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夜冀中平原一个不是很大的乡村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年抗日在外。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我来与父亲同住前，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两次短暂的模糊的记忆。所以，虽然我内心对父亲十分崇敬，而要叫声“爹”却是较难出口的。
　　我记得，那时大家都说我们村是抗战模范村，周边村里大多有日军的炮楼，唯独我村没有。因为日军白天派人监工修炮楼，到了晚上，他们怕被八路军干掉，就撤走了，日军汉奸一走，炮楼就立即被老百姓拆除了。反复如此。时间一长，日军也就失去了再修炮楼的信心。
　　我记得大概是在“五一”大扫荡的年份里，有一天早晨，我村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被手端刺刀的日伪军堵在了屋里，母亲和一个与我们就伴的叔伯姐姐遭到了日本兵的拳打脚踢，我们被逼到小学广场上去开会；我和弟弟紧紧依偎在母亲和大姐姐的怀抱里。
　　我记得，一旦遇到上述情况，母亲总是抱着或拉着我们躲到靠后的人群深处，或把我们塞给关系密切的邻居，怕被汉奸认出我们是“抗属”。
　　我记得，在我家隔院的一个叔伯哥哥家的上房里，日本兵和汉奸采取吊打、压杠子和灌辣椒水等酷刑逼那些受怀疑的维持会人员供出“八路到底藏在哪里？”侧对门的一个伯伯，不久便含恨死在了这次酷刑所造成的内伤里。邻村我那唯一的姑父，也是被日本兵这样活活打死的。
　　我记得，在日军汉奸的围追堵截中被打死者的家人，夜晚在房上哭喊招魂的，声音是多么地凄惨，令人不寒而栗。
　　我记得，我那位现在石市工作的表弟生母就是在逃跑中被日本兵打死的，他也摔伤致残，被我的一位无子女的姨姨抱养，而长大成人的他很争气，后来成了清华大学毕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我的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爱憎分明的好母亲。作为“抗属”，我家成了真正的“堡垒户”。每当区县干部住到我家里时，这个叫大嫂，那个叫大婶，女同志搂抱着我们亲若小弟弟；男同志抱住我们用胡子扎得我们哏哏笑，真是亲如一家，好不热闹。
　　我记得，为防万一，村里抗日骨干夜晚聚到我家，在正房东头的夹墙里挖地洞，母亲忙里忙外烧水做饭，懂事的我也不肯睡觉,就站到大门口望风、放哨。为砌洞口，我也帮着搬砖，不小心摔倒在地，磕破了嘴唇，流着血却不敢大声哭泣。
　　为了支持我的父亲在外抗日，小脚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辛勤耕作，纺线、织布，忙里忙外，既为着我们母子三人的生计，也还得供给父亲一部分衣物、鞋袜和零花。为抢农时，母亲一人忙不过来时，就带上年幼的我们兄弟俩学习间苗、锄草、翻红薯蔓等农活。弟弟贪玩不好好学，我却能想着多给母亲帮点忙。我们母子实在干不了的农活，才去找村干部要（抗属）“代耕”或者找关系密切的街邻帮助。浇地时，我总是陪着大人改沟子；在远处地里干活、需要送饭时，母亲忙不过来也总是把这个活让我去干。我个头不高力单薄，还总想挑着担子走快些，边走边换肩时碰洒了罐子里的稀饭，只把干粮送到地里，帮工的大人们也不生气，就喝着井里的凉水吃干粮。母亲知道了也总是安慰我：“累了就歇歇，放下担子再换肩。”不安慰还好，一安慰我倒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了报答人家的帮忙之恩，人家浇地需要改沟子的，母亲总是主动让我去给人家帮忙，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换工之意。
　　抗战时，乡亲们的生活都十分艰苦，冬天农闲时都很少吃粮。为了过冬，秋末时家家户户总是擦不少红薯干、萝卜片，加上井藏的新鲜红薯和窖藏的萝卜、大白菜，就成了人们过冬的主、副食。一天，母亲擦下不少红薯片要吊到房顶上去晾晒，房子高，我力气小，怕一下吊不到房顶上，就站在矮一些的墙头上，先吊到墙上缓一缓，再递给房顶上的弟弟。吊了几筐还可以，但时间一长就没有力气了。记得在吊另一筐时，筐快到墙头了，我因换手时未抓牢绳子，筐子掉到了地下，我被闪到了墙外面，摔得我疼痛难忍，好久爬不起来，母亲急忙过来抱起我痛哭不止。我虽倔强地咬着牙尽量不哭，却也喊出了：“我爹在哪里？”他们行动机密，又有谁能搞清楚他们到底在哪里，只是偶尔听村干部们说：“前些天有人看到他们在铁道东活动，现在有可能到路西了吧？”“前不久他们又在一个村里于天亮前掏出一个大汉奸杀了。”……解放后，偶尔提到我被摔伤的这些事，父亲总是深感愧疚地含泪难语。
　　我记得，我家对门一个比我大许多岁的晚辈（论辈份他叫我叔叔），名叫“造记”，他对我家帮助最大，起粪、垫圈这样的脏活、累活总是他帮着干。母亲过意不去，不是做件衣服，就是做双鞋给他穿。日军“扫荡”时，也总是他们兄弟三个轮流背着我跑，拉着我走，有时跑散了，几天几夜见不到母亲的面，我心里也不慌。造记是我童时心目中的英雄，他在村里当过民兵队长，后来参加了八路军的区小队，作战勇敢枪法好。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到外面单独活动，碰上几个汉奸紧追不舍，他掏出手枪放倒两个，吓得敌人趴在地上不敢追了，等他们回过神、爬起来再追，造记骑着车子早已跑出去好远了。后来他牺牲了，牺牲在与敌人搏杀的战斗中，我听说后十分悲痛。1958年我回乡时，首先来到他家里，进门就喊造记的名字。他娘含泪提醒我：“他不是牺牲了吗？傻孩子。”我才猛地醒悟过来。
　　母亲一辈子特别是抗战时的母亲，除了吃苦耐劳之外，节俭持家是街邻们所特别称颂的。她对自己几乎刻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总是糠一口，菜一口，吃块红薯算是好的，米面很少沾她的口，省下的米和面总是等区县干部来时或用人时才会舍得拿出来吃。每当此时，我兄弟二人算是可以享到一点口福，而母亲仍是背地里吃糠菜和红薯。所以，我特别崇敬我的母亲——她是世界上最善良、最疼爱别人而唯独没有她自己的好母亲。
　　父亲为抗日工作，常年奔波在外，我对他的直接记忆少得可怜。记得有一次八路军的干部正在一个村里开会时，突遭敌人包围，不少人藏进了一个未挖通的大地道里，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找到了洞口，他们点着了柴火和辣椒，往里扇风灌烟，呛死了不少人，后经部分武装人员与外面的人员配合，强行冲杀了一番才使剩余的群众幸免于难。据说父亲是未钻此洞的人员。以后我才了解到父亲当时是县公安局除奸队的主要负责人，经常搅得敌人心神不安，所以日伪曾出告示以数百现大洋买他的人头，但始终未能得逞。父亲是个很少谈论自己抗战事迹的人，解放后我仅有一次听到他和一位战友谈起他在一次遭敌包围后未能突围出去，就藏到了一个厕所里，将装不了几粒子弹的小手枪顶上膛，一旦敌人闯进来，就决一死战，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决不当敌人的俘虏。
　　以上是我对抗战时期的部分童年记忆和掠影。我的爱和恨就萌生在这些记忆里。我的吃苦精神、助人为乐、尽力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纯朴感情和品格也潜藏在这些记忆和父母的言传身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