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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阿来：“我没法把他的建议变成我的议案”
“我们代表权限有限，国家要有一个更好的体制来处理这些民间的建议，我们应该有更多渠道采纳并倾听到民间的声音”
2000年，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阿来说：“文学对我而言，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它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途径；更是我从自我狭小的经验通往广大世界、进而融入大千世界的唯一方式。”
不过，作家阿来现在融入世界的方式似乎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比如，2009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他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然后风尘仆仆地赶赴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会。这是阿来第二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赴会，2008年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参加“两会”时，他满怀期望地提交了议案。
这一次，他说，“我没有议案。”
阿来以为，在当前环境下尚不能脱离自己熟悉的文化界去提议案。然而，在参会之前，他还是收到了五六份来自法律、经济等领域的建议，这些行家里手在各自的立场上殷切希望能通过阿来把他们的声音带到人大，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3月9日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阿来发现自己没有权限去对这些提交上来的建议进行调研，他甚至不能去调查提交者的背景，当然他也没有专门去做这个的时间和精力，“我没法把他的建议变成我的议案。”
“应该向政府提一些相对更宏观的意见”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两会你提交了什么议案？
阿来：我没有提交议案。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部分议案有点像拾遗补缺，有些政府其实已经很强调了，比如扩大就业、中小企业的问题等，这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公众比较关注，政府也重视，现在各地提的也有好多。
人大这边提交的叫议案，议案是不能一个人提的，可以由一个人提出，但是必须要有多人附议才能成为议案，我们对有些比较关心的问题，可以附议。
人大代表表达意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议案，还有一个是工作建议，工作建议你可以写很多，主要就是反映这种当下政府急于处理的问题。
但是，我们恰好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经济学家。如果我们自己要提议案，我觉得作为人大代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不要那么具体也不要那么微观，而应该向政府提一些相对更宏观的意见。
中国新闻周刊：在参会之前，会不会有人主动向你提交一些议案的雏形或者建议？
阿来：有。我还没来开会，就有社会上的一些非官方的研究机构和一些团体比如行业协会等，他们都在准备这种东西。他们帮你准备议案，主动跟你联系，说我们准备了某一个方面的东西，已经做好了，能不能经过你们，希望提出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引起政府重视。
今年参会前，我就接收了五六件这种文件，主要是法律方面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有些可能是想补充目前法律的不足，有些就是弥补法律空白等等。
“我们缺乏专门知识和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收到各种不同的建议之后你会怎么处理？
阿来：一般我收到这种议案的初稿就会向他们解释说明，这个行业离我太远了，即使专门去学习，我也只能获得这个行业的基本知识，对于行业内部的东西并不能很确切地知道。
而且我觉得，我们不光缺乏专业知识和专门时间，更重要的是没有这种权限。
作为人大代表，在我自己看来，这个身份既不是西方议员，也不是官员。我们是兼职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干这个工作是既没有薪水又没有一分钱的补助。除了这个会议之外，平常也没有专门的时间，不能参与处理事情、调查一些事情。
人大代表通过会议的方式，依法集体行使职权，就是两会期间你来行使职权，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提议案、提建议，而不是每个代表个人直接处理问题，这个是有限定的。
我们拿到别的行业的很多议案觉得很好，但是我对这个行业不了解，如果我把这个提案当作我的成果提上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第一，我有没有这个精力；第二，我要了解到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我有没有这个权限？如果我连这些东西都不具备的时候，我凭什么提出一个我不太知道的领域当中的情况呢？万一它有什么问题呢？我必须要有怀疑精神。但我没有办法通过调查通过什么手段来证实或者证伪，我没有办法。
另外，对于上交“议案”的人本身，我们也往往缺乏了解。我没有办法证实他的身份，也没有人赋予我这样的权力。
“应该还能有很多渠道采纳民间的声音”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些提交到你这里的这些未成形的“议案”？
阿来：提交“议案”本身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不管来自民间的动机是什么，他希望在中国今天这种民主法治进程中看到一种希望，看到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声音，有些时候甚至可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如果从来就没有这种先例，他也不会去做这样的努力，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努力，也正说明了，之前有这样的民间力量成功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修正了他们的决策方式，或者是施行政策方式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也是民间参政议政，关心国家政治的一个表现。
但是，因为我们代表权限有限，国家要有一个更好的体制来处理这些民间的建议，我们应该有更多渠道采纳并倾听到民间的声音，尤其是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声音。
“人大代表只是途径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你去年提交了关于文化方面的议案，这个议案是怎么形成的呢？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阿来：去年我们提交了一个有关知识产权法的议案。
现在中国整个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很不理想的。这种状态下，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也得不到保护，造成中国现在谁都不愿意原创。作为作家，我自己的作品也不断被盗版，感同身受。毫不客气地说，这个行业里面我是专家，专家就是给别人提建议的，所以我可以提出这方面的议案。
在文化界，平时也会有人希望通过你的这个渠道帮忙反映一下各种问题。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倾向于要一些对这个行业比较有利的政策，而任何一个行业也并不都是只有人大这一个途径，他还可以向领导部门反映他的问题，或者其他有效的途径，人大代表只是途径之一。
人大有一个专门负责议案的委员会，他们会把你的建议发给相应的部门。其实，一个国家机关的运行已经按照它自己的计划运行了，你提的意见如果完全和它的计划相悖，它会答复你，说这是我们今后工作当中要注意的；还有一些建议，它会具体说我们正在做某些事情，其中有一部分已经采纳了你的建议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关于国家知识产权方面，现在国家都很重视的，理论上没有问题，具体实施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有没有改善？他一定会告诉你是改善了。
“我们代表权限有限，国家要有一个更好的体制来处理这些民间的建议，我们应该有更多渠道采纳并倾听到民间的声音”
2000年，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阿来说：“文学对我而言，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它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途径；更是我从自我狭小的经验通往广大世界、进而融入大千世界的唯一方式。”
不过，作家阿来现在融入世界的方式似乎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比如，2009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他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然后风尘仆仆地赶赴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会。这是阿来第二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赴会，2008年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参加“两会”时，他满怀期望地提交了议案。
这一次，他说，“我没有议案。”
阿来以为，在当前环境下尚不能脱离自己熟悉的文化界去提议案。然而，在参会之前，他还是收到了五六份来自法律、经济等领域的建议，这些行家里手在各自的立场上殷切希望能通过阿来把他们的声音带到人大，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3月9日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阿来发现自己没有权限去对这些提交上来的建议进行调研，他甚至不能去调查提交者的背景，当然他也没有专门去做这个的时间和精力，“我没法把他的建议变成我的议案。”
“应该向政府提一些相对更宏观的意见”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两会你提交了什么议案？
阿来：我没有提交议案。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部分议案有点像拾遗补缺，有些政府其实已经很强调了，比如扩大就业、中小企业的问题等，这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公众比较关注，政府也重视，现在各地提的也有好多。
人大这边提交的叫议案，议案是不能一个人提的，可以由一个人提出，但是必须要有多人附议才能成为议案，我们对有些比较关心的问题，可以附议。
人大代表表达意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议案，还有一个是工作建议，工作建议你可以写很多，主要就是反映这种当下政府急于处理的问题。
但是，我们恰好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经济学家。如果我们自己要提议案，我觉得作为人大代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不要那么具体也不要那么微观，而应该向政府提一些相对更宏观的意见。
中国新闻周刊：在参会之前，会不会有人主动向你提交一些议案的雏形或者建议？
阿来：有。我还没来开会，就有社会上的一些非官方的研究机构和一些团体比如行业协会等，他们都在准备这种东西。他们帮你准备议案，主动跟你联系，说我们准备了某一个方面的东西，已经做好了，能不能经过你们，希望提出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引起政府重视。
今年参会前，我就接收了五六件这种文件，主要是法律方面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有些可能是想补充目前法律的不足，有些就是弥补法律空白等等。
“我们缺乏专门知识和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收到各种不同的建议之后你会怎么处理？
阿来：一般我收到这种议案的初稿就会向他们解释说明，这个行业离我太远了，即使专门去学习，我也只能获得这个行业的基本知识，对于行业内部的东西并不能很确切地知道。
而且我觉得，我们不光缺乏专业知识和专门时间，更重要的是没有这种权限。
作为人大代表，在我自己看来，这个身份既不是西方议员，也不是官员。我们是兼职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干这个工作是既没有薪水又没有一分钱的补助。除了这个会议之外，平常也没有专门的时间，不能参与处理事情、调查一些事情。
人大代表通过会议的方式，依法集体行使职权，就是两会期间你来行使职权，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提议案、提建议，而不是每个代表个人直接处理问题，这个是有限定的。
我们拿到别的行业的很多议案觉得很好，但是我对这个行业不了解，如果我把这个提案当作我的成果提上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第一，我有没有这个精力；第二，我要了解到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我有没有这个权限？如果我连这些东西都不具备的时候，我凭什么提出一个我不太知道的领域当中的情况呢？万一它有什么问题呢？我必须要有怀疑精神。但我没有办法通过调查通过什么手段来证实或者证伪，我没有办法。
另外，对于上交“议案”的人本身，我们也往往缺乏了解。我没有办法证实他的身份，也没有人赋予我这样的权力。
“应该还能有很多渠道采纳民间的声音”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些提交到你这里的这些未成形的“议案”？
阿来：提交“议案”本身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不管来自民间的动机是什么，他希望在中国今天这种民主法治进程中看到一种希望，看到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声音，有些时候甚至可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如果从来就没有这种先例，他也不会去做这样的努力，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努力，也正说明了，之前有这样的民间力量成功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修正了他们的决策方式，或者是施行政策方式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也是民间参政议政，关心国家政治的一个表现。
但是，因为我们代表权限有限，国家要有一个更好的体制来处理这些民间的建议，我们应该有更多渠道采纳并倾听到民间的声音，尤其是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声音。
“人大代表只是途径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你去年提交了关于文化方面的议案，这个议案是怎么形成的呢？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阿来：去年我们提交了一个有关知识产权法的议案。
现在中国整个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很不理想的。这种状态下，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也得不到保护，造成中国现在谁都不愿意原创。作为作家，我自己的作品也不断被盗版，感同身受。毫不客气地说，这个行业里面我是专家，专家就是给别人提建议的，所以我可以提出这方面的议案。
在文化界，平时也会有人希望通过你的这个渠道帮忙反映一下各种问题。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倾向于要一些对这个行业比较有利的政策，而任何一个行业也并不都是只有人大这一个途径，他还可以向领导部门反映他的问题，或者其他有效的途径，人大代表只是途径之一。
人大有一个专门负责议案的委员会，他们会把你的建议发给相应的部门。其实，一个国家机关的运行已经按照它自己的计划运行了，你提的意见如果完全和它的计划相悖，它会答复你，说这是我们今后工作当中要注意的；还有一些建议，它会具体说我们正在做某些事情，其中有一部分已经采纳了你的建议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关于国家知识产权方面，现在国家都很重视的，理论上没有问题，具体实施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有没有改善？他一定会告诉你是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