点，只要秘密进行、未误正事，一般无人过问。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之告诫，却早已成为某些官员的耳旁风。
令我意外的是，《财权》着力描绘的履职认真的杨一帆竟也未能免俗。在高中同学赵大丰的清河山庄，他接受了以“礼物”相赠的崔灿，两人一夜消魂后，长期保持联系，直到崔灿牵引北京华德公司到滨江市投标成功。掩卷思索，杨与崔的情人关系，对杨一帆形象是否有损害？我感到，作品尽力掩盖二人性之外的“交易”关系（以杨的老婆杜翠萍之粗俗反衬崔灿），让崔灿申明自己的“报恩”情结，一切都是为向赵大丰报恩，而赵大丰与她保持无床上来往的纯洁关系，更是在他们之间增添了“义”的色彩。从另一角度说，这似乎还取决于作者的人物观念，至少在这部作品--官场无英雄。“熙熙攘壤，皆为利往”的芸芸众生里，有杨一帆这样一位不贪不占的财政局长，也算大节站得住，与韩可周媚之间那样的肮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杨一帆误入韩、周布置的“桃色陷阱”，酒后被一女孩拥身，还被拍下“光碟”，那是他的疏忽和被诬陷，足以反衬出韩可、周媚之流的下劣。
（五）招商引资。
“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市委书记韦继东动员令一下，各方马上行动，报项目要资金。按市委市政府工作方案要求，市机关每年要有三分之一干部轮岗招商创业，三年轮一次。具体任务：处级每人每年引资1000万元，科级每人每年500万，奖金按百分之一提成。每人从财政领5000元作旅差费（每年500人）。可招商局、项目办、经贸委、发改委纷纷来电话，抱怨旅差费不够，“只能跑一个单程”，“请投资方吃饭等费用总不能自己掏腰包吧？”市委秘书长从深圳来电话，韦书记与澳大处亚商人洽谈引进美利努羊的事儿，明天还要赶到香港与日商谈IT产业的合作项目，带的20万元不够，要再往牡丹卡里打进20万！钱从何出？用杨一帆的话来说，“财政，永远是一个人人想掏的钱袋子”。 财政局不但要张罗各单位招商的经费，而且自己也指标压身。经市北京办事处介绍、市领导批准，引进东莞“投资兴建百万头生猪”的项目。“广东大光集团”的汪董事长，带个漂亮的“总经理助理”林子小姐来滨江考察，提出“三个远景”：每年三十亿产值；上缴税收三个亿；安置人员就业三千人。结果，在办成“世行贷款”二亿元后，二人携款潜逃，除了固定资产，财政损失近一亿四千万。好在二人于海关被抓，资金大部分被扣留。省纪委来调查，市委书记韦继东出面，才使杨一帆免去了此案中的个人责任。
（六）政绩工程。
韦继东之所以关键时刻救了杨一帆一把，除了省委书记梁浩有过嘱托，以及杨一帆到任后在“非税收入”一块对公安的“赌资罚没”、交通的“路桥收费”追讨有力，为市政府“解决了多年想管都没有管好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机场建设这项“政绩工程”上给了他支持。
滨江市属于落后地区，难以“大于快上”投资过高的项目。可市委书记、市长都雄心勃勃，韦主张建机杨，“说建设机场更能体现城市品味，提高滨江的知名度”，而张大宁则热衷于修绕城高速，“绕城高速就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一个新举措”。这些项目，对老百姓自然不是坏事，市委书记市长想的却主要是自己的“政绩”形象。二人的主张大家都不敢反对，但这五亿多资金从何而来？又逼到杨一帆面前。虽然财政“拿不出这笔资金”，杨还得说“该建还是要建的”，提出“是不是想想别的办法？比如，利用世行贷款、国债资金什么的！”一句话，打破了僵局。
（七）京城立项。
为了争得国家资助，必须到北京有关部委立项。市里成立“机场、绕城高速工程立项工作领导小组”，“从财政拨出专项经费50万元，专门用于跑两个项目”。张大宁发动机关干部找北京的亲友，“正常路线情感路线一起走”，甚至明示：“买礼品，市财政负责”。
小说作者深知其中路径与奥妙。
又是杨一帆通过自己在国家部委的亲戚李处长，找来规划司丁处长、基建司盛处长，张大宁出面请他们在京城十大饭店之一的“皇中皇”喝了五瓶人头马XO，又为三人代付了各15万元的高尔夫年卡。之后才理清立项程序：必须重新规划，将目前的两个项目变成四个项目，每项目申请资金不得超过二亿元的国家硬性规定。后经李处长介绍北京一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担纲，滨江市付出220万元设计费，才终获批准立项。
许多地方的“政绩工程”，就这样经过从地方到个人，再由国家转回地方的资金周转，神秘而豪华地运作成功。
（八）招标玄机。
工程立项后，谁来招标，谁能中标，其间大有讲究。这是官场上又一种搏弈。
滨江市这次双项目招投标，市长张大宁决定设在财政局。其原因，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李根生这小子与韩可走得太近”。张大宁不信任韩可，建设局长李根生自然得不到招标权。
杨一帆主持招投标，只做了两年事：一是把要投标的小舅子公司殷经理送的“价位在二三百万以上”的珍贵邮票退回；二是“将在北京立项时国家部委的批复送给崔灿拿去作为‘参考’”。最后，崔灿担任财经部长的北京华德公司在“超级标托”省新大地公司弃权的情况下一举中标两项工程。在之后举行的工程奠基仪式上，滨江市又花150万元接待省内外宾客，所有参加开工仪式的各级领导每人赠送价值3000元的鹿皮夹克一件。
小说后来点到，崔灿公司之所以中标，与杨一帆有意无意“透露标底”关系甚大。工程开始后，韩可成立“工程项目指挥部”，卡住财政局的资金支配权。杨一帆利用韦继东调省、张大宁任书记，韩可急欲接替市长的心理，又吹又拍，弄得韩可放弃“签批”权，终于找到了崔灿所说的破解困境的“阿利阿德尼线团”。
这里有个问题，华德公司如何回报杨一帆？这是“游戏规则”免不了的程序。不知是故意回避还是略而不写，作者在这里埋下了模糊的一笔。
（九）反贪调查。
能化解调查的人，才是官场高手。
纪委介入，反贪调查，是党和政府保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一种监督机制。对于许多公职人员它有一定的警示制约作用，但某些党政机构的“集体行为”，却难以控制。
前面说到的财政局引进的“百万生猪”项目，市纪委书记丁朝阳听说汪董失踪，便找杨一帆询问。杨强调这个项目是韦书记、张市长始终关注、亲自领导的，并当即安排了丁的外甥女工作问题，致使此事不了了之。后来，省纪委的调查，也被韦继东出面挡回。
双项目招标，建设局长李根生一直怀恨在心，联合时代集团向反贪局告杨一帆的状，举报此中“问题”。杨得知，经张大宁批准，去京找李处长将此事摆平。而韦继东听说后，更是给市检察院下命令：今后凡涉及去上级机关请客送礼的事情一律不许去查。反贪局赴京二人立即调回。
上述描写，肯定是大量“反贪调查”的实情。
（十）依托派系。
中国政坛，素有“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之说流传。直到如今，依托派系，仍可能是“官场生存”的秘诀之一。
杨一帆当上财政局长，就是得到上方关照。杨一帆与葛悠蝉大学时同班同桌。他们深深相爱，却硬被葛母拆散，葛嫁给时任县委书记的梁浩。20多年后，梁浩当上省委书记。机构改革前，全省妇女“双学双比”会议在滨江召开，作为省妇联主席，葛请市委书记韦继东找老同学杨一帆见面。“在餐桌上，韦继东从葛悠蝉饱含爱恋的目光中发现杨一帆与葛悠蝉之间有种超越同学情谊的特殊关系”，在葛“很策略地暗示韦继东在机构改革中关照一下杨一帆”后，韦基于对杨“正直、本分”的评价，“顶住众多压力将他安排到市财政局”。
杨一帆并未主动要求葛悠蝉的关照，但事后仍然感激她，并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实际上是与梁、韦连结在一起的。事实上，一旦韦继东调任省政府秘书长，张一宁继任书记，来了个走京城关系的安市长，杨一帆似乎就开始事事碰这个安彪的钉子了。小说结尾，杨一帆和葛悠蝉相约去看望住院的大学林老师，之后到玛克西姆西餐厅。葛告诉杨，老梁要退下省委书记的职务，为省委“换届”做准备，提示他：要与张大宁走近点，张的市委书记是老梁安排的。而对安，则“千万不要再提咱们这层关系……弄不好会成为你的对立面”。虽然杨一帆点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要以“命运在敲门”的旋律激励自己，然而宦海沉浮情丝难续，二人的离别依然笼罩在一股感伤的氛围中。
《财权》的突出特点，是塑造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市级财政局长形象。作品以杨一帆上任后的遭遇与作为贯穿全篇，笔墨集中于主人公一身，有行动、有情感、有内心矛盾，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密切联结的人物网络。然面，他不是英雄，没有改革家的魄力，只能说是一个本分、称职，又不乏弱点的财政官员。这个形象的价值在于其性格的复杂性，他不贪不占，但正直在消磨、良善在扭曲、品质在异化；还在于围绕他行使“财权”过程中涉及的种种人物欲求、官场内幕的揭示。有贪心的副市长韩可、有雄心的市委书记韦继东、有野心的新任市长安彪，堪为不同类型官员的代表；女性人物葛悠蝉、崔灿、周媚，也应说是风采各异，可惜由于视角、笔墨的欠缺，她们的形象略显扁平。
《财权》的另一个特点是矛盾冲突的钝化。所谓“钝化”，即缓冲事件的尖锐性，化冲突为抵触。用俄国评论家别洛娃的话来说：“为了不单在生活的转折点，在某一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去表现人，而要求从每天发生的众多矛盾和思虑之中表现人，一些艺术家有时宁愿降低戏剧性的灼热程度。”本书作者张亚库任职政府公务员，对“官场生存方式”体验深切，看得分明，在他笔下，官场的各个环节都触及正与邪的矛盾，但并未把这些矛盾集中交织而推向尖锐程度。小说未聚焦重大案件，未揪出腐败分子，然而事事似乎皆与腐败沾边，那些与“财权”相关的资金流转、以权谋私，实际上铺就了腐败滋生的温床。包括杨一帆在内的所有官员，恰恰忽略了“官场生存”的最大关键词：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似乎正是小说《财权》最值得读者思索和玩味的地方。（据凤凰网）
我觉得，《财权》值得重视的，就在于它的认识价值：这是一部帮助人们认识某层面官场真相的佳作。
“官场生存方式”，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就书中的描写，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关键词”。
（一）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是官场换位更替的一次机会。大“机构改革”为数不多，与“换届”相关连的小“机构改革”可谓频频发生。一些以权谋私的官员，趁机钻营上台阶或借口安插亲信者不乏其人。例如，小说写到的这次省财政厅“改革”，11个处室就改成了18个。“每次机构改革似乎都经历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样一个怪圈”。
本书主人公杨一帆，就是“机构改革”时由市统计局调任财政局长的。这是“不少人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择手段都没有成功”抢到的位置。因为杨认为，财政局局长这个位置万众注目，他倒没有刻意去争这个位子反倒是建设局李根生挖门子求省委组织部一副部长说情，又弄了一封关于杨一帆夫人的举报信，但是，一次情感邂由于上级领导对杨的赏识、市委组织部友人的关照，才未能使拆台者得逞。
（二）上拜下访。
新官上任，须上拜下访，成为官场惯例。下访，倒不一定去访民，几个副局长、下属处室则是要接见的。财政局二把手滕飞按“接待省厅领导标准”主持了一个十六菜一汤的欢迎宴，依级别大小逐个敬酒，临到“能打九十分以上”的女副局长赵山丹，滕飞竟弄出劝酒的“黄喀儿”：“赵局长，你就说领导在上我在下，想干几下干几下！”
重要的是“上拜”--去省财政厅对口拜见有关领导和预算处、国库处等几个要紧的处室头头。到了省城，先备礼品后制装，小说真实而细致地描述了拜访过程。礼品，采纳副局长钱进的建议：送装代金券的“信封”--“千万别拿现金，更不能拿东西。拿现金让对方觉得你太直接，心里想接受又觉得难为情，买西装、羊毛衫这些东西吧，大包小包的又太显眼。”为拜访体面，或是官场重貌不重人的现实，“忽悠”杨一帆“千万不要让别人看不起”，到商场每人挑一套颜色、规格不同的西装，包括衬衫、领带、腰带等。在尚未“交心”的情况下杨一帆说“钱要自己花”，却未见谁自掏腰包。拜见的结果，也挺尴尬：厅长于兴要去省政府开会，“一边往外走，一边与杨一帆握了一下手”，对其他人点了点头就开门走了。预算处三十七八岁的刘处长更是傲慢无礼，先是右肩膀夹着电话，手在纸上写字，接着又摆弄电脑头也不抬，待杨一帆一行出门转身“不让送了”，要与他握别，才发现那个刘“根本就没有动”，“双眼还停留在电脑屏幕上”。“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此之谓也。
（三）群体事件。
对付群体事件，有些政府官员已积累了不少经验，或躲或压或拖或哄。《财权》中副市长韩可倒是肯于拿钱免灾，可担子却压在财政局杨一帆身上。先是好言相抚，把一百多个上访的教师劝了回去；尔后面对塔吊上要跳下来的拆迁户，韩给杨下了死命令：“你马上准备240万元现金，立即派人送到这儿来”，这笔“拆迁补偿金”--“由财政出！”韩可为救塔吊上“三条人命”，算“政治账、影响账、人命账”不能说错，然面，第一，开发商违约“不愿意将这么好地段的房子回迁给原住户”，责任在开发商，凭什么“财政”来埋单？第二，为了救人，政府可以先垫付（杨迅速地从市长预备金300万中拨出），过后为何不见向责任方追讨？第三，事前的政策为何不顺民意，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怎么办？
一次小小折拆迁户上塔吊事件，透视出市政官员们面对突发的群体抗议行为的恐惧、无措与虚弱，暴露了他们日常工作的失职、弃责及潜在的危机。
（四）遭遇情色。
婚外性关系，对于执掌公务的官员来说，应当严格避免。不是没有洁身自好者，但几乎所有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都有性放纵的劣迹。在职官员这方面的不检点，只要秘密进行、未误正事，一般无人过问。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之告诫，却早已成为某些官员的耳旁风。
令我意外的是，《财权》着力描绘的履职认真的杨一帆竟也未能免俗。在高中同学赵大丰的清河山庄，他接受了以“礼物”相赠的崔灿，两人一夜消魂后，长期保持联系，直到崔灿牵引北京华德公司到滨江市投标成功。掩卷思索，杨与崔的情人关系，对杨一帆形象是否有损害？我感到，作品尽力掩盖二人性之外的“交易”关系（以杨的老婆杜翠萍之粗俗反衬崔灿），让崔灿申明自己的“报恩”情结，一切都是为向赵大丰报恩，而赵大丰与她保持无床上来往的纯洁关系，更是在他们之间增添了“义”的色彩。从另一角度说，这似乎还取决于作者的人物观念，至少在这部作品--官场无英雄。“熙熙攘壤，皆为利往”的芸芸众生里，有杨一帆这样一位不贪不占的财政局长，也算大节站得住，与韩可周媚之间那样的肮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杨一帆误入韩、周布置的“桃色陷阱”，酒后被一女孩拥身，还被拍下“光碟”，那是他的疏忽和被诬陷，足以反衬出韩可、周媚之流的下劣。
（五）招商引资。
“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市委书记韦继东动员令一下，各方马上行动，报项目要资金。按市委市政府工作方案要求，市机关每年要有三分之一干部轮岗招商创业，三年轮一次。具体任务：处级每人每年引资1000万元，科级每人每年500万，奖金按百分之一提成。每人从财政领5000元作旅差费（每年500人）。可招商局、项目办、经贸委、发改委纷纷来电话，抱怨旅差费不够，“只能跑一个单程”，“请投资方吃饭等费用总不能自己掏腰包吧？”市委秘书长从深圳来电话，韦书记与澳大处亚商人洽谈引进美利努羊的事儿，明天还要赶到香港与日商谈IT产业的合作项目，带的20万元不够，要再往牡丹卡里打进20万！钱从何出？用杨一帆的话来说，“财政，永远是一个人人想掏的钱袋子”。 财政局不但要张罗各单位招商的经费，而且自己也指标压身。经市北京办事处介绍、市领导批准，引进东莞“投资兴建百万头生猪”的项目。“广东大光集团”的汪董事长，带个漂亮的“总经理助理”林子小姐来滨江考察，提出“三个远景”：每年三十亿产值；上缴税收三个亿；安置人员就业三千人。结果，在办成“世行贷款”二亿元后，二人携款潜逃，除了固定资产，财政损失近一亿四千万。好在二人于海关被抓，资金大部分被扣留。省纪委来调查，市委书记韦继东出面，才使杨一帆免去了此案中的个人责任。
（六）政绩工程。
韦继东之所以关键时刻救了杨一帆一把，除了省委书记梁浩有过嘱托，以及杨一帆到任后在“非税收入”一块对公安的“赌资罚没”、交通的“路桥收费”追讨有力，为市政府“解决了多年想管都没有管好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机场建设这项“政绩工程”上给了他支持。
滨江市属于落后地区，难以“大于快上”投资过高的项目。可市委书记、市长都雄心勃勃，韦主张建机杨，“说建设机场更能体现城市品味，提高滨江的知名度”，而张大宁则热衷于修绕城高速，“绕城高速就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一个新举措”。这些项目，对老百姓自然不是坏事，市委书记市长想的却主要是自己的“政绩”形象。二人的主张大家都不敢反对，但这五亿多资金从何而来？又逼到杨一帆面前。虽然财政“拿不出这笔资金”，杨还得说“该建还是要建的”，提出“是不是想想别的办法？比如，利用世行贷款、国债资金什么的！”一句话，打破了僵局。
（七）京城立项。
为了争得国家资助，必须到北京有关部委立项。市里成立“机场、绕城高速工程立项工作领导小组”，“从财政拨出专项经费50万元，专门用于跑两个项目”。张大宁发动机关干部找北京的亲友，“正常路线情感路线一起走”，甚至明示：“买礼品，市财政负责”。
小说作者深知其中路径与奥妙。
又是杨一帆通过自己在国家部委的亲戚李处长，找来规划司丁处长、基建司盛处长，张大宁出面请他们在京城十大饭店之一的“皇中皇”喝了五瓶人头马XO，又为三人代付了各15万元的高尔夫年卡。之后才理清立项程序：必须重新规划，将目前的两个项目变成四个项目，每项目申请资金不得超过二亿元的国家硬性规定。后经李处长介绍北京一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担纲，滨江市付出220万元设计费，才终获批准立项。
许多地方的“政绩工程”，就这样经过从地方到个人，再由国家转回地方的资金周转，神秘而豪华地运作成功。
（八）招标玄机。
工程立项后，谁来招标，谁能中标，其间大有讲究。这是官场上又一种搏弈。
滨江市这次双项目招投标，市长张大宁决定设在财政局。其原因，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李根生这小子与韩可走得太近”。张大宁不信任韩可，建设局长李根生自然得不到招标权。
杨一帆主持招投标，只做了两年事：一是把要投标的小舅子公司殷经理送的“价位在二三百万以上”的珍贵邮票退回；二是“将在北京立项时国家部委的批复送给崔灿拿去作为‘参考’”。最后，崔灿担任财经部长的北京华德公司在“超级标托”省新大地公司弃权的情况下一举中标两项工程。在之后举行的工程奠基仪式上，滨江市又花150万元接待省内外宾客，所有参加开工仪式的各级领导每人赠送价值3000元的鹿皮夹克一件。
小说后来点到，崔灿公司之所以中标，与杨一帆有意无意“透露标底”关系甚大。工程开始后，韩可成立“工程项目指挥部”，卡住财政局的资金支配权。杨一帆利用韦继东调省、张大宁任书记，韩可急欲接替市长的心理，又吹又拍，弄得韩可放弃“签批”权，终于找到了崔灿所说的破解困境的“阿利阿德尼线团”。
这里有个问题，华德公司如何回报杨一帆？这是“游戏规则”免不了的程序。不知是故意回避还是略而不写，作者在这里埋下了模糊的一笔。
（九）反贪调查。
能化解调查的人，才是官场高手。
纪委介入，反贪调查，是党和政府保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一种监督机制。对于许多公职人员它有一定的警示制约作用，但某些党政机构的“集体行为”，却难以控制。
前面说到的财政局引进的“百万生猪”项目，市纪委书记丁朝阳听说汪董失踪，便找杨一帆询问。杨强调这个项目是韦书记、张市长始终关注、亲自领导的，并当即安排了丁的外甥女工作问题，致使此事不了了之。后来，省纪委的调查，也被韦继东出面挡回。
双项目招标，建设局长李根生一直怀恨在心，联合时代集团向反贪局告杨一帆的状，举报此中“问题”。杨得知，经张大宁批准，去京找李处长将此事摆平。而韦继东听说后，更是给市检察院下命令：今后凡涉及去上级机关请客送礼的事情一律不许去查。反贪局赴京二人立即调回。
上述描写，肯定是大量“反贪调查”的实情。
（十）依托派系。
中国政坛，素有“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之说流传。直到如今，依托派系，仍可能是“官场生存”的秘诀之一。
杨一帆当上财政局长，就是得到上方关照。杨一帆与葛悠蝉大学时同班同桌。他们深深相爱，却硬被葛母拆散，葛嫁给时任县委书记的梁浩。20多年后，梁浩当上省委书记。机构改革前，全省妇女“双学双比”会议在滨江召开，作为省妇联主席，葛请市委书记韦继东找老同学杨一帆见面。“在餐桌上，韦继东从葛悠蝉饱含爱恋的目光中发现杨一帆与葛悠蝉之间有种超越同学情谊的特殊关系”，在葛“很策略地暗示韦继东在机构改革中关照一下杨一帆”后，韦基于对杨“正直、本分”的评价，“顶住众多压力将他安排到市财政局”。
杨一帆并未主动要求葛悠蝉的关照，但事后仍然感激她，并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实际上是与梁、韦连结在一起的。事实上，一旦韦继东调任省政府秘书长，张一宁继任书记，来了个走京城关系的安市长，杨一帆似乎就开始事事碰这个安彪的钉子了。小说结尾，杨一帆和葛悠蝉相约去看望住院的大学林老师，之后到玛克西姆西餐厅。葛告诉杨，老梁要退下省委书记的职务，为省委“换届”做准备，提示他：要与张大宁走近点，张的市委书记是老梁安排的。而对安，则“千万不要再提咱们这层关系……弄不好会成为你的对立面”。虽然杨一帆点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要以“命运在敲门”的旋律激励自己，然而宦海沉浮情丝难续，二人的离别依然笼罩在一股感伤的氛围中。
《财权》的突出特点，是塑造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市级财政局长形象。作品以杨一帆上任后的遭遇与作为贯穿全篇，笔墨集中于主人公一身，有行动、有情感、有内心矛盾，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密切联结的人物网络。然面，他不是英雄，没有改革家的魄力，只能说是一个本分、称职，又不乏弱点的财政官员。这个形象的价值在于其性格的复杂性，他不贪不占，但正直在消磨、良善在扭曲、品质在异化；还在于围绕他行使“财权”过程中涉及的种种人物欲求、官场内幕的揭示。有贪心的副市长韩可、有雄心的市委书记韦继东、有野心的新任市长安彪，堪为不同类型官员的代表；女性人物葛悠蝉、崔灿、周媚，也应说是风采各异，可惜由于视角、笔墨的欠缺，她们的形象略显扁平。
《财权》的另一个特点是矛盾冲突的钝化。所谓“钝化”，即缓冲事件的尖锐性，化冲突为抵触。用俄国评论家别洛娃的话来说：“为了不单在生活的转折点，在某一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去表现人，而要求从每天发生的众多矛盾和思虑之中表现人，一些艺术家有时宁愿降低戏剧性的灼热程度。”本书作者张亚库任职政府公务员，对“官场生存方式”体验深切，看得分明，在他笔下，官场的各个环节都触及正与邪的矛盾，但并未把这些矛盾集中交织而推向尖锐程度。小说未聚焦重大案件，未揪出腐败分子，然而事事似乎皆与腐败沾边，那些与“财权”相关的资金流转、以权谋私，实际上铺就了腐败滋生的温床。包括杨一帆在内的所有官员，恰恰忽略了“官场生存”的最大关键词：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似乎正是小说《财权》最值得读者思索和玩味的地方。（据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