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其统治的早期，文治武功，励精图治，沿袭着康熙以来国富民强的盛世景象。但这种“天朝大国”的盛况滋长了他不可一世的傲气，于是他开始巡游南北各省，以图声威天下。
　　开始的时候，乾隆是本着巡视天下、抚恤民生的意图，打着陪奉皇太后巡幸的旗号，侍候皇太后南巡。然而随着巡游次数增多，其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宠臣和珅串通上下官吏，大肆搜刮民财，铺张浪费，乾隆的巡游也就成了天下百姓的灾祸。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与太后前往盛京祭谒祖陵。这边还没出发，那边便忙于修筑桥梁道路、装饰行宫，准备皇帝来临所需要的一切。皇太后与乾隆帝到达盛京后，先赏赐盛京将军银5000两、副都统银2500两，随即举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员、三陵官员及自京随来的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额驸等均入宴，耗费银两达千万计。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谒陵。因“途次迎銮者，踊跃趋事”，重奖吉林将军、副都统以下各级执事官员、兵丁。到盛京谒陵完毕后，又是颂赏盛京官兵。而盛京礼部侍郎郎世臣因备办祭典“并不竭尽诚敬，草草办理”，被革职发往黑龙江。乾隆此举助长了官员重金迎驾的风气。
　　南巡途中，乾隆的生活条件和设施与宫中没有两样，每日早晚照例鸣鼓奏乐。茶房所用乳牛多至75头，膳房所用羊1000头、牛300头，均提前从北京运到镇江、苏州等地。乾隆对饮食起居极为讲究，每天仅侍奉他一人生活所需的仆役就达千人。六次南巡靡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民不堪命，商业也陷入日趋困顿的局面。
　　乾隆南巡多打着治理河患的旗号，对黄河、长江等处水利治理多少也有些推动。但这种极其靡费的“观风问俗”方式，不仅耗费了前代积聚的大量资财，也助长了地方官员竞尚奢华、贫贿敲索的颓风，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乾隆后期的奢靡之风，很大的原因在于宠臣和珅。乾隆中期，正红旗人和珅承袭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低级世职，公元1769年转到銮仪卫当差，后承袭了三等侍卫之职。公元1785年，升为副督统;公元1786年，升任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尔后执掌朝政几十年。乾隆退位前，对和珅的擅权已有所觉察，但依然是任其所为。和珅虽有辅政之能，但唯利是图，生活奢侈糜烂。有这样的辅政大臣，群臣不贪才怪。
　　事实上，自从乾隆三十年以后，清王朝已经开始有了衰败的迹象，边关的战争和皇室贵族的日常开支已经开始让朝廷财富日益减少。再加上官吏的贪污腐败，朝廷的政务也开始慢慢变了味道，各地不断出现的大案要案就是明证。比如公元1768年两淮盐政营私案、山东库银案、江苏包庇贪吏案、浙抚贪污案等等。乾隆帝虽然严厉惩处了这些大案的贪官，但因和珅从中周旋，为贪官撑腰，始终无法真正制止各地的贪风。
　　做了六十年的皇帝，早年的乾隆的确很有作为，但因为晚年不能洁身自好，使他的功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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