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是茶的故乡，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茶是我国人民对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史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说明茶早在上古时代已被先民发现。唐代以前，茶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药用上。东汉时期茶已从西南一带渐渐北移至长江流域，饮用的人也越来越多。西晋杜育曾写过《辩赋》，对茶叶的生长环境、茶的饮用方式及茶具都作了描述。三国张辑的《广雅》也记载了当时的饮茶方式：把饼茶碾末，放入锅中烹煮，饮用时还要加入姜、葱等调味。
中唐时期，茶叶种植面积扩大，茶区北移至黄淮流域，茶叶的种类以及加工方式进一步改进，产量也有所提高，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茶经》。茶开始从药用演化为品饮，品茶成了风雅之事。唐代的饮茶人数众多，饮茶从层次上可分为皇室阶层、僧侣阶层、文士阶层、民间阶层，文人之间互赠茶饼及茶叶成为当时的风尚。唐代，南北各地出现了各种名茶，带动了各地茶的品牌意识。据李肇《唐国史补》载，当时的名茶有五十多种，其中以顾渚紫笋、阳羡茶、寿州黄芽、蕲门团黄、蒙顶石花、神泉小团、方山露芽、邕湖含膏、西山白露、仙人掌茶等为代表。
当时的茶叶形态以团饼茶为主，加工方式复杂：即茶叶采摘后，蒸青捣烂，放入规或模中压制成各种形状的饼状，并中间穿孔，以牛皮或竹绳穿系成串。饮用时取茶饼先放到火上炙烤，待茶饼烤至微黄，散发出清香味时，再放入茶碾碾成茶末。待釜中水沸如涌泉连珠时，舀一勺沸水以备救沸育花，将茶末放入釜中，等釜中茶水呈三沸（腾波鼓浪）之时，再把刚才舀出的水重新放入釜中，这时的茶最鲜，味至醇，盛入茶碗即可品饮。
宋代饮茶，不再像唐人那样煮着喝，而是改为点茶，并进而演化为趣味性很强的斗茶和分茶。皇室阶层的饮茶更加精致和艺术化，中国历史上最具艺术禀赋的宋徽宗本人就是斗茶高手，写了《大观茶论》让后人分享宋代斗茶的细节和程序。同时，一些大臣如蔡襄也参与茶文化著述，写下著名的《茶录》。宋代的文人都喜欢茶，当时皇帝赐茶仪式的等级很高，能够得到皇帝赏赐的“龙团凤饼”茶，哪怕是一小饼茶也是十分荣幸，文人之间互相馈赠茶饼十分流行。民间斗茶在宋代也十分普遍，茶馆众多且种类繁多，满足了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
“斗茶”之风的盛行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茶叶的发展，各产茶地不断创造出新的名茶，据《宋史·食货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和赵汝砺（《北苑别录》等记载，宋代名茶不少于90种。最知名的当然是产于福建建州一带的龙凤团饼茶，其它还有日铸茶、双井茶、谢源茶、邛州茶、修仁茶、峨眉白芽茶、宝云茶、白云茶、月兔茶等等。
元代酒文化盛行，但茶叶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饮茶方式基本沿袭宋代，出现了由团饼茶向散茶过渡的端倪。
到了明代，茶叶的加工方式为之一变，洪武皇帝朱元璋体恤民情，下达“废团饼茶改贡散茶”的诏令，从此散茶成为最重要的茶叶加工方式，并一直延续至今。以散茶瀹泡茶叶简便异常，得到了士人的普遍欢迎。明代政府对茶叶的控制更加严密，茶叶可分为官茶、贡茶和商茶。贡茶要赶在清明宴之前快马加鞭送到皇帝面前，而官茶是指由政府控制的茶叶，用于以茶易马，以茶来控制西藏、内蒙及新疆一带少数民族。商茶则专用于贸易，政府通过颁发茶引这种官方凭证，商人通过交纳一定数额的税费，到指定的地方领取茶叶用于贩卖和流通，茶叶为政府赚取大量的财政收入。明代的文人参与饮茶生活，为茶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特别晚明时期，以江南一带士子文人为代表的文士饮茶格局形成，出现大量高土、文人饮茶的画作，明代文人饮茶不仅讲究茶品和水品，更注重品茗环境以及茶侣的选择，显示了明代文士茶的独特性。
到了清代，除了绿茶、黄茶、白茶、红茶、黑茶之外，还出现了乌龙茶，六大茶类的格局在清代已经完全形成。
从十七世纪开始，茶作为商品大量运销欧洲，欧洲对茶叶的需求日增，促进清代茶叶外销发展，茶与丝绸、瓷器一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同时清代茶叶内销也十分兴盛，清代茶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俗性，茶馆、茶庄、茶栈、茶号大量出现。
虽然，中国利用茶叶的历史如此悠久，也留下了绚丽多彩的茶文化遗产，即人类在利用茶叶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茶具、茶诗、茶画、茶政、茶法、茶俗等。但茶这种物质不同于陶瓷、玉器、金银器、书画等媒介，历代的茶样很难保存至今。这是由茶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首先茶是日常生活消费品，少有留存下来的。其次茶叶很难保存，即使在出土的墓葬中有茶叶出土，也大多腐化变质。这就为我们研究古代茶叶品种时带来一定的难度和遗憾，也正因为此，古代茶样就显得更加珍贵。
中国茶叶博物馆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向以收藏、研究、展示、宣传茶文化为己任，收藏茶文物3000多件，茶样收藏就是特色门类。除了收藏全国各地生产的六大茶类中代表性茶样外，还收藏非常稀缺和特殊的古代茶样。目前，收藏古代茶样几十种，拥有迄今最早的纪年茶叶标本一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纪年墓出土的明代茶叶，也拥有1745年瑞典哥德堡沉船上打捞上来的茶样标本，还有清光绪时期的宫廷茶样。这些珍稀的茶样为我们了解古代的茶叶品种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如此特殊的收藏品在全国并不多见，今择几件较为代表性的古代茶样作一介绍：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纪年墓出土的茶样
茶样由福建漳浦县博物馆王文径馆长赠送给中国茶叶博物馆，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纪年茶样标本。茶样呈散条索状，由于历时久远，茶叶已氧化成黑褐色。
1987年，漳浦县盘陀镇庙浦发现一座古墓，墓主人叫卢维桢，生前曾任户、工二部的侍郎，地位十分显赫，在出土的诸多陪葬品中，时大彬款的紫砂壶特别引人注目。壶呈栗红色，壶盖内沿已有轻度磨损，证明墓主生前经常使用，以壶陪葬，亦可看出主人对茶和壶的喜爱。闽南当地有以茶和壶陪葬的习俗，茶叶就装盛在紫砂壶内，随壶一起出土了，有专家推测，该茶叶品种为武夷变种。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纪年墓出土的茶样
同样这份茶样也是由福建漳浦县博物馆王文径馆长赠送的。1990年7月，漳浦县的考古工作者在赤岭乡发现一座清代乾隆二十三年纪年墓葬，墓主人叫蓝国威，是康熙六十年贡生，卒于清乾隆年间。墓里出土了一件陈鸣远款的紫砂圆壶，同时出土的还有功夫茶具一套，包括白釉墨彩茶盘1个、白釉青花若琛杯4只。还有一个椭圆锡茶叶罐，罐呈椭圆形，罐内装满茶叶，同时有长约1厘米，宽约0.5厘米的小白纸条，上墨书“素心”二字，应是茶叶品名。
福建一带在明清两代饮茶之风盛行，清代文人袁枚《随园食单》记：“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可见，功夫茶在当时已相当流行，因此在当地经常出土紫砂壶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瑞典哥德堡号沉船茶样
瑞典东印度公司从1731年至1806年的75年间，派出37艘商船，完成了从瑞典哥德堡到中国广东的132次远洋航行，主要从事茶叶、丝绸、瓷器、香料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哥德堡号航船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重要商船，1739年1月至1740年6月、1741年2月至1742年7月、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三次远航中国，但在1745年9月12日驶进哥德堡港口时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约700吨中国物资，包括370吨茶叶随之沉入海底。1984年，瑞典一次民间考古活动发现了哥德堡号残骸。1986年，全面展开了水下考古工作，打捞出400多件完整的瓷器和9吨重的瓷器碎片及大量茶叶，部分茶叶色味尚存。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了两份哥德堡沉船茶样，其一是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转赠，其二由瑞典驻上海大使馆赠送。
清代“向质卿造”宫廷砖茶
砖茶长12.3厘米、宽12.3厘米，高3.5厘米，重约250克。其一面印阳文“向质卿造”四字篆书，另一面印满文。据考证“向质卿”为光绪初年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易武“同兴号”茶庄主人，可见该茶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洱茶主要产于云南，以云南产大叶种晒青茶加工而成，可分为普洱散茶和紧压茶。清代普洱茶成为贡茶，满族出身的清王室对普洱茶的需求日增，因此清官中储存了大量的普洱茶。此“向质卿造”宫廷普洱茶系北京故宫博物院无偿调拨中国茶叶
清代“清源”砖茶
茶砖三块，长5厘米、宽2.5厘米、高1.5厘米，系台湾张位宜先生赠送，其祖父张逎妙先生最早将福建茶叶带到台湾，为纪念这位对台湾茶业极大贡献的先师，台北建“遁妙纪念馆”。张位宜先生介绍，其祖父辈在福建时就有把这类茶砖用来治病的习俗，算起来该茶砖应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细闻此茶砖，还有淡淡的中药味。
清光绪贡茶
原茶封存于清刻花锡茶叶罐中，属于散茶类。该茶样系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我馆，锡茶罐是明清两代重要储茶具，明代张岱有“砂罐锡注”之说，把紫砂和锡壶作为代表性的茶具。锡茶罐入藏中国茶叶博物馆时，里面原封不动装满了散茶，细闻还有淡淡的茶香，可见锡罐保存茶叶的密封性非同一般，该茶样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宝焰牌”云南砖茶
1941年，云南和蒙藏委员会共同出资成立康藏茶厂，生产专供藏区的“宝焰牌”心脏形紧茶。解放后，康藏茶厂改名为下关茶厂，1966年文革期间，“宝焰牌”改为“团结牌”，1967年紧茶改为砖茶。20世纪七十年代，砖茶逐渐淡出藏区市场。1990年下关茶厂正式注册“宝焰牌”商标。其品质特点为：汤色泽鲜亮、香气纯高，滋味醇厚，茶性温和，久藏更香。
“民族团结牌”康砖
康砖茶每块净重0.5千克，为圆角枕形，大小规格为17×9×6厘米。用粗茶叶发酵后，与不发酵粗条、细茶叶按比例掺和混匀，经蒸、机压、黄纸包裹、打商标、竹筐包装而成，古朴而独具特色。“康砖茶”原为“柯罗”牌，后改为“民族团结牌”，专销甘孜、拉萨等地。其品质特点是：外形色泽棕褐，香气纯正，滋味醇和，汤色红浓，叶底花杂较粗。
（责任编辑：马怡运）
中唐时期，茶叶种植面积扩大，茶区北移至黄淮流域，茶叶的种类以及加工方式进一步改进，产量也有所提高，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茶经》。茶开始从药用演化为品饮，品茶成了风雅之事。唐代的饮茶人数众多，饮茶从层次上可分为皇室阶层、僧侣阶层、文士阶层、民间阶层，文人之间互赠茶饼及茶叶成为当时的风尚。唐代，南北各地出现了各种名茶，带动了各地茶的品牌意识。据李肇《唐国史补》载，当时的名茶有五十多种，其中以顾渚紫笋、阳羡茶、寿州黄芽、蕲门团黄、蒙顶石花、神泉小团、方山露芽、邕湖含膏、西山白露、仙人掌茶等为代表。
当时的茶叶形态以团饼茶为主，加工方式复杂：即茶叶采摘后，蒸青捣烂，放入规或模中压制成各种形状的饼状，并中间穿孔，以牛皮或竹绳穿系成串。饮用时取茶饼先放到火上炙烤，待茶饼烤至微黄，散发出清香味时，再放入茶碾碾成茶末。待釜中水沸如涌泉连珠时，舀一勺沸水以备救沸育花，将茶末放入釜中，等釜中茶水呈三沸（腾波鼓浪）之时，再把刚才舀出的水重新放入釜中，这时的茶最鲜，味至醇，盛入茶碗即可品饮。
宋代饮茶，不再像唐人那样煮着喝，而是改为点茶，并进而演化为趣味性很强的斗茶和分茶。皇室阶层的饮茶更加精致和艺术化，中国历史上最具艺术禀赋的宋徽宗本人就是斗茶高手，写了《大观茶论》让后人分享宋代斗茶的细节和程序。同时，一些大臣如蔡襄也参与茶文化著述，写下著名的《茶录》。宋代的文人都喜欢茶，当时皇帝赐茶仪式的等级很高，能够得到皇帝赏赐的“龙团凤饼”茶，哪怕是一小饼茶也是十分荣幸，文人之间互相馈赠茶饼十分流行。民间斗茶在宋代也十分普遍，茶馆众多且种类繁多，满足了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
“斗茶”之风的盛行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茶叶的发展，各产茶地不断创造出新的名茶，据《宋史·食货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和赵汝砺（《北苑别录》等记载，宋代名茶不少于90种。最知名的当然是产于福建建州一带的龙凤团饼茶，其它还有日铸茶、双井茶、谢源茶、邛州茶、修仁茶、峨眉白芽茶、宝云茶、白云茶、月兔茶等等。
元代酒文化盛行，但茶叶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饮茶方式基本沿袭宋代，出现了由团饼茶向散茶过渡的端倪。
到了明代，茶叶的加工方式为之一变，洪武皇帝朱元璋体恤民情，下达“废团饼茶改贡散茶”的诏令，从此散茶成为最重要的茶叶加工方式，并一直延续至今。以散茶瀹泡茶叶简便异常，得到了士人的普遍欢迎。明代政府对茶叶的控制更加严密，茶叶可分为官茶、贡茶和商茶。贡茶要赶在清明宴之前快马加鞭送到皇帝面前，而官茶是指由政府控制的茶叶，用于以茶易马，以茶来控制西藏、内蒙及新疆一带少数民族。商茶则专用于贸易，政府通过颁发茶引这种官方凭证，商人通过交纳一定数额的税费，到指定的地方领取茶叶用于贩卖和流通，茶叶为政府赚取大量的财政收入。明代的文人参与饮茶生活，为茶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特别晚明时期，以江南一带士子文人为代表的文士饮茶格局形成，出现大量高土、文人饮茶的画作，明代文人饮茶不仅讲究茶品和水品，更注重品茗环境以及茶侣的选择，显示了明代文士茶的独特性。
到了清代，除了绿茶、黄茶、白茶、红茶、黑茶之外，还出现了乌龙茶，六大茶类的格局在清代已经完全形成。
从十七世纪开始，茶作为商品大量运销欧洲，欧洲对茶叶的需求日增，促进清代茶叶外销发展，茶与丝绸、瓷器一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同时清代茶叶内销也十分兴盛，清代茶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俗性，茶馆、茶庄、茶栈、茶号大量出现。
虽然，中国利用茶叶的历史如此悠久，也留下了绚丽多彩的茶文化遗产，即人类在利用茶叶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茶具、茶诗、茶画、茶政、茶法、茶俗等。但茶这种物质不同于陶瓷、玉器、金银器、书画等媒介，历代的茶样很难保存至今。这是由茶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首先茶是日常生活消费品，少有留存下来的。其次茶叶很难保存，即使在出土的墓葬中有茶叶出土，也大多腐化变质。这就为我们研究古代茶叶品种时带来一定的难度和遗憾，也正因为此，古代茶样就显得更加珍贵。
中国茶叶博物馆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向以收藏、研究、展示、宣传茶文化为己任，收藏茶文物3000多件，茶样收藏就是特色门类。除了收藏全国各地生产的六大茶类中代表性茶样外，还收藏非常稀缺和特殊的古代茶样。目前，收藏古代茶样几十种，拥有迄今最早的纪年茶叶标本一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纪年墓出土的明代茶叶，也拥有1745年瑞典哥德堡沉船上打捞上来的茶样标本，还有清光绪时期的宫廷茶样。这些珍稀的茶样为我们了解古代的茶叶品种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如此特殊的收藏品在全国并不多见，今择几件较为代表性的古代茶样作一介绍：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纪年墓出土的茶样
茶样由福建漳浦县博物馆王文径馆长赠送给中国茶叶博物馆，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纪年茶样标本。茶样呈散条索状，由于历时久远，茶叶已氧化成黑褐色。
1987年，漳浦县盘陀镇庙浦发现一座古墓，墓主人叫卢维桢，生前曾任户、工二部的侍郎，地位十分显赫，在出土的诸多陪葬品中，时大彬款的紫砂壶特别引人注目。壶呈栗红色，壶盖内沿已有轻度磨损，证明墓主生前经常使用，以壶陪葬，亦可看出主人对茶和壶的喜爱。闽南当地有以茶和壶陪葬的习俗，茶叶就装盛在紫砂壶内，随壶一起出土了，有专家推测，该茶叶品种为武夷变种。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纪年墓出土的茶样
同样这份茶样也是由福建漳浦县博物馆王文径馆长赠送的。1990年7月，漳浦县的考古工作者在赤岭乡发现一座清代乾隆二十三年纪年墓葬，墓主人叫蓝国威，是康熙六十年贡生，卒于清乾隆年间。墓里出土了一件陈鸣远款的紫砂圆壶，同时出土的还有功夫茶具一套，包括白釉墨彩茶盘1个、白釉青花若琛杯4只。还有一个椭圆锡茶叶罐，罐呈椭圆形，罐内装满茶叶，同时有长约1厘米，宽约0.5厘米的小白纸条，上墨书“素心”二字，应是茶叶品名。
福建一带在明清两代饮茶之风盛行，清代文人袁枚《随园食单》记：“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可见，功夫茶在当时已相当流行，因此在当地经常出土紫砂壶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瑞典哥德堡号沉船茶样
瑞典东印度公司从1731年至1806年的75年间，派出37艘商船，完成了从瑞典哥德堡到中国广东的132次远洋航行，主要从事茶叶、丝绸、瓷器、香料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哥德堡号航船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重要商船，1739年1月至1740年6月、1741年2月至1742年7月、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三次远航中国，但在1745年9月12日驶进哥德堡港口时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约700吨中国物资，包括370吨茶叶随之沉入海底。1984年，瑞典一次民间考古活动发现了哥德堡号残骸。1986年，全面展开了水下考古工作，打捞出400多件完整的瓷器和9吨重的瓷器碎片及大量茶叶，部分茶叶色味尚存。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了两份哥德堡沉船茶样，其一是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转赠，其二由瑞典驻上海大使馆赠送。
清代“向质卿造”宫廷砖茶
砖茶长12.3厘米、宽12.3厘米，高3.5厘米，重约250克。其一面印阳文“向质卿造”四字篆书，另一面印满文。据考证“向质卿”为光绪初年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易武“同兴号”茶庄主人，可见该茶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洱茶主要产于云南，以云南产大叶种晒青茶加工而成，可分为普洱散茶和紧压茶。清代普洱茶成为贡茶，满族出身的清王室对普洱茶的需求日增，因此清官中储存了大量的普洱茶。此“向质卿造”宫廷普洱茶系北京故宫博物院无偿调拨中国茶叶
清代“清源”砖茶
茶砖三块，长5厘米、宽2.5厘米、高1.5厘米，系台湾张位宜先生赠送，其祖父张逎妙先生最早将福建茶叶带到台湾，为纪念这位对台湾茶业极大贡献的先师，台北建“遁妙纪念馆”。张位宜先生介绍，其祖父辈在福建时就有把这类茶砖用来治病的习俗，算起来该茶砖应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细闻此茶砖，还有淡淡的中药味。
清光绪贡茶
原茶封存于清刻花锡茶叶罐中，属于散茶类。该茶样系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我馆，锡茶罐是明清两代重要储茶具，明代张岱有“砂罐锡注”之说，把紫砂和锡壶作为代表性的茶具。锡茶罐入藏中国茶叶博物馆时，里面原封不动装满了散茶，细闻还有淡淡的茶香，可见锡罐保存茶叶的密封性非同一般，该茶样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宝焰牌”云南砖茶
1941年，云南和蒙藏委员会共同出资成立康藏茶厂，生产专供藏区的“宝焰牌”心脏形紧茶。解放后，康藏茶厂改名为下关茶厂，1966年文革期间，“宝焰牌”改为“团结牌”，1967年紧茶改为砖茶。20世纪七十年代，砖茶逐渐淡出藏区市场。1990年下关茶厂正式注册“宝焰牌”商标。其品质特点为：汤色泽鲜亮、香气纯高，滋味醇厚，茶性温和，久藏更香。
“民族团结牌”康砖
康砖茶每块净重0.5千克，为圆角枕形，大小规格为17×9×6厘米。用粗茶叶发酵后，与不发酵粗条、细茶叶按比例掺和混匀，经蒸、机压、黄纸包裹、打商标、竹筐包装而成，古朴而独具特色。“康砖茶”原为“柯罗”牌，后改为“民族团结牌”，专销甘孜、拉萨等地。其品质特点是：外形色泽棕褐，香气纯正，滋味醇和，汤色红浓，叶底花杂较粗。
（责任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