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发生在老渔阳里2号的故事，距离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了。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轮船到达上海。3月初，他从好友汪孟邹位于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的亚东图书馆搬到这里居住，原本冷冷清清的漁阳里2号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现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回到了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旗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自然也跟着他回来了，老渔阳里2号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身边，又汇聚了一群新青年，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等是老渔阳里2号的座上宾。
走进老渔阳里2号，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陈独秀的会客室。堂间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陈独秀确实太忙了，拜访者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堂间有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与人谈话时，他就坐在这把摇椅上。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眼神炯炯。在年轻人眼里，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仪表确实与众不同，西装革履，仪态文雅，待人随和。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他顷刻就能把对方征服，一笑起来就露出整齐的牙齿，散发着充沛的生命活力，俨然一位大知识分子。
1920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小14岁，也算是忘年交了。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佐理员的时候，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经常来他这里借阅书刊。几十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见面后，陈独秀向毛泽东表示了对湖南人抗争精神的赞赏，并对《湘江评论》的工作和驱张运动都给予高度评价。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独秀说明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陈独秀的意见。在毛泽东身上，陈独秀看到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十分高兴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奥利芙·施赖纳的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了，于是第二个来了，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
毛泽东说：“先生说得真好。有真生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造的桥的生命永远存在那里，在我们心中。”
1920年7月，返回长沙前夕，毛泽东再次登门，向陈独秀告别。在老渔阳里2号，他详细谈了回湘后的打算，包括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表示要继续做好《新青年》的发行工作。陈独秀十分赞赏，对毛泽东说：“我正在筹备组建共产党。如果你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今后请先生多多指导。”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的确，在上海的这两个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这次与陈独秀的会见，让他茅塞顿开。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就在与毛泽东会见的这个6月里，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筹备成立共产主义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讨论了党纲、党章，确定以“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及严密党的组织”为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领导人。
此时，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抑或叫社会共产党？为此，陈独秀专门致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同意并决定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老渔阳里2号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和指挥中心。从此，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了共产党。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和推动下，上海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命名为“共产党”，成员共8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
陈独秀被推选为“小组”负责人。那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不过，古时的“书记”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指抄写员。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这年11月，在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实际情况为：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其间，陈独秀分别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朋友们写信，希望他们尽快筹备建立党组织。不久，陈独秀收到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邀请，希望他去长沙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因要去广州就职，遗憾未能成行。于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日出东方，苦难辉煌。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沧海桑田，穿越百年时光，老渔阳里2号，正是这“开天辟地大事变”的见证者。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轮船到达上海。3月初，他从好友汪孟邹位于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的亚东图书馆搬到这里居住，原本冷冷清清的漁阳里2号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现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回到了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旗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自然也跟着他回来了，老渔阳里2号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身边，又汇聚了一群新青年，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等是老渔阳里2号的座上宾。
走进老渔阳里2号，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陈独秀的会客室。堂间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陈独秀确实太忙了，拜访者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堂间有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与人谈话时，他就坐在这把摇椅上。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眼神炯炯。在年轻人眼里，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仪表确实与众不同，西装革履，仪态文雅，待人随和。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他顷刻就能把对方征服，一笑起来就露出整齐的牙齿，散发着充沛的生命活力，俨然一位大知识分子。
1920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小14岁，也算是忘年交了。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佐理员的时候，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经常来他这里借阅书刊。几十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见面后，陈独秀向毛泽东表示了对湖南人抗争精神的赞赏，并对《湘江评论》的工作和驱张运动都给予高度评价。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独秀说明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陈独秀的意见。在毛泽东身上，陈独秀看到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十分高兴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奥利芙·施赖纳的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了，于是第二个来了，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
毛泽东说：“先生说得真好。有真生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造的桥的生命永远存在那里，在我们心中。”
1920年7月，返回长沙前夕，毛泽东再次登门，向陈独秀告别。在老渔阳里2号，他详细谈了回湘后的打算，包括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表示要继续做好《新青年》的发行工作。陈独秀十分赞赏，对毛泽东说：“我正在筹备组建共产党。如果你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今后请先生多多指导。”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的确，在上海的这两个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这次与陈独秀的会见，让他茅塞顿开。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就在与毛泽东会见的这个6月里，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筹备成立共产主义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讨论了党纲、党章，确定以“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及严密党的组织”为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领导人。
此时，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抑或叫社会共产党？为此，陈独秀专门致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同意并决定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老渔阳里2号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和指挥中心。从此，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了共产党。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和推动下，上海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命名为“共产党”，成员共8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
陈独秀被推选为“小组”负责人。那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不过，古时的“书记”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指抄写员。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这年11月，在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实际情况为：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其间，陈独秀分别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朋友们写信，希望他们尽快筹备建立党组织。不久，陈独秀收到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邀请，希望他去长沙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因要去广州就职，遗憾未能成行。于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日出东方，苦难辉煌。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沧海桑田，穿越百年时光，老渔阳里2号，正是这“开天辟地大事变”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