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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从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国际上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然后，回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自2001年为应对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而提出“教育促进农村转型”这一理念以来的主要进展。最后，在梳理目前已有的衡量农村发展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发展中国家农村转型指数的方法论体系，用以衡量城乡居民在整体幸福感方面的差异和差距。
关键词：农村转型指数；发展；衡量；发展中国家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的理念影响着我们关于人类幸福安康问题的思考模式。在此期间，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成就。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稳步实现了现代化。例如，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大多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已与发达国家持平。
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们不难想象，世界还充斥着剥削、贫困和压迫，不平等现象、生存压力和新的剥削形式与日俱增。除了贫困和尚未满足的基本需求，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似乎越来越普遍。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风险率最低，仅为0.8%，而肯尼亚则高达23.2%；贫困强度最低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35.3%，最高的塞内加尔为57.3%。除了阿拉伯地区的数据保持稳定外，在世界其他主要地区，20%最贫困人口的消费份额急剧下降。超过14亿人口忍受着极度贫困的煎熬，勉强度日；每天平均有2.5万人死于饥饿，而每两天就会诞生一个新的超级富豪。[1]
克服这些问题和困难是发展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与发展委员会（UNESCO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指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贫困率依然居高不下。除非洲大陆以外，全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已明显下降，但是绝对数量却在增加”[2]。近40%（26亿）的世界总人口（64.6亿）处于赤贫状态（日均收入低于2美元）。超过10亿人口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非自愿贫困和被排斥是两大弊病，而发展行动旨在根除这些弊病，让人们尽展所长。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穷人的负担往往最为沉重[3]。毋庸置疑，农村地区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承担着贫困带来的主要负担，这影响了他们在身体发育、社会、经济和情感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需要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
本文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不平等问题和发展政策，提出了构建农村转型指数的方法论体系，用于评估城乡居民在整体幸福感方面的差异和差距。本文的目标是：建立用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转型情况的指标体系，探讨对实现未来城乡协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二、农村人：一些事实
农村地区通常是指小规模封闭式的田园型社区，依靠亲属关系连结在一起。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主要区别包括农村人口密度低，同质性强，社会阶层结构简单，生活水平低，缺乏如电力和自来水等公共配套设施，社会流动性低，以农耕为主——生产大量供城市消费的食品，向城市地区输送有能力的青年，让他们也能享受城市资源与现代生活。
农村居民的特点是资本投资少，存款额度低，生产效率低。一般来说，女性的贫困程度高于男性。女性依然挣扎于经济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责任中，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又面临着贫困、文盲、高健康风险、生产资源不足和缺乏信贷/市场准入条件的困扰。在农村地区，土地所有权决定了生产资本，以及能否获得信贷和农业支持服务，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是否参与决策单位的活动。颇为矛盾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不能赋予女性充分的土地权，让她们可以独立于自己的丈夫或男性亲属。法定条文通常不会保证女性的独立土地权。此外，技术开发和推广活动都不涉及由女性承担的与各种生产活动相关的家务劳动。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社区动态机制和有限的时间阻止了女性积极参与那些旨在增加社会资本效益和女性赋权的活动。
人们已经尝试了一些旨在促进农村发展的方法，其中大部分是自上向下的方法，对农村发展，特别是女性群体的影响并不大。通常情况下，社区发展活动应提供关于资源、投入和基础设施的信息；开展技术援助，技能培养和开发；提高识字水平；增强生产力并完善生产体系；采用适当的农业技术；寻找潜在的志愿者和捐助者；关注居民的切身需求和基本配套设施建设，如道路、电力、医疗诊所、市集、校舍和农场定居点等。要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就要有出色的领导者。有了出色的领导者后，人们就会自愿参加，完成上述目标。
研究发现，农村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人口密度层面讲，这两个地区的国内教育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本文的分析突出了农村情境，通过讨论和反思提出了可行的策略；本文还提出了大量困扰教育设施均衡发展的难题，以及优质教育体系的推广问题。
分析旨在突出主要的问题，深入调查各领域的构成因素，以及探讨如何建构并应用农村转型指数评估、研究极端城乡差异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理与生物物理条件两方面的表现。分析部分有丰富的图表，用以形象地表述文章主题内容。此外，笔者还从其他调查研究中选取了一些示例，展现世界各地的现状，这有助于突显农村地区的严酷现实。
三、日益攀升的人口负担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依然高于城市人口： 约有31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占总人口的55%。然而，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农村人口总数将达到高峰，之后开始回落，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总量将超过农村地区人口总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农村人口总量已经呈下降趋势。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中东和北非、南亚和中亚的人口数将在2025年左右开始回落，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回落时间将从2045年前后开始[4]。因此，在202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在此之后，预计农村人口的规模将会缩减，这是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速放缓，而城市化发展迅速。世界各地的农村居民比例正在下降（见图1），但是，预计在2030年前，南亚和中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仍然会保持在50%以上[5]（见表1）。 图1显示，在1999年至2010年期间，世界人口从60亿增长到69亿——西南亚的增幅最高（2.696亿），其次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703亿）。数据显示，中欧和东欧是唯一一个人口总数下降（100万）的地区，这反映了该地区的生育率在调研期间持续走低。
图1显示了1999-2010年期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发展中地区，仅有西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村人口在不断攀升。这两个地区的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北美和西欧地区的农村人口也在不断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可能缘于欧盟近期对改变农村区域划分界限所作出的努力。当前蔓延的金融危机也造成欧盟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工返回农村地区。[7]
图2揭示了农村人口和妇女生育能力之间的关系。如果农村人口比例高，那么二者就会呈显著正相关。一般来说，农村地区的特点是生育率高，事实证明，生育率与贫困、儿童死亡率高、女性的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低、生育健康服务缺乏、避孕措施的普及和接受程度不高等因素紧密相关。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型通常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如人均收入增加、人均寿命延长、新生儿死亡率降低、成人识字率上升、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比例增加。
尽管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但是，多样化的文化影响会让不同的国家、地区或社会出现不一样的人口模式。大家庭的价值观（尤其是那些几乎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受益的欠发达国家的农村弱势群体），保障老年人的安全，女性控制生育的能力，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利等都是影响家庭规模和计划生育服务需求的重要文化因素。
扩大计划生育及其他生育健康服务的普及和接受程度是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必要途径。此外，其他一些因素，包括受教育机会和女性的经济能力，影响着她们的生育决定。
新生儿死亡率和农村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该图清晰地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关系，即新生儿死亡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2005年，有超过50万名女性死于与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并发症。发展中国家女性死于妊娠的可能性比发达国家高97倍。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分娩时或产后不久：25%的产妇死于大出血，15%死于感染，12% 死于子痫（癫痫症），8%死于难产。其他死亡原因包括不安全流产（13%），其他产科直接原因（8%），以及间接原因如艾滋病和疟疾，这些病情可能会在妊娠期间加重。因此，需要研究新技术，尽量防止这些原因造成产妇死亡。[8]
图4强调了农村人口数和平均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该图清楚地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反相关关系。
人口老龄化即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预计到21世纪上半叶，人口将迅速老龄化。在2050年年底以前，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预计将由8%上升到19%，儿童所占比例将由33%下降到22%。这种人口变化对于资源是重大的挑战。虽然发达国家是逐渐地走向老龄化，但这些国家仍面临着老龄化、失业、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关系所造成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发展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9]
目前，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老年人生活在被划定为城市的地区，但在发展中国家，多数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对人口结构的预测表明，到2025年，发达国家82%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而发展中国家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不到其人口比例的一半。在发展中国家，农村老年人比例超过城市地区老年人比例。对于老龄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但目前的趋势表明，今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老年人比例将会增加。[10]
关于老年人所生活的家庭形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区别。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老年人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家庭。这些区别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行动也将会有所区别。
四、农村贫困与剥夺
人类发展指数随着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的增加而降低，如图5所示。然而，人类发展指数难以精确地描绘出农村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包含了多个指标，并将这些指标作为发展的衡量指标。
《2011年农村贫困报告》（2011 Rural Poverty Report）指出，“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农村总人口中，大约有35%被列为极端贫困，低于1988年的54%左右；日均2美元贫困线标准对应的百分比刚刚达到60%，而1988年则超过80%”（见图6、7、8）。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大幅减少，以日均1.25美元生活标准计算，如今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是15%左右，以日均2美元计算，发生率是35%。
南亚的农村贫困状况改善缓慢，极端贫困发生率仍然在45%以上，超过80%的人口达不到日均2美元的贫困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超过60%的农村人口每天的生活标准不到1.25美元，大约90%的人口每天不到2美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农村极端贫困发生率分别低于10%和5%，过去十年，这两个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都有所下降（虽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5的农村人口及中东和北非1/8的农村人口的日均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在上述区域内，个别国家和地区在过去二十年中表现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好一些。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东非和西非地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但中非却出现增长；北非的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而冲突不断的中东部地区则呈现出增长趋势。[11]
过去几十年，虽然全球部分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世界贫困人口中依然有14亿人每天靠不到1.25美元生活，近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世界上70%的极端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绝大多数处于贫困和饥饿状态的人口是儿童和青年[12]。即使全球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人口结构变化，这些现象近期内也不可能得到改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西南亚和农村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受贫困和饥饿问题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然而，贫困程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如上所述，世界上接近1/6的人口饱受赤贫、饥饿和文盲之苦，他们主要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基于千年发展目标框架，教育和培训政策在消除贫困和确保公平分配经济资源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估计，全球约有7200万小学学龄失学儿童，其中超过4/5的儿童生活在农村地区。
例如，通过比较印度小学适龄人口组成结构和失学儿童总数之间的关系，可以了解哪些儿童群体更容易错失教育机会。图9显示了印度6～10岁人口的组成结构。在这个年龄段，52%的儿童是男孩，48%是女孩。大约1/4的小学学龄儿童生活在城市地区，其余3/4的儿童生活在农村。[13]
按家庭财富五分位数递增顺序排列印度人口总量，排除年龄因素，根据家庭财富所有权，平均分列在形成5 个20% 区位的分位点。如图10所示，与相对富裕区位的家庭相比，相对贫穷区位的家庭更有可能生育孩子。总体而言，在6～10岁年龄段中，26%的儿童生活在最贫穷区位的家庭，另有23%的儿童生活在第2个区位的家庭。
图10显示了印度6～10岁失学儿童的组成结构。在这个年龄段，虽然女孩只占儿童人口总量的48%，但她们却占失学儿童总数的54%。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村儿童更有可能失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一半的失学儿童来自最贫穷区位的家庭。1000万儿童——占2100万失学儿童的48%——生活在最贫穷区位的家庭。74%失学儿童的家庭属于最贫穷的两个区位。
这些数据体现出了印度的贫困和就学率之间的紧密联系。2000年至2006年，最贫穷区位家庭子女就学率有所上升，但是增幅不大，无法与人口增速相匹配。除非印度更加重视贫困人口的就学率，否则该国将无法在2015年实现全民范围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
谁是发展的受害者？原住民，女性，偏远地区和山区居民，生活在条件糟糕的城市贫民窟的居民，为追逐就业机会而远离家乡的青年男女，因政府项目或私人利益而被迫搬迁的农民，等等。显然，经济变化和发展优先性已经与人们的生存权发生了冲突。
农村地区正遭遇着年轻年人和熟练工人外流的困扰，仅留下一群老年人和妇女，且公共服务匮乏（包括公共教育）。大部分地区无法提供资金和基础设施以鼓励和支持农村新兴企业。因此，许多农村地区转而发掘本地特色，刺激新的增长点，如开发景点、生产环保或有文化传统的特色产品，通过增值加工和新的特色作物扩大农业机会。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和改良的农村经济网络对新兴农村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与2001年相比，目前，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但是农村教育仍然落后于城市教育，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依然存在差异。农村学校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贫困、资金不足、缺少经验丰富的教师、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流动率高。很多农村学校成功应对了这些挑战，并为今后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其他一些学校却失败了，今后工作堪忧。此外，一些农村社区对非本地发起的改革讳莫如深，这有可能与之前考虑不周的改革有关。因此，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非常关注农村学校在未来是否可以取得成功。
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农村学校在公立小学和中学教育中占有极大比重，但是，相对而言，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学校，其中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很少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信息的缺失导致农村社区和学校处于劣势，因为政策制定者缺乏足够的信息，不能制定完善的政策来帮助农村学校。
然而，农村就业技能的要求依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20世纪90年代，良好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成年人也能积极适应，但他们的前景并不明朗。由于受到生产技术变化、海外竞争和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的影响，低学历工作者失去了长久以来拥有的农村就业岗位。未来的雇主越来越青睐于能够提供受过良好教育和熟练工人的地区，这就如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和成年人仍然倾向于能够提供更高薪资待遇的就业地区——通常是城市地区。虽然教育投资不是帮助某个地区吸引就业和居民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可以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标准化考试中，农村学生通常和城市学生表现相当。而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一般只设置了有限的专业课程和高级课程，这是由于受过适当培训的教师缺乏和财政拮据。但是，农村学校的教师、家长和学生关系更加密切，进而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学术环境。研究发现，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也导致了受教育程度的巨大差异。
有证据表明，教育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回报。过去20年，大专学历在劳动力市场的薪资大幅提高。现在，农村大学生的薪资高于农村高中肄业生，失业率也远低于后者。然而，大学生在城市的薪资持续走高，这使得农村社区更加难以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基地。[14]
正如城乡教育水平有所不同一样，农村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也存在着极大差异。低教育水平阻碍了许多农村地区谋求经济发展的进程。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对于改善农村社区的经济生活和农村人口的福祉起到了重要作用。农村青年外流到能够提供更好就业机会的地区，这制约了教育投资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力的发挥。
在农村地区非正规教育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对此做出了共同努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巴西、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规划和实施了非正规教育项目，取得了显著进展，解决了农村贫困问题。然而，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15]，现有的非正规教育项目（扫盲和成人教育）基本被视为“教育”项目，而且只处于边缘地位。这些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存在问题，不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它们不能满足贫困人口的多维需求，一般只提供少量信息。项目重点放在知识上，几乎不关注技能或态度。扫盲项目是单一的干预手段，只传授识字和算术技能。传统的机械学习法让学习者没有机会参与互动、分析信息、了解自身的贫困状况或发展决策技能，而后者是成人学习环境的特点之一。但是，赋权问题被淡化处理，这些国家实施的大多数扫盲项目最多只从课程和教学的外围予以考虑（见图11）。 在以前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中出现了一个重要改变，那就是单一的识字和算术技能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培养一定的态度、知识和技能，不仅满足人们对职业和创收的需求，还应该满足人们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需求。这种观念超越了一些国家开展的功能性扫盲的定义，功能性扫盲将重点放在培养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的有效技能上。此前，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需求并不处于重要地位。
有人认为，态度和价值观在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条件的尝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关于固有的价值、能力和潜力的信念的支撑，人们可能就不会做出这种尝试。他们需要了解自身的状况，需要相信改变可以带来更好的条件[17]。他们需要实现自我独立，而不是依赖他人。教学方法应该支持并发展这些理想的价值观和态度。由于贫困群体往往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不足，不擅于表达，因此，应该鼓励他们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他们越来越多地表现自己。不论他们表现如何，都应该尊重他们。价值观和态度需要得到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支持。[18]
之所以要强调实用技能而不仅是单纯的知识，主要是因为贫困人口可以在现有条件下立即采取一些有意义的行动，而无需等到条件发生预期的变化。如果土地贫瘠，他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还有可能种植什么作物？不仅需要解答这些问题，他们还应该发展必要的技能并提供其他所需的资源。需要进一步支持、发展和完善贫困人口已有的态度和技能，特别是与合作行动有关的态度和技能。还应该发展管理和创业技能。如果贫困人口想要掌握主动权，那么，这些就显得极为重要。[19]
有证据表明，农村地区在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质量方面普遍受到歧视和忽视，这在亚太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为明显。在这两个地区，大量农村儿童无法享受学校基础设施，包括永久性建筑设施、教学人员和学习材料。一种近乎普遍的倾向是课程和教学大纲内容过多，突出学术标准而没有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集中开发的课程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这是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没有认识到农村环境的多样性。此外，管理的普遍疲软给全国教育体系带来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地损害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
根据上述观点，可以推断出以下四点：统一化不是解决方案，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多元化的，一刀切的政策不恰当，必须更好地了解农村问题。
五、教育促进农村转型的起源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INRULED）发布了一篇报告，题为《教育促进农村转型：政策框架》（Education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Towards a Policy Framework），呼吁相关人士重新思考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教育问题，关注“农村转型”。
采用农村转型——而非农村发展、农村变化或农村教育——这个术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传达了一种愿景，展示了农村社区积极、正面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国家和全球变化的背景下，教育被视为塑造和实现农村转型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人们往往不会记录社会经济转型指标在农村地区的详细分类数据——这是忽视该问题的表现之一。在教育投资和服务质量方面存在的城乡差距具有普遍性和顽固性。[20]
六、2010年斯德哥尔摩教育
促进农村转型研讨会
2010年11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主办了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国际研讨会，主题是教育促进农村转型的国家、国际和比较视角及经验。斯德哥尔摩研讨会的结论表明，与2001年相比，我们在政策和策略研讨方面，特别是行动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进步。同时，挑战变得更为严峻和紧迫。
七、2011年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农村贫困报告
报告的基本前提是，农村贫困人口认为难以应对自身面临的多重风险，这些风险来自个人和家庭所处的环境、自然灾害、国家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因素。农村贫困人口在多数国家占有较大比重，他们没有能力抓住农业和非农经济的机遇。
发展农村非农经济——有固定薪资的就业和非农个体——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但这在许多国家依然被政策制定者所忽视。
报告提出建立一种更为系统的增长途径来消除农村贫困；建立“一种新的农业集约化方法，把市场和可持续性作为双重导向”。报告还认为，需要构建一个农村转型指数（RTI），突出农村地区在减少贫困和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下将探讨构建农村转型指数的方法。
八、现在该做什么？
之前提到， 2001年的报告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优先发展并积极参与建立了一个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大联盟。现在有必要审慎、客观地考虑这项活动的进展如何，以及接下来的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及其国内外合作者需要制定一个研究、宣传和行动纲领，建立联盟关系，加强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实践活动。探索、构建并分析“农村转型指数”有助于客观地了解城乡差距，从而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改善社会和经济发展前景，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然后，以该指数为基础，为发展中国家开发并完善政策框架。
九、构建农村转型指数
我们为什么需要农村转型指数？农村转型的具体目标和指数是什么？
首先，农村转型指数应该包括所有涉及统计信息的变量，尽可能地支持、说明、阐述、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就这个目的而言，最简单的农村转型指数应该由统计分析组成，根据国家的农村人口比例进行排列，并列出各项相关指标的排名。然而，该指数的一个严重局限性在于它无法解释和强调某个特定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理与生物物理条件两方面存在的地区差异。
其次，农村转型指数应尽量清晰地表明相关指标的趋势或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变化，揭示农村转型是否取得进展，并按照城乡详细分类，如果可靠的分类数据具有相关性，那么它们可以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因素。这就构成了农村转型指数。 除此以外，摆脱目前片面的增长和发展趋势是关键，因为大多数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他们从事农业及相关的非正规部门活动，受惠于（并贡献出）极低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并且具有在各类发展指标中赋值较低的特点。
需要强调的是，农村转型指标必须与农村居民和农村地区有关，但也要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增长和发展趋势可以更加均衡，这需要需要消除三种差距，克服每个国家的农村人口和其他国民之间的现有差异。需要缩小和消除的差距是：
？誗农村人均生产总值（Per capita rural 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
？誗农村人类发展指数和国内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差距
？誗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农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之间的差距
如果认同消除这些差距的做法是农村转型的目标，消除差距可以解决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均衡发展和福祉问题，那么，农村转型指数可以成为这三项的复合值。农村转型指数可以揭示一个国家的现状，并就农村转型问题为各项指标的改变提供设定目标的依据。
除了观测现有状态，各类指标反映的农村转型目标是减少划定为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采用的方法必须经过预先计划、深思熟虑），提高农村和农业经济留守人员的收入水平，并确保他们拥有更好的人类发展水平，或至少与人类发展指数全国平均值保持一致。
目前已经有依照国别的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为了构建农村转型指数③，确定农村和国家指标值之间的差距，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村人类发展指数（或至少是人类发展指数组成因素）不可或缺。我们可以据此计算它们的综合平均值，并把它们和各国的农村人口排名联系起来。
目前使用的一些技能测量标准用技能定量替代指标，如受教育年限或学历水平。这些测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无论教育单位和地点情况如何，每多受一年教育和获得不同的学历证书都代表拥有相应种类和水平的技能。而且，这些技能测量标准还忽略了通过非正式途径，在教育、培训体系以外获得的技能。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和培训机会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成果[21]。为了提供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技能，就需要了解技能需求信息。教育或培训背景和部门职业背景分布的就业形势揭示了供需之间的匹配情况。通常情况下，人口普查和劳动力及家庭调查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如前所述，经济领域的很大部分属于非正规部门的这个事实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
有关经济成就、劳动力市场和健康状况的测量提供了技能和这些成就之间存在的联系的信息。就经济成就而言，测量主要关注当地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生产和生产率增长情况。劳动力市场表现多见于就业情况、失业情况、失业率和薪资水平。
健康状况的测量对象是人们的一般健康状况、营养状况和具有高患病率的特定疾病带来的负担。显然，为了有效地评估技能发展在农村转型中起到的作用，应该在当地建立一些系统，收集相关的统计信息，并在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对其进行合并，展示城乡详细分类。
应当注意，一些研究会通过纳入就业（或劳动力）人口百分比和职业或技术教育入学率来对农村转型进行解释。就劳动力而言，能否证明较高的劳动力比例就一定是理想的目标呢？在实际情况中，劳动力比例与国家的人口结构有关。此外，跨国间的国际数据可比性普遍较低。同样，就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入学率而言，不同国家的统计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很难说比例高就一定好，特别是许多国家开展了不同种类的项目。人们可以看到，重点关注技能发展的研究倾向于包含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得出的观点就是现在很多国家开展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并不实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使用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农村转型。人类发展指数包含了一些之前单独呈现的指标，如识字率、死亡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呈现这些指标也具有价值。这些统计数据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农村人口比例越高，人类发展指数就越低。这也支持了另一种观点，农村人口比率高既是一个国家低发展指数的成因也是结果。由于这种互动和复杂的关系，简单、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才能实现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区的转型，以及如何在理想的方向上影响和制约各类相关的发展指标。
鉴于协调和战略方针的重要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着手开发一套全球性的技能战略——这是一种系统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以促进各国制定完善的技能政策和规划。
十、方法论
通常，不同的人对农村发展有着不同的看法，很难明确、衡量和评价农村发展概念[22]。与上世纪相比，当前的农村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制度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精密化和全球化[23]。现在，农村发展被视为一个多层次、多方参与和涉及多个方面的过程，需要了解农业发展模式、农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区域社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济状况、个体农户及其行为，以及当地的政策和制度。[24][25][26][27]
研究人员曾做出多次尝试，研究衡量农村发展的相关问题。例如，在1970-1980年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为地方政府开发了一组农村特征指数，用于识别不同农村之间的区别。该指数的主要组成指标包括人口、家庭用品、职业结构、通勤模式和与市中心的距离，数据来源于1971年和1981年人口普查[28][29]。但是，研究人员自己也认为这种指数和分类方法是幼稚的、不恰当的。另一组相似的农村化程度指数（RDI）被用于确定中国东部沿海的农村化程度[30]。此外，还有一组配套的指数用于衡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展。[31][32]
最近，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共同合作，致力于开发一个概念框架，用于衡量人们在农村转型中获得的技能。经合组织建议，有必要确定一套广泛的测量工具，引导农村转型的技能政策，而不是简单地估算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提供给一个经济体的技能存量（用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他们认为，农村转型的技能发展过程应考虑供需双方的观点。技能测量概念框架涵盖了多个维度（见图12）。技能的供应源多种多样，包括教育和培训体系，熟练工人的迁移和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技能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技能计量标准也需要考虑技能供应和需求的匹配问题，因为它们反过来会影响整体经济成就以及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最后，还有一些情境因素构成了技能发展的基础，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有所区别，在技能计量标准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此予以考虑。 经合组织意识到应当加强收集信息的能力，并已制定了行动计划，旨在提供一个基本的指标框架，监测技能问题，引导最不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根据一套切实可行的标准收集统计数据（见表2）。
经合组织的蓝图为各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指导方针，不仅涉及所需的信息类型，用于评估技能供需现状、技能匹配和技能投资成果，还涉及如何有效地发挥这些信息的作用，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的政策，通过培训和使用公民技能，刺激发展，促进农村转型。
最近，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做出了另一项尝试，旨在建立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在2000-2008年期间的农村转型发展（RTD）；分析21世纪初期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的时空特征和内部机制；强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33]
农村转型发展一词准确地传达了传统农村产业、就业消费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转型发展评估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农村特有经济体制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消费结构的转型，以及城乡关系的改善。这三个主要维度之间的关系如图13所示。
该研究的结论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性农村发展水平（RDL）得到提高，从而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最终影响了区域性城乡协调发展（URCL）进程。因此，初期的农村发展水平影响了随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并最终改变了城乡关系和区域性发展模式（见图13）。
上面的方法用于衡量特定人群——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改善情况。农村转型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不断恶化的农村贫困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对发展内涵的看法不断变化；农村经济更加多元化，农村非农企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减少非收入贫困维度的重要性，以持续改善贫困人口的社会经济福利状况。
区域性农村转型发展包括三个维度（农村发展水平、农村转型水平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每个维度都建立有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的衡量和评估。农村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见表3）反映了农村社区、文化、资源和环境的变化[34]。考虑到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的可用性，这个模型使用了八个代表性指标，它们分属三个层面：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投资和农村民生。表3呈现的所有指标都与区域性农村发展水平评估成正相关关系。[35]
由于各类变量的单位不同，必须把它们转化为具有可比性的相同单位，统一所有的测量标准。为此使用了公式1，如下所示：
其中，X’ij代表指标的标准值，ij代表指标，表示指标i属于准则层j，X’ij代表指标ij具有的价值，Xi，max代表指标ij在取值范围的最大值，Xi，mix代表指标ij在取值范围的最小值。
这些指标显示了相对指数，不涉及维度。为了让它们具有可比性，指标值的取值范围是[-1，1]，使用常见的归一化方法，如公式2：
其中，X’i代表指标i的标准值，Xi代表指标i的值，Xi，max代表指标i在取值范围的最大绝对值。
把所有的逆指标乘以-1后，可以用这些指标的权重和归一化值计算农村发展水平、农村转型水平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在各取值范围的分数，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x’ij代表农村发展水平指标的标准值，Wij代表指标层因子ij的权重，Wj代表准则层因子j的权重，n代表准则层的因子数量，m代表每个准则层的指标数量，它是农村转型水平或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指标的标准值，t代表农村转型水平或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指标的数量。
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该研究建立了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用于衡量中国在2000-2008年期间的农村转型发展、农村发展水平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
这个模型非常适用于衡量某个国家的区域性城乡差距。如果需要衡量和比较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农村转型情况，建议使用下述方法。这里提议的方法并不是最终的方案，欢迎提出改进建议。一旦这些指标的分类数据可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并评估其适用性。
十一、农村转型指数模型
农村转型意味着从农业（农场）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就业人数的份额而言，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技术出现进步，农业的重要性就降低，而其他两个行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需要分析的问题是，农村经济转型是否是由整体经济转型造成的。
我们需要强调那些对农村转型或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商业化和资本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以上三方面的发展造成农村非农行业的发展。虽然农业引导了农村的非农发展，但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农村非农行业逐步转型，愈加以服务业为导向。通过增加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以及创造有效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农村非农行业在消除农村普遍贫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非常重要，它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农村经济转型，朝着包容性增长的方向前进。
为了检测特定变量结构的跨期变化，建议采用宏观指数，即农村转型指数。农村转型指数有助于研究某个国家的农村经济是否已经转型或趋于转型；该转型的模式和性质——在农村地区，以服务业为导向的活动的重要性是否处于上升阶段，或者非服务业和非农业综合业的重要性是否在上升；在整体经济发展中，农业和非农业的作用是否可以相互补充或替代——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类型的农村转型指数的构建方法如下所示。同时，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而开发的农村转型指数有助于检测特定指标结构的跨期变化。
a和b是两个非负矢量，表示一个特定农村发展指标的两种不同状态，以变量x为例，θ是a和b之间的角度。那么
因此
当θ= 0°时，a与b重合，表明变量x的状态没有发生变化。
当θ= 90°时，a与b之间的角距离是90°；两个矢量是相互垂直的。因此， λ被称为转型指数。它没有单位，是一个纯数。在这种情况下，a与b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相关变量的两个矢量，同时规定了a与b的各个元素占总值的份额（比例），∑a=1=∑b。因此，λ将衡量相关变量结构的整体变化。但是应当指出，λ值越高，结构变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同样，对于两个时间点的矢量（输出和就业）来说，λ= 0意味着没有变化。λ值如果等于1，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结构变化。因此，λ的取值范围是[0，1]。
十二、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贫困人口不仅收入较低，而且他们也被剥夺了基本需求。大多数农村人口在获取社会资产方面以及在制度和平等方面被边缘化。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较差，他们缺乏必要的能力，几乎不能获取生产性资产和工具，以致不能减轻各种冲击对个人福祉和摆脱贫困能力带来的影响。在人类发展与贫困的关系中，性别差异和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农业正遭受低生产率的困扰，而它又是经济增长、就业和生计的主要来源。
使长期面临贫困问题的农村地区实现转型的战略是多样化的，且要符合各国的情境特点。对农村贫困社区的了解必须从区域和社区的资产切入。虽然许多伙伴联盟关系具有区域性，但是大多数联盟的工作范围较窄，没有能力实现并衡量超出社区范围的成果，只有通过相互协助，才能利用基线数据衡量各自的工作。
由于农村人口不能充分提出其需求，大部分的拓展依然以供应方为主导。农村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在各个行业同时采取行动，如农业、非农业、基础设施产业、技术产业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农村经济转型也需要一个动态的环境。因此，必须把农村发展正确地整合并纳入国民经济。需要开发新的测量工具，以充分、适当地衡量农村“机会”和农村“成就”。仅仅依靠那些关注农村发展的政府部门是不会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还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注释：
①各地区的人口数总和不等同于世界总人口数，因为地区总人口数不包含人口数低于50万的国家。
②“识字”指能够全部或部分阅读一个简单句子。
③与农村转型指数类似的数据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年度报告的统计数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监测报告。后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国别数据表格。此外，全球监测报告为各国设计了“教育发展指数”（类似于人类发展报告的“人类发展指数”），以表格形式展示了各国的教育发展指数，并作为各国的国际排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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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方舟
关键词：农村转型指数；发展；衡量；发展中国家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的理念影响着我们关于人类幸福安康问题的思考模式。在此期间，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成就。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稳步实现了现代化。例如，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大多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已与发达国家持平。
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们不难想象，世界还充斥着剥削、贫困和压迫，不平等现象、生存压力和新的剥削形式与日俱增。除了贫困和尚未满足的基本需求，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似乎越来越普遍。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风险率最低，仅为0.8%，而肯尼亚则高达23.2%；贫困强度最低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35.3%，最高的塞内加尔为57.3%。除了阿拉伯地区的数据保持稳定外，在世界其他主要地区，20%最贫困人口的消费份额急剧下降。超过14亿人口忍受着极度贫困的煎熬，勉强度日；每天平均有2.5万人死于饥饿，而每两天就会诞生一个新的超级富豪。[1]
克服这些问题和困难是发展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与发展委员会（UNESCO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指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贫困率依然居高不下。除非洲大陆以外，全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已明显下降，但是绝对数量却在增加”[2]。近40%（26亿）的世界总人口（64.6亿）处于赤贫状态（日均收入低于2美元）。超过10亿人口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非自愿贫困和被排斥是两大弊病，而发展行动旨在根除这些弊病，让人们尽展所长。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穷人的负担往往最为沉重[3]。毋庸置疑，农村地区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承担着贫困带来的主要负担，这影响了他们在身体发育、社会、经济和情感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需要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
本文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不平等问题和发展政策，提出了构建农村转型指数的方法论体系，用于评估城乡居民在整体幸福感方面的差异和差距。本文的目标是：建立用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转型情况的指标体系，探讨对实现未来城乡协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二、农村人：一些事实
农村地区通常是指小规模封闭式的田园型社区，依靠亲属关系连结在一起。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主要区别包括农村人口密度低，同质性强，社会阶层结构简单，生活水平低，缺乏如电力和自来水等公共配套设施，社会流动性低，以农耕为主——生产大量供城市消费的食品，向城市地区输送有能力的青年，让他们也能享受城市资源与现代生活。
农村居民的特点是资本投资少，存款额度低，生产效率低。一般来说，女性的贫困程度高于男性。女性依然挣扎于经济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责任中，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又面临着贫困、文盲、高健康风险、生产资源不足和缺乏信贷/市场准入条件的困扰。在农村地区，土地所有权决定了生产资本，以及能否获得信贷和农业支持服务，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是否参与决策单位的活动。颇为矛盾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不能赋予女性充分的土地权，让她们可以独立于自己的丈夫或男性亲属。法定条文通常不会保证女性的独立土地权。此外，技术开发和推广活动都不涉及由女性承担的与各种生产活动相关的家务劳动。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社区动态机制和有限的时间阻止了女性积极参与那些旨在增加社会资本效益和女性赋权的活动。
人们已经尝试了一些旨在促进农村发展的方法，其中大部分是自上向下的方法，对农村发展，特别是女性群体的影响并不大。通常情况下，社区发展活动应提供关于资源、投入和基础设施的信息；开展技术援助，技能培养和开发；提高识字水平；增强生产力并完善生产体系；采用适当的农业技术；寻找潜在的志愿者和捐助者；关注居民的切身需求和基本配套设施建设，如道路、电力、医疗诊所、市集、校舍和农场定居点等。要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就要有出色的领导者。有了出色的领导者后，人们就会自愿参加，完成上述目标。
研究发现，农村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人口密度层面讲，这两个地区的国内教育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本文的分析突出了农村情境，通过讨论和反思提出了可行的策略；本文还提出了大量困扰教育设施均衡发展的难题，以及优质教育体系的推广问题。
分析旨在突出主要的问题，深入调查各领域的构成因素，以及探讨如何建构并应用农村转型指数评估、研究极端城乡差异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理与生物物理条件两方面的表现。分析部分有丰富的图表，用以形象地表述文章主题内容。此外，笔者还从其他调查研究中选取了一些示例，展现世界各地的现状，这有助于突显农村地区的严酷现实。
三、日益攀升的人口负担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依然高于城市人口： 约有31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占总人口的55%。然而，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农村人口总数将达到高峰，之后开始回落，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总量将超过农村地区人口总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农村人口总量已经呈下降趋势。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中东和北非、南亚和中亚的人口数将在2025年左右开始回落，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回落时间将从2045年前后开始[4]。因此，在202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在此之后，预计农村人口的规模将会缩减，这是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速放缓，而城市化发展迅速。世界各地的农村居民比例正在下降（见图1），但是，预计在2030年前，南亚和中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仍然会保持在50%以上[5]（见表1）。 图1显示，在1999年至2010年期间，世界人口从60亿增长到69亿——西南亚的增幅最高（2.696亿），其次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703亿）。数据显示，中欧和东欧是唯一一个人口总数下降（100万）的地区，这反映了该地区的生育率在调研期间持续走低。
图1显示了1999-2010年期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发展中地区，仅有西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村人口在不断攀升。这两个地区的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北美和西欧地区的农村人口也在不断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可能缘于欧盟近期对改变农村区域划分界限所作出的努力。当前蔓延的金融危机也造成欧盟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工返回农村地区。[7]
图2揭示了农村人口和妇女生育能力之间的关系。如果农村人口比例高，那么二者就会呈显著正相关。一般来说，农村地区的特点是生育率高，事实证明，生育率与贫困、儿童死亡率高、女性的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低、生育健康服务缺乏、避孕措施的普及和接受程度不高等因素紧密相关。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型通常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如人均收入增加、人均寿命延长、新生儿死亡率降低、成人识字率上升、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比例增加。
尽管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但是，多样化的文化影响会让不同的国家、地区或社会出现不一样的人口模式。大家庭的价值观（尤其是那些几乎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受益的欠发达国家的农村弱势群体），保障老年人的安全，女性控制生育的能力，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利等都是影响家庭规模和计划生育服务需求的重要文化因素。
扩大计划生育及其他生育健康服务的普及和接受程度是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必要途径。此外，其他一些因素，包括受教育机会和女性的经济能力，影响着她们的生育决定。
新生儿死亡率和农村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该图清晰地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关系，即新生儿死亡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2005年，有超过50万名女性死于与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并发症。发展中国家女性死于妊娠的可能性比发达国家高97倍。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分娩时或产后不久：25%的产妇死于大出血，15%死于感染，12% 死于子痫（癫痫症），8%死于难产。其他死亡原因包括不安全流产（13%），其他产科直接原因（8%），以及间接原因如艾滋病和疟疾，这些病情可能会在妊娠期间加重。因此，需要研究新技术，尽量防止这些原因造成产妇死亡。[8]
图4强调了农村人口数和平均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该图清楚地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反相关关系。
人口老龄化即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预计到21世纪上半叶，人口将迅速老龄化。在2050年年底以前，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预计将由8%上升到19%，儿童所占比例将由33%下降到22%。这种人口变化对于资源是重大的挑战。虽然发达国家是逐渐地走向老龄化，但这些国家仍面临着老龄化、失业、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关系所造成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发展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9]
目前，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老年人生活在被划定为城市的地区，但在发展中国家，多数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对人口结构的预测表明，到2025年，发达国家82%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而发展中国家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不到其人口比例的一半。在发展中国家，农村老年人比例超过城市地区老年人比例。对于老龄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但目前的趋势表明，今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老年人比例将会增加。[10]
关于老年人所生活的家庭形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区别。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老年人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家庭。这些区别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行动也将会有所区别。
四、农村贫困与剥夺
人类发展指数随着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的增加而降低，如图5所示。然而，人类发展指数难以精确地描绘出农村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包含了多个指标，并将这些指标作为发展的衡量指标。
《2011年农村贫困报告》（2011 Rural Poverty Report）指出，“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农村总人口中，大约有35%被列为极端贫困，低于1988年的54%左右；日均2美元贫困线标准对应的百分比刚刚达到60%，而1988年则超过80%”（见图6、7、8）。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大幅减少，以日均1.25美元生活标准计算，如今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是15%左右，以日均2美元计算，发生率是35%。
南亚的农村贫困状况改善缓慢，极端贫困发生率仍然在45%以上，超过80%的人口达不到日均2美元的贫困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超过60%的农村人口每天的生活标准不到1.25美元，大约90%的人口每天不到2美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农村极端贫困发生率分别低于10%和5%，过去十年，这两个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都有所下降（虽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5的农村人口及中东和北非1/8的农村人口的日均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在上述区域内，个别国家和地区在过去二十年中表现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好一些。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东非和西非地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但中非却出现增长；北非的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而冲突不断的中东部地区则呈现出增长趋势。[11]
过去几十年，虽然全球部分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世界贫困人口中依然有14亿人每天靠不到1.25美元生活，近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世界上70%的极端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绝大多数处于贫困和饥饿状态的人口是儿童和青年[12]。即使全球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人口结构变化，这些现象近期内也不可能得到改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西南亚和农村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受贫困和饥饿问题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然而，贫困程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如上所述，世界上接近1/6的人口饱受赤贫、饥饿和文盲之苦，他们主要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基于千年发展目标框架，教育和培训政策在消除贫困和确保公平分配经济资源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估计，全球约有7200万小学学龄失学儿童，其中超过4/5的儿童生活在农村地区。
例如，通过比较印度小学适龄人口组成结构和失学儿童总数之间的关系，可以了解哪些儿童群体更容易错失教育机会。图9显示了印度6～10岁人口的组成结构。在这个年龄段，52%的儿童是男孩，48%是女孩。大约1/4的小学学龄儿童生活在城市地区，其余3/4的儿童生活在农村。[13]
按家庭财富五分位数递增顺序排列印度人口总量，排除年龄因素，根据家庭财富所有权，平均分列在形成5 个20% 区位的分位点。如图10所示，与相对富裕区位的家庭相比，相对贫穷区位的家庭更有可能生育孩子。总体而言，在6～10岁年龄段中，26%的儿童生活在最贫穷区位的家庭，另有23%的儿童生活在第2个区位的家庭。
图10显示了印度6～10岁失学儿童的组成结构。在这个年龄段，虽然女孩只占儿童人口总量的48%，但她们却占失学儿童总数的54%。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村儿童更有可能失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一半的失学儿童来自最贫穷区位的家庭。1000万儿童——占2100万失学儿童的48%——生活在最贫穷区位的家庭。74%失学儿童的家庭属于最贫穷的两个区位。
这些数据体现出了印度的贫困和就学率之间的紧密联系。2000年至2006年，最贫穷区位家庭子女就学率有所上升，但是增幅不大，无法与人口增速相匹配。除非印度更加重视贫困人口的就学率，否则该国将无法在2015年实现全民范围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
谁是发展的受害者？原住民，女性，偏远地区和山区居民，生活在条件糟糕的城市贫民窟的居民，为追逐就业机会而远离家乡的青年男女，因政府项目或私人利益而被迫搬迁的农民，等等。显然，经济变化和发展优先性已经与人们的生存权发生了冲突。
农村地区正遭遇着年轻年人和熟练工人外流的困扰，仅留下一群老年人和妇女，且公共服务匮乏（包括公共教育）。大部分地区无法提供资金和基础设施以鼓励和支持农村新兴企业。因此，许多农村地区转而发掘本地特色，刺激新的增长点，如开发景点、生产环保或有文化传统的特色产品，通过增值加工和新的特色作物扩大农业机会。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和改良的农村经济网络对新兴农村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与2001年相比，目前，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但是农村教育仍然落后于城市教育，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依然存在差异。农村学校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贫困、资金不足、缺少经验丰富的教师、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流动率高。很多农村学校成功应对了这些挑战，并为今后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其他一些学校却失败了，今后工作堪忧。此外，一些农村社区对非本地发起的改革讳莫如深，这有可能与之前考虑不周的改革有关。因此，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非常关注农村学校在未来是否可以取得成功。
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农村学校在公立小学和中学教育中占有极大比重，但是，相对而言，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学校，其中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很少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信息的缺失导致农村社区和学校处于劣势，因为政策制定者缺乏足够的信息，不能制定完善的政策来帮助农村学校。
然而，农村就业技能的要求依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20世纪90年代，良好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成年人也能积极适应，但他们的前景并不明朗。由于受到生产技术变化、海外竞争和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的影响，低学历工作者失去了长久以来拥有的农村就业岗位。未来的雇主越来越青睐于能够提供受过良好教育和熟练工人的地区，这就如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和成年人仍然倾向于能够提供更高薪资待遇的就业地区——通常是城市地区。虽然教育投资不是帮助某个地区吸引就业和居民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可以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标准化考试中，农村学生通常和城市学生表现相当。而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一般只设置了有限的专业课程和高级课程，这是由于受过适当培训的教师缺乏和财政拮据。但是，农村学校的教师、家长和学生关系更加密切，进而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学术环境。研究发现，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也导致了受教育程度的巨大差异。
有证据表明，教育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回报。过去20年，大专学历在劳动力市场的薪资大幅提高。现在，农村大学生的薪资高于农村高中肄业生，失业率也远低于后者。然而，大学生在城市的薪资持续走高，这使得农村社区更加难以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基地。[14]
正如城乡教育水平有所不同一样，农村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也存在着极大差异。低教育水平阻碍了许多农村地区谋求经济发展的进程。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对于改善农村社区的经济生活和农村人口的福祉起到了重要作用。农村青年外流到能够提供更好就业机会的地区，这制约了教育投资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力的发挥。
在农村地区非正规教育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对此做出了共同努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巴西、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规划和实施了非正规教育项目，取得了显著进展，解决了农村贫困问题。然而，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15]，现有的非正规教育项目（扫盲和成人教育）基本被视为“教育”项目，而且只处于边缘地位。这些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存在问题，不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它们不能满足贫困人口的多维需求，一般只提供少量信息。项目重点放在知识上，几乎不关注技能或态度。扫盲项目是单一的干预手段，只传授识字和算术技能。传统的机械学习法让学习者没有机会参与互动、分析信息、了解自身的贫困状况或发展决策技能，而后者是成人学习环境的特点之一。但是，赋权问题被淡化处理，这些国家实施的大多数扫盲项目最多只从课程和教学的外围予以考虑（见图11）。 在以前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中出现了一个重要改变，那就是单一的识字和算术技能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培养一定的态度、知识和技能，不仅满足人们对职业和创收的需求，还应该满足人们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需求。这种观念超越了一些国家开展的功能性扫盲的定义，功能性扫盲将重点放在培养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的有效技能上。此前，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需求并不处于重要地位。
有人认为，态度和价值观在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条件的尝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关于固有的价值、能力和潜力的信念的支撑，人们可能就不会做出这种尝试。他们需要了解自身的状况，需要相信改变可以带来更好的条件[17]。他们需要实现自我独立，而不是依赖他人。教学方法应该支持并发展这些理想的价值观和态度。由于贫困群体往往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不足，不擅于表达，因此，应该鼓励他们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他们越来越多地表现自己。不论他们表现如何，都应该尊重他们。价值观和态度需要得到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支持。[18]
之所以要强调实用技能而不仅是单纯的知识，主要是因为贫困人口可以在现有条件下立即采取一些有意义的行动，而无需等到条件发生预期的变化。如果土地贫瘠，他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还有可能种植什么作物？不仅需要解答这些问题，他们还应该发展必要的技能并提供其他所需的资源。需要进一步支持、发展和完善贫困人口已有的态度和技能，特别是与合作行动有关的态度和技能。还应该发展管理和创业技能。如果贫困人口想要掌握主动权，那么，这些就显得极为重要。[19]
有证据表明，农村地区在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质量方面普遍受到歧视和忽视，这在亚太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为明显。在这两个地区，大量农村儿童无法享受学校基础设施，包括永久性建筑设施、教学人员和学习材料。一种近乎普遍的倾向是课程和教学大纲内容过多，突出学术标准而没有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集中开发的课程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这是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没有认识到农村环境的多样性。此外，管理的普遍疲软给全国教育体系带来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地损害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
根据上述观点，可以推断出以下四点：统一化不是解决方案，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多元化的，一刀切的政策不恰当，必须更好地了解农村问题。
五、教育促进农村转型的起源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INRULED）发布了一篇报告，题为《教育促进农村转型：政策框架》（Education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Towards a Policy Framework），呼吁相关人士重新思考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教育问题，关注“农村转型”。
采用农村转型——而非农村发展、农村变化或农村教育——这个术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传达了一种愿景，展示了农村社区积极、正面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国家和全球变化的背景下，教育被视为塑造和实现农村转型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人们往往不会记录社会经济转型指标在农村地区的详细分类数据——这是忽视该问题的表现之一。在教育投资和服务质量方面存在的城乡差距具有普遍性和顽固性。[20]
六、2010年斯德哥尔摩教育
促进农村转型研讨会
2010年11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主办了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国际研讨会，主题是教育促进农村转型的国家、国际和比较视角及经验。斯德哥尔摩研讨会的结论表明，与2001年相比，我们在政策和策略研讨方面，特别是行动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进步。同时，挑战变得更为严峻和紧迫。
七、2011年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农村贫困报告
报告的基本前提是，农村贫困人口认为难以应对自身面临的多重风险，这些风险来自个人和家庭所处的环境、自然灾害、国家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因素。农村贫困人口在多数国家占有较大比重，他们没有能力抓住农业和非农经济的机遇。
发展农村非农经济——有固定薪资的就业和非农个体——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但这在许多国家依然被政策制定者所忽视。
报告提出建立一种更为系统的增长途径来消除农村贫困；建立“一种新的农业集约化方法，把市场和可持续性作为双重导向”。报告还认为，需要构建一个农村转型指数（RTI），突出农村地区在减少贫困和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下将探讨构建农村转型指数的方法。
八、现在该做什么？
之前提到， 2001年的报告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优先发展并积极参与建立了一个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大联盟。现在有必要审慎、客观地考虑这项活动的进展如何，以及接下来的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及其国内外合作者需要制定一个研究、宣传和行动纲领，建立联盟关系，加强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实践活动。探索、构建并分析“农村转型指数”有助于客观地了解城乡差距，从而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改善社会和经济发展前景，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然后，以该指数为基础，为发展中国家开发并完善政策框架。
九、构建农村转型指数
我们为什么需要农村转型指数？农村转型的具体目标和指数是什么？
首先，农村转型指数应该包括所有涉及统计信息的变量，尽可能地支持、说明、阐述、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就这个目的而言，最简单的农村转型指数应该由统计分析组成，根据国家的农村人口比例进行排列，并列出各项相关指标的排名。然而，该指数的一个严重局限性在于它无法解释和强调某个特定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理与生物物理条件两方面存在的地区差异。
其次，农村转型指数应尽量清晰地表明相关指标的趋势或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变化，揭示农村转型是否取得进展，并按照城乡详细分类，如果可靠的分类数据具有相关性，那么它们可以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因素。这就构成了农村转型指数。 除此以外，摆脱目前片面的增长和发展趋势是关键，因为大多数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他们从事农业及相关的非正规部门活动，受惠于（并贡献出）极低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并且具有在各类发展指标中赋值较低的特点。
需要强调的是，农村转型指标必须与农村居民和农村地区有关，但也要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增长和发展趋势可以更加均衡，这需要需要消除三种差距，克服每个国家的农村人口和其他国民之间的现有差异。需要缩小和消除的差距是：
？誗农村人均生产总值（Per capita rural 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
？誗农村人类发展指数和国内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差距
？誗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农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之间的差距
如果认同消除这些差距的做法是农村转型的目标，消除差距可以解决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均衡发展和福祉问题，那么，农村转型指数可以成为这三项的复合值。农村转型指数可以揭示一个国家的现状，并就农村转型问题为各项指标的改变提供设定目标的依据。
除了观测现有状态，各类指标反映的农村转型目标是减少划定为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采用的方法必须经过预先计划、深思熟虑），提高农村和农业经济留守人员的收入水平，并确保他们拥有更好的人类发展水平，或至少与人类发展指数全国平均值保持一致。
目前已经有依照国别的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为了构建农村转型指数③，确定农村和国家指标值之间的差距，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村人类发展指数（或至少是人类发展指数组成因素）不可或缺。我们可以据此计算它们的综合平均值，并把它们和各国的农村人口排名联系起来。
目前使用的一些技能测量标准用技能定量替代指标，如受教育年限或学历水平。这些测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无论教育单位和地点情况如何，每多受一年教育和获得不同的学历证书都代表拥有相应种类和水平的技能。而且，这些技能测量标准还忽略了通过非正式途径，在教育、培训体系以外获得的技能。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和培训机会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成果[21]。为了提供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技能，就需要了解技能需求信息。教育或培训背景和部门职业背景分布的就业形势揭示了供需之间的匹配情况。通常情况下，人口普查和劳动力及家庭调查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如前所述，经济领域的很大部分属于非正规部门的这个事实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
有关经济成就、劳动力市场和健康状况的测量提供了技能和这些成就之间存在的联系的信息。就经济成就而言，测量主要关注当地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生产和生产率增长情况。劳动力市场表现多见于就业情况、失业情况、失业率和薪资水平。
健康状况的测量对象是人们的一般健康状况、营养状况和具有高患病率的特定疾病带来的负担。显然，为了有效地评估技能发展在农村转型中起到的作用，应该在当地建立一些系统，收集相关的统计信息，并在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对其进行合并，展示城乡详细分类。
应当注意，一些研究会通过纳入就业（或劳动力）人口百分比和职业或技术教育入学率来对农村转型进行解释。就劳动力而言，能否证明较高的劳动力比例就一定是理想的目标呢？在实际情况中，劳动力比例与国家的人口结构有关。此外，跨国间的国际数据可比性普遍较低。同样，就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入学率而言，不同国家的统计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很难说比例高就一定好，特别是许多国家开展了不同种类的项目。人们可以看到，重点关注技能发展的研究倾向于包含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得出的观点就是现在很多国家开展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并不实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使用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农村转型。人类发展指数包含了一些之前单独呈现的指标，如识字率、死亡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呈现这些指标也具有价值。这些统计数据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农村人口比例越高，人类发展指数就越低。这也支持了另一种观点，农村人口比率高既是一个国家低发展指数的成因也是结果。由于这种互动和复杂的关系，简单、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才能实现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区的转型，以及如何在理想的方向上影响和制约各类相关的发展指标。
鉴于协调和战略方针的重要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着手开发一套全球性的技能战略——这是一种系统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以促进各国制定完善的技能政策和规划。
十、方法论
通常，不同的人对农村发展有着不同的看法，很难明确、衡量和评价农村发展概念[22]。与上世纪相比，当前的农村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制度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精密化和全球化[23]。现在，农村发展被视为一个多层次、多方参与和涉及多个方面的过程，需要了解农业发展模式、农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区域社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济状况、个体农户及其行为，以及当地的政策和制度。[24][25][26][27]
研究人员曾做出多次尝试，研究衡量农村发展的相关问题。例如，在1970-1980年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为地方政府开发了一组农村特征指数，用于识别不同农村之间的区别。该指数的主要组成指标包括人口、家庭用品、职业结构、通勤模式和与市中心的距离，数据来源于1971年和1981年人口普查[28][29]。但是，研究人员自己也认为这种指数和分类方法是幼稚的、不恰当的。另一组相似的农村化程度指数（RDI）被用于确定中国东部沿海的农村化程度[30]。此外，还有一组配套的指数用于衡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展。[31][32]
最近，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共同合作，致力于开发一个概念框架，用于衡量人们在农村转型中获得的技能。经合组织建议，有必要确定一套广泛的测量工具，引导农村转型的技能政策，而不是简单地估算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提供给一个经济体的技能存量（用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他们认为，农村转型的技能发展过程应考虑供需双方的观点。技能测量概念框架涵盖了多个维度（见图12）。技能的供应源多种多样，包括教育和培训体系，熟练工人的迁移和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技能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技能计量标准也需要考虑技能供应和需求的匹配问题，因为它们反过来会影响整体经济成就以及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最后，还有一些情境因素构成了技能发展的基础，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有所区别，在技能计量标准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此予以考虑。 经合组织意识到应当加强收集信息的能力，并已制定了行动计划，旨在提供一个基本的指标框架，监测技能问题，引导最不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根据一套切实可行的标准收集统计数据（见表2）。
经合组织的蓝图为各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指导方针，不仅涉及所需的信息类型，用于评估技能供需现状、技能匹配和技能投资成果，还涉及如何有效地发挥这些信息的作用，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的政策，通过培训和使用公民技能，刺激发展，促进农村转型。
最近，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做出了另一项尝试，旨在建立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在2000-2008年期间的农村转型发展（RTD）；分析21世纪初期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的时空特征和内部机制；强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33]
农村转型发展一词准确地传达了传统农村产业、就业消费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转型发展评估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农村特有经济体制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消费结构的转型，以及城乡关系的改善。这三个主要维度之间的关系如图13所示。
该研究的结论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性农村发展水平（RDL）得到提高，从而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最终影响了区域性城乡协调发展（URCL）进程。因此，初期的农村发展水平影响了随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并最终改变了城乡关系和区域性发展模式（见图13）。
上面的方法用于衡量特定人群——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改善情况。农村转型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不断恶化的农村贫困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对发展内涵的看法不断变化；农村经济更加多元化，农村非农企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减少非收入贫困维度的重要性，以持续改善贫困人口的社会经济福利状况。
区域性农村转型发展包括三个维度（农村发展水平、农村转型水平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每个维度都建立有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的衡量和评估。农村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见表3）反映了农村社区、文化、资源和环境的变化[34]。考虑到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的可用性，这个模型使用了八个代表性指标，它们分属三个层面：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投资和农村民生。表3呈现的所有指标都与区域性农村发展水平评估成正相关关系。[35]
由于各类变量的单位不同，必须把它们转化为具有可比性的相同单位，统一所有的测量标准。为此使用了公式1，如下所示：
其中，X’ij代表指标的标准值，ij代表指标，表示指标i属于准则层j，X’ij代表指标ij具有的价值，Xi，max代表指标ij在取值范围的最大值，Xi，mix代表指标ij在取值范围的最小值。
这些指标显示了相对指数，不涉及维度。为了让它们具有可比性，指标值的取值范围是[-1，1]，使用常见的归一化方法，如公式2：
其中，X’i代表指标i的标准值，Xi代表指标i的值，Xi，max代表指标i在取值范围的最大绝对值。
把所有的逆指标乘以-1后，可以用这些指标的权重和归一化值计算农村发展水平、农村转型水平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在各取值范围的分数，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x’ij代表农村发展水平指标的标准值，Wij代表指标层因子ij的权重，Wj代表准则层因子j的权重，n代表准则层的因子数量，m代表每个准则层的指标数量，它是农村转型水平或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指标的标准值，t代表农村转型水平或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指标的数量。
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该研究建立了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用于衡量中国在2000-2008年期间的农村转型发展、农村发展水平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
这个模型非常适用于衡量某个国家的区域性城乡差距。如果需要衡量和比较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农村转型情况，建议使用下述方法。这里提议的方法并不是最终的方案，欢迎提出改进建议。一旦这些指标的分类数据可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并评估其适用性。
十一、农村转型指数模型
农村转型意味着从农业（农场）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就业人数的份额而言，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技术出现进步，农业的重要性就降低，而其他两个行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需要分析的问题是，农村经济转型是否是由整体经济转型造成的。
我们需要强调那些对农村转型或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商业化和资本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以上三方面的发展造成农村非农行业的发展。虽然农业引导了农村的非农发展，但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农村非农行业逐步转型，愈加以服务业为导向。通过增加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以及创造有效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农村非农行业在消除农村普遍贫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非常重要，它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农村经济转型，朝着包容性增长的方向前进。
为了检测特定变量结构的跨期变化，建议采用宏观指数，即农村转型指数。农村转型指数有助于研究某个国家的农村经济是否已经转型或趋于转型；该转型的模式和性质——在农村地区，以服务业为导向的活动的重要性是否处于上升阶段，或者非服务业和非农业综合业的重要性是否在上升；在整体经济发展中，农业和非农业的作用是否可以相互补充或替代——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类型的农村转型指数的构建方法如下所示。同时，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而开发的农村转型指数有助于检测特定指标结构的跨期变化。
a和b是两个非负矢量，表示一个特定农村发展指标的两种不同状态，以变量x为例，θ是a和b之间的角度。那么
因此
当θ= 0°时，a与b重合，表明变量x的状态没有发生变化。
当θ= 90°时，a与b之间的角距离是90°；两个矢量是相互垂直的。因此， λ被称为转型指数。它没有单位，是一个纯数。在这种情况下，a与b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相关变量的两个矢量，同时规定了a与b的各个元素占总值的份额（比例），∑a=1=∑b。因此，λ将衡量相关变量结构的整体变化。但是应当指出，λ值越高，结构变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同样，对于两个时间点的矢量（输出和就业）来说，λ= 0意味着没有变化。λ值如果等于1，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结构变化。因此，λ的取值范围是[0，1]。
十二、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贫困人口不仅收入较低，而且他们也被剥夺了基本需求。大多数农村人口在获取社会资产方面以及在制度和平等方面被边缘化。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较差，他们缺乏必要的能力，几乎不能获取生产性资产和工具，以致不能减轻各种冲击对个人福祉和摆脱贫困能力带来的影响。在人类发展与贫困的关系中，性别差异和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农业正遭受低生产率的困扰，而它又是经济增长、就业和生计的主要来源。
使长期面临贫困问题的农村地区实现转型的战略是多样化的，且要符合各国的情境特点。对农村贫困社区的了解必须从区域和社区的资产切入。虽然许多伙伴联盟关系具有区域性，但是大多数联盟的工作范围较窄，没有能力实现并衡量超出社区范围的成果，只有通过相互协助，才能利用基线数据衡量各自的工作。
由于农村人口不能充分提出其需求，大部分的拓展依然以供应方为主导。农村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在各个行业同时采取行动，如农业、非农业、基础设施产业、技术产业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农村经济转型也需要一个动态的环境。因此，必须把农村发展正确地整合并纳入国民经济。需要开发新的测量工具，以充分、适当地衡量农村“机会”和农村“成就”。仅仅依靠那些关注农村发展的政府部门是不会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还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注释：
①各地区的人口数总和不等同于世界总人口数，因为地区总人口数不包含人口数低于50万的国家。
②“识字”指能够全部或部分阅读一个简单句子。
③与农村转型指数类似的数据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年度报告的统计数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监测报告。后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国别数据表格。此外，全球监测报告为各国设计了“教育发展指数”（类似于人类发展报告的“人类发展指数”），以表格形式展示了各国的教育发展指数，并作为各国的国际排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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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