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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政治理论家已强调，“安全”已转到生活面，国家必须致力于，人民可以呼吸到清洁的安全空气、清洁安全的饮水、安全的居住环境等。
1944年1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到了尾声，当时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前往国会提出国情咨文报告。但因为他临时感冒，现场演说取消，改成对全民的广播。因为那篇演说相当冗长，后人大都忘了。其实那次他广播演说，可能是小罗斯福所有演讲里意义最深远，对当代最有启发的演说。因为在价值上，他是现代人物第一个提出“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
因为，现代国家的发展，普遍都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对立互补的目的间打转，但到了小罗斯福，他已提出积极的“免于XX的自由”（Freedom）的概念，1944年他更综合出“安全”的新核心概念。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和政府存在之目的，就是要透过管治，维系住“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安全，经济的安全，道德的安全”。小罗斯福相信，由于自由的扩大，工商业的发展，政府应积极有为，保证国民就业。所谓的“安全”，大体上就和“福利国家”的意义相当。
但随着战后工商业的更进一步发达，“安全”的范围已开始转移，现代的政治理论家已强调，“安全”已转到生活面，国家必须致力于，人民可以呼吸到清洁的安全空气、清洁安全的饮水、安全的居住环境等。这些在20世纪前都是无人理会的问题，到了20世纪的后半期，已后来居上成了最新兴的课题。而这种新的“安全”问题在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可能最为迫切。
当代新兴大国最主要的特色，乃是国家的拼图，它有非常古老的部分，也有非常尖端的高科技部门，由于新旧杂陈，遂使得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中国近年来以反贪腐为主轴，就是要把古老的官僚积习解决，希望强化官员的基本规范。但就在同时，官僚体系治理所带来的弊端也在一系列事件中暴露出来。2015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的仓库爆炸，深圳的山体滑坡，以及雾霾带来的环境污染等，这些事件都显示了：
中国地大人多，当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加速，都市的水土管理，以及严格的分区管制，和工商业管理及空气管理等，就容易出现漏洞。不同于其他中型或者小型国家，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居住太过密集，比较容易出现这些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发展所形成的安全问题乃是中国所独有，少有前例。因此中国对安全及公害问题必须有特别的考量及对策。
近代美欧日等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在某个阶段，空气品质急速恶化，迫使各国政府必须改变能源使用方式，研发出防污染的科技。例如1950年代，英国伦敦的黑雾，英国中部的空气污染，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污染，美国匹兹堡及洛杉矶的污染，东京和大阪的污染，都是在1950及60年代被各国集中处理改善的，包括使用天然气取代燃煤，改善汽车排气，尤其是后来各国在防止酸雨上强化跨国合作等。这是普遍的经验。现在中国已成了排放温室气体第一大国，必须拟定出减排和防污染的策略及时间表。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各种安全问题的伤害最大，如果不能主动改善，都市的建筑公害、环境污染、饮食安全等，必会扩大。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提出自己的安全理论和做法，倾举国之力，于短期内，将人民的居住安全、饮食安全、呼吸安全等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这些问题将来也将是预支的社会成本，必须提前考虑。
因此我对1944年小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安全”概念至为重视。中国开放发展现在已到了转型的时刻，“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转向。
1944年1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到了尾声，当时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前往国会提出国情咨文报告。但因为他临时感冒，现场演说取消，改成对全民的广播。因为那篇演说相当冗长，后人大都忘了。其实那次他广播演说，可能是小罗斯福所有演讲里意义最深远，对当代最有启发的演说。因为在价值上，他是现代人物第一个提出“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
因为，现代国家的发展，普遍都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对立互补的目的间打转，但到了小罗斯福，他已提出积极的“免于XX的自由”（Freedom）的概念，1944年他更综合出“安全”的新核心概念。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和政府存在之目的，就是要透过管治，维系住“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安全，经济的安全，道德的安全”。小罗斯福相信，由于自由的扩大，工商业的发展，政府应积极有为，保证国民就业。所谓的“安全”，大体上就和“福利国家”的意义相当。
但随着战后工商业的更进一步发达，“安全”的范围已开始转移，现代的政治理论家已强调，“安全”已转到生活面，国家必须致力于，人民可以呼吸到清洁的安全空气、清洁安全的饮水、安全的居住环境等。这些在20世纪前都是无人理会的问题，到了20世纪的后半期，已后来居上成了最新兴的课题。而这种新的“安全”问题在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可能最为迫切。
当代新兴大国最主要的特色，乃是国家的拼图，它有非常古老的部分，也有非常尖端的高科技部门，由于新旧杂陈，遂使得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中国近年来以反贪腐为主轴，就是要把古老的官僚积习解决，希望强化官员的基本规范。但就在同时，官僚体系治理所带来的弊端也在一系列事件中暴露出来。2015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的仓库爆炸，深圳的山体滑坡，以及雾霾带来的环境污染等，这些事件都显示了：
中国地大人多，当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加速，都市的水土管理，以及严格的分区管制，和工商业管理及空气管理等，就容易出现漏洞。不同于其他中型或者小型国家，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居住太过密集，比较容易出现这些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发展所形成的安全问题乃是中国所独有，少有前例。因此中国对安全及公害问题必须有特别的考量及对策。
近代美欧日等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在某个阶段，空气品质急速恶化，迫使各国政府必须改变能源使用方式，研发出防污染的科技。例如1950年代，英国伦敦的黑雾，英国中部的空气污染，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污染，美国匹兹堡及洛杉矶的污染，东京和大阪的污染，都是在1950及60年代被各国集中处理改善的，包括使用天然气取代燃煤，改善汽车排气，尤其是后来各国在防止酸雨上强化跨国合作等。这是普遍的经验。现在中国已成了排放温室气体第一大国，必须拟定出减排和防污染的策略及时间表。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各种安全问题的伤害最大，如果不能主动改善，都市的建筑公害、环境污染、饮食安全等，必会扩大。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提出自己的安全理论和做法，倾举国之力，于短期内，将人民的居住安全、饮食安全、呼吸安全等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这些问题将来也将是预支的社会成本，必须提前考虑。
因此我对1944年小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安全”概念至为重视。中国开放发展现在已到了转型的时刻，“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