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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就像一个泡菜坛子，长期的浸泡、熏陶是促进学生成长的必需。
陕西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院校之一，是国家培养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师资、教育管理干部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被誉为西北地区“教师的摇篮”。近年来，陕西师范大学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设有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70多所学校建立了校际友好与合作交流关系，培养留学生4000余人。
近几年，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分多批次组织了高校领导培训团赴海外培训，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房喻曾于2004年率高等教育培训团赴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等高校培训学习20余天。此次培训给他带来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方面的诸多思考。近日，房喻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国际人才交流》：高校质量监督—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澳洲高校是否有较成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房喻：我们在赴澳培训中了解到，为保证大学发展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澳大利亚专门设立了大学质量监督局(AUQA)，作为第三方专责对大学办学质量的监督审计。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大学作为一个培养人的社会机构，质量绝对应该放在第一位。质量的保证，一要靠高校自律，二要靠社会机构监督。设立大学质量监督机构可以促使大学更加注重质量。尽管国内一些高校目前对此有较大的抵触情绪，但我觉得不能简单地予以反对。
前段时间，教育部对各高校教学质量进行了评估。我认为，这一评估至少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效。一是促使大学进一步明确并巩固了教学的基础和中心地位。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而教学是培养人才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特别是本科教育。如果大学的课程建设、课程体系、课堂教学缺乏质量保障，那么伤害的一定是学生。很多大学走偏了，过度地强调科学研究，忽视了教学的重要作用。二是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责任，加大对高校建设和发展的投入。
当然，如何使评估做到更加科学合理，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成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此外，评估要尽可能杜绝形式主义，减少评估对学校正常工作的冲击。通过培训学习和比较思考，我也深深感受到，我国的大学类型要比澳大利亚复杂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对大学发展的影响也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大学评估难度自然要大很多。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有些事只能由政府来主导，但同时也不能排斥社会力量，需要政府与社会互动。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还不够成熟，自律、监督都很不到位，恐怕很难承担起这样的重任。简单放权给社会组织可能会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在我看来，目前对于高校的评估还是以政府主导较为妥当。但从长远来讲，应该积极培育社会力量，逐渐将评估工作交给社会。当然，对社会组织也需要健全监督机制。例如，社会组织应接受审计，要有公开透明的评估标准与评估程序。
《国际人才交流》：您如何看待中国大学的质量检查和各类排行榜?
房喻：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许多审计和验收不同，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监督局的最终审计报告，要在公共媒体和网络上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这样就增加了被审计大学的压力，促进大学自律。大学既不能单纯为了扩大影响，盲目追求目标的宏大，也不能仅仅为了迎合简单的审计，而放弃学校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和定位。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的另一优点，是大学质量监督局能够在对大学质量审计后，对存在的不足给予跟踪了解。大学鉴于社会和公众的反映，也会及时对质量审计中暴露或被检查出的问题予以纠正，从而促进大学的健康发展。
大学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大学不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只有静下心来才可能把大学办好。过多的功利心、过多地强调投入产出比是办不好大学的。各类排行榜虽然可以督促大学在意社会的看法，但以投入产出比等为衡量指标，容易鼓励大学的短期行为。大学是什么?大学就像一个泡菜坛子，长期的浸泡、熏陶是促进学生成长的必需。从这个角度讲，大学的文化建设、氛围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和社会应该鼓励大学去做这些真正有益于学生发展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地向大学要投入产出比。
《国际人才交流》：在高校教师评估方面，澳大利亚是怎么做的?
房喻：在教师评估方面，澳大利亚高校建立了学生和校外专家相结合的内外评估机制，有效避免了科研和教学脱节的现象。通过学生来评价教师，特别是通过已经毕业的学生来评价教师，往往会更客观与公正。让学生评价教师有助于促进教师对教学的重视，有助于强化教师的育人责任。而校外同行的评估，客观上促进了教师对学术的追求。因此，两种评估不可偏废，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促进教师成长的最有效途径，我认为，还是要注重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和完善教师的聘用制度。通过制度完善和氛围营造，建立竞争机制，让那些不够努力的教师感到压力，从而督促自己主动调整、努力工作，以良好的业绩获得同行和学生的尊重。
《国际人才交流》：借鉴澳大利亚的操作经验，我国高校应如何搞好师资队伍建设?
房喻：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一些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主要靠“挖人才”，人为地炒高了人才的价格，由于对在岗教师的培训重视不够，造成了高校人才短缺。人才合理流动、适度流动是应该的。通过流动，社会会更加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但是，现在我们的这种“流动”太过频繁，比如在几年之内“流”好几个单位，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当事人是在趋利，而不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造成这种局面，我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有些高校在不择手段地“挖”，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的教授自律不够有关。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一是炒高了人才的价格，二是使大家都想走捷径，“挖”个高水平的人才，马上就能用，就能拿项目、出成果，很少在盘活现有人才资源上下功夫。
在这次培训中，我们都感受到，澳大利亚对教师的在岗培训异常重视。一个新入职的教师，不论学历层次多高、阅历多丰富，都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拿到从教资格证。面对教学新技术、新手段的不断出现，在澳大利亚，很多教师30岁时要培训一次，40岁、50岁要再进行培训，以便能够适应并使用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新手段。在国内高校，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50多岁就说自己年龄大了，用不了网络，说不了外语。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教师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我们对教师的培训不够。我以为，优秀人才和普通人才的最大区别可能就在于自我发展的能力不同。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靠大学几年的学习积累根本无法满足一生的需要。要跟上社会进步、知识发展的步子，就必须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练就高效学习的能力。当然，学校也要尽可能地为在岗教师的成长提供条件，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培训工作做得不好、做得不及时，就会影响那些本来很有发展潜力的教师的成长，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 为了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勇于创新的师资队伍，经过几年酝酿和准备，我校从2009年起开始实施“三英人才”计划，即“聚英”、“撷英”和“育英”计划。其中，“撷英”和“育英”计划主要着眼于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撷英计划”通过实施“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计划”、“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教学名师资助计划”，着力培养和支持i00名左右专业功底扎实、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学术带头人和教学名师开展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使其成为教师队伍中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育英计划”通过实施“教师队伍学历提升计划”、“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计划”、“骨干教师国内访学计划”，着力培养B00名左右的教学科研骨干教师，带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经过3年的实践，学校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成长了起来。同时，学校还积极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遴选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高的老教师作为新任教师的导师，帮助新任教师尽快适应教学科研工作，切实加强对新任教师的培养。
《国际人才交流》：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中澳大学的方式方法是否相同?
房喻：当前，我们学生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以及工作的方式方法与国外相比有很大差异。我们着眼管理的多，而国外更加重视的是引导帮助，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学生自我发展。澳大利亚大学的学生工作部，往往会放置一块牌子，树立一块类似于“One stop service”的牌子，即以为学生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工作要求。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困惑时，均可在这里获得帮助。在培训期间，我们在悉尼参观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这家学院有一个三星级酒店，整个酒店都由学生来管理。不难想象，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这样的平台上学习、实践、发展，肯定会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高。怎样把对学生的要求转化成学生的自律行为?也需要我们思考。目前，我国的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还很不尽人意，我想主要责任不在于学生，而在于大学和大学的老师。我们要相信学生，要注重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习惯，培养学生自我发展的能力。
《国际人才交流》：您是如何理解“学生为本”的?
房喻：大学有四个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是根本，其他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科学研究过程、社会服务过程都可以训练人、锻炼人，文化传承和创新更可以培养人。大学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含糊。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却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我想，真正水平高的教授，他一定会把教学当回事，把学生的事情当回事。在学校，不管是做管理还是做教学，位子都是学生给的。学校因学生而存在，没有学生就没有学校，就没有教职员工的岗位。当前，还是要不断地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充分意识到学生的重要。以学生为本，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要贯穿到学校工作的始终，贯穿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切实树立起“学生第一”的理念。
《国际人才交流》：您觉得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有哪些素质?
房喻：学校培养的人不是工业产品。工业产品可以有一套明确的、完全可以量化的质量指标，用这些指标就可以对产品的质量进行衡量。然而，对人的质量的衡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也不能因为难就没有质量标准。当今社会是复杂的、多元的，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因此对人才的质量要求也一定是立体的。简单地以学习成绩好坏来衡量学生的质量已经过时。那么如何来衡量学生的质量，我想起码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担当意识。有没有担当意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优秀的学生，必定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人，而不是一个整天怨天尤人的人。第二，担当能力。有担当意识，还要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大学除了要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之外，还要培养学生这种能力。第三，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大学学的是这个专业，但是毕业后很可能会从事其他工作，能不能很快地调整自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能力转移为做另外一种工作的能力?这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适应工作、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心态也非常重要。无论做什么事情，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心态是第一位的。
《国际人才交流》：就大学管理理念和发展道路的模式方面，对于师范大学和一般的综合性大学，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差别?
房喻：师范大学到底怎么发展，这是我们想得很多的问题。我到过很多国家，像我国这样有如此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的国家已经很少了，它们基本上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澳大利亚从1988年开始实施并持续到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得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由原有的大学和学院(主要是高等师范学院)二元结构转变为目前只有大学这样的一元结构。我国教师的培养，目前基本上是由师范院校来承担。但我想，未来我国师范教育一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没有任何理由来阻止高水平的大学培养教师。站在国家的角度看，站在中小学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一定是好事情。
那么，师范大学怎么办?我想，师范院校一定要加强学科建设。不能因为是师范，就对自己的学科水准降低要求。事实上，高水平的教师教育必须以高水平的学科教育来支撑，高水平的学科也一定会使师范大学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主动。基于这一判断，我校于2005年正式确立了建设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化、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几年来，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教师教育办学特色更加突出，学科水平显著提升，学科教育与教师教育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格局已经形成。
陕西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院校之一，是国家培养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师资、教育管理干部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被誉为西北地区“教师的摇篮”。近年来，陕西师范大学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设有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70多所学校建立了校际友好与合作交流关系，培养留学生4000余人。
近几年，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分多批次组织了高校领导培训团赴海外培训，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房喻曾于2004年率高等教育培训团赴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等高校培训学习20余天。此次培训给他带来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方面的诸多思考。近日，房喻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国际人才交流》：高校质量监督—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澳洲高校是否有较成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房喻：我们在赴澳培训中了解到，为保证大学发展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澳大利亚专门设立了大学质量监督局(AUQA)，作为第三方专责对大学办学质量的监督审计。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大学作为一个培养人的社会机构，质量绝对应该放在第一位。质量的保证，一要靠高校自律，二要靠社会机构监督。设立大学质量监督机构可以促使大学更加注重质量。尽管国内一些高校目前对此有较大的抵触情绪，但我觉得不能简单地予以反对。
前段时间，教育部对各高校教学质量进行了评估。我认为，这一评估至少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效。一是促使大学进一步明确并巩固了教学的基础和中心地位。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而教学是培养人才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特别是本科教育。如果大学的课程建设、课程体系、课堂教学缺乏质量保障，那么伤害的一定是学生。很多大学走偏了，过度地强调科学研究，忽视了教学的重要作用。二是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责任，加大对高校建设和发展的投入。
当然，如何使评估做到更加科学合理，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成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此外，评估要尽可能杜绝形式主义，减少评估对学校正常工作的冲击。通过培训学习和比较思考，我也深深感受到，我国的大学类型要比澳大利亚复杂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对大学发展的影响也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大学评估难度自然要大很多。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有些事只能由政府来主导，但同时也不能排斥社会力量，需要政府与社会互动。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还不够成熟，自律、监督都很不到位，恐怕很难承担起这样的重任。简单放权给社会组织可能会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在我看来，目前对于高校的评估还是以政府主导较为妥当。但从长远来讲，应该积极培育社会力量，逐渐将评估工作交给社会。当然，对社会组织也需要健全监督机制。例如，社会组织应接受审计，要有公开透明的评估标准与评估程序。
《国际人才交流》：您如何看待中国大学的质量检查和各类排行榜?
房喻：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许多审计和验收不同，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监督局的最终审计报告，要在公共媒体和网络上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这样就增加了被审计大学的压力，促进大学自律。大学既不能单纯为了扩大影响，盲目追求目标的宏大，也不能仅仅为了迎合简单的审计，而放弃学校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和定位。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的另一优点，是大学质量监督局能够在对大学质量审计后，对存在的不足给予跟踪了解。大学鉴于社会和公众的反映，也会及时对质量审计中暴露或被检查出的问题予以纠正，从而促进大学的健康发展。
大学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大学不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只有静下心来才可能把大学办好。过多的功利心、过多地强调投入产出比是办不好大学的。各类排行榜虽然可以督促大学在意社会的看法，但以投入产出比等为衡量指标，容易鼓励大学的短期行为。大学是什么?大学就像一个泡菜坛子，长期的浸泡、熏陶是促进学生成长的必需。从这个角度讲，大学的文化建设、氛围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和社会应该鼓励大学去做这些真正有益于学生发展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地向大学要投入产出比。
《国际人才交流》：在高校教师评估方面，澳大利亚是怎么做的?
房喻：在教师评估方面，澳大利亚高校建立了学生和校外专家相结合的内外评估机制，有效避免了科研和教学脱节的现象。通过学生来评价教师，特别是通过已经毕业的学生来评价教师，往往会更客观与公正。让学生评价教师有助于促进教师对教学的重视，有助于强化教师的育人责任。而校外同行的评估，客观上促进了教师对学术的追求。因此，两种评估不可偏废，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促进教师成长的最有效途径，我认为，还是要注重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和完善教师的聘用制度。通过制度完善和氛围营造，建立竞争机制，让那些不够努力的教师感到压力，从而督促自己主动调整、努力工作，以良好的业绩获得同行和学生的尊重。
《国际人才交流》：借鉴澳大利亚的操作经验，我国高校应如何搞好师资队伍建设?
房喻：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一些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主要靠“挖人才”，人为地炒高了人才的价格，由于对在岗教师的培训重视不够，造成了高校人才短缺。人才合理流动、适度流动是应该的。通过流动，社会会更加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但是，现在我们的这种“流动”太过频繁，比如在几年之内“流”好几个单位，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当事人是在趋利，而不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造成这种局面，我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有些高校在不择手段地“挖”，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的教授自律不够有关。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一是炒高了人才的价格，二是使大家都想走捷径，“挖”个高水平的人才，马上就能用，就能拿项目、出成果，很少在盘活现有人才资源上下功夫。
在这次培训中，我们都感受到，澳大利亚对教师的在岗培训异常重视。一个新入职的教师，不论学历层次多高、阅历多丰富，都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拿到从教资格证。面对教学新技术、新手段的不断出现，在澳大利亚，很多教师30岁时要培训一次，40岁、50岁要再进行培训，以便能够适应并使用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新手段。在国内高校，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50多岁就说自己年龄大了，用不了网络，说不了外语。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教师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我们对教师的培训不够。我以为，优秀人才和普通人才的最大区别可能就在于自我发展的能力不同。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靠大学几年的学习积累根本无法满足一生的需要。要跟上社会进步、知识发展的步子，就必须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练就高效学习的能力。当然，学校也要尽可能地为在岗教师的成长提供条件，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培训工作做得不好、做得不及时，就会影响那些本来很有发展潜力的教师的成长，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 为了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勇于创新的师资队伍，经过几年酝酿和准备，我校从2009年起开始实施“三英人才”计划，即“聚英”、“撷英”和“育英”计划。其中，“撷英”和“育英”计划主要着眼于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撷英计划”通过实施“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计划”、“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教学名师资助计划”，着力培养和支持i00名左右专业功底扎实、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学术带头人和教学名师开展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使其成为教师队伍中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育英计划”通过实施“教师队伍学历提升计划”、“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计划”、“骨干教师国内访学计划”，着力培养B00名左右的教学科研骨干教师，带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经过3年的实践，学校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成长了起来。同时，学校还积极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遴选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高的老教师作为新任教师的导师，帮助新任教师尽快适应教学科研工作，切实加强对新任教师的培养。
《国际人才交流》：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中澳大学的方式方法是否相同?
房喻：当前，我们学生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以及工作的方式方法与国外相比有很大差异。我们着眼管理的多，而国外更加重视的是引导帮助，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学生自我发展。澳大利亚大学的学生工作部，往往会放置一块牌子，树立一块类似于“One stop service”的牌子，即以为学生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工作要求。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困惑时，均可在这里获得帮助。在培训期间，我们在悉尼参观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这家学院有一个三星级酒店，整个酒店都由学生来管理。不难想象，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这样的平台上学习、实践、发展，肯定会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高。怎样把对学生的要求转化成学生的自律行为?也需要我们思考。目前，我国的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还很不尽人意，我想主要责任不在于学生，而在于大学和大学的老师。我们要相信学生，要注重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习惯，培养学生自我发展的能力。
《国际人才交流》：您是如何理解“学生为本”的?
房喻：大学有四个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是根本，其他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科学研究过程、社会服务过程都可以训练人、锻炼人，文化传承和创新更可以培养人。大学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含糊。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却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我想，真正水平高的教授，他一定会把教学当回事，把学生的事情当回事。在学校，不管是做管理还是做教学，位子都是学生给的。学校因学生而存在，没有学生就没有学校，就没有教职员工的岗位。当前，还是要不断地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充分意识到学生的重要。以学生为本，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要贯穿到学校工作的始终，贯穿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切实树立起“学生第一”的理念。
《国际人才交流》：您觉得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有哪些素质?
房喻：学校培养的人不是工业产品。工业产品可以有一套明确的、完全可以量化的质量指标，用这些指标就可以对产品的质量进行衡量。然而，对人的质量的衡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也不能因为难就没有质量标准。当今社会是复杂的、多元的，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因此对人才的质量要求也一定是立体的。简单地以学习成绩好坏来衡量学生的质量已经过时。那么如何来衡量学生的质量，我想起码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担当意识。有没有担当意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优秀的学生，必定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人，而不是一个整天怨天尤人的人。第二，担当能力。有担当意识，还要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大学除了要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之外，还要培养学生这种能力。第三，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大学学的是这个专业，但是毕业后很可能会从事其他工作，能不能很快地调整自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能力转移为做另外一种工作的能力?这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适应工作、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心态也非常重要。无论做什么事情，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心态是第一位的。
《国际人才交流》：就大学管理理念和发展道路的模式方面，对于师范大学和一般的综合性大学，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差别?
房喻：师范大学到底怎么发展，这是我们想得很多的问题。我到过很多国家，像我国这样有如此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的国家已经很少了，它们基本上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澳大利亚从1988年开始实施并持续到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得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由原有的大学和学院(主要是高等师范学院)二元结构转变为目前只有大学这样的一元结构。我国教师的培养，目前基本上是由师范院校来承担。但我想，未来我国师范教育一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没有任何理由来阻止高水平的大学培养教师。站在国家的角度看，站在中小学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一定是好事情。
那么，师范大学怎么办?我想，师范院校一定要加强学科建设。不能因为是师范，就对自己的学科水准降低要求。事实上，高水平的教师教育必须以高水平的学科教育来支撑，高水平的学科也一定会使师范大学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主动。基于这一判断，我校于2005年正式确立了建设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化、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几年来，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教师教育办学特色更加突出，学科水平显著提升，学科教育与教师教育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格局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