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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瑞图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由于政治上的客观原因，连累其书法艺术也屡遭屈沉。南京市博物馆馆藏明代张瑞图《送方外上人》诗轴，为张瑞图晚年所作，就其书法艺术成就本身而言，用笔生辣倔强，凌厉飞动，不失为张瑞图中年“变法”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佳作。
关键词：张瑞图;《送方外上人》诗轴;书法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意识形态正酝酿着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民间手工业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商品经济因素日趋增加，资本主义萌芽已初见端倪。奢侈靡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逾礼越制的竞奇猎异的社会习尚，正有力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而另一方面，与之相偕应的则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中盛行的“禅悦”之风，最终孕育出了以李贽为代表的崇尚“童心”、诅咒“理法”的所谓“异端邪说”。所有这些反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则表现为一股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潮。
毋庸置疑，在这股文艺思潮的笼罩下，书法艺术传统醇和、中庸的审美习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荡涤和抨击，其中尤以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晚明革新派书法家的相继崛起为重要标志。他们凭借凌厉的点画、动宕的气势，力矫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的积习，为书坛又重新注入了新鮮的活力。
在这群革新派书法家中，张瑞图被公认为是最富创意的人物。
张瑞图，字无画，号长工、二水、芥子居士、果亭山人、平等山人等，晚名其室为白毫庵、杯湖亭，自署白毫庵道者或毫庵居士，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张瑞图以殿士第三名（探花）获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后积官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1625）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并充《明实录》副总裁，同年七月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此后历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左柱国吏部尚书等职，官至内阁次辅。崇祯元年（1628）三月，张瑞图致仕还乡。崇祯十二年（1639），在其弟弟张瑞典的协助下，辑以平生所作诗词1100余首，成《白毫庵集》。张瑞图善绘事，尤工书法，于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在当时与邢侗、董其昌、米万钟齐名，并称“晚名四家”。
众所周知，由于政治背景、审美习惯、生活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一生的书法实践无不经历了一个从摹拟到独造的嬗变过程，张瑞图自然也不例外。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样，草书是张瑞图书法创作中最为擅长、成就也最突出的书体，而且尤多以行草的面目出现。关于张瑞图行草书的师承，前人鲜有论述，倒是清人梁巘曾云其“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苏东坡草书《醉翁亭》”。但从张瑞图书于万历二十四年（1598）的《杜甫美陂行诗》草书卷来看，法度尚谨严，行笔多运以中锋，在结字上则纵横开阖、映带自然，明显受到陈淳、祝枝山等人的影响。但在天启以后，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张瑞图行草书的个人风格也已初步形成，并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完善。在用笔上，他有意识地避开近千年来书法家们一直奉为圭臬的“二王”笔法，另辟蹊径，以直入平出的侧锋和锐利方硬的折笔构成其书法风格纵肆奇宕的主旋律，在历代书法家中可谓独树一帜。诚如梁巘所云：“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1]
这里刊发的张瑞图《孤云与野鹤》行草诗轴（图1），纸本，正文为五言绝句一首，出自唐代刘长卿的《送方外上人》，凡两行，“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计20字，下署“果亭山人瑞图”，末钤白文“张瑞图印”。此作虽未标明具体的书写年月，但从张瑞图传世行草墨迹来看，其署款“瑞图”的“瑞”字凡如此轴写作“”者（图2），例皆天启以后所作，而在天启以前的作品款字中，“瑞”尚未见有如此特殊的写法。由此不难断定，南京市博物馆所藏该行草诗轴实出自张瑞图50岁以后的手笔。
此轴内容虽寥寥20余字，但用笔生辣倔强，凌厉飞动，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气势，尤其“云”“与”“间”“莫”等字的横画，虽长短不一，却多以侧锋直入平出，表现为略呈下弧状的线条，且向右上方扬起，然后顺势向左疾速翻折而下，回旋跳荡，酣畅淋漓，显露出强烈的力量感和节奏感。其结体取横势见长，急牵怒裹，在字形处理上尤注重于疏密变化和大小参差，强调横向笔画的伸展和呼应，从而避免了因首行纵列过长容易在整体章法上产生的不协调感。
刘长卿，字文房，宣城（今属安徽）人。唐代诗人。开元年间进士，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大历年间任鄂岳转运使留后，因被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陷而被贬为睦州司马，贞元年间又升任随州刺史。刘长卿当时诗名颇大，尤其擅长五律，他曾自称自己的诗为“五言长城”。他的山水写景诗风格清淡，与王维、孟浩然颇为接近。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往迎来，而是送僧人归山。前两句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不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末两句写诗人对方外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诗中一改往日送别诗的依依惜别之情，而有颇多调侃，并有喻讽之意。张瑞图书此诗轴之际，正值晚年失势，流露出他很看重灵澈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境界，向往隐居深山之中。《白毫庵集》中他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感慨，将其向往田园生活与逃避现实的内心世界袒露无遗：
使夫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果蔬树前，场圃居后，舟车可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味之膳，妻子无苦身之累，良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良朋至止则陈酒肴以享之，踌躇畦圃，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风于舞雩之下，路归高堂之上。日与达者论道讲书，俯仰二，错综人物，发南熏之雅操，弹清商之妙曲，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则可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为弢融世丈书于东湖之果亭 天启丙寅 瑞图[2]。
总之，此行草诗轴无论是结体的独具匠心，抑或笔性的精纯娴熟，都堪称张瑞图中年“变法”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佳作。
中国古代的书法观，向有“书如其人”之说，故有宋以来，因人废书之事便时见诸载籍。在晚明混乱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张瑞图却官运亨通，并最终得以跻身朝廷的最高决策机构，这除却其本人善于自保的处事之道外，很大程度是以逢迎魏珰（忠贤）、趋附阉党为代价的。《明史》：“自秉谦、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3]人品决定书品，一直是文人书艺品藻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在阉党失势后，他理所当然地招致了朝野人士的非议和声讨，以至于连累其书法艺术也屡遭屈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某人书法成就的品评，则应完全摒除艺术因素之外的种种干扰，因而所谓“书品即人品”的陈旧论调，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故张瑞图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亦当不致以其卑弱的人格而一笔抹杀。清代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尝云：“张果亭（瑞图）、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则确是对张瑞图书法公允而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
[2]蒋光煦.别下斋书画录·卷二[M].民国文学山房活字印本.
[3]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阉党[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关键词：张瑞图;《送方外上人》诗轴;书法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意识形态正酝酿着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民间手工业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商品经济因素日趋增加，资本主义萌芽已初见端倪。奢侈靡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逾礼越制的竞奇猎异的社会习尚，正有力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而另一方面，与之相偕应的则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中盛行的“禅悦”之风，最终孕育出了以李贽为代表的崇尚“童心”、诅咒“理法”的所谓“异端邪说”。所有这些反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则表现为一股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潮。
毋庸置疑，在这股文艺思潮的笼罩下，书法艺术传统醇和、中庸的审美习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荡涤和抨击，其中尤以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晚明革新派书法家的相继崛起为重要标志。他们凭借凌厉的点画、动宕的气势，力矫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的积习，为书坛又重新注入了新鮮的活力。
在这群革新派书法家中，张瑞图被公认为是最富创意的人物。
张瑞图，字无画，号长工、二水、芥子居士、果亭山人、平等山人等，晚名其室为白毫庵、杯湖亭，自署白毫庵道者或毫庵居士，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张瑞图以殿士第三名（探花）获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后积官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1625）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并充《明实录》副总裁，同年七月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此后历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左柱国吏部尚书等职，官至内阁次辅。崇祯元年（1628）三月，张瑞图致仕还乡。崇祯十二年（1639），在其弟弟张瑞典的协助下，辑以平生所作诗词1100余首，成《白毫庵集》。张瑞图善绘事，尤工书法，于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在当时与邢侗、董其昌、米万钟齐名，并称“晚名四家”。
众所周知，由于政治背景、审美习惯、生活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一生的书法实践无不经历了一个从摹拟到独造的嬗变过程，张瑞图自然也不例外。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样，草书是张瑞图书法创作中最为擅长、成就也最突出的书体，而且尤多以行草的面目出现。关于张瑞图行草书的师承，前人鲜有论述，倒是清人梁巘曾云其“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苏东坡草书《醉翁亭》”。但从张瑞图书于万历二十四年（1598）的《杜甫美陂行诗》草书卷来看，法度尚谨严，行笔多运以中锋，在结字上则纵横开阖、映带自然，明显受到陈淳、祝枝山等人的影响。但在天启以后，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张瑞图行草书的个人风格也已初步形成，并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完善。在用笔上，他有意识地避开近千年来书法家们一直奉为圭臬的“二王”笔法，另辟蹊径，以直入平出的侧锋和锐利方硬的折笔构成其书法风格纵肆奇宕的主旋律，在历代书法家中可谓独树一帜。诚如梁巘所云：“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1]
这里刊发的张瑞图《孤云与野鹤》行草诗轴（图1），纸本，正文为五言绝句一首，出自唐代刘长卿的《送方外上人》，凡两行，“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计20字，下署“果亭山人瑞图”，末钤白文“张瑞图印”。此作虽未标明具体的书写年月，但从张瑞图传世行草墨迹来看，其署款“瑞图”的“瑞”字凡如此轴写作“”者（图2），例皆天启以后所作，而在天启以前的作品款字中，“瑞”尚未见有如此特殊的写法。由此不难断定，南京市博物馆所藏该行草诗轴实出自张瑞图50岁以后的手笔。
此轴内容虽寥寥20余字，但用笔生辣倔强，凌厉飞动，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气势，尤其“云”“与”“间”“莫”等字的横画，虽长短不一，却多以侧锋直入平出，表现为略呈下弧状的线条，且向右上方扬起，然后顺势向左疾速翻折而下，回旋跳荡，酣畅淋漓，显露出强烈的力量感和节奏感。其结体取横势见长，急牵怒裹，在字形处理上尤注重于疏密变化和大小参差，强调横向笔画的伸展和呼应，从而避免了因首行纵列过长容易在整体章法上产生的不协调感。
刘长卿，字文房，宣城（今属安徽）人。唐代诗人。开元年间进士，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大历年间任鄂岳转运使留后，因被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陷而被贬为睦州司马，贞元年间又升任随州刺史。刘长卿当时诗名颇大，尤其擅长五律，他曾自称自己的诗为“五言长城”。他的山水写景诗风格清淡，与王维、孟浩然颇为接近。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往迎来，而是送僧人归山。前两句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不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末两句写诗人对方外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诗中一改往日送别诗的依依惜别之情，而有颇多调侃，并有喻讽之意。张瑞图书此诗轴之际，正值晚年失势，流露出他很看重灵澈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境界，向往隐居深山之中。《白毫庵集》中他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感慨，将其向往田园生活与逃避现实的内心世界袒露无遗：
使夫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果蔬树前，场圃居后，舟车可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味之膳，妻子无苦身之累，良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良朋至止则陈酒肴以享之，踌躇畦圃，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风于舞雩之下，路归高堂之上。日与达者论道讲书，俯仰二，错综人物，发南熏之雅操，弹清商之妙曲，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则可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为弢融世丈书于东湖之果亭 天启丙寅 瑞图[2]。
总之，此行草诗轴无论是结体的独具匠心，抑或笔性的精纯娴熟，都堪称张瑞图中年“变法”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佳作。
中国古代的书法观，向有“书如其人”之说，故有宋以来，因人废书之事便时见诸载籍。在晚明混乱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张瑞图却官运亨通，并最终得以跻身朝廷的最高决策机构，这除却其本人善于自保的处事之道外，很大程度是以逢迎魏珰（忠贤）、趋附阉党为代价的。《明史》：“自秉谦、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3]人品决定书品，一直是文人书艺品藻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在阉党失势后，他理所当然地招致了朝野人士的非议和声讨，以至于连累其书法艺术也屡遭屈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某人书法成就的品评，则应完全摒除艺术因素之外的种种干扰，因而所谓“书品即人品”的陈旧论调，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故张瑞图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亦当不致以其卑弱的人格而一笔抹杀。清代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尝云：“张果亭（瑞图）、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则确是对张瑞图书法公允而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
[2]蒋光煦.别下斋书画录·卷二[M].民国文学山房活字印本.
[3]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阉党[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