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退休老师，教龄30多年，两段从教曲，想起来令人感慨万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国民经济还比较落后，农村实行三级办学，小学不出生产队，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各地选派回乡或下放知青做民办教师。有的知青看到“文革”中许多好老师遭批斗，怕当“臭老九”；有的嫌待遇太低，不愿吃苦。我却服从大队党总支的安排，1971年2月的一天，毅然去当地学校报到。
　　我来到学校，发现校舍是一栋旧祠堂改建的，全校五个年级（小学实行五年制），四名教师（两个公办，两个民办）。校长把我叫到他摊着一张简易床铺的办公室，对我说：“你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负责四、五年级复式班的语文、历史教学应该没有问题。这里条件比较艰苦，教室一头用木板隔出的一间，就是你的卧室兼办公室。”说完，他拿出四本教科书，端来两盒粉笔（一盒白色的，一盒彩色的）给我。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我坚持吃住在学校：白天，在光线暗淡的教室里，每天至少要上四节课，常常讲得口干舌燥；晚上，在一盏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往往忙到深夜。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处处都“突出政治”，什么都上纲上线，稍不注意就会被人抓住“辫子”，遭受批判。有一次，我在批改五年级一个学生的作文时，把一句与文章内容无关的时兴“语录”删掉了。不料，被派驻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发现了，他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说我删掉“语录”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要我作出深刻检讨。我一度打起了退堂鼓。事后，那个学生知道我是被冤枉的，悄悄走进我的房间，悔恨地说：“老师，都怪我画蛇添足，连累了你……”她痛心得哭了起来。孩子的真情深深打动了我。我忍辱负重，坚持在教坛辛勤耕耘，奏出了一段艰辛的从教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国民经济开始腾飞，教育得到优先发展。我校由旧祠堂改建的校舍，属一级危房被拆除，学校新建了一栋宽敞明亮的教学大楼，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民办教师陆续被转为公办教师。工作稳定了，工资有了保障，我加足马力扑在教育事业上。我任教毕业班期间，小学升初中的语文统考成绩一直在考区名列前茅。
　　人的思想解放了，就可以甩开膀子大胆创新。一次，我在全乡作文公开教学上，运用自创的“三式”（直观式、情景式、趣味式）教学法，通过一次小实验（把装有热红水的敞口小玻璃瓶，放进装有冷清水的玻璃缸里，紅水为什么会慢慢升上来，散发在清水中？原理是热红水分子比重比清冷水分子比重要小），边演示边讲解，启发学生写出一篇篇生动的作文，受到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我在教育岗位上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并入了党。后来，我担任乡教办主任兼中心小学校长，又为全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忙开了：下村小，贯彻学生免交学杂费的政策；访村民，摸清救助儿童的情况；跑上级部门，落实优化教学环境的资金……我满怀豪情，奋斗在教育战线上，奏响了一段兴旺的从教曲。
　　回顾走过的两段从教历程，我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也苦中有乐。苦尽甘来，归功于我们国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决策。而今，拿着称心的退休工资，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要感谢党和国家，立志再奏一段奉献余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