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情缘

　　我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喜欢观察身边的每一处细节，对植物尤为偏爱。小时候，我喜欢收集不同形状的植物叶子，把它们夹在书中，当水分吸干的时候，它们就成了一件件可供欣赏的“标本”。这些叶子的唯美姿态吸引着我慢慢走进了植物的世界。齐白石老人笔下的牵牛和葫芦使我喜欢上国画。为什么叶子被画成黑颜色？为什么原本平凡的花草到了宣纸上就格外有美感？我买来《芥子园画谱》，开始自学国画，梅兰竹菊成为我入门的题材。我从小爱钻牛角尖，每次临摹之前都要尽量找到实物进行对比，为的是了解画家作品中的东西为什么比实物更美。比如齐白石老人就曾强调，月季花裁的生长方向一定是朝下的;这些细节提醒我，首先一定要细致入微地观察，下笔时才能胸有成竹。

　　2012年我考入现代工笔画院高研班。求学期间，画院每年都会组织大家去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采风写生，许多从未见过的奇花异草让我感到特别震撼，尤其是园内20多块濒危植物的解说牌令我第一次对濒危植物有了实际认知，体会到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独特魅力。
　　现代工笔画院离北京植物园很近，我逐渐成为园里的常客，每次欣赏各类奇特植物时，它们绝妙的形象和姿态都会让我屏息惊叹，哪怕回到家中，往往还在感叹大美植物的濒危之憾。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构想：画一本能够表现濒危植物之美的画集，让更多人了解它们，关爱自然，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眼界开阔了，见识提高了，笔力却还显不足。我总提醒自己，画画不能急功近利，一笔一画必须发乎于心，连自己都打动不了的东西是不能打动别人的。我开始关注身边的各类平凡事物。妻子买回来的蔬菜、葱蒜等食材，在厨房里放久了会发芽;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却让我深为所动。每天晚饭后我便蹲在厨房里“选秀”，成捆的韭菜、几缕香菜、发芽的胡蘿卜乃至被遗弃的白菜帮儿都成了我画中的素材。厨房里的“菜模”画遍了，我就在小区里画，在公园画，到街头画，到堤岸边画，到田野中画……一草一木都成为我入画的对象，一年之内，便积累了厚厚的十几本写生集子。

　　在尝试创作濒危植物画作的过程中，我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被誉为“华北植物第一人”的植物学家刘全儒教授对我的影响尤其巨大。第一次见面时，他已经看过我的一些植物画作品，说植物画家是苦行僧，要在保证科学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展现，绝对不能把鲜活的植物画成僵死的标本，要力求表现其生命状态，画出其精神，做到这一点才算成功。刘教授是我沟通最多的植物专家，他会认真细致地审视每一幅植物画;有时我画到深夜发信息向他请教，刘教授都会及时回复，哪怕是遇到出差等特殊情况，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我迟几天回复。有了这么一位学科权威做支撑，我原本忐忑的心变得自信十足。
　　另一位良师是学苑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孟白先生。孟先生是地理学家，在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有较深研究，对我国各地的动植物分布也有深入了解，出版濒危植物绘本画册也是他由来已久的心愿。我们都深感，当代都市人对常见植物缺乏了解，对珍稀、濒危、罕见的植物所知更少，因此特别期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生态环境，在保护野生动植物方面达成共识。用绘画的形式表现植物之美，唤起人们对植物的喜爱——孟先生的愿望与我的初心不谋而合。

从画家到“植物人”

　　濒危植物分布范围广且种群小，有的仅存几株，逐一去野外考察写生不太现实。不少濒危植物处于人工栽培状态，要画出它们的真实生存状态，就得下很多画外之功。我在和教授和其他专家老师的指导下，参考了诸多植物权威平台的信息，还参阅了多种有影响的国外植物绘本，并搜集了多个版本的全国各省区珍稀濒危植物图鉴资料。刘全儒教授提供的图片、标本资料及学术指导更让我如虎添翼。我特别痴迷于搜集中国濒危植物，除了前面提到的当代资料外，我发现不少古代典籍中也保存着重要的植物信息。比如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是中国第一部植物学专著，在1700多年前，作者就首次将植物分为草、木、果、竹四类，对每种植物的形态、生态、功用、产地及相关历史掌故进行了准确生动的记录。宋代陈景忻的《全芳备租》更是被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书中汇集了不少罕见的植物品种。清代徐鼎所著《毛诗名物图说》中共有295幅植物图，虽不能做到幅幅精美，也大都运笔严谨、状物逼真、富于生活气息，多有可资观玩之处。
　　每次作画，我在起稿之前除了需要大量阅读材料，更需要甄别信息。有时候为了画好一个花枝或是枝叶，我会从很多图片中反复推敲;仅仅是画36种蕨类植物，我参考的各种图片资料就累计多达8000多张，标本图片730多张，相关书籍50多本。

　　已经完成的濒危植物作品让我成了半个“植物人”，掌握了多种植物分布的区域、所处的生境、具有的独特价值，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尤其是把之前一些一知半解的地方学懂弄通了，画起来也倍感轻松。一次笔会上，我和几位画家聊起荷叶的画法，总结出这么一个观点——不少人常常照搬别人的东西，一幅作品很快完成，但细看是东拼西凑，根本没有考虑构图元素的植物学特性：叶子和枝干的关系，花与叶子的关系，什么时候花瓣会翻转，什么时候叶子会转折，什么时候茎秆会改变方向……这些没有科学的观察是画不出来的，临摹别人的成果只能“以讹传讹”。 　　在我看来，不同植物叶子的质感差别很大，纸质、半纸质、革质、厚革质、皮革质、膜质、肉质、微肉质等不一而足。有时，为了表现濒危植物的生长状态，我会找到容易见到的同一科同一属相近或相似的植物去写生。例如，濒危植物鹅耳枥的叶子与榆树叶子非常相似，因此我就通过写生榆树枝叶来体会鹅耳枥叶子的生长状态。我的濒危植物画也得到不少全国各地网友的支持;有的朋友为我推荐书目或照片，还有的寄来当地的野花野草和我交流。这既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难得的科普学习的机会。
　　我非常喜欢苏铁科植物，它们羽叶飘逸柔劲，颜值很高，堪称铁树中的“美女”。苏铁科植物大多用于观赏，其中13种为中国特有。我画过的苏铁科植物多达23种，它们形态各异，高低不同，其中作画花费时间最长的是四川苏铁，也叫“凤尾苏铁”。绘制凤尾苏铁的过程修改次数最多，从起稿到最后完成改了四五版，耗时近一个月。

　　短叶黄杉的绘制过程也比较曲折。属于极小种群物种的它生境特殊，分布零散，是黄杉属唯一生长在海拔1250米的石灰岩山地的物种，仅能在广西、贵州等地见到。当时我手头的资料很少，寥寥几幅图片还很不清楚。我把画稿反复修改，花了半个月时间才感到满意，自信画面从构图到造型无可挑剔了。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看后，却指出了两处科学性错误：一是球果苞鳞应伸出种鳞之外;二是球果的生长位置不对，应生于侧枝顶而不是主枝顶。既然画面出现了严重错误，无论绘制过程多么复杂、耗时多久，也必须推倒重来。科学性错误解决了，刘教授在审阅我的新画时还是迟迟没有点头。原来我上的颜色有问题：从颜色看，画中的球果应该是成熟的果子，可是它在角度低垂，只有水分较高的青壮球果才是这个姿态。工笔国画的颜色修改不易，尤其是底色无法洗掉，所以要想修改果枝的角度，就又得推倒重来。刘教授看着我的画连连咂嘴，我当即表态：“这一张重画！”
　　有一次我要绘制被子植物盐桦。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濒危植物，产于新疆阿尔泰，而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少得可怜，仅有几张标本图片，各处网站上很难找到相关信息，求助刘全儒教授也迟迟没有得到回复。有一天，我从网络上读到一篇文章《盐桦之考证》（原载《第八届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这让我一下子特别开心，继而又发起了感慨。原来，真正的“盐桦”已经灭絕！在一个“植物之家”网站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和其他濒危植物不同，盐桦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植物，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上面仅残存一个部分尚能萌生嫩枝。一个树桩、一根嫩枝孤零零地留存在世间，一面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一面又向人们述说着它的无奈与悲凉。”我怀着敬畏之心，根据仅有的一幅模式标本照片还原出盐桦的模样。那几天，我满脑袋都是它的影子，心也早已飞到了遥远的阿尔泰。这就是濒危植物的世界深深吸引我的原因：这些植物更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曾经兴盛于世，却仿佛遭遇了重大变故而落魄不堪，实在让人唏嘘叹惋。

植物画的“中国味道”

　　有“中国植物画第一人”之称的曾孝濂先生说过：“想画出生命，就要用生命的情感去描绘植物，想画出灵动，就要用自己的内心去体悟真爱和善美的心态。”科学的绘画是一门比摄影更准确的艺术，画濒危植物就更是如此。
　　之前我搜集到的植物画绘本大多采用了水彩、水粉或是粉彩画等西方绘画表现形式，这种风格笔触浓艳厚重，有较强的透视和明暗效果，但偏重写实，缺少东方审美的韵味。我觉得，既然是中国的植物，就一定要画出它的“中国味道”。我尝试从古画中汲取灵感。宋代花鸟画是公认的植物画巅峰时期，这些古画中的植物无不具有中国古典的审美意趣。用传统工笔画表现手法、构图方式来表现中国濒危植物，恰恰能够突出植物的“中国味道”，让每一根线条从笔尖上灵动起来。在宋人画作中，吉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南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是我特别推崇的一幅。这幅画真实展现了自然界百花争艳、万物欣荣的景象，洋溢着欢愉的情绪，用笔工致纤细，设色浓丽典雅，无画家气，多泥土气。北宋画家郭若虚在论著《图画见闻志》中说：“画花果草木，自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逮诸园蔬野草，咸有出土体性。”这简直是主张将画家训练成一名植物学家。宋人笔下的一草一木都栩栩如生，与后世的“文人画”“花鸟画”风格完全不同，如果你对植物世界略有了解，那么你欣赏宋画中的植物便能马上叫出它的名字。这样一来，从宋画中寻找“中国味道”就成了我创作绘谱时必修的功课。
　　以“中国风”的创作方式绘制濒危植物，有时也会遇到瓶颈。比如植物高度差异很大，蕨类植物水韭株高不及5厘米，而裸子植物台湾杉高达90米、直径3米，但根据我自己设定的绘制要求，这两种植物都要在统一的斗方尺幅中表现，还要突出各自的特征。这时，我只能采用“镜头拉伸”的方法，对于大型植物，就只能选取它最美的一个局部，并且要让其体现植物的分类特征;对于小的植物，则需表现它的整株或是生境。这些构图考虑需要反复推敲才能站得住脚。一幅作品既能体现植物分类学特征，又是一幅完美的工笔画，可识可赏，能吸引观者的视线——这才称得上是完美的濒危植物肖像。
　　在设色方面为了保持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又不失植物的本来面目，我会在重点部位提亮，陪衬部分则降低纯度，最后画面整体刷上底色来统一画面。底色不是一次到位，要一遍遍叠加上去，既保持润泽又不失单薄。这样绘制的过程虽然单调艰苦，但往往又会有意外的收获，这让我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
　　专心植物画创作转眼将近5年，我对植物的情感历久弥新，每画一种植物好像在谈一场恋爱，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爱到相守，乐此不疲。一路画来，对植物的认识也逐渐从外形的吸引上升到内在的感悟：大自然中的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注意观察不同种类的植物之间相互依存、和谐有序的生存状态，能让人的心胸更加广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梳理中国特有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价值时，我常见到这些关键词：“观赏”“药用”“材质优良”“科研”。例如红豆杉的树皮、枝叶、种子能提炼出抗癌药物紫杉醇，但如此重要的作用却常被我们忽视。另一方面，在总结濒危植物的致危因素时，频繁出现的是这些关键词：“盗挖”“农垦”“人为砍伐”“过度利用”“生境破坏”。我由衷感到，创作植物画时自己肩负着一份责任，我的图画既展现着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的最美一面，也包含着对全社会共同珍视自然环境、保护濒危物种的呼吁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