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继李白之后又被人们公认的一位谪仙。他的一生因才华超众、思想卓尔不群而屡遭打击。面对宦海的浮沉、生活的喜悲，他总能用一颗超脱尘世的心去化解不平之气，用一支天生的健笔去挥洒万丈才情。他的人生越不幸，他就越旷达，越超然。而这一切皆缘于他的老庄情结。
　　苏轼对老庄可谓深怀景仰之心：“博大古真人，老聃关尹喜。独立万物表，长生乃余事。”同时苏轼与道家的渊源也颇深：“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对于各家思想的吸收融会皆是怀着完善人格的目的：“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而苏轼对道家最全面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其《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心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元，天皇，太一，紫薇，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禄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而韶镬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可见，苏轼用一种非常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道家，他鄙夷道教的方术，而赞赏其合于儒家的思想。
　　
　　一、初入仕途
　　
　　苏轼二十一岁于嘉佑元年（1056）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与父、弟再至汴京。授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列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处于顺境中的苏轼，在他的策论《贾谊论》中表述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他认为贾谊经不起政治打击，而致郁闷死去，是因为他“不善处穷”，面对逆境，老子倡“知足不辱”，就是一种“处穷”的良方。而这也预示了苏轼在日后的“穷”境中的“善处”。
　　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居丧。熙宁二年（1069）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神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全身远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此其间，苏轼提出“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的建议，《庄子·外物》中提到“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道家追求的就是人的精神的绝对自由，“寓身物中，超然物外”，足以应对任何思想的束缚，最终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
　　
　　二、黄州时期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黄州可以说是苏轼遭挫的第一站，但思想旷达的苏轼却用淡泊宁静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用道家的“坐忘”“心斋”之法去修身养性。相应的，苏轼的文学创作也由黄州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原本荒僻冷落，贫穷落后，在苏轼眼里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凄凉孤独的定惠院，苏轼却能体悟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虚静”境界，在赤壁怀古时，苏轼却能看到“人生如梦”的相对人生价值。道家的清净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然苏轼于黄州赤壁所作的《前赤壁赋》感情要较之旷达要复杂得多，全篇的基调从乐到悲，又以乐作结。主客的对白其实就是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对白，从中可以看出他感情的波动：先从江山美景中引出作者的“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乐；继从对历史人物兴亡的凭吊，陷入现实人生的苦闷；最后又从眼前景物出发，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在旷达中得到摆脱，从中可以看出苏轼感情的复杂性：政治上遭受打击后一方面保持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却纵情山水，消极避世。距此三个月后，苏轼又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与前赋的幽静之景相比，后赋则表现出可惊可怖之感，同时后赋还写了道士化鹤的幻觉，迷离恍惚，带有比前赋更为浓重的虚无飘渺的色彩，更多反映了作者贬谪时的悲凉心情和对超尘绝俗的追求。但作者并未“羽化”而去，《庄子.缮性篇》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缪也。当时命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所以“坡仙”又顺从时命，继续留在人间放声吟唱。如同年所作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在前三句仿佛可见“坡仙”醉后狂歌，不理会世间的纷纷扰扰，紧接着，他借庄子之口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叹，要解决世间的烦扰，惟有以通达代之，不执着于一端，只是随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所以最后他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吟唱，想不到的是真的有人在读过此句后以为他这个罪人逃走了。其实尘世中的凡俗之人又怎能理解“坡仙”身困斗室，心游万仞的思想境界呢？“此身”虽“非我有”，但他的精神却是绝对自由的。
　　
　　三、被贬杭州,惠州
　　
　　至元佑六年（1091），苏轼以翰林学士奉旨召还京都。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新党人物又重新被任用，于是苏轼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贬惠州。在惠州期间，苏轼又遭受了妻子病逝的打击，身陷巨痛的苏轼此时选择了道教长生久视的养生之术，并反视生命的本源，自觉守护他高贵、纯洁的人格。在此期间，他将陶诗几乎全部唱和了一遍。苏轼曾这样说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染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渚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动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苏辙书》）的确，苏轼与陶渊明在社会经历、思想性格以及处世态度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所以，苏轼才会一再表示：“渊明神似我”，甚至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但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陶渊明是俗世绝决的“小隐”之士，他身与心俱能达到自然放旷的境界，当身处樊世时，心灵的干扰自然少了。而苏轼却选择了“中隐”，他并未如白居易所说的“致身吉且安”，他的身遭打击束缚，心却能畅游于天地之间，这种境界是陶渊明远远比不上的。
　　
　　四、最后的归途
　　
　　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的忧患，他在儋州写的《观棋》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胜和败的差别，象其他事物间的差别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但苏轼的否定，却使他在屡遭贬逐中保持乐观不屈的精神，保持生活，对风土人情等的热爱。相应的他的文章也达到了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绍圣四年的夏天，苏轼渡过茫茫的大海，登上海南岛，前往贬地儋州，路上遇到一场“清风急雨”，遂作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作者在这里尽情驰骋其丰富的想象，他以谪仙的身份尽显己才，让神思在风涛奇幻怪谲的海上天马行空。这正合了《庄子》“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手四海之外”（《齐物论》），这些纯乎是依思维想象而达到的一种自然抑或自由，给人的印象是“虚”“远”，不可及，真是逍遥脱俗之至“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在黄州，惠州，儋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造房安家，做着长处的打算，他的这种生活态度，确已达到了“任情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
　　元符三年，徽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不料第二年行至常州时病死，结束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苏轼于去世前一年作了一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可谓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新生。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悲喜遭遇，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最终呈现出了一尘不染的本来面目。此时的苏轼超越了儒释道的精神，回归到混沌未分、天人合一的境界。
　　遗世独立的坡仙在茫茫尘世间，用苦难去修炼身心，故“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黄庭坚《与五庠周彦书》），最终他超越了生命的局限，回归到了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卫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