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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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兼具理论的实践与实践的理论于一身的人类学而言,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是展现其理论实践和实践理论的最好方式。在科学民族志阶段,基于对科学性的理解与实践,民族志书写的重心在于书写“文化”,科学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化现象十分突出。而在后现代民族志阶段,基于对主体性的把握与尊崇,民族志书写的重心在于文化“书写”,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化趋势十分明显。“见物不见人”与“见人不见物”的碰撞与交融,充分表征了民族志书写的历史与逻辑,也预示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呼之欲出。辩证法与民族志书写的有机结合,不仅能推进民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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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多彩贵州’传统节日文化品牌的构建与传播研究”(20GZZ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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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兼具理论的实践与实践的理论于一身的人类学而言,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是展现其理论实践和实践理论的最好方式。在科学民族志阶段,基于对科学性的理解与实践,民族志书写的重心在于书写“文化”,科学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化现象十分突出。而在后现代民族志阶段,基于对主体性的把握与尊崇,民族志书写的重心在于文化“书写”,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化趋势十分明显。“见物不见人”与“见人不见物”的碰撞与交融,充分表征了民族志书写的历史与逻辑,也预示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呼之欲出。辩证法与民族志书写的有机结合,不仅能推进民
其他文献
林椿是朝鲜半岛古代较早在“记体文”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作家。林椿的“记体文”创作一方面明显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包括谋篇布局、语言技巧、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韩愈“记体文”的痕迹,另一方面在句式、句法等方面又与韩愈有所不同,表现出了林椿选择性接受的倾向。通过韩愈与林椿在“记体文”创作方面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韩愈在朝鲜半岛古代“记体文”创作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记体文”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情况。
延边汉语会话序列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应答词“啊、嗯、哎呀、是、对”及话语标记“这个、那个、呢、哈”在使用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于汉语普通话的变异特征:应答词“啊、嗯、哎呀”在发音上表现为元音较长、音强较重;在表达肯定回应时多选用“对”及其变体形式,较少选择“是”。和汉语普通话相比,话语标记“这个、那个”的使用频率较高,主要起填充停顿、话语延缓及礼貌自谦的作用;“呢、哈”的使用功能较为单一,主要有话题标记、填充停顿以及缓和语气的功能。
长安形象因其政治属性与汉文文学特色成为韩国古代汉诗文学中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地位”的文学符号,长安形象在新罗汉诗中的出现,高丽朝和朝鲜朝文学中的接受与再创作过程,映射出经质唐宋狂热崇拜、金元憎恶交流、明代亲善认同、清代憎恶交流等发展阶段,反映了韩国古代文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其中蕴含着国家民族主体间性文化交流、文学语言主体间性意象审美的双重规律。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人口老龄化呈加速增长态势,其中尤以中国和韩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最为明显。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老年抚养率急剧上升,这对中韩两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为此中韩两国都在寻求新的养老金模式,以应对未来几十年日益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其中名义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备受青睐。通过深入分析名义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的潜在价值,以及名义缴费确定型公共养老金制度为中韩两国提供的公共服务上的差别可知,名义缴费确定型公共养老金制度为中国提供的公共服务多于向韩国提供的公共服务。
56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是由诸多种要素组成的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石,公民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能力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核心价值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方向,公民国家认同实质上是对宪法制度的认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的主要路径为:夯实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础,加强党政领导机关法治思维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宪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以制度体系为民族
文化共生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之源、认同之本、发展之需,二者存在高度的内在逻辑耦合,微观上致力于实现主体“双重”身份(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及“二维”意识(多元一体的民族意识与一体多元的国家意识)的内在建构,宏观上体现在以国家主流文化为引导,促进各方文化和美共生的价值选择。文化共生观照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内在机理指向文化的化育功能。即,涵化主体共同信仰、培育人文共生观念、铸牢民族团结意识、塑造民族文化品格。面对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要以信仰建构为目标,以共生理念嵌入课程学习,以学校、社区相辅
技法和纹样构成刺绣的文化基因,二者的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促成刺绣文化基因的传递。在清水江苗族地区,绣娘作为刺绣的创作主体,其流动通常由婚嫁引发并在特定的通婚圈内进行。附着于创作主体的刺绣技法和纹样伴随绣娘的流动而发生位移,并受到通婚圈的影响而呈现刺绣文化圈与婚姻圈叠合的现象。
民族工作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工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民族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习近平反复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定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回顾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百年历程,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宝贵历史经验,科学阐释这些历史经验的当代启示,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东兴市竹山村、宜州市合寨村为案例,研究多民族嵌入式社区、不存在主体民族的农村社区、单一民族村落等基层治理的主要做法,发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是它们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成功经验。进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底层逻辑总结为四个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立足点和根本目标、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保障、充分尊重各族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是基本前提、创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是重要途径,为我国民族地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基层治
习近平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有历史继承,又有时代创新。其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民族团结的新地位、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民族团结的新内涵、科学构建了新时代民族团结的新方略。这一重要论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体系,为开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