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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结束了长征。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的会宁、静宁会合，红军三大主力最后在陕北“落脚”。陕北成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红军新征程的“出发点”。
吴起镇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落脚点”
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罗迈）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随陕甘支队北上时，沿途检查军容风纪。因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多是回族，搞好民族关系很重要。我跟彭老总一道走，一起到达吴起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犹如离开了“家”。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就算是到“家”了。
1936年12月，毛泽东给红军大学做讲演时说：“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跟，巩固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所未有。”这就是“落脚点”与“出发点”的意义，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新的长征也从这里开始了。
1981年3月笔者采访程子华时，程子华说：“在消灭榆林桥的东北军以后，我仍在道佐铺。陕北苏区洛河川特委书记李景林来说，有‘马回回’到了吴起镇，穿的衣服什么都有。他给了我一张布告，我看落款是陕甘支队，有彭德怀、杨尚昆的签名。这样，我就清楚了，这是中央红军来了，赶快欢迎，慰劳他们。我给彭德怀、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说了陕北敌人的形势，红军的作战方针，劳山、榆林桥战斗。陕北正在搞肃反，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问题大了。派一个班送信到吴起镇，是向洛河川方向去的。”
中央红军是因为看到吴起镇上有苏维埃的红色标语，才认定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
中央派贾拓夫寻找西北红军，在下寺湾遇到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
李维汉说：“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
贾拓夫原来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志，1933年10月去了中央苏区，并留在中央苏区，在白区工作部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红军回到陕北。相对其他地区的同志，贾拓夫更了解陕北的情况，又懂当地的方言，派他去寻找、联络西北红军，最为合适。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处理组织问题，管理干部工作，也合适。他们从吴起镇南下，在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才算联络上了西北的党和红军组织。
郭洪涛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稍后，聂洪钧也来到了下寺湾。聂洪钧当时是西北军委主席。他们先后向李维汉、贾拓夫谈了西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
《毛泽东年谱》有如下的记载：“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湾边区特委，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也就是说，中央在听取了郭洪涛和聂洪钧的汇报以后，初步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并决定了处理陕北肃反的基本方针。
在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为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问题，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应保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
为此，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并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自此，红十五军团归红一方面军建制，直接纳入西北军委，亦即中革军委的领导。
11月4日，中央决定分两路行动：由洛甫（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瓦窑堡；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瓦窑堡成为具有转折性战略意义的“落脚点”，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洛甫、博古等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11月13日，由洛甫、博古等率领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瓦窑堡，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郭洪涛说：“为迎接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到来，我和贾拓夫先行回到瓦窑堡，布置接待工作。中央和中央红军到瓦窑堡那天，有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夹道欢迎，为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送茶送水；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频频招手致意，群情激奋，欢呼声此起彼落，那情景令人难以忘怀。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胜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大家都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意气盎然；有人还唱起中央苏区的小调和《国际歌》。对干部、战士也安排了较好的饭菜。” 为了落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了直接谈判。2月26日，周恩来与张冲等进行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此后，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的改编和苏区的地位问题上。经过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规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不派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军队中的副职，从副师长到副排长，都由中共自行选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军总部及三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与康泽面议中共中央提出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双方在《宣言》上签字。21日，博古、叶剑英和蒋介石、康泽、张冲在孔祥熙寓所会谈，蒋介石同意发表此《宣言》。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之总目标。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两军的第二次合作，标志着“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是全国抗战的“出发点”，是新的起步。
在延安，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8月25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8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即第一一五师的一部分，由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9月3日，第一二○师主力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一一五师之后北上；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发东进；30日，第一二九师主力也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进。至此，八路军主力东进，奔赴抗日战场。
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把作战的战略方向选择在敌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先后建立了由一一五师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二○师创建的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并不断地发展壮大，也就成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在延安，西北办事处改制，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
在国共两党的谈判过程中，1937年2月至3月初，国民党方面要西北苏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别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中共中央则主张保持苏区在行政上的完整性，政府人员民选推荐。到了3月末至4月初，国民党方面虽然同意在地域上可以完整，但不予以明确的区域界限，同时坚持派正职长官参与领导。到了5月，国民党方面仍坚持派正职实行领导，但人选可以由共产党方面推荐国民党方面的人员担任，共产党方面自己提出副职。于是，中共提出在张继、宋子文和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为正职长官。由于国民党方面违背承诺，决意派丁惟汾为行政长官，遭到中共方面的坚决拒绝。中共始提出，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张冲（国民党方面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之一）、杜斌丞（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为政府委员，并力争“林正张副”，即林伯渠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仍坚持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中共则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苏区必须由党“包办”，决不让步，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横插”一人。事情未能解决。
共产党一方面与国民党谈判，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将西北办事处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由林伯渠替代博古，负责西北办事处的实际工作。
4月下旬，西北办事处决定成立四个专门委员会，以研究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经济计划和文化建设等问题。5月中旬，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提出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以及经济、文化建设工作规划等，确立了抗日的民主制度，即容纳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和阶层的人们。
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紧急，西北办事处着手进行从苏维埃政府向特区政府的转变。9月6日，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九人为边区政府委员（也称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苏维埃政治制度的结束和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
其实，陕甘宁边区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实体，是中国共产党的脚踏实地的“一个落脚点”。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此前，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及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说：“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
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就此，毛泽东对陕北和中央在陕北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
陕北不光是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是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落脚点”，是全国红军聚会的地方，是红军这个“大家庭”落脚的地方，“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但是“落脚点”不是终点，只是过去的终结，同时也是新的开始——“出发点”。
吴起镇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落脚点”
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罗迈）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随陕甘支队北上时，沿途检查军容风纪。因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多是回族，搞好民族关系很重要。我跟彭老总一道走，一起到达吴起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犹如离开了“家”。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就算是到“家”了。
1936年12月，毛泽东给红军大学做讲演时说：“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跟，巩固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所未有。”这就是“落脚点”与“出发点”的意义，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新的长征也从这里开始了。
1981年3月笔者采访程子华时，程子华说：“在消灭榆林桥的东北军以后，我仍在道佐铺。陕北苏区洛河川特委书记李景林来说，有‘马回回’到了吴起镇，穿的衣服什么都有。他给了我一张布告，我看落款是陕甘支队，有彭德怀、杨尚昆的签名。这样，我就清楚了，这是中央红军来了，赶快欢迎，慰劳他们。我给彭德怀、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说了陕北敌人的形势，红军的作战方针，劳山、榆林桥战斗。陕北正在搞肃反，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问题大了。派一个班送信到吴起镇，是向洛河川方向去的。”
中央红军是因为看到吴起镇上有苏维埃的红色标语，才认定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
中央派贾拓夫寻找西北红军，在下寺湾遇到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
李维汉说：“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
贾拓夫原来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志，1933年10月去了中央苏区，并留在中央苏区，在白区工作部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红军回到陕北。相对其他地区的同志，贾拓夫更了解陕北的情况，又懂当地的方言，派他去寻找、联络西北红军，最为合适。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处理组织问题，管理干部工作，也合适。他们从吴起镇南下，在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才算联络上了西北的党和红军组织。
郭洪涛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稍后，聂洪钧也来到了下寺湾。聂洪钧当时是西北军委主席。他们先后向李维汉、贾拓夫谈了西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
《毛泽东年谱》有如下的记载：“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湾边区特委，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也就是说，中央在听取了郭洪涛和聂洪钧的汇报以后，初步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并决定了处理陕北肃反的基本方针。
在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为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问题，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应保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
为此，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并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自此，红十五军团归红一方面军建制，直接纳入西北军委，亦即中革军委的领导。
11月4日，中央决定分两路行动：由洛甫（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瓦窑堡；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瓦窑堡成为具有转折性战略意义的“落脚点”，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洛甫、博古等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11月13日，由洛甫、博古等率领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瓦窑堡，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郭洪涛说：“为迎接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到来，我和贾拓夫先行回到瓦窑堡，布置接待工作。中央和中央红军到瓦窑堡那天，有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夹道欢迎，为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送茶送水；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频频招手致意，群情激奋，欢呼声此起彼落，那情景令人难以忘怀。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胜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大家都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意气盎然；有人还唱起中央苏区的小调和《国际歌》。对干部、战士也安排了较好的饭菜。” 为了落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了直接谈判。2月26日，周恩来与张冲等进行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此后，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的改编和苏区的地位问题上。经过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规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不派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军队中的副职，从副师长到副排长，都由中共自行选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军总部及三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与康泽面议中共中央提出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双方在《宣言》上签字。21日，博古、叶剑英和蒋介石、康泽、张冲在孔祥熙寓所会谈，蒋介石同意发表此《宣言》。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之总目标。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两军的第二次合作，标志着“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是全国抗战的“出发点”，是新的起步。
在延安，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8月25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8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即第一一五师的一部分，由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9月3日，第一二○师主力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一一五师之后北上；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发东进；30日，第一二九师主力也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进。至此，八路军主力东进，奔赴抗日战场。
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把作战的战略方向选择在敌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先后建立了由一一五师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二○师创建的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并不断地发展壮大，也就成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在延安，西北办事处改制，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
在国共两党的谈判过程中，1937年2月至3月初，国民党方面要西北苏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别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中共中央则主张保持苏区在行政上的完整性，政府人员民选推荐。到了3月末至4月初，国民党方面虽然同意在地域上可以完整，但不予以明确的区域界限，同时坚持派正职长官参与领导。到了5月，国民党方面仍坚持派正职实行领导，但人选可以由共产党方面推荐国民党方面的人员担任，共产党方面自己提出副职。于是，中共提出在张继、宋子文和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为正职长官。由于国民党方面违背承诺，决意派丁惟汾为行政长官，遭到中共方面的坚决拒绝。中共始提出，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张冲（国民党方面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之一）、杜斌丞（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为政府委员，并力争“林正张副”，即林伯渠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仍坚持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中共则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苏区必须由党“包办”，决不让步，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横插”一人。事情未能解决。
共产党一方面与国民党谈判，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将西北办事处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由林伯渠替代博古，负责西北办事处的实际工作。
4月下旬，西北办事处决定成立四个专门委员会，以研究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经济计划和文化建设等问题。5月中旬，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提出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以及经济、文化建设工作规划等，确立了抗日的民主制度，即容纳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和阶层的人们。
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紧急，西北办事处着手进行从苏维埃政府向特区政府的转变。9月6日，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九人为边区政府委员（也称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苏维埃政治制度的结束和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
其实，陕甘宁边区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实体，是中国共产党的脚踏实地的“一个落脚点”。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此前，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及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说：“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
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就此，毛泽东对陕北和中央在陕北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
陕北不光是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是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落脚点”，是全国红军聚会的地方，是红军这个“大家庭”落脚的地方，“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但是“落脚点”不是终点，只是过去的终结，同时也是新的开始——“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