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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雄(1901—1988年)，山西兴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杰出的妇女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在她刚刚去世后的1988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刘亚雄同志生平》一文中，称她“以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完成了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交给她的种种艰巨任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结语一点都不夸张，仅从她为抗日救国浴血奋斗这段革命历史中，即可得到明证。
荣任第一支女兵连政治指导员
1935年9月，刘亚雄由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山西特委从事地下工作。这时，日军将侵略的魔爪又伸向华北尤其是极具战略地位的山西。阎锡山权衡再三，不得不采取与倡导全民团结一致抗战的共产党暂时而有限的合作。为此，阎锡山邀请自己过去的政敌但能够动员组织群众真正抗日的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工作。
1936年10月，刚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薄一波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交给的同阎锡山建立特殊统一战线的任务，以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赴晋，刘亚雄作为工委成员之一，一同参加领导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工作。
山西的统战工作在薄一波等领导下有效地开展起来，“山西军政训练班”的成立与领导力量的转换为其标志。它是1936年阎锡山利用暑假时抽调800余名干部和大专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而在太原举办的。此时薄一波除接管“牺盟会”外，还掌握着全军管理训练的实权，“军政训练班”即归他领导。
1937年3月，在太原军政训练班，为集中全国抗日救亡的妇女积极分子而组建了女兵连，刘亚雄担任政治指导员，开始全心全意开展为党培养一批优秀女干部的工作。
在女兵连的操演场上，身为指导员、英勇威武的刘亚雄带领战士们一道摸、爬、滚、打，苦练各种军事动作，掌握杀敌本领。刘亚雄主管连里的政治工作，她对女兵政治素养的培养极为重视，要求很严，经常对政治工作员们说：“这批女兵，应当看作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保证在政治上不出废品。”她不仅亲自为女兵连认真上好政治课，还请薄一波、杨献珍、廖鲁言等前去讲授理论专题，然后组织班组讨论，使大家认清国内外形势，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加强思想修养。她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理论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教给大家，引导她们课余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女兵连里形成了浓厚、健康的政治气氛。她还组织大家搞好形式多样的文娱生活，使整个连队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最引人注目的是，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刘亚雄鼓励并安排山西女兵连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到工厂，走街串巷，利用演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等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发动群众准备抗战。太原城乡，到处活跃着热血沸腾的女兵们。
刘亚雄领导的女兵连不仅在山西引起轰动，而且在娘子关外也产生了影响。在1989年底出版的《刘亚雄纪念集》的《序》中，薄一波写道：“经过刘亚雄的辛勤工作和教导，训练班的女青年迅速成长，后来，她们历经战争的磨砺，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妇女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加入了共产党，可以说她是桃李满天下。”
组建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支游击队
八路军开进山西后，混乱的局势大有转机。在党的指示下，薄一波抓住时机，与阎锡山谈判组建山西新军事宜。迫于形势与民众的压力，阎锡山不得不同意照此办理。于是，军政训练班结束，并于1937年8月1日，由大部分学员与原“民训团”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下设3个大队，薄一波亲任政委。女兵连随之解散，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牺盟会”做抗日民运工作和救护工作。有30余名女兵坚决要求参加决死队，经薄一波考核，批准她们组成决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第三排。不久，决死一纵队开赴五台山进行游击活动。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刘亚雄开始着手组织游击队。
9、10月间，八路军相继取得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胜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招致日军调集大量兵力的疯狂反扑。日军侵占雁北，飞机狂轰滥炸，进逼太原，五台山地区也成了烽烟四起的前线。山西处于白热化的险态。为此，周恩来指示薄一波说，敌人有占领太原的可能，我们应当把决死队的青年学生们放到外边去，发动群众，建立众多的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必要的抗日民主政权。于是，薄一波率决死一总队开赴晋东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刘亚雄离开女兵连，在总队政治部工作。
决死一总队冒着枪林弹雨、艰难困苦地穿行于晋东南地区。在最困难的时候，刘亚雄总会站在路边大声鼓励大家：“同志们，咬紧牙关，跟上队伍，我们绝不能拖整个队伍的后腿，拿出咱们的英雄气概来!”10月底，部队到达盂县。11月5日抵达沁县。
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分析形势，及时作出指示：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要“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25万到30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并要求“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决死队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在盂县，刘亚雄立即按总队的指示着手建立游击队。她利用部队休息的空隙，积极带领工作队发动当地群众参军参战。她还深入到农村中去，亲自找青年谈话，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动员工作，短短时间内就说服20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组成了一个游击排。游击队员很快发展到70余名。又经盂县牺盟会领导戴新民(系女兵连政治工作员)从自卫队中动员部分队员参加游击队，队伍扩充至120余人。到达沁县后，刘亚雄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发动群众补充兵源，使游击队人员迅速增多。经上级批准，1937年12月，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游击第一区队，余伯川任队长，刘亚雄为区队指导员。一纵队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活跃在山西正太路、同蒲路、榆次、祁县、太谷、平遥等地，宣传武装群众，锄奸灭霸，消灭地主反动武装，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1938年，区队移师平遥，刘亚雄将队部设在平遥东南彭坡头村。刘亚雄率游击第一区队依势占领平遥城路东，解放了平遥铁南地区，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平遥抗日县政府。有了革命政权的支持，游击队在城外广大地区袭击敌人更加活跃。
1938年3月，为服从抗战的整体利益，上级决定，游击一区队、二区队和稍后成立的三区队在沁县羊庄合并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一大队。杨世兴为大队长，余伯川为副大队长，刘亚雄任大队教导员。队伍改编后，思想问题确实不少，支队长、老红军高志和从局部利益考虑，一时想不通，态度生硬，极为抵触。有的领导同志说服不了他，便以严明纪律为由，欲处决他。刘亚雄认真负起政治委员行使最后决定权的神圣责任，她力排众议说：“高志和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红军，值得大家信任和尊敬，因此，对他的错误，绝不能草率处理。思想问题不能混同于立场问题，我们必 底，刘亚雄还特别安排妹妹到鞋厂去作文化教员，帮助工人们学文化，同时帮助工人改制鞋样。
三专署的有效工作，保证了八路军的衣食供应，也为粉碎敌人封锁，为促进全区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刘亚雄和有关单位制定了相应措施，采取对敌经济斗争一元化做法。比如，成立了西营镇工商局，规定全区一切用品均由工商局代买批发，商人买卖要受工商局监督审查。如此，根据地物资得到保证，又使敌人得不到任何经济投机的空隙。在残酷的战争中，三专署各地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专区食油、纸张、布匹等人民基本生活用品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上级专门组织敌占区进步士绅前来参观，他们看到货物不缺、市场活跃的情况时大为惊讶，对共产党的理政能力大加赞赏，十分佩服。
对敌斗争，是刘亚雄抓得很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三专署所属区县，鉴于政治、地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便成了敌我双方拉锯争夺的焦点，斗争异常残酷。政府的经常性工作，便是做好坚壁清野和打击汉奸特务。“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把敌人困死、饿死”。这是三专署提出的响亮口号。各村镇政府都需落实坚壁清野任务，粮食埋在哪里，生活用具怎样处理，敌人来时牲畜的藏匿地方等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敌人扫荡后期，往往村内无人无粮无物，喝水都很困难，更站不住脚。
与此相关联的工作，则是狠狠除奸除特。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收买民族败类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是敌人的一大罪恶手段。三专署所辖地区，特别是山区农村，长期封闭的社会生活派生了群众精神世界的愚昧、落后，迷信活动普遍，会道门组织活动频繁。某些帮会头目和日军暗中勾结，用迷信思想干扰政府工作，打击思想进步的农民，常常利用一些人的愚昧无知，替日军搞特务活动。当时，农村中吸食鸦片的现象很普遍，敌人控制烟源，只要有谁替他们通风报信，就供给鸦片过瘾，这一手相当厉害，一时间汉奸特务的活动相当猖狂。有一次刘亚雄和戎子和、彭涛在下面检查工作，汉奸偷偷向敌人告了密，日伪军立刻包围上来。刘亚雄一行只带有几名战士，情况相当危险，由于有群众及时给以掩护帮助，热情给刘亚雄等人带路，翻山涉水，她们才从敌人的包围圈缝隙里穿了出去。
很显然，迷信思想不破除，不能使群众摆脱愚昧，提高觉悟，不清除汉奸特务，就难以保证抗战斗争的顺利进行。三专署在刘亚雄的带领下，有声有势地展开了破除迷信的宣传活动。专署调集不少干部深入各乡各村，团结骨干群众，通过图片展示、小型文艺演出、宣讲会、个别谈心等各种方式告诉老百姓：日军烧庙烧房、杀人越货，是我们老百姓的凶恶敌人，封建迷信的鬼怪神仙，乃是骗人的、麻痹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迷信活动既救不了国家，也救不了人民。我们只有拿起武器和日伪斗，才可以保家，才可以自救。与此同时，刘亚雄等人还用大量的实际例子，向老百姓宣讲汉奸特务丧尽天良的罪恶，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正义感。
经过大张旗鼓的教育活动，群众明辨了是非，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政府在群众性教育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对汉奸、特务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惩治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胁从者投诚可将功折罪，宽大处理。一时间不少汉奸纷纷向政府投诚。于是，政府召开大会，对几个死心踏地替敌人卖命的汉奸严加处决，给民族败类以震慑；当场宣布宽大处理投诚的胁从分子，给一些步入歧途的人指明出路。这样，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几乎家家订有“家庭公约”：绝不当汉奸；村村设立岗哨，连妇女、儿童也参加盘查汉奸特务的工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敌人来到时，村里谁疏散谁不走，留下来做了什么，群众都一目了然，等共产党的军队一回来，便起来和投敌分子或者软骨头算账。
汉奸特务在三专署寸步难行，共产党却有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在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利用各种关系与机会。派人巧妙地打人敌人的心脏，敌人一旦出动，情报便预先传递出来，迅即通达四方，各村百姓马上做出反应，一方面坚壁清野，一方面出动民兵大埋地雷，配合共产党打击敌人。地雷埋得巧妙异常，敌人出动到处挨炸，血肉横飞，晕头转向。于是敌人命令村民每天黄昏扫一次公路，第二天清晨，日军的汽车开动时，只要看见扫干净的公路上有了脚印便立即停车不敢冒然再走。但是，即使公路上没有脚印，汽车开过时也会轰然爆炸，使敌束手无策。
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残酷的条件下，刘亚雄把三专署的工作却做得卓有成效，因而，她深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尊敬。老百姓经常看见自己的女专员风尘仆仆、轻车简从地奔走在山村、乡镇，出生入死地领导干部群众对敌斗争，为维护百姓利益，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而辛劳工作着，因此常常感动地说：“共产党、八路军了不起，妇女可以参政，有刘专员这样让人佩服的好干部，领导咱们打日本、发展生产，什么困难都不怕。”
1988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也对刘亚雄作出了恰当评价：“第三专署地处太行中心地带，是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司令部、抗大分校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粮食供给基地。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刘亚雄在领导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打击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在建立新军，坚持武装斗争，建设太行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2年冬，党派刘亚雄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后又参加了延安中央医院整风运动的领导工作，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刘亚雄一直在延安学习、工作。
(责编 卢成)
荣任第一支女兵连政治指导员
1935年9月，刘亚雄由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山西特委从事地下工作。这时，日军将侵略的魔爪又伸向华北尤其是极具战略地位的山西。阎锡山权衡再三，不得不采取与倡导全民团结一致抗战的共产党暂时而有限的合作。为此，阎锡山邀请自己过去的政敌但能够动员组织群众真正抗日的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工作。
1936年10月，刚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薄一波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交给的同阎锡山建立特殊统一战线的任务，以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赴晋，刘亚雄作为工委成员之一，一同参加领导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工作。
山西的统战工作在薄一波等领导下有效地开展起来，“山西军政训练班”的成立与领导力量的转换为其标志。它是1936年阎锡山利用暑假时抽调800余名干部和大专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而在太原举办的。此时薄一波除接管“牺盟会”外，还掌握着全军管理训练的实权，“军政训练班”即归他领导。
1937年3月，在太原军政训练班，为集中全国抗日救亡的妇女积极分子而组建了女兵连，刘亚雄担任政治指导员，开始全心全意开展为党培养一批优秀女干部的工作。
在女兵连的操演场上，身为指导员、英勇威武的刘亚雄带领战士们一道摸、爬、滚、打，苦练各种军事动作，掌握杀敌本领。刘亚雄主管连里的政治工作，她对女兵政治素养的培养极为重视，要求很严，经常对政治工作员们说：“这批女兵，应当看作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保证在政治上不出废品。”她不仅亲自为女兵连认真上好政治课，还请薄一波、杨献珍、廖鲁言等前去讲授理论专题，然后组织班组讨论，使大家认清国内外形势，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加强思想修养。她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理论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教给大家，引导她们课余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女兵连里形成了浓厚、健康的政治气氛。她还组织大家搞好形式多样的文娱生活，使整个连队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最引人注目的是，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刘亚雄鼓励并安排山西女兵连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到工厂，走街串巷，利用演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等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发动群众准备抗战。太原城乡，到处活跃着热血沸腾的女兵们。
刘亚雄领导的女兵连不仅在山西引起轰动，而且在娘子关外也产生了影响。在1989年底出版的《刘亚雄纪念集》的《序》中，薄一波写道：“经过刘亚雄的辛勤工作和教导，训练班的女青年迅速成长，后来，她们历经战争的磨砺，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妇女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加入了共产党，可以说她是桃李满天下。”
组建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支游击队
八路军开进山西后，混乱的局势大有转机。在党的指示下，薄一波抓住时机，与阎锡山谈判组建山西新军事宜。迫于形势与民众的压力，阎锡山不得不同意照此办理。于是，军政训练班结束，并于1937年8月1日，由大部分学员与原“民训团”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下设3个大队，薄一波亲任政委。女兵连随之解散，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牺盟会”做抗日民运工作和救护工作。有30余名女兵坚决要求参加决死队，经薄一波考核，批准她们组成决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第三排。不久，决死一纵队开赴五台山进行游击活动。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刘亚雄开始着手组织游击队。
9、10月间，八路军相继取得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胜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招致日军调集大量兵力的疯狂反扑。日军侵占雁北，飞机狂轰滥炸，进逼太原，五台山地区也成了烽烟四起的前线。山西处于白热化的险态。为此，周恩来指示薄一波说，敌人有占领太原的可能，我们应当把决死队的青年学生们放到外边去，发动群众，建立众多的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必要的抗日民主政权。于是，薄一波率决死一总队开赴晋东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刘亚雄离开女兵连，在总队政治部工作。
决死一总队冒着枪林弹雨、艰难困苦地穿行于晋东南地区。在最困难的时候，刘亚雄总会站在路边大声鼓励大家：“同志们，咬紧牙关，跟上队伍，我们绝不能拖整个队伍的后腿，拿出咱们的英雄气概来!”10月底，部队到达盂县。11月5日抵达沁县。
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分析形势，及时作出指示：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要“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25万到30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并要求“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决死队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在盂县，刘亚雄立即按总队的指示着手建立游击队。她利用部队休息的空隙，积极带领工作队发动当地群众参军参战。她还深入到农村中去，亲自找青年谈话，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动员工作，短短时间内就说服20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组成了一个游击排。游击队员很快发展到70余名。又经盂县牺盟会领导戴新民(系女兵连政治工作员)从自卫队中动员部分队员参加游击队，队伍扩充至120余人。到达沁县后，刘亚雄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发动群众补充兵源，使游击队人员迅速增多。经上级批准，1937年12月，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游击第一区队，余伯川任队长，刘亚雄为区队指导员。一纵队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活跃在山西正太路、同蒲路、榆次、祁县、太谷、平遥等地，宣传武装群众，锄奸灭霸，消灭地主反动武装，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1938年，区队移师平遥，刘亚雄将队部设在平遥东南彭坡头村。刘亚雄率游击第一区队依势占领平遥城路东，解放了平遥铁南地区，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平遥抗日县政府。有了革命政权的支持，游击队在城外广大地区袭击敌人更加活跃。
1938年3月，为服从抗战的整体利益，上级决定，游击一区队、二区队和稍后成立的三区队在沁县羊庄合并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一大队。杨世兴为大队长，余伯川为副大队长，刘亚雄任大队教导员。队伍改编后，思想问题确实不少，支队长、老红军高志和从局部利益考虑，一时想不通，态度生硬，极为抵触。有的领导同志说服不了他，便以严明纪律为由，欲处决他。刘亚雄认真负起政治委员行使最后决定权的神圣责任，她力排众议说：“高志和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红军，值得大家信任和尊敬，因此，对他的错误，绝不能草率处理。思想问题不能混同于立场问题，我们必 底，刘亚雄还特别安排妹妹到鞋厂去作文化教员，帮助工人们学文化，同时帮助工人改制鞋样。
三专署的有效工作，保证了八路军的衣食供应，也为粉碎敌人封锁，为促进全区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刘亚雄和有关单位制定了相应措施，采取对敌经济斗争一元化做法。比如，成立了西营镇工商局，规定全区一切用品均由工商局代买批发，商人买卖要受工商局监督审查。如此，根据地物资得到保证，又使敌人得不到任何经济投机的空隙。在残酷的战争中，三专署各地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专区食油、纸张、布匹等人民基本生活用品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上级专门组织敌占区进步士绅前来参观，他们看到货物不缺、市场活跃的情况时大为惊讶，对共产党的理政能力大加赞赏，十分佩服。
对敌斗争，是刘亚雄抓得很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三专署所属区县，鉴于政治、地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便成了敌我双方拉锯争夺的焦点，斗争异常残酷。政府的经常性工作，便是做好坚壁清野和打击汉奸特务。“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把敌人困死、饿死”。这是三专署提出的响亮口号。各村镇政府都需落实坚壁清野任务，粮食埋在哪里，生活用具怎样处理，敌人来时牲畜的藏匿地方等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敌人扫荡后期，往往村内无人无粮无物，喝水都很困难，更站不住脚。
与此相关联的工作，则是狠狠除奸除特。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收买民族败类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是敌人的一大罪恶手段。三专署所辖地区，特别是山区农村，长期封闭的社会生活派生了群众精神世界的愚昧、落后，迷信活动普遍，会道门组织活动频繁。某些帮会头目和日军暗中勾结，用迷信思想干扰政府工作，打击思想进步的农民，常常利用一些人的愚昧无知，替日军搞特务活动。当时，农村中吸食鸦片的现象很普遍，敌人控制烟源，只要有谁替他们通风报信，就供给鸦片过瘾，这一手相当厉害，一时间汉奸特务的活动相当猖狂。有一次刘亚雄和戎子和、彭涛在下面检查工作，汉奸偷偷向敌人告了密，日伪军立刻包围上来。刘亚雄一行只带有几名战士，情况相当危险，由于有群众及时给以掩护帮助，热情给刘亚雄等人带路，翻山涉水，她们才从敌人的包围圈缝隙里穿了出去。
很显然，迷信思想不破除，不能使群众摆脱愚昧，提高觉悟，不清除汉奸特务，就难以保证抗战斗争的顺利进行。三专署在刘亚雄的带领下，有声有势地展开了破除迷信的宣传活动。专署调集不少干部深入各乡各村，团结骨干群众，通过图片展示、小型文艺演出、宣讲会、个别谈心等各种方式告诉老百姓：日军烧庙烧房、杀人越货，是我们老百姓的凶恶敌人，封建迷信的鬼怪神仙，乃是骗人的、麻痹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迷信活动既救不了国家，也救不了人民。我们只有拿起武器和日伪斗，才可以保家，才可以自救。与此同时，刘亚雄等人还用大量的实际例子，向老百姓宣讲汉奸特务丧尽天良的罪恶，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正义感。
经过大张旗鼓的教育活动，群众明辨了是非，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政府在群众性教育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对汉奸、特务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惩治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胁从者投诚可将功折罪，宽大处理。一时间不少汉奸纷纷向政府投诚。于是，政府召开大会，对几个死心踏地替敌人卖命的汉奸严加处决，给民族败类以震慑；当场宣布宽大处理投诚的胁从分子，给一些步入歧途的人指明出路。这样，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几乎家家订有“家庭公约”：绝不当汉奸；村村设立岗哨，连妇女、儿童也参加盘查汉奸特务的工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敌人来到时，村里谁疏散谁不走，留下来做了什么，群众都一目了然，等共产党的军队一回来，便起来和投敌分子或者软骨头算账。
汉奸特务在三专署寸步难行，共产党却有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在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利用各种关系与机会。派人巧妙地打人敌人的心脏，敌人一旦出动，情报便预先传递出来，迅即通达四方，各村百姓马上做出反应，一方面坚壁清野，一方面出动民兵大埋地雷，配合共产党打击敌人。地雷埋得巧妙异常，敌人出动到处挨炸，血肉横飞，晕头转向。于是敌人命令村民每天黄昏扫一次公路，第二天清晨，日军的汽车开动时，只要看见扫干净的公路上有了脚印便立即停车不敢冒然再走。但是，即使公路上没有脚印，汽车开过时也会轰然爆炸，使敌束手无策。
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残酷的条件下，刘亚雄把三专署的工作却做得卓有成效，因而，她深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尊敬。老百姓经常看见自己的女专员风尘仆仆、轻车简从地奔走在山村、乡镇，出生入死地领导干部群众对敌斗争，为维护百姓利益，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而辛劳工作着，因此常常感动地说：“共产党、八路军了不起，妇女可以参政，有刘专员这样让人佩服的好干部，领导咱们打日本、发展生产，什么困难都不怕。”
1988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也对刘亚雄作出了恰当评价：“第三专署地处太行中心地带，是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司令部、抗大分校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粮食供给基地。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刘亚雄在领导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打击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在建立新军，坚持武装斗争，建设太行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2年冬，党派刘亚雄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后又参加了延安中央医院整风运动的领导工作，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刘亚雄一直在延安学习、工作。
(责编 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