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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美术学院的教育从造型中心主义的模式中走出来，是其开始向当代身份转型的标志。把“形”画准，固然是基础，但美术的意义更在于挖掘自身的内在潜能和内心深处的意识，而不仅仅停留在描摹现实的客观形态。
当代艺术样态多变，其中材料应用观念的解放以及材料背后的方法论创建是进入当代性创作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如果艺术以往总是在文学、哲学之中寻求出路，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材料使得艺术获得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对当代艺术而言，对非传统材料的鉴别和运用必然是艺术家必不可缺的能力之一。
本文试图从材料概念、应用实践、技法创意、理论等各个方面探究视觉艺术在材料变化中的演变和意义。对材料语言的应用范式和观念思维进行了多角度的整合，希望通过这种挖掘，能够对材料在视觉艺术上的作用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挖掘。
其一，材料是一种做为语言的媒介。
当我们说材料是一种媒介的时候，其实我们关注的是材料的运用以及这种运用对效果表达的可控性。也就是说，作为媒介的材料是一种导引我们去往精神性他乡的工具和桥梁。
工具性媒介材料折射出的材料自身的自然属性和固有性状表达了材料间彼此的差异性，如金属材料与木质材料在质感上的表情性内涵差异。液体材料或者气体材料的体量感与运动状态上的情感差异；而信息时代所普遍采用的光电子及数字材料所体现的再造时空的虚拟性与现实空间的紧张关系等等，都是材料运用的具体体现。
因此在这一点上，对材料的关注更加偏向于其工具性。艺术的发展始终是伴随着工具的进步和材料的创新同步的，甚至可以将艺术创作的过程比喻成艺术家对材料本身属性的把握时间节点，是一个主观能动性与材料本身局限性的博弈过程。比如松节油的介入和画笔的革新，使得油画呈现出更绚烂的色彩与丰富的细节，相对于蛋彩画而言这种工具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多可能的空间。当然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对于材料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以中国画笔墨的运用为例，前人的范例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对“笔墨之意”做为标准的不可质疑的地位，还甚至决定了一幅画作的优劣。但面临所谓中国画革新的时候，笔墨之意仿佛不再那么不可动摇了。
当我们说材料是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材料背后符号性的结构关系。材料本身只有做为物的属性（包括材料本身的性格、情绪、气味、温度等等）加之符号所赋予的属性（所指），在艺术呈现的同时带给了观者审美的意义判断。
同样以上文中说到的笔墨为例，作为艺术语言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标准的审美范式。因此做为语言的材料代表着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民族性和多样性。而作为语言结构的材料，同时具有符号学意义上的符码表征，如工业性废品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动物皮毛与生态关切之间的同构关系；以及带有文化对比意义的标识性材料的并列等等。
然而对于材料来说，语言与媒介往往是不可分的，它必然通过媒介表述语言的力量。材料做为一种语言的媒介，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要课题。后现代主义以来，对新材料丰富、多变、广泛的运用逐渐凸显出其在推动艺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工业现成品到数码科技；从废品到智能机器；从物到“人”，做为语言的媒介的材料不仅扩充了艺术生态本身，同时自身的定义也在不断地被重新解读。
其二，艺术家使用材料的重要目的是表情达意和构成叙事。
艺术家的创作可以看做是对材料的叙述化描述，而这种语态问题（叙述行为）归根结底是在表情达意。
语态问题涉及到叙述时间、人称、叙述者和叙述接收者等问题，并可依次对应艺术创作中的时空线索、作品结构、创作指向、创作者和观者等方面。从当代艺术丰富的类型来看，艺术家可以是故事所指的叙事者，也可以同时是故事之外的异/同叙述者。对于材料的运用，表情达意的效果以及叙述接收者的反应决定了艺术家所处的叙述角色，无聚焦、内聚焦或是外聚焦情态。从这一层面上说，材料逐渐在艺术家的叙事中浮出水面，得以成为必要的运用主体和研究对象。
因此从经典叙事学理论借鉴来的理论来分析，对材料以新的视角来思考其叙述性功能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叙事学的距离、视点、语态、速度的多重结构关系，不同材料在展开叙事时的运动线索和组织路径，对于艺术文本的闭合与开放性表述，叙事材料的矛盾、冲突、连续与断裂等等，皆可以从叙事学理论中找到材料言说的线索并构成叙事状的阶梯。这种方法论所支持的对材料的研究无论在学科建设上还是在应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标杆性意义。
这种试图以叙事学的方式解读材料的意义同样是处在结构主义观念之下的。多种或同种材料在被艺术家不同、反复使用的同时，构成叙事的表情达意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做为语言的媒介的材料也跟随着这一进程不断的被产生与再造。材料所带来的新现象和实践以及表情达意背后所暗藏的材料的共时性和整体观的特性同样要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基础来呈现。
其三，材料在当代艺术运用中的复杂性。
材料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其本身的丰富性上，更显现在材料的拼贴，塑形，转化上；材料构成的视觉心理，文化心理；材料的语境分析及意识形态理论对材料属性与主体建构的对应等等，这必然要求在使用材料的同时有意识的发掘材料背后的方法论运用以及它在不同情境下产生的变异，这也是本文最为理论化的尝试。
以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与中国艺术家黄永砯为例，两者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使用了动物标本这一材料。前者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将浸泡在甲醛容器中的动物尸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他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历史”系列即是由尸体组成。鲨鱼、羔羊、牛等，达明赫斯特以一种同叙述者的对材料的表述方式和外聚焦的视角表达了他对于生命有限性的兴趣。
同样使用这些类似的材料的黄永砯则以一种异化叙述者的对材料的表述方式和无聚焦的视角在光怪陆离的《马戏团》中陈杂着的无头兽尸充满了象征性，并蕴含着关于信仰的隐喻。相同的材料在不同的语境下各自做出了不同语言的媒介表达。二者对相同材料的不同掌控说明了把握材料的复杂性始终是艺术创作的第一要义。
而材料的这种复杂性，往往是在情境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当我们面对一块泥巴的时候，身份的改变与材料语境的变异是否存在某种有趣的理论话题？农民对泥巴的感受与城市小姐对泥巴的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泥巴的属性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材料的对面，不同的阶级与文化身份，它们错位与材料本身所组构的关系，将把对材料表面的思考真正带入材料的观念层面。美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的教育，不仅培养出一定的审美素养，更要树立独立的人格。那么在我们的教学中更应注重训练学生对材料的独立的思考方式才能在艺术创作中把握材料的复杂性。
其四，不可分割的材料。
从杜尚将现成品做为作品开始，各种新奇的材料一下子在后现代主义中得到广泛运用，甚至可以用眼花缭乱来描述。这不仅造成了艺术形式边界的模糊，也促进了艺术观念的变革。而这种体现在材料之上的变革，本身也代表着时代的变革以及时代变革对艺术发展的新要求。
宋冬“物尽其用”艺术装置作品展示了关于其母亲的日用品，同时包含了他的童年生活。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艺术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材料在当代艺术的运用中不是简单的形式与表达的关系，它代表的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与表达。若以“器”与“道”的关系比喻材料与艺术的关系，则是“道器不相离……所以孔子分形上形下，不离形字也”（《来氏易注》）。可以说材料对当代艺术的拓展是功不可没的。从单纯的工具到做为语言的媒介，材料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已经是当代艺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在日益丰富的新材料面前，我们也无法回避材料的滥用所带来的弊端。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引起对材料研究的全新理解和重视。因此把对艺术材料的运用与认识提升到至少与素描、色彩等传统的技术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是非常有价值的。对现阶段国内的美术教育来说，无疑具有非常迫切的意义。
当代艺术样态多变，其中材料应用观念的解放以及材料背后的方法论创建是进入当代性创作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如果艺术以往总是在文学、哲学之中寻求出路，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材料使得艺术获得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对当代艺术而言，对非传统材料的鉴别和运用必然是艺术家必不可缺的能力之一。
本文试图从材料概念、应用实践、技法创意、理论等各个方面探究视觉艺术在材料变化中的演变和意义。对材料语言的应用范式和观念思维进行了多角度的整合，希望通过这种挖掘，能够对材料在视觉艺术上的作用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挖掘。
其一，材料是一种做为语言的媒介。
当我们说材料是一种媒介的时候，其实我们关注的是材料的运用以及这种运用对效果表达的可控性。也就是说，作为媒介的材料是一种导引我们去往精神性他乡的工具和桥梁。
工具性媒介材料折射出的材料自身的自然属性和固有性状表达了材料间彼此的差异性，如金属材料与木质材料在质感上的表情性内涵差异。液体材料或者气体材料的体量感与运动状态上的情感差异；而信息时代所普遍采用的光电子及数字材料所体现的再造时空的虚拟性与现实空间的紧张关系等等，都是材料运用的具体体现。
因此在这一点上，对材料的关注更加偏向于其工具性。艺术的发展始终是伴随着工具的进步和材料的创新同步的，甚至可以将艺术创作的过程比喻成艺术家对材料本身属性的把握时间节点，是一个主观能动性与材料本身局限性的博弈过程。比如松节油的介入和画笔的革新，使得油画呈现出更绚烂的色彩与丰富的细节，相对于蛋彩画而言这种工具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多可能的空间。当然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对于材料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以中国画笔墨的运用为例，前人的范例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对“笔墨之意”做为标准的不可质疑的地位，还甚至决定了一幅画作的优劣。但面临所谓中国画革新的时候，笔墨之意仿佛不再那么不可动摇了。
当我们说材料是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材料背后符号性的结构关系。材料本身只有做为物的属性（包括材料本身的性格、情绪、气味、温度等等）加之符号所赋予的属性（所指），在艺术呈现的同时带给了观者审美的意义判断。
同样以上文中说到的笔墨为例，作为艺术语言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标准的审美范式。因此做为语言的材料代表着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民族性和多样性。而作为语言结构的材料，同时具有符号学意义上的符码表征，如工业性废品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动物皮毛与生态关切之间的同构关系；以及带有文化对比意义的标识性材料的并列等等。
然而对于材料来说，语言与媒介往往是不可分的，它必然通过媒介表述语言的力量。材料做为一种语言的媒介，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要课题。后现代主义以来，对新材料丰富、多变、广泛的运用逐渐凸显出其在推动艺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工业现成品到数码科技；从废品到智能机器；从物到“人”，做为语言的媒介的材料不仅扩充了艺术生态本身，同时自身的定义也在不断地被重新解读。
其二，艺术家使用材料的重要目的是表情达意和构成叙事。
艺术家的创作可以看做是对材料的叙述化描述，而这种语态问题（叙述行为）归根结底是在表情达意。
语态问题涉及到叙述时间、人称、叙述者和叙述接收者等问题，并可依次对应艺术创作中的时空线索、作品结构、创作指向、创作者和观者等方面。从当代艺术丰富的类型来看，艺术家可以是故事所指的叙事者，也可以同时是故事之外的异/同叙述者。对于材料的运用，表情达意的效果以及叙述接收者的反应决定了艺术家所处的叙述角色，无聚焦、内聚焦或是外聚焦情态。从这一层面上说，材料逐渐在艺术家的叙事中浮出水面，得以成为必要的运用主体和研究对象。
因此从经典叙事学理论借鉴来的理论来分析，对材料以新的视角来思考其叙述性功能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叙事学的距离、视点、语态、速度的多重结构关系，不同材料在展开叙事时的运动线索和组织路径，对于艺术文本的闭合与开放性表述，叙事材料的矛盾、冲突、连续与断裂等等，皆可以从叙事学理论中找到材料言说的线索并构成叙事状的阶梯。这种方法论所支持的对材料的研究无论在学科建设上还是在应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标杆性意义。
这种试图以叙事学的方式解读材料的意义同样是处在结构主义观念之下的。多种或同种材料在被艺术家不同、反复使用的同时，构成叙事的表情达意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做为语言的媒介的材料也跟随着这一进程不断的被产生与再造。材料所带来的新现象和实践以及表情达意背后所暗藏的材料的共时性和整体观的特性同样要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基础来呈现。
其三，材料在当代艺术运用中的复杂性。
材料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其本身的丰富性上，更显现在材料的拼贴，塑形，转化上；材料构成的视觉心理，文化心理；材料的语境分析及意识形态理论对材料属性与主体建构的对应等等，这必然要求在使用材料的同时有意识的发掘材料背后的方法论运用以及它在不同情境下产生的变异，这也是本文最为理论化的尝试。
以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与中国艺术家黄永砯为例，两者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使用了动物标本这一材料。前者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将浸泡在甲醛容器中的动物尸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他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历史”系列即是由尸体组成。鲨鱼、羔羊、牛等，达明赫斯特以一种同叙述者的对材料的表述方式和外聚焦的视角表达了他对于生命有限性的兴趣。
同样使用这些类似的材料的黄永砯则以一种异化叙述者的对材料的表述方式和无聚焦的视角在光怪陆离的《马戏团》中陈杂着的无头兽尸充满了象征性，并蕴含着关于信仰的隐喻。相同的材料在不同的语境下各自做出了不同语言的媒介表达。二者对相同材料的不同掌控说明了把握材料的复杂性始终是艺术创作的第一要义。
而材料的这种复杂性，往往是在情境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当我们面对一块泥巴的时候，身份的改变与材料语境的变异是否存在某种有趣的理论话题？农民对泥巴的感受与城市小姐对泥巴的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泥巴的属性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材料的对面，不同的阶级与文化身份，它们错位与材料本身所组构的关系，将把对材料表面的思考真正带入材料的观念层面。美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的教育，不仅培养出一定的审美素养，更要树立独立的人格。那么在我们的教学中更应注重训练学生对材料的独立的思考方式才能在艺术创作中把握材料的复杂性。
其四，不可分割的材料。
从杜尚将现成品做为作品开始，各种新奇的材料一下子在后现代主义中得到广泛运用，甚至可以用眼花缭乱来描述。这不仅造成了艺术形式边界的模糊，也促进了艺术观念的变革。而这种体现在材料之上的变革，本身也代表着时代的变革以及时代变革对艺术发展的新要求。
宋冬“物尽其用”艺术装置作品展示了关于其母亲的日用品，同时包含了他的童年生活。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艺术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材料在当代艺术的运用中不是简单的形式与表达的关系，它代表的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与表达。若以“器”与“道”的关系比喻材料与艺术的关系，则是“道器不相离……所以孔子分形上形下，不离形字也”（《来氏易注》）。可以说材料对当代艺术的拓展是功不可没的。从单纯的工具到做为语言的媒介，材料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已经是当代艺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在日益丰富的新材料面前，我们也无法回避材料的滥用所带来的弊端。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引起对材料研究的全新理解和重视。因此把对艺术材料的运用与认识提升到至少与素描、色彩等传统的技术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是非常有价值的。对现阶段国内的美术教育来说，无疑具有非常迫切的意义。