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深圳富士康曾发生了让国人揪心的“N连跳”。今天，这个公司仍然不愿退出公众的视线，只是各种令人痛心的戏码换了演出场地而已。以下辑录近期全国各地有关富士康的新闻：
　　《京华时报》2012年10月16日报道，烟台富士康大规模招用“学生军”，其中部分学生尚未满16岁，也被要求加班和上夜班。在该报道中，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一位系主任透露，所有烟台市高职高专院校都被市里下了为富士康输送学生的“死任务”，“推不掉”。
　　光明网2013年4月30日报道，从4月24日至27日，富士康河南郑州工厂两名员工相继跳楼，其中一名男员工不治身亡。随后有基层员工透露，富士康全部厂区关于静音模式的标语和文件全部作废。所谓的“静音模式”是指从员工进入车间开始，不许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话，即便说也要控制音量。有三人以上参与的谈话，必须在指定区域内进行，否则就可能被开除。
　　从表面上看，以上新闻中只有一条与职业教育有关。地方政府帮助富士康之类的企业招工早已不是新闻了，有些地方政府把为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优势条件之一向企业推荐。上述新闻中的烟台富士康还主要在招募高职学生，所谓的“未满16岁”可能是指五年制高职的学生。
　　实际上，这些新闻无不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以下是《新京报》2012年12月5日的报道，“无论是太原富士康还是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厂区的门外，挂着‘富士康招工’字样的中介与等活儿的小摩的一样，寻常可见……只要有不穿富士康工衣的年轻人从公交车上下来，立马会有一群人围过来塞名片，或者问‘要不要进厂’，名片上罗列着富士康招工的要求：学历不限、年龄16～45岁、有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胳膊上无文身和烟疤等”。这些描述以及富士康工作的特点都让我们相信富士康对于普工的学历、资格证书等并不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尽管我从未去过富士康，但在其他企业的调研经历告诉我，那些新入职的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职或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长三角的某些制造类企业中，中高职毕业生已占新入职员工的六成至七成，其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增长速度下降了，新增劳动力成为企业新入职者的主力，而职业教育的规模决定了职业院校毕业生是新增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不敢肯定在烟台、成都、太原、郑州也是这种情况，但富士康中存在大量职业院校毕业生应是一个事实，那些正常上下班、默默抵制企业规定、斗殴或者跳楼的青年工人中有大量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存在。
　　如果把富士康看成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某种象征，那么，也可以把在富士康中发生的悲喜剧看成是中国职业教育失败的象征。其失败不仅在于未能向企业提供有技能的青年，更在于未能教会它所培养的毕业生足够的在现代化企业环境中生存的技巧。
　　就前者而言，富士康并不需要学校所培养的技能，就像上面的报道中所说“学历不限、年龄16～45岁”的人都可以成为富士康的员工。职业教育却一直宣称要“使无业者有业”，富士康的例子告诉我们学校教的那些文化知识与技能似乎并不能给那些寻求工作的人们以更多的筹码，从这一点来说职业教育相对它对社会的承诺当然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职业教育的质量不高，毕业生并未获得足够的让企业满意的技能；其次可能是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造成企业无视职业教育的存在。在13名工人纵身一跳之后，富士康曾宣布要引进100万台机器人取代工人，其实质是降低对生产一线工人的技能要求，把生产过程进一步非技能化。这种情况下如果职业教育还停留在训练动作技能上，显然会造成严重的与企业需求脱节。
　　就后者而言，职业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引用黄炎培的“使有业者乐业”，但几乎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学校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教会学生享受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一样都是伟大的虚幻制造者，都为学生制造出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服从就有收益、只要付出就有收获，人们无需考虑雇主的剥削、同事间的倾轧和社会的不公。这样的毕业生进入企业环境后虽然有强烈的获得平等与尊重的渴望，却不知如何向老板表达诉求，不知如何与同事相处，不知如何正确形成集体的力量。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