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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玉器概述
距今7000-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是太湖地区已知最早的史前文化，也是这一地区玉器的发生期。自1959年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首次发掘以来，上海青浦崧泽、江苏苏州草鞋山、张家港东山村、无锡彭祖墩、常州圩墩、江阴祁头山、溧阳神墩、浙江杭州梅园里、嘉兴马家浜、长兴江家山等近30处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玉器。这些发现如众星拱月般点缀在太湖周边，令太湖地区这片古老的水乡泽国熠熠生辉。
从目前发现来看，马家浜文化用玉处于“石之美者为玉”的认识阶段，选料上表现出取材广泛、偏好石英的特点。玉器制成品以白色乳浊状、半透明状的玉髓、石英岩这两类石英质玉石占据绝对优势，少量为凝灰岩、迪开石、绿松石、萤石等杂石以及阳起石透闪石系列软玉。这一时期的制玉工艺正处于玉、石工艺分化期，在沿袭“琢打粗坯→磨制毛坯→钻孔→抛光”这一套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流程的同时，又在块口加工环节上创造性地运用了“以解玉砂为摩擦介质、柔性线状物和硬性片状物作为工具”的切割法，另辟蹊径。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随着软玉的兴起、石英的没落，切割法逐渐取代打制法成为新兴的开料法，制玉业由此走向了独立之路。马家浜文化各类玉器也随之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并经崧泽文化的进一步孕育，最终繁衍出蔚然大观的良渚文化玉器，成为太湖地区玉文化的根脉所在。
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玉器在160件以上，完整器种类有块、璜、管、动物形饰、几何形小饰件（梯形饰、弓形饰、P形饰）和锛。其中，块（约36%）、璜（约18%）、管（约15%）三者占据总数的一半以上，是马家浜文化玉器的代表性器类。这些玉器绝大多数为人体装饰品（玉锛除外），用于装饰腰部以上的部位：块主要用作耳饰，穿挂在耳垂上或夹在外耳廓上，可单件或成对地佩戴（图一）；特大孔块还可用作手镯；璜为颈饰或胸饰，一般单件佩戴；管可作为项饰、胸饰和手饰，一般不超过2件。由于玉料的获取及加工难度较大，断裂的块、璜这类体形较大的玉器往往会通过拼合钻孔、穿线绑缚的方法进行修复，而残缺的块、璜、管则会被改制，以璜形饰、管形饰等形式继续作为佩饰使用。除此之外，玉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可以因地制宜地制成各种式样的小饰件，这也是玉器珍贵性的另一体现。
除了装饰人体，马家浜文化玉器还具有敛葬、身份与地位标志物等功能。马家浜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墓葬，但所涉及的墓葬仅有40多座，这些墓葬之间还存在着用玉种类、数量上的差异。多数墓葬仅随葬1-3件玉器，种类限于块、璜、管；而2010年发掘的张家港东山村101号墓出土玉器多达21件，包括块2件、璜5件、管12件、管形饰2件，这是已知随葬品最为丰富的马家浜文化大墓，也是最早使用组璜的墓例（图二）。此外，东山村97号墓发现了开刃而未经使用的软玉质锛，青浦崧泽、溧阳神墩墓地分别发现了将玉管、玉璜作为口玲使用的现象。这些考古成果表明太湖地区是原始礼制的重要发祥地，同时也将太湖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乃至中国文明起源可追溯考察的时间提前至距今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晚期，从多角度展示了马家浜文化玉器的重要意义。类，现逐次介绍如下。
（一）玉块 一侧带有豁口、不闭合的扁平状器或竖立状器，横截面呈“C”形。根据横截面形状和高度，可分为扁环形、细镯形、圆管形、圆台形、扁梯形、不规则形。
扁环形块形体扁平，多数粗细不匀，表现为近豁口处较宽、内缘比中部薄，少量粗细均匀（图三，1-3）。一般认为，早期产品双面略鼓，或者一面较平、另一面略鼓；晚期产品则因制玉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双面平整的式样，造型更为周正。常见直径为1.4-4厘米，厚度0.4-1厘米，祁头山遗址出土的个别器厚达3.2厘米。直径较大者，孔径相应地较大。这类块在马家浜文化玉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结合《白虎通·德论》中“块，环而不周”、《广韵·释块》中“块，如环，缺而不连”等古文献记载来看，扁环形块应是玉块最初的主流形态且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源远流长。
细镯形块形体圆整，粗细匀称，孔径在7-8厘米，见于梅园里、马家浜、吴家浜遗址（图三-4）。1986年嘉兴市吴家浜遗址出土3件此类块，为乳白微泛黄色的玉髓质，横截面近似六边形，直径都在7厘米以上。最大者直径达8厘米，孔径为6厘米，厚1厘米。就长江下游地区而言，这种特大孔细镯形块是马家浜文化玉器特有的式样，具有鲜明的时代及地域色彩。远在东北地区的内蒙古，巴林右旗锡本包楞的一座兴隆洼文化墓葬、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红山文化7号墓葬也发现了同类玉块，后者直径竟达到8.3厘米。镯形块在东北、江南地区的出现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长久而持续，还存在相互借鉴与融合。
圆管形块上下粗细比较均匀，有的两端略内收（图三，5-6）。体量较小，常见高度为1.2-2.1厘米，最大外径一般不超过2厘米。马家浜文化玉器几乎都是光滑无纹，而祁头山54号墓出土的一对青绿色圆管形玉块打破了这一单调局面。这两件块的器表上均匀而平行地雕刻出3道竹节状凸棱，相邻的两道凸棱中间隔着一道凹槽，共计两道。凹槽是沿着凸棱线的边沿由表向里地掏挖而成，这种手法俗称“打洼”，是目前已知太湖地区最早出现的一种玉器纹饰雕琢工艺。可以想象的是，这种错落有致的立体纹饰是在素纹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成果，是先民思维复杂化与审美能力提升的产物。
圆台形块、扃梯形块、不规则形块的出土数量很少，仅1-2件。祁头山51号墓出土一对青绿色圆台形块，较大者上径为1.3、底径1.9、高1.7厘米，较小者略小而已（图三-7）。东山村97号墓出土1件阳起石透闪石质梯形块，器表受沁呈乳白色，有墨绿色沁斑；块口一侧近长方形，另一侧呈圆角方形，中孔单面钻成；外径3.3、内径0.9-1.3、厚0.67、块口宽0.22厘米（图三-8）。祁头山15号墓出土1件鸡骨白色不规则形块，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一面略鼓、另一面平整，块口与块孔的边缘起伏不平，造型不甚规整；长1.8、短径1.3、厚0.7厘米（图三-9）。值得注意的是，自马家浜进入崧泽文化时期，不规则形块开始流行起来，在海盐仙坛庙、余杭石马兜、安吉芝里等遗址都可见到其踪迹。湖北省黄梅县塞墩遗址薛家岗文化墓葬112号墓中也有同类玉块。马家浜文化晚期及其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玉璜 左右对称的细条形器，两端各钻有一个或两、三个系孔。一般长4.4-10、宽0.6-1.5、厚0.4-0.7厘米，是马家浜文化玉器-中体量最大的器类。璜端的系孔直径一般不足1厘米，有的甚至仅有1毫米。这种微钻工艺需要依靠燧石、金刚砂等高硬度材料制成的细钻才能操作，技术难度颇高，令人赞叹。多数璜厚薄不均，有的上端厚、下端薄，有的两端薄、中部厚，显示出打制成坯时手法的多样性。最常见的璜为弧条形，又以半环形为主（图三-10）；其次是翘首横条形，两端上翘、中部较平，个别璜的拐角处甚至设计成直角（图三，11-12）。许慎《说文》载璜“半璧也”，然而从考古发现来看，半璧形璜直到崧泽文化才出现，玉璜的初始样式实际上是细弧形。
（三）玉管 式样较多，有直柱形、亚腰形、弧形等，都是内部有一贯通孔的细筒形器（图三，13-14）。常见规格是高1-4、孔径0.1-0.7、直径0.9-1.7厘米，形体小巧。一些矮小的柱形管形状比较接近小圆珠，但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球形珠，后者直到崧泽文化才出现。
（四）玉几何形小饰件 张家港东山村97号墓出土3件，形体小而薄，式样灵活，可见梯形饰、弓形饰和P形饰（图三，15-17）。以弓形饰M97：4为例，器表呈乳白色，上有墨色及褐色沁斑；器形扁平，两端较尖，一端单面钻一系孔；长5.2、最宽0.9、最厚0.45厘米。进入崧泽文化，作为对璜、管的重要补充，这类小饰件迅速流行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项饰、胸饰和头饰。如嘉兴南河浜墓地出土的小饰件多达40多件，形状有三角形、梯形、舌形、圆环形、圆片形、半圆形、方环形、圆柱形、半球形、蘑菇形等。海盐仙坛庙34号墓墓主头部装饰一组由4件玉饰片、2件小玉环和2件玉泡珠构成的头饰，光彩夺目，玲珑可人。
（五）玉动物形饰 江阴市祁头山遗址地层中出土1件，为蛙形饰，颈部钻有一对用于系线的牛鼻孔，长4.7、最大宽度3.9、最大厚度1.9厘米（图三，18-19）。此器展现的是蛙一跃而起的瞬间姿态：蛙嘴微张，前腿紧抱于胸前，后腿弯曲，趾尖后蹬，富有动感。这件玉蛙形饰采用圆雕手法，正面弧凸，起伏明显，简要地勾勒出蛙的体形轮廓；底面较平整，后腿与头、腹部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而前腿以寥寥数刀阴刻而成，虚实相得益彰。此器造型与近年杭州市临平区茅山遗址出土的一件朱漆黑彩木雕动物合体像（由上下叠座的2只动物和底座组成）有相近之处，风格粗犷而不失生动，都可能与蛙崇拜有关。
（六）玉锛张家港东山村97号墓出土1件，为阳起石 透闪石质，乳白色器表上有黑色沁斑；梯形，上部略窄薄，下部略宽厚；顶部及两侧略残损，但刃部完整；长4.8、宽2.1-3.4、厚0.6-0.7厘米（图三20）。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玉锛，见于距今8000多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这些锛出土时刃部多残断，表明是作为实用工具来使用的，并非一种被特别对待的器具。东山村97号墓出土的这件玉锛刃部完整，显然并非实用器，应是特意为墓主陪葬而制作的。以往考古学界认为太湖地区最早出现的玉质生产工具是崧泽文化晚期出现的玉钺，东山村97号墓的发现改写了这一认识，表明锛是最早从实用器功能中脱离出来、充当礼器的生产工具，而实现实用性向礼仪性转化的正是马家浜文化先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目前马家浜文化早期玉器资料阙如，上述关于玉料、制玉工艺、玉器种类、用途、功能及形制的认识主要基于马家浜晚期玉器。换而言之，太湖地区玉器时代的开篇尚为空白，有赖于今后的考古成果进行填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得到，马家浜文化玉器水平并不低下，晚期作品已经在简约朴素中透露出一股神圣气息，悄然孕育着太湖地区的第一道文明之光。
（责任编辑：阮富春）
距今7000-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是太湖地区已知最早的史前文化，也是这一地区玉器的发生期。自1959年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首次发掘以来，上海青浦崧泽、江苏苏州草鞋山、张家港东山村、无锡彭祖墩、常州圩墩、江阴祁头山、溧阳神墩、浙江杭州梅园里、嘉兴马家浜、长兴江家山等近30处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玉器。这些发现如众星拱月般点缀在太湖周边，令太湖地区这片古老的水乡泽国熠熠生辉。
从目前发现来看，马家浜文化用玉处于“石之美者为玉”的认识阶段，选料上表现出取材广泛、偏好石英的特点。玉器制成品以白色乳浊状、半透明状的玉髓、石英岩这两类石英质玉石占据绝对优势，少量为凝灰岩、迪开石、绿松石、萤石等杂石以及阳起石透闪石系列软玉。这一时期的制玉工艺正处于玉、石工艺分化期，在沿袭“琢打粗坯→磨制毛坯→钻孔→抛光”这一套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流程的同时，又在块口加工环节上创造性地运用了“以解玉砂为摩擦介质、柔性线状物和硬性片状物作为工具”的切割法，另辟蹊径。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随着软玉的兴起、石英的没落，切割法逐渐取代打制法成为新兴的开料法，制玉业由此走向了独立之路。马家浜文化各类玉器也随之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并经崧泽文化的进一步孕育，最终繁衍出蔚然大观的良渚文化玉器，成为太湖地区玉文化的根脉所在。
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玉器在160件以上，完整器种类有块、璜、管、动物形饰、几何形小饰件（梯形饰、弓形饰、P形饰）和锛。其中，块（约36%）、璜（约18%）、管（约15%）三者占据总数的一半以上，是马家浜文化玉器的代表性器类。这些玉器绝大多数为人体装饰品（玉锛除外），用于装饰腰部以上的部位：块主要用作耳饰，穿挂在耳垂上或夹在外耳廓上，可单件或成对地佩戴（图一）；特大孔块还可用作手镯；璜为颈饰或胸饰，一般单件佩戴；管可作为项饰、胸饰和手饰，一般不超过2件。由于玉料的获取及加工难度较大，断裂的块、璜这类体形较大的玉器往往会通过拼合钻孔、穿线绑缚的方法进行修复，而残缺的块、璜、管则会被改制，以璜形饰、管形饰等形式继续作为佩饰使用。除此之外，玉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可以因地制宜地制成各种式样的小饰件，这也是玉器珍贵性的另一体现。
除了装饰人体，马家浜文化玉器还具有敛葬、身份与地位标志物等功能。马家浜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墓葬，但所涉及的墓葬仅有40多座，这些墓葬之间还存在着用玉种类、数量上的差异。多数墓葬仅随葬1-3件玉器，种类限于块、璜、管；而2010年发掘的张家港东山村101号墓出土玉器多达21件，包括块2件、璜5件、管12件、管形饰2件，这是已知随葬品最为丰富的马家浜文化大墓，也是最早使用组璜的墓例（图二）。此外，东山村97号墓发现了开刃而未经使用的软玉质锛，青浦崧泽、溧阳神墩墓地分别发现了将玉管、玉璜作为口玲使用的现象。这些考古成果表明太湖地区是原始礼制的重要发祥地，同时也将太湖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乃至中国文明起源可追溯考察的时间提前至距今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晚期，从多角度展示了马家浜文化玉器的重要意义。类，现逐次介绍如下。
（一）玉块 一侧带有豁口、不闭合的扁平状器或竖立状器，横截面呈“C”形。根据横截面形状和高度，可分为扁环形、细镯形、圆管形、圆台形、扁梯形、不规则形。
扁环形块形体扁平，多数粗细不匀，表现为近豁口处较宽、内缘比中部薄，少量粗细均匀（图三，1-3）。一般认为，早期产品双面略鼓，或者一面较平、另一面略鼓；晚期产品则因制玉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双面平整的式样，造型更为周正。常见直径为1.4-4厘米，厚度0.4-1厘米，祁头山遗址出土的个别器厚达3.2厘米。直径较大者，孔径相应地较大。这类块在马家浜文化玉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结合《白虎通·德论》中“块，环而不周”、《广韵·释块》中“块，如环，缺而不连”等古文献记载来看，扁环形块应是玉块最初的主流形态且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源远流长。
细镯形块形体圆整，粗细匀称，孔径在7-8厘米，见于梅园里、马家浜、吴家浜遗址（图三-4）。1986年嘉兴市吴家浜遗址出土3件此类块，为乳白微泛黄色的玉髓质，横截面近似六边形，直径都在7厘米以上。最大者直径达8厘米，孔径为6厘米，厚1厘米。就长江下游地区而言，这种特大孔细镯形块是马家浜文化玉器特有的式样，具有鲜明的时代及地域色彩。远在东北地区的内蒙古，巴林右旗锡本包楞的一座兴隆洼文化墓葬、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红山文化7号墓葬也发现了同类玉块，后者直径竟达到8.3厘米。镯形块在东北、江南地区的出现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长久而持续，还存在相互借鉴与融合。
圆管形块上下粗细比较均匀，有的两端略内收（图三，5-6）。体量较小，常见高度为1.2-2.1厘米，最大外径一般不超过2厘米。马家浜文化玉器几乎都是光滑无纹，而祁头山54号墓出土的一对青绿色圆管形玉块打破了这一单调局面。这两件块的器表上均匀而平行地雕刻出3道竹节状凸棱，相邻的两道凸棱中间隔着一道凹槽，共计两道。凹槽是沿着凸棱线的边沿由表向里地掏挖而成，这种手法俗称“打洼”，是目前已知太湖地区最早出现的一种玉器纹饰雕琢工艺。可以想象的是，这种错落有致的立体纹饰是在素纹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成果，是先民思维复杂化与审美能力提升的产物。
圆台形块、扃梯形块、不规则形块的出土数量很少，仅1-2件。祁头山51号墓出土一对青绿色圆台形块，较大者上径为1.3、底径1.9、高1.7厘米，较小者略小而已（图三-7）。东山村97号墓出土1件阳起石透闪石质梯形块，器表受沁呈乳白色，有墨绿色沁斑；块口一侧近长方形，另一侧呈圆角方形，中孔单面钻成；外径3.3、内径0.9-1.3、厚0.67、块口宽0.22厘米（图三-8）。祁头山15号墓出土1件鸡骨白色不规则形块，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一面略鼓、另一面平整，块口与块孔的边缘起伏不平，造型不甚规整；长1.8、短径1.3、厚0.7厘米（图三-9）。值得注意的是，自马家浜进入崧泽文化时期，不规则形块开始流行起来，在海盐仙坛庙、余杭石马兜、安吉芝里等遗址都可见到其踪迹。湖北省黄梅县塞墩遗址薛家岗文化墓葬112号墓中也有同类玉块。马家浜文化晚期及其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玉璜 左右对称的细条形器，两端各钻有一个或两、三个系孔。一般长4.4-10、宽0.6-1.5、厚0.4-0.7厘米，是马家浜文化玉器-中体量最大的器类。璜端的系孔直径一般不足1厘米，有的甚至仅有1毫米。这种微钻工艺需要依靠燧石、金刚砂等高硬度材料制成的细钻才能操作，技术难度颇高，令人赞叹。多数璜厚薄不均，有的上端厚、下端薄，有的两端薄、中部厚，显示出打制成坯时手法的多样性。最常见的璜为弧条形，又以半环形为主（图三-10）；其次是翘首横条形，两端上翘、中部较平，个别璜的拐角处甚至设计成直角（图三，11-12）。许慎《说文》载璜“半璧也”，然而从考古发现来看，半璧形璜直到崧泽文化才出现，玉璜的初始样式实际上是细弧形。
（三）玉管 式样较多，有直柱形、亚腰形、弧形等，都是内部有一贯通孔的细筒形器（图三，13-14）。常见规格是高1-4、孔径0.1-0.7、直径0.9-1.7厘米，形体小巧。一些矮小的柱形管形状比较接近小圆珠，但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球形珠，后者直到崧泽文化才出现。
（四）玉几何形小饰件 张家港东山村97号墓出土3件，形体小而薄，式样灵活，可见梯形饰、弓形饰和P形饰（图三，15-17）。以弓形饰M97：4为例，器表呈乳白色，上有墨色及褐色沁斑；器形扁平，两端较尖，一端单面钻一系孔；长5.2、最宽0.9、最厚0.45厘米。进入崧泽文化，作为对璜、管的重要补充，这类小饰件迅速流行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项饰、胸饰和头饰。如嘉兴南河浜墓地出土的小饰件多达40多件，形状有三角形、梯形、舌形、圆环形、圆片形、半圆形、方环形、圆柱形、半球形、蘑菇形等。海盐仙坛庙34号墓墓主头部装饰一组由4件玉饰片、2件小玉环和2件玉泡珠构成的头饰，光彩夺目，玲珑可人。
（五）玉动物形饰 江阴市祁头山遗址地层中出土1件，为蛙形饰，颈部钻有一对用于系线的牛鼻孔，长4.7、最大宽度3.9、最大厚度1.9厘米（图三，18-19）。此器展现的是蛙一跃而起的瞬间姿态：蛙嘴微张，前腿紧抱于胸前，后腿弯曲，趾尖后蹬，富有动感。这件玉蛙形饰采用圆雕手法，正面弧凸，起伏明显，简要地勾勒出蛙的体形轮廓；底面较平整，后腿与头、腹部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而前腿以寥寥数刀阴刻而成，虚实相得益彰。此器造型与近年杭州市临平区茅山遗址出土的一件朱漆黑彩木雕动物合体像（由上下叠座的2只动物和底座组成）有相近之处，风格粗犷而不失生动，都可能与蛙崇拜有关。
（六）玉锛张家港东山村97号墓出土1件，为阳起石 透闪石质，乳白色器表上有黑色沁斑；梯形，上部略窄薄，下部略宽厚；顶部及两侧略残损，但刃部完整；长4.8、宽2.1-3.4、厚0.6-0.7厘米（图三20）。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玉锛，见于距今8000多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这些锛出土时刃部多残断，表明是作为实用工具来使用的，并非一种被特别对待的器具。东山村97号墓出土的这件玉锛刃部完整，显然并非实用器，应是特意为墓主陪葬而制作的。以往考古学界认为太湖地区最早出现的玉质生产工具是崧泽文化晚期出现的玉钺，东山村97号墓的发现改写了这一认识，表明锛是最早从实用器功能中脱离出来、充当礼器的生产工具，而实现实用性向礼仪性转化的正是马家浜文化先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目前马家浜文化早期玉器资料阙如，上述关于玉料、制玉工艺、玉器种类、用途、功能及形制的认识主要基于马家浜晚期玉器。换而言之，太湖地区玉器时代的开篇尚为空白，有赖于今后的考古成果进行填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得到，马家浜文化玉器水平并不低下，晚期作品已经在简约朴素中透露出一股神圣气息，悄然孕育着太湖地区的第一道文明之光。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