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与技术突破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城镇化最近被普遍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的一个主流观点认为，当城镇化率从30%上升到70%左右时，将迎来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镇化率也会愈高。但也有例外，如拉丁美洲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很高，远超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经购买力平减指数（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调节后，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8400美元，略低于巴西的11640美元；同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1%，而巴西已高达85%，甚至超出了美国。
　　考察目前与中国城镇化率差不多的国家，可以发现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过去数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上，差别十分巨大。2011年，全球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在45%-55%之间，与中国相当；但以PPP调整后的人均GDP来计算，最低的是利比里亚585美元，最高的是斯洛文尼亚26954美元——后者是前者的46倍，两个国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速上也有很大差距，从科特迪瓦平均每年-0.9%到阿塞拜疆的年均12%。可见，在城镇化率水平接近50%时，各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天壤之别。在1960年到2011年这51年间，全球有16个国家的城镇化率从45%上升到65%。通过计算这些国家在51年间的经济增速，发现与同期的全球平均经济增速没有太大分别。
　　我们再通过两个历史上的例子来看一下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先看美国。美国城镇化的过程开始较早，20世纪初的10年中城镇化率已达到约50%。实际上，美国人均GDP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70年到2000年，这30年间每年达到2.2%，而同期美国城镇化率只从73.5%上升到79%。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技术进步。美国的例子表明，推动一国经济发展有诸多方法，城镇化不是最主要的。
　　再看日本。日本的经济在“二战”后分为两个阶段：1955年到1990年的高速增长期和1990年至今的停滞期。但实际上，这两段时期中城镇化率的提高差不多——1955年到1990年城镇化率每年上升0.6个百分点；1990年到2010年城镇化率每年上升0.7个百分点。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两百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史，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动力只有两个，一是制度完善；二是科技发展，而制度建设的优劣对一国的科技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整个20世纪中，中国80年代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可说是制度改变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佳例子。这个改革最核心的内容，是把经济活动从计划的笼子中释放出来，而随之出现的城镇化过程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并非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因。同一时期，不单中国经济开始启动，美国和英国也因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推动的市场化改革，让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走出了70年代的困局，其道理如出一辙。
　　至于技术突破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就更不用说了：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研发出经济省油的小型汽车，美国从80年代到今天全面主导电脑、微电子和互联网等产业的发展，北欧在第二代无线电话上的主导地位，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教育和科研上的大量投入，是这些国家在技术上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拥有一个全球化和开放的创新体系，也是让它们的技术能很快商业化的重要因素。
　　最近几十年来，亚洲也出现过一些以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推动出来的繁荣期。但如果背后缺乏诸如制度变革或科技创新等“红利”因素，造城运动带来的繁荣怕只是昙花一现。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通常留下一大堆债务问题，甚而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