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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知生，焉知死”“齐生死，等祸福”，或是将死亡置于一边，简单地回避生死，抑或是对死亡保持着一种达观的态度。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则是构建出“向死而生”的深刻框架，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启蒙思想上的独特的死亡意识。
关键词：鲁迅 隐秘力量 启蒙思想
鲁迅的小说正如他在《南腔北调集》中说的那样，是为了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杂文则针砭时弊，有着“时代的眉目”，极具战斗性。这两者更多是在“为别人”写。而他的散文则有“在纷乱中寻找一点闲境”之感，更多地展现自己内心的世界。但不论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归根到底还是“为人生”，追求人的个性启蒙。
小说《药》中，华老栓和华大妈用夏瑜死后染成的“人血馒头”来治疗小栓的病。如今我们读来，可见此种行为的麻木愚昧，而比之当时的历史情境，我们似乎可以揣测到鲁迅的写作意图：“药”的产生其实已经表明希望的存在，即那些思想进步，敢于革新的觉醒者已经出现，但是，“良药”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思想解放还只是空中楼阁。只有“人血馒头”如“毒药”一般注入愚昧民众的身体里。虽然社会进行着变革，但是革命并没有带来实质成果，人们的思想依旧愚昧落后，这也正是小栓的悲剧所在，更是鲁迅背后隐秘的呼声——思想启蒙。而启蒙民众的思想并非易事。
从《藤野先生》中提到的幻灯片事件里，我们看到了被杀者的“死亡”，但在某种意义上，那些看客们同样是“死”的。后者虽然有着肉体的存在，但是他们的精神已经被侵蚀。面对这一群人的“死”，不觉让鲁迅生出一种悲凉之感。觉醒的个体与沉睡的群体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对立体。与此同时，群体还被强大的扼杀生命的现实力量拖拽着。思想启蒙虽然任重道远，但鲁迅依旧发声。
同样，萧红对于“死”的可笑同样有所表达，她在《呼兰河传》中，围绕东二道街上一个大泥坑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死的描写。马、猪、狗、猫、鸡、鸭都曾死在这大泥坑里，一次又一次。一年之中，抬车抬马，不知抬了多少次，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用土把泥坑子填起来。过路的人只会伸着自己干净的手，看着生灵在泥坑中的“表演”，并为之拍手“喝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红从呼兰人麻木、无意识的生存惰性中，努力挖掘深受封建制度腐蚀的国民肉体和精神的种种诟病，以启蒙后人。在这一方面，萧红可以说是继承了鲁迅式的批判国民性的写作手法。
其实，二者所展现的都是“众治”社会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
鲁迅曾在《坟·文化偏至论》中提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以此来批判“众治”这一观念。《白光》中呈现的社会“众治”：只要榜上有名，便能鱼跃龙门，光宗耀祖。陈士成也毫无例外地卷进了这种“众治”的环境之中。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融入进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仿佛已经麻木，他走不通前人的路。终于，在十六次不中举的现实打击下，陈士成被击垮，从孤寂走向癫狂直至死亡，“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也最终终结。作为士人阶层的一个代表，陈士成的悲剧性结局表面上看来是由当时吃人的科举制度导致的，实质上，是“众治”社会下众人皆以为是的制度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抹杀。
然而，鲁迅不仅仅是试图单纯地启蒙他人，他自身也是不断地进行自我疗治与自我解剖。正如小说题目那样，《孤独者》中魏连殳是孤独的，他把自己的“爱”给予他人，却最终不被理解。对于可怜的女工，他将自己的房子无偿租给她住；对于孩子们，他更是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关心周围人的生活，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尊重，但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抛弃，不被他人理解。魏连殳的人道主义精神着实不融于这个社会，更不能被周围那些随波逐流、恪守礼法的庸夫俗子所接纳。这不正是对鲁迅这一孤独的人道主义启蒙者的影射吗？鲁迅也正是借着魏连殳来发出自己的呐喊。
《野草》中有这么一句话：“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鲁迅对于死亡的描写以及他的死亡意识从对社会人的思想启蒙逐步进入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本体的反审层次。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的悲惨遭遇，探寻产生悲剧性结局的社会因素，寻找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用个人的死亡换取人类的觉醒和民族的拯救，换来历史的变革和前进发展，那么，死亡便会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性，达到启蒙民众甚至更高层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吴情.论萧红笔下的生死意象[J].文学理论与评论，2011（06）.
[3]鲁迅.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4]王婷婷.众意下的毁灭[J].文学评论，2011（04）.
[5]刘晓华.鲁迅的死亡意识探析[J].貴州学院学报，2015（10）.
[6]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09）.
（作者简介：崔文琪，女，本科在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关键词：鲁迅 隐秘力量 启蒙思想
鲁迅的小说正如他在《南腔北调集》中说的那样，是为了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杂文则针砭时弊，有着“时代的眉目”，极具战斗性。这两者更多是在“为别人”写。而他的散文则有“在纷乱中寻找一点闲境”之感，更多地展现自己内心的世界。但不论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归根到底还是“为人生”，追求人的个性启蒙。
小说《药》中，华老栓和华大妈用夏瑜死后染成的“人血馒头”来治疗小栓的病。如今我们读来，可见此种行为的麻木愚昧，而比之当时的历史情境，我们似乎可以揣测到鲁迅的写作意图：“药”的产生其实已经表明希望的存在，即那些思想进步，敢于革新的觉醒者已经出现，但是，“良药”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思想解放还只是空中楼阁。只有“人血馒头”如“毒药”一般注入愚昧民众的身体里。虽然社会进行着变革，但是革命并没有带来实质成果，人们的思想依旧愚昧落后，这也正是小栓的悲剧所在，更是鲁迅背后隐秘的呼声——思想启蒙。而启蒙民众的思想并非易事。
从《藤野先生》中提到的幻灯片事件里，我们看到了被杀者的“死亡”，但在某种意义上，那些看客们同样是“死”的。后者虽然有着肉体的存在，但是他们的精神已经被侵蚀。面对这一群人的“死”，不觉让鲁迅生出一种悲凉之感。觉醒的个体与沉睡的群体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对立体。与此同时，群体还被强大的扼杀生命的现实力量拖拽着。思想启蒙虽然任重道远，但鲁迅依旧发声。
同样，萧红对于“死”的可笑同样有所表达，她在《呼兰河传》中，围绕东二道街上一个大泥坑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死的描写。马、猪、狗、猫、鸡、鸭都曾死在这大泥坑里，一次又一次。一年之中，抬车抬马，不知抬了多少次，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用土把泥坑子填起来。过路的人只会伸着自己干净的手，看着生灵在泥坑中的“表演”，并为之拍手“喝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红从呼兰人麻木、无意识的生存惰性中，努力挖掘深受封建制度腐蚀的国民肉体和精神的种种诟病，以启蒙后人。在这一方面，萧红可以说是继承了鲁迅式的批判国民性的写作手法。
其实，二者所展现的都是“众治”社会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
鲁迅曾在《坟·文化偏至论》中提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以此来批判“众治”这一观念。《白光》中呈现的社会“众治”：只要榜上有名，便能鱼跃龙门，光宗耀祖。陈士成也毫无例外地卷进了这种“众治”的环境之中。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融入进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仿佛已经麻木，他走不通前人的路。终于，在十六次不中举的现实打击下，陈士成被击垮，从孤寂走向癫狂直至死亡，“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也最终终结。作为士人阶层的一个代表，陈士成的悲剧性结局表面上看来是由当时吃人的科举制度导致的，实质上，是“众治”社会下众人皆以为是的制度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抹杀。
然而，鲁迅不仅仅是试图单纯地启蒙他人，他自身也是不断地进行自我疗治与自我解剖。正如小说题目那样，《孤独者》中魏连殳是孤独的，他把自己的“爱”给予他人，却最终不被理解。对于可怜的女工，他将自己的房子无偿租给她住；对于孩子们，他更是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关心周围人的生活，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尊重，但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抛弃，不被他人理解。魏连殳的人道主义精神着实不融于这个社会，更不能被周围那些随波逐流、恪守礼法的庸夫俗子所接纳。这不正是对鲁迅这一孤独的人道主义启蒙者的影射吗？鲁迅也正是借着魏连殳来发出自己的呐喊。
《野草》中有这么一句话：“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鲁迅对于死亡的描写以及他的死亡意识从对社会人的思想启蒙逐步进入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本体的反审层次。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的悲惨遭遇，探寻产生悲剧性结局的社会因素，寻找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用个人的死亡换取人类的觉醒和民族的拯救，换来历史的变革和前进发展，那么，死亡便会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性，达到启蒙民众甚至更高层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吴情.论萧红笔下的生死意象[J].文学理论与评论，2011（06）.
[3]鲁迅.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4]王婷婷.众意下的毁灭[J].文学评论，2011（04）.
[5]刘晓华.鲁迅的死亡意识探析[J].貴州学院学报，2015（10）.
[6]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09）.
（作者简介：崔文琪，女，本科在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